挑灯看剑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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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词,王国维喜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
  我喜欢的,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我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里说,唐代饱受藩镇之害,宋代为防武人作乱,实行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像岳飞、韩世忠这样出入杀场的武将,自然受到皇帝的猜忌,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吊诡的是,文强武弱,使大宋饱受金国摧残,大金与大宋,形成了天生的施虐与受虐的关系,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犹如绝配,缺一不可,而大宋江山一次次被入侵,版图一次次缩水,又把文人逼上战场,一心想做皇帝心中忌惮的武将,辛弃疾就是其中之一。
  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四十二岁的辛弃疾刚刚接到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的任命,就遭到台官王蔺的弹劾,说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2,被朝廷不由分说地罢了官,举家迁往信州3,从此闲居十年。
  信州是今天的江西上饶,站在文人的立场上,那里不失为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何况信州这个地方,就像今天的名字一样,是一片丰饶肥沃之地,群山映带,水田晶亮,在历史战乱中屡次南迁的中原人,把曾经遥远的南方,开发成一片水草丰美之地,比一百年前(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东坡贬谪的黄州要舒服得多。我曾经多次抵达赣南,发现那里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瘴疠之地”“老少边穷”,而是一派江南景色,于是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只要翻越那些青翠的山岭,我们就会站在山间的平地上,感受它的阔大沉静。阳光照彻,大地明亮。它浑圆的弧度,如女人凸凹有致的身体,温柔地起伏。4尤其对于报国无门的辛弃疾来说,刚好可以在这里寄情山水,疏放自我,让山野的清风,稀释自己内心的惆怅。
  辛弃疾也试图这样做,在信州,他濒湖而居,湖原本无名,他取名“带湖”,又建亭筑屋,植树种田,花晨夕月,流连光景,散淡似神仙,就像他词中所说,“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5,有山川花木可以悦目,有醇酒佳酿可以悦心,倘是我,那一定是乐不思蜀了。天下事都是皇帝的家事,一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朕即天下。”他老人家不操心,我操哪门子闲心?但范仲淹一句话,早已为宋代士人奠定了精神底色,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6,所以他们是进亦忧,退亦忧,无论咋的都要忧。即使身在江湖,亦心向庙堂。固然“秋菊堪餐,春兰可佩”,辛弃疾接下来却写“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其实,已成太上皇帝的赵构正忙着吃喝玩乐,接班人宋孝宗赵昚在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又惨败于金国,早已没了从前的锐气,“隆兴和议”之后又陶醉在“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中,哪里顾得上管他。“怕君恩未许”,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此意徘徊”也只是一种矫情。但经过了金戈铁马、浴血厮杀的辛弃疾,终究是放松不下来的。
  或许是宋代的内部危机过于深重,来自外部的挤压过于强烈,“靖康耻”已成天下士人心中永久的伤疤,他们的危机感,他们的心头之恨,始终难以消泯。他们对江山社稷的那份责任感,正是这心头之恨激发起来的。岳飞《满江红》里的“臣子恨”,到了辛弃疾词中依然延续着:“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还自笑,人今老,空有恨,萦怀抱。”这种责任感,使宋代文人很男人,很有保护欲,很想冲锋陷阵,一点不像如今电视剧里,“小鲜肉”泛滥,“娘炮”横行。他们不能过风平浪静的日子,因为国家没有风平浪静,他们看到的,是“长安父老,断亭风景,可怜依旧”。所以一时的安逸,不能让他们身心舒坦;“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也只是故作潇洒;高山流水、春花秋月,对他们早已形同虚设。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苏东坡离开黄州并与王安石会面一百年后,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一百年后,李清照出生一百年后(以上皆为公元1084年),辛弃疾写下了这首《破阵子》7。这首词是写给他的朋友、永康学派的创立者、著名词人陈亮的,因为就在那一年,陈亮被人告发“置毒害人”,成了故意杀人的嫌犯,被逮捕下狱,消息传到信州,辛弃疾心念这位才气超迈、一心报国的友人,也勾起了自己壮志难酬、英雄迟暮的愤懑,于是为陈亮,也为同病相怜的自己,写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8
  
