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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1957- ），祖籍山东济南，现居台湾。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其作品着力跳脱日常语言的陷阱，小说充斥着虚构与现实交织的流动变化，具有魔幻写实主义的光泽。著有《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寻人启事》《小说稗类》《城邦暴力团》等。
我在小学五年级遇到了俞敏之老师。俞老师教国文，也是班主任，办公桌就在课室后面，她偶尔会坐在那儿抽没有滤嘴的香烟，夹烟的手指黄黄的。坐在俞老师对面的，是另一位教数学的班主任刘美蓉。刘老师在那一年还怀着孕—我对她的记忆不多，似乎总是在俞老师的烟雾中改考卷，以及拿大板子抽打我们的手掌心。
俞老师也打人，不过不用大板子，她的兵器是一根较细的藤条;有的时候抽抽屁股，有的时候抽抽小腿，点到为止。那一年“九年国教”的政策定案，初中联考废止，对我们而言，风中传来的消息就是一句话：比我们高一班的学长们都毋须联考就可以进入“国民中学”了。而俞老师却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们：“你们如果掉以轻心，就‘下去’了！”
五年级正式开课之前的暑假里，学校还是依往例举办暑修，教习珠算、作文，还有大段时间的体育课。俞老师使用的课本很特别，是一本有如小说的儿童读物，国语日报出版，童书作家苏尚耀写的《好孩子生活周记》。两年以后我考进另一所私立初中，才发现苏尚耀也是一位老师，教的也是国文，长年穿着或深蓝、或土绿的中山装，他也在办公室里抽没有滤嘴的香烟，手指也是黄黄的。
我初见苏老师，是在中学的校长室里。那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沈冬获派参加台北市初中生作文比赛。行前，校长指定高年级的国文老师来为我们“指导一下”。苏老师点了一支烟，摘下老花眼镜端端正正插在胸前的口袋里，问了两句话，也一口浙江腔：“你们除了读课本，还读些什么书啊？除了写作文，还写过什么东西啊？”
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俞老师，想起了《好孩子生活周记》，想起了小学课堂上烟雾缭绕的日子，但是我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回答—苏老师没让我们说话—他自己回答了：“我想是没有的！”
在校长室里，苏老师并没有提供什么作文功法、修辞秘笈，只是不断地提醒：要多多替校刊写稿子，“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至于我们所关心的比赛，他也只是强调：“参加了就是参加了，得名不得名只是运气，不必在意。”
我和沈冬运气不错，拿了个全市第一。至于为什么说“我和沈冬”呢？得名的虽然是我，可是我一直认为，临场慌急匆忙，忘了检查座位，很可能我们调换了号次，错坐彼此的位子。因为我深深相信：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实在是烂到不可能拿任何名次的。然而市政府和学校毕竟都颁发了奖励，我只能把奖品推让给沈冬，至于注记了我的姓名的奖状，则收了压抽屉。从此我对苏老师那运气之说深信不疑，若非如此，我还实在无法面对窃取他人名誉这件事。
苏老师却从此成为我私心倾慕的偶像。每当我在校园里、走廊上看他抱著课本踽踽独行，就会想起他的话：“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话里好像有一种很宏大的鼓励。我的确开始给每月发行的报纸型校刊投稿，每月一篇，一篇稿费十五块钱;有的时候，一个月甚至可以领到三十块。每个月都和我一起领稿费的，是另一位女同学，叫黄庆绮。后来她有了很多笔名，有时候叫童大龙、有时候叫李格弟、有时候叫夏宇—是的，就是那位风格独具而广受各方读者敬重的诗人。据我所知，她也没有代表过任何学校参加作文比赛。
非但写稿写得勤，我还央求父亲多买些东方出版社少年文库的书回来，父亲起初不同意，他认为那都是小学生的读物，字边都还带着注音符号的。我都上中学了，怎么回头看“小人儿书”呢？我说：我要看的那些，都是我的老师写的。
其实不是。他大部分的出版品都是改写故纸之作。从《孔子》到《诸葛亮》，从《班超》到《郑和》，以中国历史名人的传记为主，也有像《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或《大明英烈传》之类的古典小说。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好孩子生活周记》里那个充满现实小康家庭生活细节与伦理教训的世界不见了，仿佛他从来没有塑造过那样的一家人、那样的一个小学时代。苏老师后来更多的作品，是把无论多长多短的古典材料修剪或补充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中篇故事，总是以主人翁人格上的特色为核心，洋溢着激励人情志风骨的趣味。
