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辽宁省交界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南部的群山丘陵中，坐落着一个偏僻的小镇——四家子。86年前，就在侵华日军步步进逼的炮声中，作曲家聂耳在这里参与了一次前线慰问，牵出与国歌的一段往事。
　　聂耳到抗日前线慰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很快沦陷。在共产党的参与下，1931年9月27日由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等在北平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11月底，朱庆澜在上海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后改称为“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救国会”和“后援会”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后援会”主要募集抗日资金，“救国会”指导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在两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由朱庆澜担任总司令。此后，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义勇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一年内总人数发展到30万人。但由于武器装备差，作战素质低，在日军的各个击破和集中围剿中，义勇军主力被击溃。1933年2月，日军开始进攻热河，“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开始，部分东北义勇军也向热河边打边撤。
　　正值严冬季节，东北义勇军缺少弹药、棉衣，亟须补给。1933年2月，“救国会”和“后援会”的朱庆澜、杜重远、王化一等人组成慰问团（对外称考察团），筹集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赴东北热河慰问。
　　慰问团组建时，杜重远动员了当时在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年仅21岁的聂耳参加。聂耳1930年从云南来到上海后，先后进入“明月歌舞剧社”、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月26日，聂耳跟随朱庆澜、杜重远、王化一和张慧冲等百余人乘6辆卡车，携带慰问品到达四家子。此时，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一、二、三营也刚来此集结。由于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亲到现场，因此慰问前先进行了部队检阅。
　　聂耳发现《义勇军誓词歌》
　　检阅后开始慰问，按照一二三营的建制轮流进行，三营营长刘凤梧便指挥正在等待的三营战士唱起部队流传的战歌。
　　据刘凤梧的儿子、锦州市东北义勇军研究理事会副会长刘生林转述，嘹亮的歌声吸引了聂耳的注意，他跟随慰问团联络副官高鹏来到队伍前。
　　高鹏指着聂耳对刘凤梧说：“这位是上海爱国音乐家聂耳同志，他和上海爱国学生来慰问你们。”聂耳操着南方话说：“大家唱歌的调子是‘满江红’，用东北话唱的歌词我听不懂。你们唱的是啥子歌？”
　　刘凤梧误会了聂耳的话，专门纠正说：“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说着话，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有《义勇军誓词歌》歌词的传单，递给聂耳。
　　聂耳大声地朗诵：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义勇军誓词歌》原是抗日义勇军大会上的“誓词”，士兵加入义勇军前要宣誓，敢抛头颅洒热血，敢用身体筑起长城的人才能成为义勇军。后来共产党员王立川将“誓词”填入古曲满江红，教全军将士学会这首歌，在行军和操练中广泛传唱开来。
　　聂耳激动地拿出小提琴，拉起“满江红”的曲调，刘凤梧指挥战士们随着琴声高唱起来。慰问团离开时，聂耳带走了这张《义勇军誓词歌》传单。
　　国歌的创作与诞生
　　创作一部中国式的马赛曲，一直是聂耳的一个愿望。1935年，聂耳主动请缨为电影《风云儿女》谱曲，只用两天时间便写出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有感于所见所闻，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曲谱上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作为《风云儿女》电影的投资人，朱庆澜又加了“义勇军”三个字。
　　影片播出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了他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誓词歌》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两首歌的歌词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诸多的相似点，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田汉创作的歌词，深受《义勇军誓词歌》的影响。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历经“一二·九”运动学潮，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戰争的硝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也意味着，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国歌，并被赋予宪法地位。
　　 （于长洪、张云龙、任会斌、安路蒙/文，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