  “醉里挑灯看剑”,是说在醉中把灯芯挑亮,抽出宝剑仔细打量。“梦回吹角连营”,是说他在梦里听见号角声起,在军营里连绵不绝。“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是说把酒食分给部下,让乐器奏起军乐,这是在秋天战场上点兵列阵,准备出发。
  “马作的卢飞快”,是说战马像“的卢马”样跑得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是说弓箭像霹雳一样离弦。“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意思是一心想收复失地,替君主完成大业,取得传世的美名,可怜自己一梦醒来,竟然是满头白发!
  一醉一梦,一醒一怜,折射出辛弃疾內心的无奈与苍凉。


  “沙场秋点兵”的峥嵘岁月,辛弃疾在记忆里一次次地回放。“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事李白干没干过,已无从查考,但辛弃疾确实干过,而且干得漂亮。
  辛弃疾出生的那一年(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正是金兀术“戊午和议”,分三路向南宋进攻,岳飞取得郾城、颍昌大捷,乘势占郑州、克河南9、围汴京,在中原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年月。因此说,抗金是辛弃疾的胎教;辛弃疾的身体里,天生带有战斗的基因。一年后,“绍兴和议”达成,淮河中流成为宋金分界线,辛弃疾的老家山东历城10沦为金国“领土”。又过一年,岳飞含恨而死,又为辛弃疾的成长,蒙上了一层悲怆的底色。辛弃疾出生时,他还是宋朝人,长到一周岁就成“金国人”了,或者说,是宋朝沦陷区居民,到二十多岁时返回南宋,才正式“恢复”了他宋朝人的身份。   辛弃疾是在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第一次回到南宋的。一年前(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定都汴京之后,撕毁“绍兴和议”,进攻南宋,开始了第三次宋金大战。北方义军趁势而起,耿京、义端领导的义军,就是两支战斗在敌人后方的两支起义部队。辛弃疾也组织两千人,在济南南部山区起义反金。不久,他率部投奔耿京,成为耿京部队里的“掌书记”,又去劝说义端与耿京联合,以壮大声势、统一指挥,没想到义端从辛弃疾那里盗走了耿京的节度使印,奔向金营,要向金人献印。耿京一气之下要杀辛弃疾,辛弃疾说:“请给我三天时间,到期如不能擒拿义端,我情愿受死。”
  短短三天时间,决定着辛弃疾生死,也决定着义端的生死。辛弃疾揣测,义端一定是向金营的方向跑,就向金营的方向追去。我不知他的跨下马是否比得过三国时刘备的坐骑“的卢马”,但我想象得出二十三岁的辛弃疾纵马飞奔的英姿。不管“的卢”不“的卢”,他最在乎的,是义端的头颅。对那颗光溜溜的头颅(义端原是和尚),辛弃疾心驰神往、志在必得。终于,他远远地看见了那颗闪亮的头颅,毫不犹豫地追上去,把义端生擒活捉。义端央求道:“你的长相像青兕,你的力气能杀人,求你不要杀我。”但话音刚落,他的脑袋就搬了家。辛弃疾用自己的剑砍下了他的头,那或许是辛弃疾生命中第一次杀人,却杀得果断,杀得痛快。“上马能击贼,下马能草檄”11,辛弃疾做到了。在他眼里,像西晋宰相王衍那样不论政事,专事空谈,结局只能是亡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平定中原,建功立业,才是儒生该干的事(“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12)。很多年后,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看的不知是不是他当年的这把杀人剑。
  辛弃疾第一次回归南宋,是与耿京义军的“二把手”贾瑞一起到达建康13,代表耿京与朝廷谈判归附之事。耿京义军归来,对正在建康巡幸的宋高宗来说是大喜过望,“即日引见”。这也是辛弃疾与宋高宗两位南宋书法家的第一次见面,但我想他们讨论的事情与书法无关,而与抗金有关。那一天,宋高宗授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一职,授予辛弃疾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14。
  辛弃疾没有想到,当他从南方返回山东,耿京却被手下张安国(原是一支小型起义部队首领,被耿京收编)暗害。耿京之死,让义军呈现溃散之势,许多人投降金国,不愿投降的士兵,许多被当作了“人质”,劫持到金国。他们归附南宋的所有努力,几乎要化为乌有。
  但辛弃疾不认输,他找到了当地军将李宝、王世隆,又约集了忠义军马全福等共五十人,纵马奔向济州,趁着张安国饮酒庆贺、得意忘形之时,入帐直接绑走了张安国。张安国连“醉里挑灯看剑”都来不及,就成了辛弃疾的俘虏。等张安国的部下反应过来,辛弃疾的五十轻骑早已踪影全无。
  辛弃疾马不停蹄,星夜兼程,抵达济州城,策反了张安国的一部分士兵。张安国手下(其实是原来耿京的手下),有许多士兵本来就不愿投降金国,就加入了辛弃疾的阵营。辛弃疾这支轻骑小分队,瞬间壮大成一支万人之师。辛弃疾就带着他的队伍,踏着夜晚的露水行进,渴不暇饮,饥不暇食,跨过黄河,向淮泗地区一路挺进,经建康,抵临安,把这支万人部队,还有五花大绑的张安国,一起交给南宋朝廷。高宗下令,将张安国斩首。这一行动,成为辛弃疾军旅生涯最传奇的一笔。
  然而,辛弃疾或许不会想到,归附朝廷,不仅不能实现他抗金的梦想,而且从此戴上了“紧箍咒”,他越想奔赴战场,战场就离他越远,借用陆游诗句,是“报国欲死无战场”15。
  从此,一心抗金、恢复中原的辛弃疾就被南宋朝廷“晾”了起来,他在南宋的怀抱里一共度过了四十五载,一直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迷蒙的秋色里,辛弃疾登建康赏心亭,不知是否会想起自己第一次到建康,面见高宗,谈论收复大业时的那份慷慨激昂。面对楚天千里,水随天去,无尽的惆怅袭来,写下这样沉郁顿挫的词句:
  