在一篇改编自《聊斋·陆判》的故事里，有这样的段落：“朱尔旦立刻跳起来叫着说：‘唉呀！我完了！昨晚我冒犯了他，今天他问罪来了！’那判官却从大胡子里发出声音来说：‘不，不！昨天承你好意相邀，今晚有空，特地赴约来的。’”
其中“那判官却从大胡子里发出声音”既俏皮、又惊悚，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对照原文，才知道原本蒲松龄的文字是这样的：“判启浓髯微笑曰。”苏老师省略了“微笑”，因为在生动地表现大胡子里发出的声音之后，再去表达微笑，就会显得冗赘;为了微笑而不那样改写的话，又无从承接前述朱尔旦的恐惧之情。
在《大明英烈传》里，也有匠心独具的发明痕迹。原著第七十八回《皇帝庙祭祀先皇》，说刘基（伯温）听见朱元璋咒骂汉代的张良：“不能致君为尧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载遗恨。你又弃职归山，来何意、去何意也？”
原本朱元璋一路大用刘基，常常称许他“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吾子房也”， 如今指着和尚骂贼秃，其疏贱之心可知，刘基就坚持告病还乡了。可是在苏老师改写的版本里，横空多出一段，描写刘基的老朋友宋濂前来送别，还问他：
“只是你走了以后，我可寂寞呀！你看我应当怎样做呢？”
“你是一个纯良的读书人，工作也很单纯，仍旧做你的官，写你的文章好了。”
这样一段老朋友的际会，非徒不见于《大明英烈传》，亦不见于《明史》，显然是苏老师别有领悟，而刘基对于宋濂的勉励，又何尝不是苏老师对于少年读者的提醒呢？关键字：纯良、单纯、读书、写文章。
而不是写作文。 但是请容我回头从写作文说起。
除了指斥作文中的缺陷，俞敏之老师教书通常都流露着一种“吉人辞寡”的风度。她平时说话扼要明朗，句短意白，从未卖弄过几十年后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辞法则”， 也没有倡导过“如何将作文提升到六级分”的诸般公式。印象中，她最常鼓励我们多认识成语，不是为了把成语写进作文，而是因为成语里面常常“藏着故事”。但是一旦骂上了人，话就无消无歇、无休无止、绵绵无绝期了。我甚至觉得：若不是因为在拈出坏作文时可以痛快骂人，她可能根本不愿意上这堂课呢。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里用了“載欣载奔”的成语，俞老师给划了个大红叉，说： “怕人家不知道你读过陶渊明吗？”“读过陶渊明就要随手拿人家的东西吗？”“人家的东西拿来你家放着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适吗？”
直到我活到了当年俞老师那样的年纪，已经健忘得一塌糊涂，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联系之间用了这个成语，已经不能想起。只依稀记得有两个穿着蓑衣在雨中奔跑的农夫—说不定也只是一则简短的看图说故事吧？
但是俞老师足足骂掉我一整节的下课时间，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强调的是文言语感和白话语感的融合。同样是“载……载…… ”我们在使用“载歌载舞”的时候或许不会感到突兀;而用“载欣载奔”形容高兴奔跑，却难掩那雅不可耐的别扭。
五年级下学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放学后》。我得到的等第是“丙”。非但成绩空前地差，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俞老师还特地用我的那一篇当反面教材，声色俱厉，显得浙江乡音更浓重：“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个十万八千里，翻什么鬼筋斗啊？”
我的第一行写的是四个字、四个标点符号：“打啊！杀啊！”—这当然是指放学之后校车上最常听见的打闹声。之后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写道：“我是坐校车上下学的……”
俞老师摇晃着我的作文簿，接着再骂：“打啊杀啊跟你坐校车有什么关系？文从字顺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吗？上面一个字跟下面一个字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个词跟下面一个词也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句话跟下面一句话也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段文章和下面一段文章也可以没关系嘛！” —你已经听出来了，老太太说的是反话！接着，隔了五六个同学，她把作文簿扔过来了，全班同学一时俱回头，都知道是我写的了。他们当然也都立刻明白：俞老师是因为失望而生气的。
