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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的名作《拟行路难》是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的传统篇目。慷慨任气的境界营造、悲愤不平的忧愁思想和跌宕起伏的感情波澜，被作者组织进精致的语言结构，使这一小篇幅作品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吸引力。不少语文教师和专家学者都参与过对此篇的讨论，他们或者分析“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中水之比兴的巧妙之意，或者探讨作者内心的矛盾起伏，作品写作艺术和时代背景等话题都纳入他们的分析视野，丰富了对该作品的深入理解。
然而诗歌属于文学文本，“文学文本往往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单一的表达功能，以更具综合功能的语言力量，使得整体与部分、各部分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和多面。文学文本往往需要把语言自身层面，以及所构建起的自然意象和社会人事等层面一并考虑进来，而知识信息与思想逻辑层面，却没有因此完全被摒除。”[1]
因此，关于鲍照《拟行路难》的解读，本文一方面强调整体视野下诗歌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探究诗歌文本内部的整体联系，解读作者一个人的愁思;另一方面，向外探究诗歌文本外部的制约因素和潜在影响，避免将作品与背景一一对应的机械解读，也避免完全把诗歌文本与作品生成的外部条件割裂，联系文本外部环境（即作者写作的特定情境与其无法脱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对比两个人的愁思，进而解读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下寒门的愁思。
一、一个人的愁思
《经典课文多重阐释》中提到：“作品的意义生成于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召唤结构’的相互作用之中。作者创造的文学文本是一个由不同层次和维度构成的‘召唤结构’，其中的语义、句法、结构和意境等存在的稳定性和空白星罗棋布，给读者预留了多处想象和联想的空间。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千差万别。当文本向读者发出召唤、吁求，当读者去确定文本中的未定、填补文本中的空白时，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展开交流、对话时，‘文本’也就由此变身为‘作品’了。”[2]据此，在诗歌《拟行路难（其四）》文本解读的第一个层次中，“以整体视野解读诗歌文本中的局部关系，可以找到整体与局部的直接关联，也可以在局部与局部的互相组合中形成与整体的最终关系，以此揭示诗歌主题的意义”[3]。
如诗歌中鲍照用“安能行叹复坐愁”直言愁思，通过“行、叹、坐”一系列外在的行为，与散漫在字里行间的细节描写组合成有机体，才可能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他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的情状，揭示挥之不去、排解不开的诗歌主题“愁”。那么，到底为何而愁呢？前文道：“人生亦有命”。又是怎样的“命”让作者生发如此愁思？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亦”上承“泻水置平地，各自东南西北流”。鮑照借泻水比兴，对人生有命进行诗意的阐释：以水倾倒在平地上流向何方不定比兴人的命运无定，前途不可预知;以水倾倒在平地上的不规则、不可控，比兴人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自主支配;以水倾倒在平地上，覆水难收，比兴人的命运不可更改，人生不可逆转、不可重来，只能默默承受;以水倾倒在地面流向各方是如此平常的现象，比兴人的命运大抵如此，反正我也不是大千世界中独特的一个，我只是平凡个体中的一个，我的人生只是平常现象中的一种，所以不必苦恼。越是正常，越是无奈、荒唐，越是聊以慰藉，越是感受到被压抑的心灵在对命运苦苦抗争。
于是诗人“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想通过喝酒和唱歌来解愁。通过喝酒解愁，并不是鲍照独创的做法，阮籍曾醉酒六十天依然无法解开心中郁结，曹操想用杜康解愁，奈何也只能和李白一样“举杯消愁愁更愁”，那么多前人身体力行地证明了酒只能麻醉自己却不解症结。于是，鲍照又尝试唱歌，歌曲是《行路难》。他本欲将一腔悲愤倾泻，奈何歌词悲愤、曲调悲凉，此刻，因过于忧伤而无法唱下去了。本想解愁，可是愁思却无可排解，长时间以来压抑的情感，此刻“心非木石岂无感”，酒的麻醉也不能使心如槁木，如今再也压抑不住，情感的闸门突然打开，喷发出慷慨义愤。随后，陡然“吞声踯躅不敢言”急转直下，隐忍吞声。这一扬一抑将诗人的情感变化大肆渲染，“愁”得此起彼伏。
由此，可以发现诗歌中各个局部也不总处在同一层面，局部中更小的部分支撑起一个较大的局部，并逐渐形成与整体的关系。正是前面作者从“人生亦有命”的默默承受到“酌酒以自宽”的借酒消愁愁更愁，才使得“心非木石岂无感”的慷慨义愤和“吞声踯躅不敢言”的急转直下成了必然，这才是作者要揭示出“愁之源”的意图所在。换言之，只有前期确立起文本内部间的有机联系，才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诗歌的主旨。
依据前文可以发现，诗中始终不说破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只是给我们展示了愁之相、愁之因、愁之解、愁之怒与愁之忍这一系列的过程。这种不说破的愁思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是一种常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知识结构进行补白。于是，笔者查阅资料填补诗歌中“不说破的愁”之空白，发现沈德潜《古诗源》中有言“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愁”是一种无边无涯、淤积不散的情绪。愁却不说破，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不说愁从何处来，便是愁从处处来。阮籍《咏怀（其一）》中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不说自己为何而伤心，蕴藏在文字间的愁苦郁闷却能被深深体味。这样“不说破的愁”吸引读者去探求专研，探求愁绪背后作者的身世经历，从而知人论世，探究一个人的愁之源。
