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谷林先生”从来是和信连在一起。二0一0年，我初做编辑，给作者写信前必先详一详《书简三叠》，其中谷林致扬之水的信，向是读得最熟的一叠。二0二0年春问世的《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 收入谷林致扬之水书信一百五十封，其中九十二封，属首次发表。十年后重读，时代和人都变了，恍若隔世。
　　谷林和扬之水相识前各自际遇，在特殊年代并不特别，只因爱书，映现出生命流转如水的柔韧和可爱。谷林自小钟爱文史，为养家糊口做了四十年会计，工作之余买书读书。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启了先生的“第二辈子生涯”，进牛棚，下干校，以五十之龄“转业打鱼”。一九七五年，咸宁“五七干校”结束，在“管饭待业”之际，历史博物馆邀请他去整理馆藏文献，“一跤跌入青云”，随后十四年，编辑点校了《郑孝胥日记》。一九七九年《读书》杂志创刊，受老友请托，他“帮闲打杂”，长期担任该杂志的义务校对、义务编辑及义务评论员。
　　扬之水青年时插队务农，开卡车，蹬三轮，送白菜，卖西瓜，恢复高考时阴错阳差未能入学，只能通过自学完成学业。《读书》改写了她的人生，扬之水在日记中自述：“我与《读书》真是缘分匪浅，从它创刊到现在，每期必读，甚至可以说，是《读书》引导我走上了读书的路，对建筑、对音乐、对美术，以及其他等方面的兴趣，几乎皆是源于《读书》。从八四年第十期的一方小豆腐块，我开始由读书走向评书……”（《〈读书〉十年》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一九八四年她考入光明日报社，一九八六年调入《读书》编辑部。
　　谷林与扬之水的半生交谊，始于《读书》，贯以“读书”。只隔一条“ 周道如砥”， 却很少见面，通了二十多年书信，“中心议题实在还是一个‘书’字”（《爱书来》扬之水序）。扬之水以先生为第一个“赶超”对象，谷林先生视扬之水作“小朋友”“大妹”，借书、赠书， 认真读她的文章，给出具体而微的修改意见。读《脂麻通鉴》，提醒扬之水“宜把视线收紧”，引例最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否则不免“缺少景深”（一九九五年三月四日信）。也有“诤友”式的提醒劝诫，读书不应“瓜蔓缠夹”，“总要抓住一根主心骨为好”（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信），“愿兄多近胡适而稍远钱锺书”（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信），“先在辞句上下功夫，力追其流畅条达”（第一百四十七封信）。
　　两人皆是“ 书痴”， 张中行《负暄三话》白描扬之水“痴”状，陈原在《书边杂写》序言中写谷林“为书而爱难”，“他迷上了‘黑’书，‘黄’书，或者还有‘灰’书，在那疯狂的年代，这就够了。他受了难，可他没有听从死神的召唤。但从此他就降到‘牛鬼蛇神’那一档;本来是斗我的，现在却要挨人斗或斗自己了”。—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谷林处世淡泊而重情，似魏晋间人。早年随笔集题名“情趣·知识·襟怀”，“情”为首。观其书信中品评文章，亦可知先生作文为人的去取：“巴金的文字亦以‘情’胜，但我稍嫌他欠蕴藉”（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信），“（唐鲁孙）为文不免轻浮，腔调近乎油，盖多趣而少情”（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信）。先生嘉许扬之水，盛称其才，更盛重其情。一九九五年谷林先生动胃肿瘤手术住院，扬之水跟家人支了钱给先生送去，佯称代为支领的稿费;将谷林文集《书边杂写》提先当作“书趣文丛”首辑抢印出来， 并亲自送至病床。先生与友人通信，每每感念记之。
　　扬之水“视先生为一种人生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二00五年十二月“为谷林先生寿”笺），尤其向慕先生的读书态度。某年为先生贺寿，她抄下《宋书·隐逸传》中一段文字寄赠：
　　（琅邪王弘之）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读书〉十年》卷二插图图注）
　　“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扬之水认为“像极了先生的读书与为文”。一九九四年她曾作《绿窗下的旧风景》，专记谷林先生，篇末有感而发：“古人有‘一行作吏，此事便废’的说法;此事，谓读书也。读书，原只是为了求一门高雅的谋生技艺—《颜氏家训》所谓‘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便是这种功利式的教读。如此，虽大抵可以不为俗吏之类的小人，却未必做得成君子，唯有真正钟情于书，才能爱它不倦;即使‘作吏’，仍为君子，或曰：文化人。”恰契合先生心志：“读书未必有成，因之也未必有用，但我以为这总是人间最好的东西，值得用最热切的感情去爱。”（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信）
　　他将自己在书间“汗漫游”，比作武陵渔父，“从吾所好”，“迷途而不知返”（《汗漫游》）。至暮年散遣“不啻为生命本身”的书籍，分诸友人后辈，视作“共命与长生”（《生命与长生》）。先生毕生痴爱，乃是作为精神存在的书。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曾中断读书，如上水船逆水而行，又如武陵人忘路之远近。“亦自不得，得亦不卖”，可对应“古之学者为己”，读书无关功利， 但求明心见性，近于古希腊“爱智慧”的哲人。
　　一九九五年，扬之水在信中向先生诉说，“一个迫切的愿意，就是想像先生那样，可以整天关在房子里读书”，为此想转到某个资料室工作，“最理想的是：有一份不丰的固定收入，有最多的读书时间”（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信）。翌年，她离开《读书》，学先生“从吾所好”，转事名物研究，自是另一种“得亦不卖”。
　　谷林先生偏爱知堂晚年抄书文章，尤以《结缘豆》为“绝作”，曾在《煮豆撒微盐》一文中引述：“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僧人念佛号以豆记其数，佛诞日煮豆撒微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先生效仿知堂，以书信文章结缘爱书人。《爱书来》中所收书信，终于二00八年十月十一日。琐细平淡的记述中，倾注着对友人君子式的至深之情。这封信和书友喜爱的那些谷林随笔一样，臻于先生最所向慕的境界——情深而词淡。读者可识，“此均是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