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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教育流行词汇
(策划:魏文琦)
五十年代:扫盲、毕业分配、简化字、普通话、英雄主义、五分记分制、勤工俭学、半工半读、院系调整……
六十年代:上山下乡、插队、向雷锋同志学习、复课闹革命、串联风、红小兵、忠字舞、二二制、三二制、三三制、右派分子、“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高教60条”、“中学50条”、“小学40条”……
为了寻找在五六十年代教育第一线的亲历者,记者颇费周折,最终得以与李育中老师面谈。他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大学毕业后历任广东省立艺专、广州市立艺专、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教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荣誉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名誉代表,广东鲁迅研究学会顾问,曾获全国“抗日战争时期老作家”称号,公共知识分子,还于2007年当选“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李老是庚戌年生人,按农历算今年是100岁。他从1930年开始教小学,至今已从教79年,对许多教育旧事仍记忆犹新。
关于扫盲及土改
资料回顾:随着土改和合作化运动的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广泛兴起。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在扫盲教师队伍建设上,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见《速成识字法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凤凰网)
李老口述:有的地方片面夸大了扫盲成绩,其实“复盲”“回生”“教育返工”等现象比较普遍。其实这不算很大的运动。解放初期,有不少家庭出身好的教授被派下农村参加土改,这还是对教授的尊重。我是城市贫民出身的,没有“包袱”。第一次参加土改是在1950年冬,带着学生到土改试点深圳宝安县,做了半年。当时经过“宝安高初两等小学堂”,它的校门两边各有一个牌子:“教学重地”“闲人免进”。解放前每个县只有一间小学,是全县的最高学府,自然是“重地”了。至于东莞,倒有中学。
在农村做土改工作,我们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很辛苦,这是真正的锻炼。当时要求土改工作队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不移,要有革命性,不能心肠软,不能同情土改地主家族。在宝安做土改工作半年后,我们回来上课,才上了半年,又被派去土改了,第二次去云浮,去了一年半,后来还去过罗定、肇庆、高要,前后共两年。我就变成“土改专家”了。
关于院系调整
资料回顾:1951年5月18日,政务院批准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报告,确定适当地、有步骤地充实和调整原有高等学校的院系,此项工作先从华北、华东两大区做起,首先调整或增加工学院系。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上提出了对全国工学院进行院系调整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南工学院。
1952年秋,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制定了发展专门工业学院、加强综合院校的原则,并开始对华北、华东、东北三区为重点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其中包括,撤销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七所院校校名,其系科并入当地其他院校。至年底,全国已有3/4的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后,华北区的高校数量增为41所,华东区高校数量降为54所。
1953年,教育部继续对中南区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并对华北、华东、东北三区高校进行专业调整,对西北、华南地区高校进行局部院系和专业调整。
经过这次调整,全国共有高校181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文院校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院校4所,其他院校1所。在校学生达216765人,比1947年增加了40%。至此,高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人民教育》1954年9月号)
李老口述:院系调整是一件大事。1952年之前,民办大学多于公办大学,中学也是这样。公办学校学费便宜,名誉又好,是很难考的。院系调整就是无论新旧,把所有大学和专业进行合并、调整,之后,广东已无私校了,小大学变成了大大学。原来的岭南大学在中山大学南校区的现址上(编者注:康乐村),那是一所教会大学。它的科系被并入中山大学和其他大学。岭南大学是贵族学校,有钱人才读得起,而且那些外国人办学还办得相当充实,建筑亦很有特色。
粤系军阀代表陈济棠主政广东七年(编者注:1929年—1936年),办了很多工厂、学校。但他为人比较保守,在学校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
华南工学院是在国立中山大学的原址上建的(编者注:石牌),它的建筑也很漂亮,校门牌坊特别出名,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风格,每座不同式样。后来华南理工大学广场树了一个孙中山雕塑,和中山纪念堂的中山像一样。有人开玩笑说,进了中山大学,走老半天还没看到孙中山,而进了华工,孙中山已经在广场等着了。
关于毕业分配