二、两个人的愁思
“文本解读既要充分剖析文本的内部关系，也要对文本外部关系保持一定自觉。作者自我阐释的写作意图，当然是理解文本的重要依据，但须知文本与作者间也有一种间接乃至断裂。因此，立足文本，对比相同题材之下的其他作品，并通过建立文本内部与外部（其他作品）的联系，为思考开辟通道。”[4]李白以鲍照为师，所作三首《行路难》皆继承鲍照《拟行路难》系列中反抗现实之精神，传承鲍诗之神韵。李白的创作算是与鲍照不同时代的读者对鲍照作品的再创造。通过对比阅读鲍照和李白两个人的愁思，可以揭示鲍照的“愁之源”。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拟行路难（其六）》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行路难（其一）》
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六）》中，刻画了自己从官场郁愤到想弃官回家，最后郁郁不平，感慨自古圣贤和自己的遭遇相同，都有怀才不遇的无奈。李白在《行路难（其一）》中也表达了怀才不遇而想要弃官回家，他的基本思路继承了鲍照的文风，其中的反抗精神也如出一辙。但是结尾句的情感却截然不同。李白诗结尾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一连串的消极情绪之后，他挺起胸膛，豪言壮语，大步地往前走。鲍照诗结尾句“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在一连串的消极情绪之后，他却重归义愤，不得不低头，只因为身世寒微，势单力孤。
鲍照与李白的遭遇和心路历程都曾相同，但诗歌结尾的情感基调却截然不同，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性格原因造成的？李白是上进乐观之人而鲍照是悲观之人？《南史·本传》载鲍照谒见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之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知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鲍照说历史上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最后很多默默无闻，但是大丈夫岂能因此就与志向短浅的燕雀相随？由此可见，鲍照是一个非常具有进取之心的人。这样看来，并不是性格原因造成的。
那么，是什么使得鲍照“吞声踯躅不敢言”？这就要关注到鲍照所处的时代背景了。他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门阀制度。那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将人按才能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指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等级的评定者，官官相护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无机会参与评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鲍照出身寒微，在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他始终是下僚，不能有所作为。而李白所处的时代是盛唐，盛唐对于文化、对于人才的兼容并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循环，社会需要人才的支撑，科举制度这一选拔人才的方式完善于唐朝。当时别具一格的科举选拔制度把诗赋作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这样就增加了一批文人志士的存在感和被需要感。因此，唐代的诗人有着一种群体式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是李白在困境中还能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刘禹锡在被贬之时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頭万木春”，更是王勃在“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之际依然能诵“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因为生在盛唐，让梦想照进现实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生在盛唐，让“脚踩实地同时仰望蓝天”成为可能。生于盛唐的李白喊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时代赋予他的自信。而生于门阀制度统治的时代，出身寒微的鲍照却不能活得如此自信豪迈，他只能在幽怨现实之后继续低头，慨叹“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李白和鲍照的共同点在于“才秀”：李白飘然无群，英才天纵;鲍照慷慨任气，磊落使才。李白和鲍照的不同点在于：李白是西蜀商贾之子，生在盛世大唐，所以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成为一位名垂千古的诗仙;鲍照是东海寒门庶族，生在门阀南朝，所以忍气吞声，“取湮当代”，只得做一个隐藏的大家。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文本内部与外部（其他作品）的联系，对比阅读鲍照和李白两个人的愁思，可以窥见鲍照愁之源便是门阀时代下寒门的苦恼。鲍照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赋予寒门的悲哀。
三、一类人的愁思
解读文本，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展开讨论，即作者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创作文本的，这一社会背景反映了作者怎样的立场、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方法。这样的讨论使我们与文本相遇，在建构对文本全面理解的同时，也可能实现解读主体的自我生成，使自己的思考变得客观。由此，本文的解读将关注到鲍照同时期同出身的诗人，通过对他们共同生存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分析解读，走进鲍照的内心深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时代。这时期英雄辈出、名士济济，中国古典诗歌也经过这个时期的发展逐渐达到鼎盛。