  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
  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
  栏杆拍遍,
  无人会,
  登临意。
  
  下阕写道:
  
  可惜流年,
  忧愁风雨,
  树犹如此!
  倩何人唤取,
  红巾翠袖,
  揾英雄泪!16
  
  晋朝桓温北伐,途经金城,当年手植的柳树已有十围之粗,这时光的流转,这事业的未成,叫人情何以堪!无情未必真豪杰,还是使人,请一位红巾翠袖的女子,去为英雄擦干脸上的泪痕吧,言外之意是,他连这样的红颜知己,都找不到。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把皇位传给赵伯琮(后改名赵昚),自己住进了由秦桧旧邸改修的德寿宫,舒舒服服地当起了太上皇。
  宋孝宗赵昚,开始是有着北伐之志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宋孝宗起用张浚,出征北伐。北伐之初,宋軍势如破竹,很快被胜利冲昏头脑,内部又生出裂隙,宿州17一战,一夜惨败,仅丢下的盔甲,就有三万多件。
  北伐失败,挫伤了宋孝宗的意志,用史书上的说法,是“用兵之意弗遂而终”;太上皇赵构的掣肘,更使他心灰意冷,把这个心怀大志的皇帝生生逼成了只知吟诗弄墨的风流雅士,他自己说,自己“无他嗜好,惟书字为娱”。在今天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他的“池上诗团扇”,上写:
  
  池上疏烟笼翡翠
  水边迟日戏蜻蜓
  
  一个皇帝,在水边上戏蜻蜓玩,也实在是闲到了无聊。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藏着他的“渔父诗团扇”,上写:
  