“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说。
从俞老师帐下，一直到高三，前后八年，教过我国文的还有孙砚方老师、陈翠香老师、申伯楷老师、林学礼老师、胡达霄老师、魏开瑜老师;几乎每一位国文老师都当堂朗读过我的作文。那些一时为老师激赏、同学赞叹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连一句、一字都记不得了，五十年春秋华发到如今，印象深刻的偏只“载欣载奔”和《放学后》那蹩脚的起手式。两番痛切的斥责，则字字灌耳，不敢或忘。想来兴许有些沉重，却在我成为专职写作之人的时候，时刻作用着。无论我日后写什么、也无论使用什么书写工具，时刻在我眼前浮起的，总是米黄色打着绿格子的折页毛边纸，也总是那浓重的浙江腔的提醒：“上面一段和下面一段……”
说得雅驯一点，俞老师讲究的就是语感协调、结构严密，但是教人写作，雅驯之言虽简明扼要，却显得空洞、飘忽。我很庆幸，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那么些老师里面没有一个教我什么是类叠法，什么是排比法，什么是映衬法。他们只要带着饱满的情感朗诵课文，在上下文相互呼应之际，递出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就足以让学子体会：什么是语言的美好。
初中毕业前夕，高中联考在即，却由于不大受管束，又浮荡着那种不知道哪天就再也不会踏进校门的惆怅情绪，我们在校园各个角落里寻找着偷看了三年的女生班同学。有的拿出纪念册，要个题款或赠言;有的伺机递上自觉帅气的照片，要求交换留影。我则带着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周记》，在理化教室旁的楼梯上拦住了苏尚耀老师，请他给签个名。他从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拔出老花镜戴上，工整地签下了名字。我问他：“为什么老师说：‘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
他乍没听清，我又问了一次，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作文是人家给你出题目;真正写文章，是自己找题目;还不要找人家写的题目。”
我是在那一刻，感觉小学、中学一起毕了业。
（摘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章自在》一书）
我在小学五年级遇到了俞敏之老师。俞老师教国文，也是班主任，办公桌就在课室后面，她偶尔会坐在那儿抽没有滤嘴的香烟，夹烟的手指黄黄的。坐在俞老师对面的，是另一位教数学的班主任刘美蓉。刘老师在那一年还怀着孕—我对她的记忆不多，似乎总是在俞老师的烟雾中改考卷，以及拿大板子抽打我们的手掌心。
俞老师也打人，不过不用大板子，她的兵器是一根较细的藤条;有的时候抽抽屁股，有的时候抽抽小腿，点到为止。那一年“九年国教”的政策定案，初中联考废止，对我们而言，风中传来的消息就是一句话：比我们高一班的学长们都毋须联考就可以进入“国民中学”了。而俞老师却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们：“你们如果掉以轻心，就‘下去’了！”
五年级正式开课之前的暑假里，学校还是依往例举办暑修，教习珠算、作文，还有大段时间的体育课。俞老师使用的课本很特别，是一本有如小说的儿童读物，国语日报出版，童书作家苏尚耀写的《好孩子生活周记》。两年以后我考进另一所私立初中，才发现苏尚耀也是一位老师，教的也是国文，长年穿着或深蓝、或土绿的中山装，他也在办公室里抽没有滤嘴的香烟，手指也是黄黄的。
我初见苏老师，是在中学的校长室里。那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沈冬获派参加台北市初中生作文比赛。行前，校长指定高年级的国文老师来为我们“指导一下”。苏老师点了一支烟，摘下老花眼镜端端正正插在胸前的口袋里，问了两句话，也一口浙江腔：“你们除了读课本，还读些什么书啊？除了写作文，还写过什么东西啊？”
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俞老师，想起了《好孩子生活周记》，想起了小学课堂上烟雾缭绕的日子，但是我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回答—苏老师没让我们说话—他自己回答了：“我想是没有的！”
在校长室里，苏老师并没有提供什么作文功法、修辞秘笈，只是不断地提醒：要多多替校刊写稿子，“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至于我们所关心的比赛，他也只是强调：“参加了就是参加了，得名不得名只是运气，不必在意。”