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使得庶族与士族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庶族的抗争也表现在当时的主流文学形式诗歌当中。阮籍愁而作《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左思愁而作《咏史》：“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出身庶族的阮籍、左思、鲍照在年轻时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但在仕途上不可避免地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宣泄在诗歌当中，于是使得这批寒士创作的诗歌焕发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戴建业在《左鲍异同初探——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中》中写道：“生于‘蓬户’‘孤贱’而又不安于‘蓬户’‘孤贱’，艳羡荣华富贵而又得不到荣华富贵;恃才自负而又屡经坎坷，胸怀远志却又沉沦下僚，这使得左思和鲍照成了门阀制度激烈的诅咒者，成了时代的深刻批判者，二人由急切‘入世’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强烈‘愤世’。”[5]
由此可见，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下，残酷的社会现实让寒士的性格从上进变为怨愤郁结，长期身处社会底层，沦为下僚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对下层社会的生活有着更为广泛的接触和更加深刻的感受。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强有力地发声，将满腔的悲愁忧郁、愤愤不平发而为诗，他们的诗歌无论直抒胸臆还是借景抒情，都倾诉着社会底层寒士被压迫的愤懑之愁思，充满着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抗争精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寒士代表着出身寒微的庶族在诗歌当中抒发悲愤不平的压抑，感慨世事的艰辛和民生的疾苦，正因为这一类人——寒士的愁思，才成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散发现实主义色彩的诗篇，也可以说这些诗篇为门阀制度盛行时代下寒门的愁思找到了最恰当的表现方式。这一切注定了他们必然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他们代表寒门在政治黑暗、战乱频繁的年代发出最响亮的呼声。由此可以说，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选择了鲍照，《拟行路难（其四）》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成就了鲍照寒门的愁思。寒门之愁起源于门阀制度的时代，而有志寒士也因身处门阀时代而成就了魏晋时期独特的文风。
然而诗歌属于文学文本，“文学文本往往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单一的表达功能，以更具综合功能的语言力量，使得整体与部分、各部分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和多面。文学文本往往需要把语言自身层面，以及所构建起的自然意象和社会人事等层面一并考虑进来，而知识信息与思想逻辑层面，却没有因此完全被摒除。”[1]
因此，关于鲍照《拟行路难》的解读，本文一方面强调整体视野下诗歌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探究诗歌文本内部的整体联系，解读作者一个人的愁思;另一方面，向外探究诗歌文本外部的制约因素和潜在影响，避免将作品与背景一一对应的机械解读，也避免完全把诗歌文本与作品生成的外部条件割裂，联系文本外部环境（即作者写作的特定情境与其无法脱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对比两个人的愁思，进而解读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下寒门的愁思。
一、一个人的愁思
《经典课文多重阐释》中提到：“作品的意义生成于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召唤结构’的相互作用之中。作者创造的文学文本是一个由不同层次和维度构成的‘召唤结构’，其中的语义、句法、结构和意境等存在的稳定性和空白星罗棋布，给读者预留了多处想象和联想的空间。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千差万别。当文本向读者发出召唤、吁求，当读者去确定文本中的未定、填补文本中的空白时，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展开交流、对话时，‘文本’也就由此变身为‘作品’了。”[2]据此，在诗歌《拟行路难（其四）》文本解读的第一个层次中，“以整体视野解读诗歌文本中的局部关系，可以找到整体与局部的直接关联，也可以在局部与局部的互相组合中形成与整体的最终关系，以此揭示诗歌主题的意义”[3]。
如诗歌中鲍照用“安能行叹复坐愁”直言愁思，通过“行、叹、坐”一系列外在的行为，与散漫在字里行间的细节描写组合成有机体，才可能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他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的情状，揭示挥之不去、排解不开的诗歌主题“愁”。那么，到底为何而愁呢？前文道：“人生亦有命”。又是怎样的“命”让作者生发如此愁思？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亦”上承“泻水置平地，各自东南西北流”。鮑照借泻水比兴，对人生有命进行诗意的阐释：以水倾倒在平地上流向何方不定比兴人的命运无定，前途不可预知;以水倾倒在平地上的不规则、不可控，比兴人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自主支配;以水倾倒在平地上，覆水难收，比兴人的命运不可更改，人生不可逆转、不可重来，只能默默承受;以水倾倒在地面流向各方是如此平常的现象，比兴人的命运大抵如此，反正我也不是大千世界中独特的一个，我只是平凡个体中的一个，我的人生只是平常现象中的一种，所以不必苦恼。越是正常，越是无奈、荒唐，越是聊以慰藉，越是感受到被压抑的心灵在对命运苦苦抗争。