  轻舠依岸着溪沙,
  两两相呼入酒家。   尽把鲈鱼供一醉,
  棹歌归去卧烟霞。
  
  团扇上的这首小诗是以渔父的口气写的,自《楚辞》以来,渔父在中国文化中业已成了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隐士象征,孝宗皇帝以渔父自诩,酒家买醉,棹歌而去,又希望自己像渔父那样通透,不为世事所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8,无论世界清浊都是一样的开心,一样的没心没肺,何其洒脱,又何其无奈。
  倒是他的书法可以一观,他承继了赵构的风格,乍一看“池上诗团扇”,还以为是赵构写的,难怪《书史会要》中说:“孝宗书有家庭法度。”即使是写字,也脱不掉太上皇的影响。
  孝宗遗墨比较稀见,除了“渔父诗团扇”,还有《后赤壁赋》等。孝宗《后赤壁赋》卷,为泥金草书,书写苏东坡《后赤壁赋》全篇,共三十六行,钤朱文“御书”(大葫芦形)、“御书之宝”二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宋金签订“隆兴和议”,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宰相虞允文去世,更让北伐中原的希望化为泡影。当年完颜亮率金军南下时,宋金在长江边的采石决战,虞允文几乎靠一人之力,力挽狂澜,让大宋转危为安。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时评道:“伟哉虞公,千古一人!”
  但在虞允文时代,辛弃疾并没有得到政治机会。相反,虞允文去世后,叶衡于同年十一月官拜右丞相,辛弃疾反倒有了“用武之地”。叶衡在不到十年内由地方小官升任丞相,其升迁速度十分罕见。叶衡也是抗战派,更是辛弃疾的旧友,对辛弃疾了解而且赏识。叶衡主持朝政,又点燃了辛弃疾北定中原的渴望。
  这一段时间,辛弃疾心情是欢畅的,这一点可以从《洞仙歌·寿叶丞相》中看出来。在这首词中,辛弃疾写:“相公是,旧日中朝司马。遥知宣劝处,东阁华灯。”他把叶衡比作司马光,把自己当成是“东阁贤士”。
  辛弃疾没有想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竟然是镇压起义、平息内乱。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茶商赖文政率茶商四百多人在湖北起事,击溃了名将王炎的正规军,又转战江西,打败了老将贾和仲。两次惨败,震动朝廷。叶衡认为,试练一下辛弃疾军事才能的机会到了,于是举荐辛弃疾,前往镇压茶商起义的战场。
  辛弃疾没有辜负叶衡的期望,不出半年,他就成功地诱杀了赖文政,收编了茶商的余寇,为朝廷平了内患。《宋会要》载:“淳熙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上(孝宗)谓辅臣,曰:江西茶寇已剿除尽。……辛弃疾已有成功,当议优于职名,以示激劝。”19
  但命运仿佛始终在捉弄辛弃疾,就在辛弃疾热血沸腾,准备一展身手之际,叶衡却黯然罢相了。叶衡在朝中前前后后连一年都没有待够,就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九月匆匆“下了课”。他去职的速度,就像他的升迁速度一样迅猛。
  淳熙二、三年(公元1175、1176年)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经常巡回往复于湖南、江西等地。他来到造口,俯瞰不舍昼夜流逝而去的江水,思绪如江水般起伏,写下一首《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云:
  
  郁孤臺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
  山深闻鹧鸪。20
  
  梁启超《艺衡馆词选》说,《菩萨蛮》以小令而作激越悲壮之音,空前未有。(“《菩萨蛮》如此大声镗鞳,未曾有也。”)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着辛弃疾的一幅书法真迹——《去国帖》,就是在写下这首著名的《菩萨蛮》之后写成的21。
  《去国帖》是《宋人手简册》中的一页,纸本,行楷书,纵33.5厘米,横21.5厘米,共10行,110字,是辛弃疾唯一存世的纸本书法真迹。在故宫博物院,有许多这样的唯一,比如王珣《伯远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都是这些书写者唯一的存世笔墨。辛弃疾《去国帖》,也是其中之一。
  《去国帖》全文如下:
  