我和沈冬运气不错，拿了个全市第一。至于为什么说“我和沈冬”呢？得名的虽然是我，可是我一直认为，临场慌急匆忙，忘了检查座位，很可能我们调换了号次，错坐彼此的位子。因为我深深相信：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实在是烂到不可能拿任何名次的。然而市政府和学校毕竟都颁发了奖励，我只能把奖品推让给沈冬，至于注记了我的姓名的奖状，则收了压抽屉。从此我对苏老师那运气之说深信不疑，若非如此，我还实在无法面对窃取他人名誉这件事。
苏老师却从此成为我私心倾慕的偶像。每当我在校园里、走廊上看他抱著课本踽踽独行，就会想起他的话：“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话里好像有一种很宏大的鼓励。我的确开始给每月发行的报纸型校刊投稿，每月一篇，一篇稿费十五块钱;有的时候，一个月甚至可以领到三十块。每个月都和我一起领稿费的，是另一位女同学，叫黄庆绮。后来她有了很多笔名，有时候叫童大龙、有时候叫李格弟、有时候叫夏宇—是的，就是那位风格独具而广受各方读者敬重的诗人。据我所知，她也没有代表过任何学校参加作文比赛。
非但写稿写得勤，我还央求父亲多买些东方出版社少年文库的书回来，父亲起初不同意，他认为那都是小学生的读物，字边都还带着注音符号的。我都上中学了，怎么回头看“小人儿书”呢？我说：我要看的那些，都是我的老师写的。
其实不是。他大部分的出版品都是改写故纸之作。从《孔子》到《诸葛亮》，从《班超》到《郑和》，以中国历史名人的传记为主，也有像《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或《大明英烈传》之类的古典小说。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好孩子生活周记》里那个充满现实小康家庭生活细节与伦理教训的世界不见了，仿佛他从来没有塑造过那样的一家人、那样的一个小学时代。苏老师后来更多的作品，是把无论多长多短的古典材料修剪或补充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中篇故事，总是以主人翁人格上的特色为核心，洋溢着激励人情志风骨的趣味。
在一篇改编自《聊斋·陆判》的故事里，有这样的段落：“朱尔旦立刻跳起来叫着说：‘唉呀！我完了！昨晚我冒犯了他，今天他问罪来了！’那判官却从大胡子里发出声音来说：‘不，不！昨天承你好意相邀，今晚有空，特地赴约来的。’”
其中“那判官却从大胡子里发出声音”既俏皮、又惊悚，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对照原文，才知道原本蒲松龄的文字是这样的：“判启浓髯微笑曰。”苏老师省略了“微笑”，因为在生动地表现大胡子里发出的声音之后，再去表达微笑，就会显得冗赘;为了微笑而不那样改写的话，又无从承接前述朱尔旦的恐惧之情。
在《大明英烈传》里，也有匠心独具的发明痕迹。原著第七十八回《皇帝庙祭祀先皇》，说刘基（伯温）听见朱元璋咒骂汉代的张良：“不能致君为尧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载遗恨。你又弃职归山，来何意、去何意也？”
原本朱元璋一路大用刘基，常常称许他“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吾子房也”， 如今指着和尚骂贼秃，其疏贱之心可知，刘基就坚持告病还乡了。可是在苏老师改写的版本里，横空多出一段，描写刘基的老朋友宋濂前来送别，还问他：
“只是你走了以后，我可寂寞呀！你看我应当怎样做呢？”
“你是一个纯良的读书人，工作也很单纯，仍旧做你的官，写你的文章好了。”
这样一段老朋友的际会，非徒不见于《大明英烈传》，亦不见于《明史》，显然是苏老师别有领悟，而刘基对于宋濂的勉励，又何尝不是苏老师对于少年读者的提醒呢？关键字：纯良、单纯、读书、写文章。
而不是写作文。 但是请容我回头从写作文说起。
除了指斥作文中的缺陷，俞敏之老师教书通常都流露着一种“吉人辞寡”的风度。她平时说话扼要明朗，句短意白，从未卖弄过几十年后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辞法则”， 也没有倡导过“如何将作文提升到六级分”的诸般公式。印象中，她最常鼓励我们多认识成语，不是为了把成语写进作文，而是因为成语里面常常“藏着故事”。但是一旦骂上了人，话就无消无歇、无休无止、绵绵无绝期了。我甚至觉得：若不是因为在拈出坏作文时可以痛快骂人，她可能根本不愿意上这堂课呢。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里用了“載欣载奔”的成语，俞老师给划了个大红叉，说： “怕人家不知道你读过陶渊明吗？”“读过陶渊明就要随手拿人家的东西吗？”“人家的东西拿来你家放着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适吗？”