于是诗人“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想通过喝酒和唱歌来解愁。通过喝酒解愁，并不是鲍照独创的做法，阮籍曾醉酒六十天依然无法解开心中郁结，曹操想用杜康解愁，奈何也只能和李白一样“举杯消愁愁更愁”，那么多前人身体力行地证明了酒只能麻醉自己却不解症结。于是，鲍照又尝试唱歌，歌曲是《行路难》。他本欲将一腔悲愤倾泻，奈何歌词悲愤、曲调悲凉，此刻，因过于忧伤而无法唱下去了。本想解愁，可是愁思却无可排解，长时间以来压抑的情感，此刻“心非木石岂无感”，酒的麻醉也不能使心如槁木，如今再也压抑不住，情感的闸门突然打开，喷发出慷慨义愤。随后，陡然“吞声踯躅不敢言”急转直下，隐忍吞声。这一扬一抑将诗人的情感变化大肆渲染，“愁”得此起彼伏。
由此，可以发现诗歌中各个局部也不总处在同一层面，局部中更小的部分支撑起一个较大的局部，并逐渐形成与整体的关系。正是前面作者从“人生亦有命”的默默承受到“酌酒以自宽”的借酒消愁愁更愁，才使得“心非木石岂无感”的慷慨义愤和“吞声踯躅不敢言”的急转直下成了必然，这才是作者要揭示出“愁之源”的意图所在。换言之，只有前期确立起文本内部间的有机联系，才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诗歌的主旨。
依据前文可以发现，诗中始终不说破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只是给我们展示了愁之相、愁之因、愁之解、愁之怒与愁之忍这一系列的过程。这种不说破的愁思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是一种常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知识结构进行补白。于是，笔者查阅资料填补诗歌中“不说破的愁”之空白，发现沈德潜《古诗源》中有言“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愁”是一种无边无涯、淤积不散的情绪。愁却不说破，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不说愁从何处来，便是愁从处处来。阮籍《咏怀（其一）》中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不说自己为何而伤心，蕴藏在文字间的愁苦郁闷却能被深深体味。这样“不说破的愁”吸引读者去探求专研，探求愁绪背后作者的身世经历，从而知人论世，探究一个人的愁之源。
二、两个人的愁思
“文本解读既要充分剖析文本的内部关系，也要对文本外部关系保持一定自觉。作者自我阐释的写作意图，当然是理解文本的重要依据，但须知文本与作者间也有一种间接乃至断裂。因此，立足文本，对比相同题材之下的其他作品，并通过建立文本内部与外部（其他作品）的联系，为思考开辟通道。”[4]李白以鲍照为师，所作三首《行路难》皆继承鲍照《拟行路难》系列中反抗现实之精神，传承鲍诗之神韵。李白的创作算是与鲍照不同时代的读者对鲍照作品的再创造。通过对比阅读鲍照和李白两个人的愁思，可以揭示鲍照的“愁之源”。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拟行路难（其六）》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行路难（其一）》
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六）》中，刻画了自己从官场郁愤到想弃官回家，最后郁郁不平，感慨自古圣贤和自己的遭遇相同，都有怀才不遇的无奈。李白在《行路难（其一）》中也表达了怀才不遇而想要弃官回家，他的基本思路继承了鲍照的文风，其中的反抗精神也如出一辙。但是结尾句的情感却截然不同。李白诗结尾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一连串的消极情绪之后，他挺起胸膛，豪言壮语，大步地往前走。鲍照诗结尾句“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在一连串的消极情绪之后，他却重归义愤，不得不低头，只因为身世寒微，势单力孤。
鲍照与李白的遭遇和心路历程都曾相同，但诗歌结尾的情感基调却截然不同，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性格原因造成的？李白是上进乐观之人而鲍照是悲观之人？《南史·本传》载鲍照谒见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之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知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鲍照说历史上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最后很多默默无闻，但是大丈夫岂能因此就与志向短浅的燕雀相随？由此可见，鲍照是一个非常具有进取之心的人。这样看来，并不是性格原因造成的。
那么，是什么使得鲍照“吞声踯躅不敢言”？这就要关注到鲍照所处的时代背景了。他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门阀制度。那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将人按才能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指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等级的评定者，官官相护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无机会参与评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鲍照出身寒微，在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他始终是下僚，不能有所作为。而李白所处的时代是盛唐，盛唐对于文化、对于人才的兼容并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循环，社会需要人才的支撑，科举制度这一选拔人才的方式完善于唐朝。