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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希腊竞技体育是古代西方社会文明的一个侧面反映，并且与古希腊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密切相关。基于社会学视角，从文化、宗教、军事和政治等方面，来探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认为：海洋文化和英雄崇拜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的前提；军事战争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发展的动力；宗教信仰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发展的直接原因；政治和社会需求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社会学视角；古希腊竞技体育；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古希腊竞技体育是古代西方文明的一个侧面反映，与社会更替、宗教风俗等相互作用和影响，逐步形成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形态。本文基于社会学视角，从文化、宗教、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分析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探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
一、海洋文化和英雄崇拜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的前提
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接处。东临爱琴海，与西亚的波斯帝国摇摇相对；西濒爱奥尼亚海；南隔地中海与北非的埃及相望。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希腊人的海上交通、对外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种自然条件决定了希腊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开拓进取和易变的观念。这种充满自由、竞争精神的文化个性，鼓励人们参与各种竞争活动，激发了人们的竞争能力。开放的海洋文化刺激了古代体育竞技性的发展，出现了以崇尚力量、征服自然为特征的文化内涵，使其体育也以力量、速度、高度为特征，具有明显的攻击性、激烈性、冒险性、刺激性。
古希腊的英雄崇拜是基于崇拜胜利者和优胜者。对古希腊人来说，优胜者的胜利，就是本城邦的胜利，是城邦强大，不怕敌人进犯的有力象征。古希腊人把古代奥运会冠军视为宙斯神所喜爱的人，把一些优秀运动员当作神灵奉祀。各城邦都要召开盛大的庆祝会，隆重
欢迎英雄荣归故里。诗人为他们创作赞美曲，雄辩家为他们发表演说，艺术家为他们树立雕像，逐渐变成了展现人性和个性，从对英雄的崇拜变成对自我的崇拜。
二、军事战争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发展的动力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竞技体育作为特殊的体育现象，军事战争则是其直接动力。古希腊由200多个奴隶制城邦组成，大小城邦都独立自主。整个希腊没有统一的国家，城邦之间的纷争不断，对资源的占有与争夺就成为古希腊时期各个城邦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事务。为了保存生存空间，在冷兵器时代，健康、强健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不少城邦统治者都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和措施提倡军事，崇尚武功，重实用性而轻竞技性，相当多的项目属于军事技能，或由军事项目演变而来的。如击剑、摔跤、掷标枪、角力、奔跑等。
古希腊的一个军事实力较强的城邦——斯巴达，刚刚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只有9000户，却要对付3万半自由公民和25万土著奴隶。由于力量对比如此悬殊, 统治阶级必须全面军事化，培养体格健全的武士成为城邦的首要目标，这就决定了斯巴达统治者必须按照兵营方式来组织整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斯巴达人那里走向了极端的方式。婴儿一生下来便受到严格的和近乎残酷的体锻炼，不满20岁的青年女子也要参加各种身体训练，男子的一生中几乎都是在军营中度过。至于古希腊的其它城邦也是积极进行军事技能的训练，竞技项目十分丰富。例如跑、击剑、摔跤、掷标枪、铁饼、游泳、骑马、狩猎、行军等。
三、宗教信仰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发展的直接原因
古希腊时期主要的宗教形态无疑是对城邦守护神的崇拜，每一城邦无不奉有各自的佑护者，即所谓的英雄，其名往往与该城邦之名称相契合。“地处雅典城郊的法利龙，其居民敬奉英雄法勒罗斯雅典城内居民则敬奉式修斯，科林斯居民敬奉英雄科林托斯，提林斯居 民敬奉英雄提林托斯 ……”。同时又有某些地域性守护神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上升为希腊全民族崇奉之神。例如流经戒拜城郊的伊斯梅尼奧斯河之神后演化为阿波罗?伊斯梅里奥斯；普托伊奥斯为一山神是彼奥提亚一公社的守护神；后演化为阿波罗·普托伊奥斯主神宙斯亦有为数众多的称号。由此可见，这时期希腊宗教正是一神和多神矛盾冲突激烈的时期，各城邦守护神与希腊大神的这种矛盾正是古希腊政治割据局面与政治统一的矛盾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马丁·尼尔松说，“既然全希腊之神佑助希腊人与外敌抗衡，那么当希腊境内诸公社干戈相寻之时，地域性的城邦神和英雄，势必亦各有所荫庇 ”。这种一神与多神的矛盾冲突才促成了古代奥林匹亚竞技运动会的举行。对一神的敬奉促成古希腊各城邦运动员聚集在宙斯圣地—奥林匹亚，对各城邦守护神的敬奉使得各城邦运动员都努力拼搏竞争，把荣誉献给各自的守护神，并夸耀各自守护神的强大。这样，西方的宗教完成竞技体育要求借助的任务，从而提供竞技体育独立出来的契机，从而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