直到我活到了当年俞老师那样的年纪，已经健忘得一塌糊涂，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联系之间用了这个成语，已经不能想起。只依稀记得有两个穿着蓑衣在雨中奔跑的农夫—说不定也只是一则简短的看图说故事吧？
但是俞老师足足骂掉我一整节的下课时间，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强调的是文言语感和白话语感的融合。同样是“载……载…… ”我们在使用“载歌载舞”的时候或许不会感到突兀;而用“载欣载奔”形容高兴奔跑，却难掩那雅不可耐的别扭。
五年级下学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放学后》。我得到的等第是“丙”。非但成绩空前地差，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俞老师还特地用我的那一篇当反面教材，声色俱厉，显得浙江乡音更浓重：“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个十万八千里，翻什么鬼筋斗啊？”
我的第一行写的是四个字、四个标点符号：“打啊！杀啊！”—这当然是指放学之后校车上最常听见的打闹声。之后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写道：“我是坐校车上下学的……”
俞老师摇晃着我的作文簿，接着再骂：“打啊杀啊跟你坐校车有什么关系？文从字顺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吗？上面一个字跟下面一个字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个词跟下面一个词也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句话跟下面一句话也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段文章和下面一段文章也可以没关系嘛！” —你已经听出来了，老太太说的是反话！接着，隔了五六个同学，她把作文簿扔过来了，全班同学一时俱回头，都知道是我写的了。他们当然也都立刻明白：俞老师是因为失望而生气的。
“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说。
从俞老师帐下，一直到高三，前后八年，教过我国文的还有孙砚方老师、陈翠香老师、申伯楷老师、林学礼老师、胡达霄老师、魏开瑜老师;几乎每一位国文老师都当堂朗读过我的作文。那些一时为老师激赏、同学赞叹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连一句、一字都记不得了，五十年春秋华发到如今，印象深刻的偏只“载欣载奔”和《放学后》那蹩脚的起手式。两番痛切的斥责，则字字灌耳，不敢或忘。想来兴许有些沉重，却在我成为专职写作之人的时候，时刻作用着。无论我日后写什么、也无论使用什么书写工具，时刻在我眼前浮起的，总是米黄色打着绿格子的折页毛边纸，也总是那浓重的浙江腔的提醒：“上面一段和下面一段……”
说得雅驯一点，俞老师讲究的就是语感协调、结构严密，但是教人写作，雅驯之言虽简明扼要，却显得空洞、飘忽。我很庆幸，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那么些老师里面没有一个教我什么是类叠法，什么是排比法，什么是映衬法。他们只要带着饱满的情感朗诵课文，在上下文相互呼应之际，递出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就足以让学子体会：什么是语言的美好。
初中毕业前夕，高中联考在即，却由于不大受管束，又浮荡着那种不知道哪天就再也不会踏进校门的惆怅情绪，我们在校园各个角落里寻找着偷看了三年的女生班同学。有的拿出纪念册，要个题款或赠言;有的伺机递上自觉帅气的照片，要求交换留影。我则带着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周记》，在理化教室旁的楼梯上拦住了苏尚耀老师，请他给签个名。他从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拔出老花镜戴上，工整地签下了名字。我问他：“为什么老师说：‘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
他乍没听清，我又问了一次，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作文是人家给你出题目;真正写文章，是自己找题目;还不要找人家写的题目。”
我是在那一刻，感觉小学、中学一起毕了业。
（摘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章自在》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