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一小群中学生曾想瞒着父母去新疆参加军垦———其中便有我这个初中生。那次逃窜未遂的记忆被悠悠岁月洗刷模糊之后，直到去年，我才寻得一机会西出边关。
　　据说我去得不是时候，草原已枯萎，河流已干涸，葡萄园已凋零，肃杀寒风把梦境中的缤纷五彩淘洗一尽，只留下一片沙海。沙丘，沙河，沙地，沙窟，举目茫茫，大地干净。不管什么时候在车上醒来，疲乏地探头远眺，看见的很可能仍是一片单调的灰黄，无边无际又无声无息，让人觉得车子跑了几天却仍留在原地。
　　人们不喜欢沙。其实细想一下，葡萄和哈密瓜适宜在沙土里生长，坎儿井这种特异的水利工程也是沙漠特产。因为多沙缺水，人们洗手靠铜壶吝惜地浇淋，脏水也被铜盏承接留备它用，这才有了精湛的铜品工艺。因为尘沙扑面，妇女们都习惯戴轻柔的头巾和面纱———而且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她们多有长长的睫毛，这才给戈壁添上了神秘的妩媚。沙的严酷，使人们更为勤勉和勇敢，于是市场上有了丰富的羊奶、羊皮以及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匕首。沙的单调，使人们向往热烈，于是荒原上有了更多的彩裙、冬不拉和月下奔放的歌舞。那林立的清真寺，那显目的油绿色彩和新月图案，也许是对黄沙烈日的补充；而充满着对自然和命运敬畏感的孤零零的祈祷呼号，也许更易于出现在风暴里和荒凉的沙海之中吧。
　　我想，壮丽的西部文化是不是从我手中这一捧沙砾中流出来的？
　　西部汉人不少，他们与西部各民族一道，真正开始了对沙的征服。据说当年解放军为投资军垦，节省军费，每人每年少发一套军服，而且军服都没有衣领和口袋，省下一寸算一寸。白日汗淋全身，夜晚围炉取暖。中央知道官兵太苦，曾给他们一人补发了几百块钱。但他们手里的光洋叮当响，就是买不到什么东西。
　　一位医院护士还向我说起她以前的一些知青伙伴。她们初入疆时，怕野兽，怕鬼，晚上不敢上厕所。于是她们只能紧闭着门，一个人哭起来，女伴们就陪着哭一夜。有位女子想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带着一个提包独身而去，结果迷路在大沙漠中。找到她时，发现她双腿已经冻坏，只得将大哭大闹的她送往医院，锯掉双腿……
　　在乌鲁木齐，在喀什和石河子，我在陌生的人影中默默地寻找，想知道谁是当年那位锯去双腿的城市姑娘。我甚至想，要是十六年前我来到这里，我会是这人海中的谁呢？是那位蹲在墙角咬着羊肉串，不时用油光光的袖口抹嘴的大胡子吗？
　　戈壁滩收纳了太多的血汗和眼泪，但这一切流入疏松沙土，很快就渗漏了，无影无踪了。一捧捧沙粒，竟全是同样的灰黄色，没有任何痕迹。
　　远古时期的戈壁似乎是较为繁荣的，西域早就是中国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者还证明，这里存在过石器时代，而东亚很多民族与这石器有着奇妙的关系。一些土家族史学家认为土家族为伏羲之后，源于甘肃，并以龙山县彭何两姓均自称“陇西堂”为证。研究古代服装的沈从文先生，认为今天的苗装，可能保留了西部原始民族的服饰特征。王国维的《读史》诗则开篇就是：“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鞋，却向昆仑望故乡。”又说：“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如果这些古代民族曾一度被西部的山川所养育，那戈壁滩真是一个孕生中华民族的巨大子宫。上下几千年，它输送了一个又一个的种族远去，自己却枯缩了，干瘪了，只剩下一片静静的黄沙，还有几声似乎沙化了的鸦噪。
　　我静静地听着屋外呜呜咽咽的风沙声。那是戈壁在哭泣吧，是思念它孕育的东亚亿万子孙而哭泣吧———戈壁滩如此干枯，以致没有泪水，只有这呜呜咽咽的哭泣。
　　我突然想起，十六年前我鬼使神差地要远赴西域，一定是在睡梦中听到了这哭泣，有一种孩子对母胎下意识的眷恋和向往。
　　我离开新疆时没有坐飛机，目的之一是想更多地看沙和听沙。火车昏昏沉沉地摇晃着，因为路基多沙，不宜高速。坐在对面的是一位维族青年，他告诉我，政府正在考虑运用日本专家在中东治理大沙漠的经验，来绿化戈壁。当然，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我们会有钱的———他笑着说，抽了口莫合烟。
　　我点点头。这时，车头长啸了一声，拉着列车掠过张掖，向河西走廊的出口奔去，我感到我正在从母腹中第二次诞生下来。
　　选自《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