四、政治和社会需求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古代奥运会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它建立了在奴隶制城邦体系上。古希腊各城邦统治者在政治上相对独立，政治上的多元化必然要有思想上的多元化，才会有宗教的内在冲突，才能提供竞技体育独立发展要求借助的现成的文化形态。因此，社会政治和经济需求成为竞技体育的根本动因。
（一）社会价值体系激发了运动员参加古奥运会的热情
古希腊各城邦的社会状况要求奴隶子弟成为身强力壮的武士和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体育对城邦的存亡至关重要，激发了古希腊运动员参与古奥运的热情，使从事各种各样的竞技运动成为时尚。参加奥运会是全体公民的大事，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即人是城邦的动物，主张“不能认为每一位公民属于他自己，而要认为所有公民都属于城邦”。因此，公民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表现都与其母邦相关。尤其是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运动员，更多的是负载着为其母邦争得荣誉以展现城邦综合实力的政治使命。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在古希腊人看来，奥林匹斯运动会上获胜者的声誉几乎超过罗马的凯旋将军 ”。雅典公民领袖亚西比德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在奥林匹亚竞技会赛车比赛中夺得冠军。他说，“因为我作为雅典的代表，在奥林匹亚赛会中，表现得豪华富丽，他们才开始把我们城邦的伟大，估计得超乎实际情况之上”。
（二）严格限制参赛资格，彰显统治阶级特权，体现社会不公平现象
祭祀主神宙斯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希腊世界共同的庆典，这也同时意味着，能够参加这一节日，是希腊人在政治上标明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外来民族的重要方式。因此，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所有参加比赛的人必须是希腊血统的自由民。奴隶、战俘和异族人不能参加比赛，竞技者还必须是道德上没有污点的人。并且对运动员的血统进行严格的审查。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甚至于就是国王参加比赛，也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希腊血统才能参加比赛。据说当年亚历山大帝就曾经为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的比赛而设法证明自己是一个阿尔卑斯人，因为他被告知“比赛是希腊人之间的比赛，外国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三）各城邦对优胜者的奖励刺激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发展
初期的古奥运会对运动员的奖励主要是一顶橄榄花冠，运动员之间相互竞赛是为了赢得荣誉，而不是金钱。但随着各城邦对优胜者奖励措施的出台，物质利益直接与奥运会发生了联系。公元前 6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第一个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给获得冠军的人500银币的奖金，当时可购买500只羊或20个奴隶，以表彰他们为城邦创立的丰功伟绩。在斯巴达，优胜者终身由国家供养，并享有许多特权。一批城邦还制定了奖励运动员的法律，规定优胜者一日三餐由政府供给，并免除一切赋税。有的冠军还享有终身津贴。公元前4世纪中期，古奥运会比赛优胜者所获奖赏的橄榄油的价值，相当于一个熟练手工业者1186一1680个劳动日的价值。冠军所赢得的荣誉还会为他们带来某些意外的好处。在雅典拳击手杜利亚斯因作战被俘而囚禁于斯巴达时，当地人竟不要赎金就释放了他，以示对这位曾在奥运会上获胜的英雄的敬意。无独有偶，一个因犯了叛国罪而将被处决的人，由于在奥运会上获胜，曾为祖国赢得过崇高的荣誉而被赦免。各城邦的奖励措施，给运动员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同时也将古代奥运会引上了竞技体育职业化的道路。
五、结语
（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古希腊的竞技体育逐渐从军事战争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意义和自身具有价值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具有全民族性、广泛性，为统治者和人民群众都认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性、神圣性，它有助于竞技体育脱离原有的意义，摆脱原有的实用功能，进入意义世界，成为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