资料回顾:“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共同心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之华老师在《五十年代大学生活纪实》提及:“(1960年)8月20日: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在人民大会堂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作报告,他号召同学们:好儿女要志在四方,报效祖国。会中,周恩来总理出席与大家见面。在填写毕业分配的志愿上,我们班几乎每个人都写下了同一的愿望:到省报去,到边疆去!”(见传媒学术网)
李老口述:当时大学的辅导员是最“厉害”的人,他决定了毕业生的分配命运。那些大学情侣到了第四年都去找辅导员,请求他照顾,把他们分到同一个地方。大学生毕业后,通常是一批学生被派到同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包括8至10个县),然后再听从地区领导的安排。能人也许能留在地区做官、做行政,其他的被分到下面的各个县,有的改行了。在毕业分配上,党员有一定的优势,得到信任,比如华师的党员毕业生,能有做校长、教务主任的机会,有的还被分配去办报纸、搞宣传。
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
资料回顾: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为沈阳部队某部因公牺牲的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全国主要媒体均对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国全军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见“百度百科”)
全国少先队普遍开展了“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活动,他们读雷锋故事,和雷锋比童年,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和雷锋班战士通信,做针线包、节约箱、建光荣簿等,在校内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见“辅导员论坛”)
李老口述:雷锋的日记显然经过了加工、整理、拔高。当然,雷锋是个好人,有被拔高的基础。宣传、学习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要过甚、过火。有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普通战士会有这么多照片?现在还要继续“向雷锋同志学习”,他还有可以使用的价值。但已经过时了,追不上时代了,即赶不上现实的发展了。
另外,恢复高考是一件大好事,1977级和1978级是最优秀的学生,求知欲很强。当时,1977级的学生请我讲讲美学,我答应了。学生只在宣传栏上贴了几张海报。没想到开讲座那天,100多人的课室还容纳不下,学生蜂拥而入,后来马上转到阶梯教室上课。可见他们对知识的饥渴。这是广州的第一个美学讲座。
(策划:魏文琦)
五十年代:扫盲、毕业分配、简化字、普通话、英雄主义、五分记分制、勤工俭学、半工半读、院系调整……
六十年代:上山下乡、插队、向雷锋同志学习、复课闹革命、串联风、红小兵、忠字舞、二二制、三二制、三三制、右派分子、“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高教60条”、“中学50条”、“小学40条”……
为了寻找在五六十年代教育第一线的亲历者,记者颇费周折,最终得以与李育中老师面谈。他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大学毕业后历任广东省立艺专、广州市立艺专、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教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荣誉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名誉代表,广东鲁迅研究学会顾问,曾获全国“抗日战争时期老作家”称号,公共知识分子,还于2007年当选“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李老是庚戌年生人,按农历算今年是100岁。他从1930年开始教小学,至今已从教79年,对许多教育旧事仍记忆犹新。
关于扫盲及土改
资料回顾:随着土改和合作化运动的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广泛兴起。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在扫盲教师队伍建设上,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见《速成识字法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凤凰网)
李老口述:有的地方片面夸大了扫盲成绩,其实“复盲”“回生”“教育返工”等现象比较普遍。其实这不算很大的运动。解放初期,有不少家庭出身好的教授被派下农村参加土改,这还是对教授的尊重。我是城市贫民出身的,没有“包袱”。第一次参加土改是在1950年冬,带着学生到土改试点深圳宝安县,做了半年。当时经过“宝安高初两等小学堂”,它的校门两边各有一个牌子:“教学重地”“闲人免进”。解放前每个县只有一间小学,是全县的最高学府,自然是“重地”了。至于东莞,倒有中学。
在农村做土改工作,我们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很辛苦,这是真正的锻炼。当时要求土改工作队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不移,要有革命性,不能心肠软,不能同情土改地主家族。在宝安做土改工作半年后,我们回来上课,才上了半年,又被派去土改了,第二次去云浮,去了一年半,后来还去过罗定、肇庆、高要,前后共两年。我就变成“土改专家”了。
关于院系调整