  弃疾自秋初去国,倏忽见冬,詹咏之诚,朝夕不替。第缘驱驰到官,即专意督捕,日从事於兵车羽檄间,坐是倥偬,略无少暇。起居之问,缺然不讲,非敢懈怠,当蒙情亮也。指吴会云间,未龟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驰。右谨具呈。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
  
  这是一纸信札,全帖通篇小字,中锋用笔,清秀稳健,不同于他词风的豪迈奔腾,却表现出浓郁的书卷气。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但“文”和“字”,风格有时不尽相同,这说明诗、文、书法这些艺术都是复杂的,人就更是一个多面体。很多人相信了草书《前后出师表》是岳飞手迹,是因为那文字线条里透露出的豪情符合人们对岳飞的想象,但岳飞真实的手札墨迹,透露出来的却是文人般的稳重隽秀。在辛弃疾的书法里,同样看不出“气吞万里如虎”的磅礴气象。也正因如此,书法才成为一个丰富、立体、复杂的世界,似乎总会有某种变化,超出我们的想象。幸亏他们在诗词之外,有手札墨稿留到今天,让我们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他们,体会他们的内心。
  《去国帖》的札封已不存,收信人是谁,已是历史之谜。
  读《去国帖》,可知全札可分成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说辛弃疾勤于兵事,专心剿寇,不敢懈怠,相当于汇报剿匪工作;
  第二层意思,是对自己到江西工作后,未对收信人有“起居之问”,表示歉意;
  第三层意思是:遥望杭州,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您,我热切地期盼着领略您的风采;
  最后“右谨具呈。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这是辛弃疾的落款。
  透过以上三层意思,我们可以寻找到以下五条线索:一、收信人是辛弃疾的上级;二、收信人在临安;三、《去国帖》是辛弃疾七月离开临安后,写给这位上级的第一封信;四、辛弃疾表达了“不负剿寇重任”的意思,可视为完成使命后的交代;五、辛弃疾渴望回杭,面见这位上级。22   辛弃疾写《去国帖》时,叶衡已然外放,贬知建宁府23,不在临安,不可能成为辛弃疾拜谒的对象。
  纵观朝中的重要人物,有研究者推测,它最可能的收信者,是曾觌。
  曾觌,字纯甫,号海野老农,汴京人,是宋孝宗赵眘的“潜邸旧人”,因善于察言观色,深得宋孝宗欢心,从此“轻儇浮浅,凭恃恩宠”,“摇唇鼓舌,变乱是非”24,权势盛极一时。他在历史中的名声蛮负面的,《宋史》把他归为“佞幸”,史书中不见善评。朝臣多次上疏,指责他不学无术、见识浅薄。
  然而,假如以主战与主和的立场划线,曾觌却是旗帜鲜明的主战派。曾觌和虞允文是对头,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虞允文的北伐主张相左。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隆兴和议后,曾觌于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的深冬出使金国,看茫茫原野,过邯郸古道,内心涌起无尽伤悲,写下一首《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
  