（二）古希腊的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发展处于多元化向一元化、内在冲突向一体化过渡的时期。多元化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一元化为其提供共同的标准。而在当时的文化形态领域中，政治、法律、道德与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密切相关因而缺乏象征性，艺术和哲学则缺乏规则和仪式，只有宗教才具有上述几个特征。所以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立只有去借助宗教，具有一定的宗教价值取向，这是符合逻辑与历史的。
（三）参加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不但意味着身份象征，而且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一特定社会政治空间进行着一种身份、地位的展示，是古希腊世界的精英阶层展示个人实力的绝好机会。在赛车比赛的冠军中，有不少人就是各城邦的政治领袖，既抬高了其城邦在希腊世界的声望，又为其本人赢得了他所在城邦公民的敬意与支持。如斯巴达王戴玛拉托斯、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以及雅典名门阿尔克美昂、克里斯提尼和亚西比德等。此外，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公民积极参与和投入奥林匹亚竞技会，反过来也使他们获得了政治活动的资本。
总而言之，古代竞技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文化、军事、宗教信仰和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这样社会价值取向的分析，不仅有利于解读古代竞技体育，而且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竞技体育发展的参考模式，甚至于在今天依然改变着我们这个眼前的世界。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3][美]杰·科克利.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美]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分析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程云峰.对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竞技体育职业化的比较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0,(1).
[6]于华.从宗教節日到体育盛会——从公共空间视角对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再解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10).
[7]袁宏,段金花.竞技体育技术理性困境的消解——从中国古代中和论谈起[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3).
[8]吴赋光.宗教形态的差异是古代中西竞技体育发展走向不同的重要原因[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4,(3).
关键词：社会学视角；古希腊竞技体育；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古希腊竞技体育是古代西方文明的一个侧面反映，与社会更替、宗教风俗等相互作用和影响，逐步形成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形态。本文基于社会学视角，从文化、宗教、军事和政治等方面分析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探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
一、海洋文化和英雄崇拜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的前提
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接处。东临爱琴海，与西亚的波斯帝国摇摇相对；西濒爱奥尼亚海；南隔地中海与北非的埃及相望。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希腊人的海上交通、对外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种自然条件决定了希腊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开拓进取和易变的观念。这种充满自由、竞争精神的文化个性，鼓励人们参与各种竞争活动，激发了人们的竞争能力。开放的海洋文化刺激了古代体育竞技性的发展，出现了以崇尚力量、征服自然为特征的文化内涵，使其体育也以力量、速度、高度为特征，具有明显的攻击性、激烈性、冒险性、刺激性。
古希腊的英雄崇拜是基于崇拜胜利者和优胜者。对古希腊人来说，优胜者的胜利，就是本城邦的胜利，是城邦强大，不怕敌人进犯的有力象征。古希腊人把古代奥运会冠军视为宙斯神所喜爱的人，把一些优秀运动员当作神灵奉祀。各城邦都要召开盛大的庆祝会，隆重
欢迎英雄荣归故里。诗人为他们创作赞美曲，雄辩家为他们发表演说，艺术家为他们树立雕像，逐渐变成了展现人性和个性，从对英雄的崇拜变成对自我的崇拜。
