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城市的博物馆里，仿佛都少不了中国的艺术珍品——瓷器。
　　不过，这件瓷器却格外与众不同。
　　这是瓷器中的一件“集大成之作”：高86厘米，从上到下包含了珐琅彩、粉彩、仿宋代哥窑、青花、窑变、斗彩、仿宋代官窑等十五种釉色工艺，一举囊括了历代陶瓷中最有代表性的釉彩;瓶腹的开光（画片）多达十二扇，分别是三羊开泰、丹凤朝阳、太平有象等吉祥画面，颈部还有一对描金的夔耳。
　　这件产自乾隆年间的各色釉瓷瓶，因为釉色、工艺太过繁复，以至于“无法描述”——它连正式的官方名字都没有，大家索性叫它“瓷母”。
　　由于不同釉料、色彩的呈色温度不同，想要让各种釉料都以完美的状态呈现，是一件几乎难以实现的任务。因此，从瓷器烧造技术上来说，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可以说，这件作品，濃缩了我们的陶瓷史。

色彩斑斓的奥秘

　　宋代有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
　　这五大名窑中，除定窑是白瓷以外，汝窑、官窑、哥窑、钧窑都是青瓷，到现在，它们已逐渐成为“传说中的”至宝。
　　在清代，这些古代名瓷就已经珍稀难得，尤其在雍正、乾隆两代，它们被大量仿烧，皇帝对它们的追慕之情也清晰地体现在了“瓷母”上。
　　之所以说“瓷母”是集大成之作，是因为它把宋代四大青瓷窑口的瓷器都仿了个遍：大瓶色彩富丽纷繁，口沿下部及足部的几道纤细的粉绿，展现了哥窑、宫窑、汝窑的素简雅淡;颈肩交接处的那一圈玫瑰紫，展现的则是钧窑的浓重。
　　这种玫瑰紫的瓷色最具有迷惑性，明明钧窑是纯正的青瓷窑口，为何会烧出这样浓艳绚烂的颜色呢？
　　其实，这得益于钧窑的釉水中夹杂的微量的氧化铜，就这么不着痕迹的一丁点元素。经过高温时，却可以幻化出难以想象的姹紫嫣红的色彩——紫有玫瑰紫、茄色紫、葡萄紫，红有海棠红、鸡血红，当然它的底色便是雅正莹润的天青月白……你看，单单摆出这些颜色的名字，都让人沉醉。
　　钧窑的这种出人意料、全由天成的釉色变化，被称为“窑变”。
　　再细看“瓷母”的那一道浓艳的钧红，会发现它的色彩有深有浅，并不均匀，这正体现了钧釉不可控制、不可预知的妙趣，所以才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红一片”的说法。
　　钧窑的烧制过程也带上了一种莫名的神秘感——出窑之前，谁也不知道最后那些器物是青是红，所以等待就显得更加漫长而揪心。
　　值得一提的是，“瓷母”上颈部还有一片明朗的青花。自从元代烧出纯正明朗的青花瓷，它就和中外商队一起远赴西方。无论是西亚、非洲还是欧洲，都闪动着这一抹幽蓝的神采。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中国瓷器的最佳代言人。
　　除了这些高温釉，“瓷母”上之所以呈现出如此五色绚烂的效果，绝大部分是低温釉的“功劳”。
　　那些彩色的纹饰和图案以及描金的部分，包含着十几种低温釉彩。在工艺上，须先高温烧好青瓷、青花部分，冷却后再用彩料画好纹样和画面，再次入窑烧制，温度就要低得多，因为这些色彩缤纷的彩料经不住800度以上的高温。
　　并且，不同的釉彩包含着不同的化学元素，它们在不同的温度下才能呈现不同的效果。而十几种釉彩需要的温度叠合起来，温度的容差区间就相当小了。
　　不夸张地说，温度是瓷器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瓷器的生命。

集历代之大成

　　“瓷母”为何呈现出这样“堆砌”的形态？这就不得不提清朝的瓷器生产了。

　　到了清代，皇帝对瓷器的爱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康雍乾三朝的皇帝都直接参与到瓷器的创造当中，甚至还亲自设计样式。
　　能够在瓷器上实现的色彩，清代几乎都烧造了出来。只说烧造难度极大的红色，便有霁红、豇豆红、宝石红、郎窑红、珊瑚红、胭脂红、海棠红等等，最传神的是，根据颜色深浅，又分为美人醉、孩儿面和桃花片。
　　康熙年间，西方颜料也被纳入到了瓷器当中，烧成了秾丽富贵的珐琅彩。珐琅就是人们常说的景泰蓝——本是用来填烧铜胎的颜料，却促成了一种新的瓷器种类。
　　清代皇帝中，雍正的审美格调颇受推崇，他喜欢雅致清丽的色调。为了柔化五彩过于直白通俗的气质，雍正时期的瓷器釉料中加入了玻璃白——玻璃粉、牙硝、白信石等矿物研磨成的粉一这样，色彩就不那么浓艳，而变得“柔软”起来，因此被称为“软彩”，学名叫“粉彩”，粉润轻软。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九桃天球瓶，正是此时的珍品。桃尖的一抹浓红渐渐过渡到底部的浅黄，宛若天成。枝干上未褪尽的桃花，也是粉白过渡，格外真实自然。这正是粉彩独特的表现力。
　　与雍正不同，乾隆皇帝则偏爱花团锦簇、热火朝天，集历代之大成是乾隆时期工艺美术的特点，这时的瓷器画面上还融入了西洋透视和阴影的画法，对器型的设计更是不遗余力，转心瓶、交泰瓶等等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样式都被发明出来，可以说是瓷器烧造的“奇技淫巧”。
　　乾隆时期国力强盛，大家有意愿和能力去搞“研发”，由此把瓷器的烧造技术推向了顶峰，这才有可能烧成“瓷母”这样结合十多种釉彩、每一种釉彩都能完美呈现的“大家伙”。
　　这是中国瓷器的最后一座峰顶。

瓷器的支撑是国力

　　当然，以我们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这件让乾隆皇帝志得意满的“瓷母”并不十分受认可，甚至还有不少人拿它开玩笑，嘲讽乾隆皇帝趣味不太高雅。
　　但是。没人能拿它的技术开玩笑。
　　想要烧造“瓷母”这样的作品，烧造技术的空前成熟是前提条件，而真正支撑它的是当时空前强大的国力。
　　一种瓷器品种的烧成需要进行大量试验，为皇帝烧瓷更是如此。“瓷母”的烧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最优质的材料、最优秀的窑工以及经年累月的时间。
　　即使备齐了当时能找到的最优质的材料、最高明的技术人员，想要烧成这样的完美作品，仍然困难重重，它似乎需要某种奇迹般的运气才能完成。
　　我们都知道瓷器的器型越大，烧造的过程越困难，而且成品率越低，加上这件瓷器上釉彩多达十几种，想要完美呈现效果，就更是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这是为皇帝烧制的御用物品，容不得半点瑕疵，一旦有丝毫的不完美，就会被悉数销毁，所以最后真正呈现在皇帝面前的。都是千挑万选的精品。在它身后，被砸碎的残次、瑕疵品恐怕是难以计数了。真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思。
　　乾隆之后的朝代，再没有如此盛大辉煌的作品烧成。因为它实在是太难了。在中国瓷器史上，它像是一曲激昂的赞歌，最后只剩下了短促又苍凉的收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