  风萧瑟,
  邯郸古道伤行客。
  伤行客。
  繁华一瞬,
  不堪思忆。
  
  丛台歌舞无消息,
  金樽玉管空陈迹。
  空陈迹,
  连天衰草,
  暮云凝碧。25
  
  人们评价,曾觌词风格柔媚,多是风花雪月之作,但这首《忆秦娥》,还是苍凉激越,透出几分男儿血性,有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思。“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它的潜台词,显然是希望“有”消息,也希望这陈迹“不空”,景与物里,其实都藏着不满,对谁不满,就无须深说了。曾觌以江山破碎为主题的词还有很多。当然,曾觌只是表达一下个人情感,没有血拼金主、一去不还的意思,诗词的力度,当然与辛弃疾不在一个台面上。但他也算是南宋著名词人,留到今天的作品,还有一百多首。有人这样评价曾觌:
  “像曾觌这样的上层文人,不管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最高统治者联系得何等紧密,残破的家园、积贫积弱的国运总会要不断地叩击他的心,在光荣的历史与屈辱的现实的夹击下,又怎能不流泻出那只能属于自己的反省和呻吟呢?所以我们认为这首词中,所谓繁华一瞬,所谓歌舞陈迹等都寄寓着对北宋灭亡的感叹,以及失地未能收复的悲伤。正是作者通过反思启示着人们:分裂和偏安是不得人心的。”26
  叶衡拜相,曾觌是幕后的推手,可见他还是有见识、有担当的。曾觌还与韩彦古是亲家,而韩彦古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抗金名将韩世忠。
  顺便说一句,他写得一手好词,可见他也并非不学无术。
  曾觌《水龙吟》曰:“楚天千里无云,露华洗出秋容净。”与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首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不谋而合,说不定曾觌和辛弃疾之间,也曾互通款曲。
  对于辛弃疾来说,曾觌是神一样的存在,是朝廷里的靠山,是他后台的后台,但曾觌的词虽佳,却被辛弃疾甩出了一万八千里,辛词光耀千古,无情地遮蔽了曾觌的存在。
  不幸的是,这靠山,也在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去世。终于,在曾觌去世的第二年,辛弃疾被削职为民。
  从《去国帖》可以看出,辛弃疾的政治生涯,虽然无须像岳飛、韩世忠这样面对皇帝对武将的猜忌,但在宋朝完成第二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收兵权之后,文官集团势力坐大又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宋孝宗频繁换相,目的就是打压、制衡文官,让他们懂得夹起尾巴做官。孝宗一朝宰相变换的频率,在宋代绝无仅有,把帝王的驾驭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叶衡外贬,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清洗,辛弃疾的许多朋友都受到牵连。辛弃疾的心情再度沉落到谷底。
  叶衡贬了,曾觌死了,从北国飞到南方的辛弃疾彻底变成了一只孤雁,在江南的天宇下遨游飘零,他的身手,再难有施展的机会。如本文开篇所写,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辛弃疾就这样心情沉重地迁往信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闲居生涯。“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27,像一百年前的苏东坡一样,甘心或者不甘心地做起农民,自号:稼轩。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太上皇赵构去世,走完了长达八十一年的漫长人生。两年后,对政事心生倦怠的宋孝宗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惇,是为宋光宗。
  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辛弃疾终于再被起用,做太府少卿,后又做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只过了两年,宋光宗就禅位于次子赵扩,成为太上皇,赵扩即宋宁宗,与辛弃疾关系甚笃的赵汝愚升任右丞相。
  但韩侂胄因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有功,以“翼戴之功”上位,很快把持了朝政。韩侂胄的当政,终结了宋孝宗时代相对宽松的局面,回到严酷独裁的“绍兴十二年体制”上。宋孝宗或许不会想到,他对相权的控制与打压,到了宋宁宗那里,却出现了权臣的专政(韩侂胄虽然未当过宰相,最高职位是太师,而且太师是虚衔,最高实职只是枢密都承旨,但权势已在宰相之上)。自韩侂胄之后,史弥远、贾似道这些权臣你方唱罢我登场,如王居安所说:“一侂胄死,一侂胄生。”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宋朝政治走到了最昏暗的时刻。假如说在宋高宗、秦桧的“绍兴十二年体制”下君权丝毫没有削弱,秦桧不过是宋高宗意志的执行者,那么到光宗、宁宗以后,朝廷已然变成了权臣的天堂。
  像秦桧一样,韩侂胄有恃无恐地打击政治对手,右丞相赵汝愚首当其冲遭到贬逐,与赵汝愚关系密切的辛弃疾、朱熹、陈亮也在劫难逃。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赵汝愚在衡州28暴卒(一说服药而死),辛弃疾亦被罢官。
  辛弃疾平生努力,再一次被归零。只是这一次下岗更彻底,平生获得的所有官职,全部被撸干净了,变成了一介白丁。他曾在信州闲居十一年,这一次赋闲,又是长达八年,直到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才被重新起用,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那一年,辛弃疾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四年。
  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人心尽失的权臣韩侂胄为了提振个人威信,怂恿宋宁宗挥师北伐,“立盖世功名以自固”。由于辛弃疾出生于北国,而且是著名的主战派,因此宋宁宗赵扩召辛弃疾去临安,请他献计献策。出发前,辛弃疾到鉴湖拜谒陆游。那时陆游已年逾八旬,住在鉴湖边上的陋室里,“皮葛其衣,巢穴其居”29。辛弃疾一直想为他改善居住条件,陆游一直没有答应。那一次,陆游给辛弃疾写了一首诗送行,最后两句是:“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陵夜。”30意思是不必像汉代李广那样,复出后追杀曾羞辱过他的灞亭尉,也就是不必纠结于曾被韩侂胄迫害的过往,而积极协助朝廷兴师北伐。   六十四岁的辛弃疾,依然怀揣着他二十四岁的梦想,穿越阴沉沉的荒野,携书仗剑,奔赴朝廷,向皇帝进呈北伐金国的策略。要说恢复北方,没有比辛弃疾更急迫,但在辛弃疾看来,汲取隆兴北伐失败的教训更加重要,所以他向皇帝进言,切不可像当年那样草率行事,一定要经过一二十年的准备才可行。他还向皇帝暗示,北伐大业,光靠韩侂胄身边那些只会摇舌鼓唇的小人是不行的。
  这样的准备,其实辛弃疾已在暗中进行,比如任浙东安抚使时,他曾派人深入“敌后”(山东、河北一带),探听金国虚实,还亲自把侦察来的金军兵骑之数、屯戍之之地、将帅之名统统绘在“方尺之绵”上。但韩侂胄急于取得“政绩”,决不会等上一二十年,也不会做这样细心的准备,更不会把深谙兵韬武略的辛弃疾派到战斗第一线。他想独揽北伐之功,担心这天大的馅饼会掉到辛弃疾头上,等辛弃疾献完了策,就让辛弃疾卷铺盖走人,把他打发到远离前线的镇江做知府。
  果然不出辛弃疾所料,韩侂胄仓促出师(史称“开禧北伐”)即遭惨败:“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31
  连韩侂胄自己,都被史弥远和杨皇后合谋,在上早朝时,提前部署军士,将他劫持到玉津园夹墙内,以铁鞭一击致命,首级作为见面礼送到金国,使两国重新达成议和,规定:两国国境如前,金尽以所侵之地还宋;改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宋主称金主为伯;宋增岁币为银绢三十万两匹;宋别以犒军钱三百万贯与金。
  这是继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三次和议之后的第四次和议,也是宋、金之间的最后一次和议。