二、军事战争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发展的动力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竞技体育作为特殊的体育现象，军事战争则是其直接动力。古希腊由200多个奴隶制城邦组成，大小城邦都独立自主。整个希腊没有统一的国家，城邦之间的纷争不断，对资源的占有与争夺就成为古希腊时期各个城邦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事务。为了保存生存空间，在冷兵器时代，健康、强健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不少城邦统治者都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和措施提倡军事，崇尚武功，重实用性而轻竞技性，相当多的项目属于军事技能，或由军事项目演变而来的。如击剑、摔跤、掷标枪、角力、奔跑等。
古希腊的一个军事实力较强的城邦——斯巴达，刚刚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只有9000户，却要对付3万半自由公民和25万土著奴隶。由于力量对比如此悬殊, 统治阶级必须全面军事化，培养体格健全的武士成为城邦的首要目标，这就决定了斯巴达统治者必须按照兵营方式来组织整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斯巴达人那里走向了极端的方式。婴儿一生下来便受到严格的和近乎残酷的体锻炼，不满20岁的青年女子也要参加各种身体训练，男子的一生中几乎都是在军营中度过。至于古希腊的其它城邦也是积极进行军事技能的训练，竞技项目十分丰富。例如跑、击剑、摔跤、掷标枪、铁饼、游泳、骑马、狩猎、行军等。
三、宗教信仰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发展的直接原因
古希腊时期主要的宗教形态无疑是对城邦守护神的崇拜，每一城邦无不奉有各自的佑护者，即所谓的英雄，其名往往与该城邦之名称相契合。“地处雅典城郊的法利龙，其居民敬奉英雄法勒罗斯雅典城内居民则敬奉式修斯，科林斯居民敬奉英雄科林托斯，提林斯居 民敬奉英雄提林托斯 ……”。同时又有某些地域性守护神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上升为希腊全民族崇奉之神。例如流经戒拜城郊的伊斯梅尼奧斯河之神后演化为阿波罗?伊斯梅里奥斯；普托伊奥斯为一山神是彼奥提亚一公社的守护神；后演化为阿波罗·普托伊奥斯主神宙斯亦有为数众多的称号。由此可见，这时期希腊宗教正是一神和多神矛盾冲突激烈的时期，各城邦守护神与希腊大神的这种矛盾正是古希腊政治割据局面与政治统一的矛盾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马丁·尼尔松说，“既然全希腊之神佑助希腊人与外敌抗衡，那么当希腊境内诸公社干戈相寻之时，地域性的城邦神和英雄，势必亦各有所荫庇 ”。这种一神与多神的矛盾冲突才促成了古代奥林匹亚竞技运动会的举行。对一神的敬奉促成古希腊各城邦运动员聚集在宙斯圣地—奥林匹亚，对各城邦守护神的敬奉使得各城邦运动员都努力拼搏竞争，把荣誉献给各自的守护神，并夸耀各自守护神的强大。这样，西方的宗教完成竞技体育要求借助的任务，从而提供竞技体育独立出来的契机，从而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
四、政治和社会需求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古代奥运会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它建立了在奴隶制城邦体系上。古希腊各城邦统治者在政治上相对独立，政治上的多元化必然要有思想上的多元化，才会有宗教的内在冲突，才能提供竞技体育独立发展要求借助的现成的文化形态。因此，社会政治和经济需求成为竞技体育的根本动因。
（一）社会价值体系激发了运动员参加古奥运会的热情
古希腊各城邦的社会状况要求奴隶子弟成为身强力壮的武士和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体育对城邦的存亡至关重要，激发了古希腊运动员参与古奥运的热情，使从事各种各样的竞技运动成为时尚。参加奥运会是全体公民的大事，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即人是城邦的动物，主张“不能认为每一位公民属于他自己，而要认为所有公民都属于城邦”。因此，公民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表现都与其母邦相关。尤其是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运动员，更多的是负载着为其母邦争得荣誉以展现城邦综合实力的政治使命。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在古希腊人看来，奥林匹斯运动会上获胜者的声誉几乎超过罗马的凯旋将军 ”。雅典公民领袖亚西比德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在奥林匹亚竞技会赛车比赛中夺得冠军。他说，“因为我作为雅典的代表，在奥林匹亚赛会中，表现得豪华富丽，他们才开始把我们城邦的伟大，估计得超乎实际情况之上”。
（二）严格限制参赛资格，彰显统治阶级特权，体现社会不公平现象
祭祀主神宙斯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希腊世界共同的庆典，这也同时意味着，能够参加这一节日，是希腊人在政治上标明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外来民族的重要方式。因此，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所有参加比赛的人必须是希腊血统的自由民。奴隶、战俘和异族人不能参加比赛，竞技者还必须是道德上没有污点的人。并且对运动员的血统进行严格的审查。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甚至于就是国王参加比赛，也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希腊血统才能参加比赛。据说当年亚历山大帝就曾经为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的比赛而设法证明自己是一个阿尔卑斯人，因为他被告知“比赛是希腊人之间的比赛，外国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三）各城邦对优胜者的奖励刺激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发展
