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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清新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着。后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异常清新、无比动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沈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11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沈阳主要报纸《新报》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后头呢！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后，他们大多获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沈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后，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如果说，旧国民党官兵的规矩、秩序，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热情、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于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么？！”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53军389团2营1连张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于沈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苍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
1948年9月16日沈阳《和平日报》报道
酒足饭饱壮士自杀——血溅于家馆
（本报讯）小西区惠工街一段电车路旁第一商场兴游园于家馆内，昨（十五）日午后四时许，有一军人顾客身着士兵服装，胸前佩有“九四三四”部队符号，迳走进该饭馆内，遂坐于第一号小单间内，叫炒肉一大盘，白酒一壶。饭毕于四时三十分许，突以其自己所携来之手榴弹自行拉响，迨该饭馆跑堂夏殿起听响后，乃急往该号查看，见该士兵业已被炸身死，前胸炸乱，五脏溢出，血花溅满四壁，桌椅具遭损毁，为状极惨，后经报告该管派驻所后，五分局司法组东区宪兵队，警局鉴定股分别赶到现场，经地检处查验结果，已确认自杀无疑，当令掩埋。
1948年9月16日沈阳《和平日报》报道
沈阳城防固若金汤肃清匪谍具有信心
——对市内散兵游勇严加整饬
胡家骥昨招待新闻界发表谈话
（本报讯）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昨天下午三时，假铁路宾馆举行茶会，招待本市新闻界，报告警备部自改组以来各种情形。……（一）沈阳城防工事构筑……预定十月间完成，现正加紧构筑中。（二）平抑物价方面：自该部与市府警局、宪兵队等组织经济会报，并以市府警局宪兵队为中心，成立经济检查队，……每天平均冻结食粮，及检举违反经济政策者甚多，故沈阳经济紧张期已过。（三）治安方面可分为：1，处理七月间之学潮……2，处理八月间铁路局工潮……3，肃清方面，现正会同各有关方面严格执行……4，处理盗匪小偷情形，……全市已加强岗哨，增加夜岗五百五十余处，连前共计七百余夜岗……5，整顿军风纪方面：……取缔散兵游勇后荣军等官兵二千五百名……
1948年5月22日《观察》报道
离开沈阳 经过共区 走到锦州
……沈平班机通航之后，一般达官显宦都纷纷遣送眷属，飞机黑票以金条计算；购票真比登天还难……从沈阳到关内的交通，除掉沈平间的航线外，陆路便是从沈阳搭车到新民，然后沿铁道线经大虎山、沟帮子、到锦州，或从新民经柳河沟、半拉门、黑山、北镇、闾阳驿、十三站、大凌河到锦州，然后搭车去平。……
我于四月十八日同两个学工的朋友自沈阳动身。由沈阳开往新民的火车，每天都载有五六千人，车厢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子似的没一丝空隙……车道两旁除掉荒废着的田地，便是房屋的废墟，颓垣残瓦，满目疮夷。
……由新民到柳河沟是国军防地……每家都驻有军队，要柴草粮食之外，衣服家具，也给敛了走。人们若稍露不快之色，便有通匪嫌疑。
……出柳河沟西行，便进入了真空地带......那天阴雨蒙蒙，路上尘土还少，然而行不数里，便被前面四五个骑马持枪的汉子截住去路，大声喝道：“你们算运气不好，碰上俺们了，给俺们队长凑点零化钱罢，”于是叫众人掏出钱来往一只麻袋里放，听说不多久就装了满满的两麻袋。
……绕阳河是共区的入口，并无正规共军驻守，由农民会维持治安。土地已分配完了，人们已开始了春耕，食粮较沈阳便宜一半。店家对我们说：“在解放区，就是手托着流通券也不会有人抢的！”我们在绕阳河总算过了一个恬适的夜晚……
路上偶而碰到一两个带红箍的八路军骑兵，他们对行人连看都不看一眼，便奔驰而去了。途中时常见到农人拆除枕木劈作劈材。插着小红旗的八路军生产车来往运送粮草。……
到大虎山时，天色尚早，醒目的标语随处可见，此地吃食较沈阳要便宜三分之二，秩序也较安定，旅馆都有公定价格……黑山已是中共的后方，所以进城出城没见到一个岗哨，城内尽是卖吃食的，关了门的商店，据说都是洋货铺。……我们到闾阳驿的时候，镇上正大敲锣鼓，一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的汉子，站在木板搭成的台子上向众人坦白自已的罪状。……
从大凌河南行，又见到了矗立山巅桥头的碉堡，和那些密密层层的铁丝网。穿着臃肿的棉军装的兵士哼着小曲，无精打采的在街头漫步。老百姓带着满脸的不高兴，一锹一镐的挖掘濠沟。……
锦州市外围绕着好几道铁丝网，进“卡子”，行李被翻了个仔仔细细。……锦州市况非常冷落，人们没购买力，大商店纷纷倒闭……街上除掉由沈进关的难民外，就是刚从关内开来的军队……在锦州，使人精神上感到万分紧张，处处是战时状态的感觉。而生活的压迫，亦并不轻多少……(高超)
1948年10月15日 西安《西京日报》报道
悲惨的长春！
洪熙街是难民的鬼门关 白骨盈野无异死猫死狗
（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
1948年9月27日《南京日报》报道
四行孤军沦落为丐
平日，坐车经过苏州河，那四行仓库仍屹立着俯视行人，墙上累累的弹痕，像无数个眼睛，深沉沉地瞪着胜利国度的萎靡国民，一想起当日杨惠敏献去的国旗招展在刀山剑阵中的日子，想着顽强的八百个人——是的，八百壮士！