当时别具一格的科举选拔制度把诗赋作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这样就增加了一批文人志士的存在感和被需要感。因此，唐代的诗人有着一种群体式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是李白在困境中还能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刘禹锡在被贬之时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頭万木春”，更是王勃在“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之际依然能诵“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因为生在盛唐，让梦想照进现实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生在盛唐，让“脚踩实地同时仰望蓝天”成为可能。生于盛唐的李白喊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时代赋予他的自信。而生于门阀制度统治的时代，出身寒微的鲍照却不能活得如此自信豪迈，他只能在幽怨现实之后继续低头，慨叹“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李白和鲍照的共同点在于“才秀”：李白飘然无群，英才天纵;鲍照慷慨任气，磊落使才。李白和鲍照的不同点在于：李白是西蜀商贾之子，生在盛世大唐，所以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成为一位名垂千古的诗仙;鲍照是东海寒门庶族，生在门阀南朝，所以忍气吞声，“取湮当代”，只得做一个隐藏的大家。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文本内部与外部（其他作品）的联系，对比阅读鲍照和李白两个人的愁思，可以窥见鲍照愁之源便是门阀时代下寒门的苦恼。鲍照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赋予寒门的悲哀。
三、一类人的愁思
解读文本，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展开讨论，即作者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创作文本的，这一社会背景反映了作者怎样的立场、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方法。这样的讨论使我们与文本相遇，在建构对文本全面理解的同时，也可能实现解读主体的自我生成，使自己的思考变得客观。由此，本文的解读将关注到鲍照同时期同出身的诗人，通过对他们共同生存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分析解读，走进鲍照的内心深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时代。这时期英雄辈出、名士济济，中国古典诗歌也经过这个时期的发展逐渐达到鼎盛。
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使得庶族与士族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庶族的抗争也表现在当时的主流文学形式诗歌当中。阮籍愁而作《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左思愁而作《咏史》：“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出身庶族的阮籍、左思、鲍照在年轻时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但在仕途上不可避免地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宣泄在诗歌当中，于是使得这批寒士创作的诗歌焕发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戴建业在《左鲍异同初探——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中》中写道：“生于‘蓬户’‘孤贱’而又不安于‘蓬户’‘孤贱’，艳羡荣华富贵而又得不到荣华富贵;恃才自负而又屡经坎坷，胸怀远志却又沉沦下僚，这使得左思和鲍照成了门阀制度激烈的诅咒者，成了时代的深刻批判者，二人由急切‘入世’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强烈‘愤世’。”[5]
由此可见，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下，残酷的社会现实让寒士的性格从上进变为怨愤郁结，长期身处社会底层，沦为下僚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对下层社会的生活有着更为广泛的接触和更加深刻的感受。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强有力地发声，将满腔的悲愁忧郁、愤愤不平发而为诗，他们的诗歌无论直抒胸臆还是借景抒情，都倾诉着社会底层寒士被压迫的愤懑之愁思，充满着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抗争精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寒士代表着出身寒微的庶族在诗歌当中抒发悲愤不平的压抑，感慨世事的艰辛和民生的疾苦，正因为这一类人——寒士的愁思，才成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散发现实主义色彩的诗篇，也可以说这些诗篇为门阀制度盛行时代下寒门的愁思找到了最恰当的表现方式。这一切注定了他们必然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他们代表寒门在政治黑暗、战乱频繁的年代发出最响亮的呼声。由此可以说，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选择了鲍照，《拟行路难（其四）》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成就了鲍照寒门的愁思。寒门之愁起源于门阀制度的时代，而有志寒士也因身处门阀时代而成就了魏晋时期独特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