  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还有轻率的战争,辛弃疾纵然心怀壮志,王朝的政治泥淖也让他寸步难行。他的所有努力,都不过是瞎子点灯罢了。他面对着“无物之阵”。“醉里挑灯看剑”,他的掌中剑,只能刺向一片虚空。
  但辛弃疾还是不肯灰心,一到镇江,他就敏锐地意识到,镇江是战略险要之地,随时可能成为前线。他未雨绸缪,招募了壮丁万人,制作军服,打造武器,做好迎敌的准备。韩侂胄虽然用他收复北地,但假若金军渡江,镇江就是战场。他渴望着在长江之畔,与金军掰一下手腕,以了他平生之愿。
  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六十五岁的辛弃疾登上镇江北固山,面对大江,临风而立,一股豪情,在他胸中鼓荡,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自他心中涌起:
  
  千古江山,
  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
  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
  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
  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32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总让我想起“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最后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又让我想起《破阵子》里的“可怜白发生”。两首词,形成了那么完美的对应关系。在这两首词里,他看到从前的自己,纵马奔驰如风,衣袖猎猎飘动,只是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时,而今的他,人已老,头已白,手无缚鸡之力,成了名副其实的糟老头儿,让他“痛切地感受着历史的宏伟壮阔”和个体生命的微渺悲凉,但他不能像苏东坡那样释然,那样一笑而过:“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他不服老,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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