资料回顾:1951年5月18日,政务院批准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报告,确定适当地、有步骤地充实和调整原有高等学校的院系,此项工作先从华北、华东两大区做起,首先调整或增加工学院系。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上提出了对全国工学院进行院系调整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南工学院。
1952年秋,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制定了发展专门工业学院、加强综合院校的原则,并开始对华北、华东、东北三区为重点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其中包括,撤销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七所院校校名,其系科并入当地其他院校。至年底,全国已有3/4的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后,华北区的高校数量增为41所,华东区高校数量降为54所。
1953年,教育部继续对中南区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并对华北、华东、东北三区高校进行专业调整,对西北、华南地区高校进行局部院系和专业调整。
经过这次调整,全国共有高校181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文院校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院校4所,其他院校1所。在校学生达216765人,比1947年增加了40%。至此,高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人民教育》1954年9月号)
李老口述:院系调整是一件大事。1952年之前,民办大学多于公办大学,中学也是这样。公办学校学费便宜,名誉又好,是很难考的。院系调整就是无论新旧,把所有大学和专业进行合并、调整,之后,广东已无私校了,小大学变成了大大学。原来的岭南大学在中山大学南校区的现址上(编者注:康乐村),那是一所教会大学。它的科系被并入中山大学和其他大学。岭南大学是贵族学校,有钱人才读得起,而且那些外国人办学还办得相当充实,建筑亦很有特色。
粤系军阀代表陈济棠主政广东七年(编者注:1929年—1936年),办了很多工厂、学校。但他为人比较保守,在学校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
华南工学院是在国立中山大学的原址上建的(编者注:石牌),它的建筑也很漂亮,校门牌坊特别出名,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风格,每座不同式样。后来华南理工大学广场树了一个孙中山雕塑,和中山纪念堂的中山像一样。有人开玩笑说,进了中山大学,走老半天还没看到孙中山,而进了华工,孙中山已经在广场等着了。
关于毕业分配
资料回顾:“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共同心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之华老师在《五十年代大学生活纪实》提及:“(1960年)8月20日: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在人民大会堂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作报告,他号召同学们:好儿女要志在四方,报效祖国。会中,周恩来总理出席与大家见面。在填写毕业分配的志愿上,我们班几乎每个人都写下了同一的愿望:到省报去,到边疆去!”(见传媒学术网)
李老口述:当时大学的辅导员是最“厉害”的人,他决定了毕业生的分配命运。那些大学情侣到了第四年都去找辅导员,请求他照顾,把他们分到同一个地方。大学生毕业后,通常是一批学生被派到同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包括8至10个县),然后再听从地区领导的安排。能人也许能留在地区做官、做行政,其他的被分到下面的各个县,有的改行了。在毕业分配上,党员有一定的优势,得到信任,比如华师的党员毕业生,能有做校长、教务主任的机会,有的还被分配去办报纸、搞宣传。
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
资料回顾: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为沈阳部队某部因公牺牲的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全国主要媒体均对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国全军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见“百度百科”)
全国少先队普遍开展了“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活动,他们读雷锋故事,和雷锋比童年,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和雷锋班战士通信,做针线包、节约箱、建光荣簿等,在校内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见“辅导员论坛”)
李老口述:雷锋的日记显然经过了加工、整理、拔高。当然,雷锋是个好人,有被拔高的基础。宣传、学习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要过甚、过火。有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普通战士会有这么多照片?现在还要继续“向雷锋同志学习”,他还有可以使用的价值。但已经过时了,追不上时代了,即赶不上现实的发展了。
另外,恢复高考是一件大好事,1977级和1978级是最优秀的学生,求知欲很强。当时,1977级的学生请我讲讲美学,我答应了。学生只在宣传栏上贴了几张海报。没想到开讲座那天,100多人的课室还容纳不下,学生蜂拥而入,后来马上转到阶梯教室上课。可见他们对知识的饥渴。这是广州的第一个美学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