初期的古奥运会对运动员的奖励主要是一顶橄榄花冠，运动员之间相互竞赛是为了赢得荣誉，而不是金钱。但随着各城邦对优胜者奖励措施的出台，物质利益直接与奥运会发生了联系。公元前 6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第一个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给获得冠军的人500银币的奖金，当时可购买500只羊或20个奴隶，以表彰他们为城邦创立的丰功伟绩。在斯巴达，优胜者终身由国家供养，并享有许多特权。一批城邦还制定了奖励运动员的法律，规定优胜者一日三餐由政府供给，并免除一切赋税。有的冠军还享有终身津贴。公元前4世纪中期，古奥运会比赛优胜者所获奖赏的橄榄油的价值，相当于一个熟练手工业者1186一1680个劳动日的价值。冠军所赢得的荣誉还会为他们带来某些意外的好处。在雅典拳击手杜利亚斯因作战被俘而囚禁于斯巴达时，当地人竟不要赎金就释放了他，以示对这位曾在奥运会上获胜的英雄的敬意。无独有偶，一个因犯了叛国罪而将被处决的人，由于在奥运会上获胜，曾为祖国赢得过崇高的荣誉而被赦免。各城邦的奖励措施，给运动员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同时也将古代奥运会引上了竞技体育职业化的道路。
五、结语
（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古希腊的竞技体育逐渐从军事战争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意义和自身具有价值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具有全民族性、广泛性，为统治者和人民群众都认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性、神圣性，它有助于竞技体育脱离原有的意义，摆脱原有的实用功能，进入意义世界，成为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
（二）古希腊的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发展处于多元化向一元化、内在冲突向一体化过渡的时期。多元化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一元化为其提供共同的标准。而在当时的文化形态领域中，政治、法律、道德与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密切相关因而缺乏象征性，艺术和哲学则缺乏规则和仪式，只有宗教才具有上述几个特征。所以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立只有去借助宗教，具有一定的宗教价值取向，这是符合逻辑与历史的。
（三）参加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不但意味着身份象征，而且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一特定社会政治空间进行着一种身份、地位的展示，是古希腊世界的精英阶层展示个人实力的绝好机会。在赛车比赛的冠军中，有不少人就是各城邦的政治领袖，既抬高了其城邦在希腊世界的声望，又为其本人赢得了他所在城邦公民的敬意与支持。如斯巴达王戴玛拉托斯、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以及雅典名门阿尔克美昂、克里斯提尼和亚西比德等。此外，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公民积极参与和投入奥林匹亚竞技会，反过来也使他们获得了政治活动的资本。
总而言之，古代竞技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是文化、军事、宗教信仰和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这样社会价值取向的分析，不仅有利于解读古代竞技体育，而且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竞技体育发展的参考模式，甚至于在今天依然改变着我们这个眼前的世界。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3][美]杰·科克利.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美]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分析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程云峰.对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竞技体育职业化的比较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0,(1).
[6]于华.从宗教節日到体育盛会——从公共空间视角对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再解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10).
[7]袁宏,段金花.竞技体育技术理性困境的消解——从中国古代中和论谈起[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3).
[8]吴赋光.宗教形态的差异是古代中西竞技体育发展走向不同的重要原因[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