而壮士是最容易落魄的……何况我们这八百位很多是不单黄金没有，而且“枕戈待旦”的钢枪早也已交回国库去了的。铁没有一根，最多只剩老命一条。
这便是所谓“解甲归田”。甲，是早就解掉了的。而大半却无田可归，或有田不能归……“复员”了三年，流落在苏州河边的一些孤军们如今是怎样维持和保存他们从炮火下剩余的生命呢？
让我姑且做一次文抄公，剪贴几条报纸的标题在下面——《复员三年，四行孤军“复员”为丐》，《丈夫为国捐躯，妻子行乞街头》，《母老子弱，苏州河畔壮士推板车》，《夕日冲呀杀呀！如今杭育杭育。孤军放下枪杆扛行李！》，《谁杀死全家，孤军遗族你们饿毙》。
够了！但仍要补多一条，是大字号眉题《国家不要你们了？》——但他们却是要国家的，因为他们终究是中国人，而且曾经为中国打过仗。
……献旗的杨女士就在大后方以骗案被捉将官里去，而三年前“投降”了的武士，血腥的刀又挂上腰间了！
八百壮士，是的，曾经给编做歌唱过，曾经写成过小说，曾经拍摄过电影的他们，十年来总应有着每个不同的遭遇或结局吧？
……但其实，这些都是不必大惊小怪的，这正是一种写照。（梅空彦）
大事记
●1948年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于宿县双堆集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黄维被俘。
●1948年12月20日：中共华北、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部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和天津。
●1948年12月24日：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台。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开列头等战犯名单。
●1948年12月29日：陈诚接掌台湾。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愿与中共商讨和平。
●1949年1月9日：陈官庄20万国民党军被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丧师50余万。
●1949年1月14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求和文告，毛泽东提出强硬的八项条件。
●1949年1月15日：天津13万国民党守军被歼，城防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被俘。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清新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着。后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异常清新、无比动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沈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11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沈阳主要报纸《新报》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后头呢！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后，他们大多获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沈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后，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如果说，旧国民党官兵的规矩、秩序，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热情、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于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么？！”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53军389团2营1连张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于沈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苍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
1948年9月16日沈阳《和平日报》报道
酒足饭饱壮士自杀——血溅于家馆
（本报讯）小西区惠工街一段电车路旁第一商场兴游园于家馆内，昨（十五）日午后四时许，有一军人顾客身着士兵服装，胸前佩有“九四三四”部队符号，迳走进该饭馆内，遂坐于第一号小单间内，叫炒肉一大盘，白酒一壶。饭毕于四时三十分许，突以其自己所携来之手榴弹自行拉响，迨该饭馆跑堂夏殿起听响后，乃急往该号查看，见该士兵业已被炸身死，前胸炸乱，五脏溢出，血花溅满四壁，桌椅具遭损毁，为状极惨，后经报告该管派驻所后，五分局司法组东区宪兵队，警局鉴定股分别赶到现场，经地检处查验结果，已确认自杀无疑，当令掩埋。
1948年9月16日沈阳《和平日报》报道
沈阳城防固若金汤肃清匪谍具有信心
——对市内散兵游勇严加整饬
胡家骥昨招待新闻界发表谈话
（本报讯）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昨天下午三时，假铁路宾馆举行茶会，招待本市新闻界，报告警备部自改组以来各种情形。……（一）沈阳城防工事构筑……预定十月间完成，现正加紧构筑中。（二）平抑物价方面：自该部与市府警局、宪兵队等组织经济会报，并以市府警局宪兵队为中心，成立经济检查队，……每天平均冻结食粮，及检举违反经济政策者甚多，故沈阳经济紧张期已过。（三）治安方面可分为：1，处理七月间之学潮……2，处理八月间铁路局工潮……3，肃清方面，现正会同各有关方面严格执行……4，处理盗匪小偷情形，……全市已加强岗哨，增加夜岗五百五十余处，连前共计七百余夜岗……5，整顿军风纪方面：……取缔散兵游勇后荣军等官兵二千五百名……
1948年5月22日《观察》报道
离开沈阳 经过共区 走到锦州
……沈平班机通航之后，一般达官显宦都纷纷遣送眷属，飞机黑票以金条计算；购票真比登天还难……从沈阳到关内的交通，除掉沈平间的航线外，陆路便是从沈阳搭车到新民，然后沿铁道线经大虎山、沟帮子、到锦州，或从新民经柳河沟、半拉门、黑山、北镇、闾阳驿、十三站、大凌河到锦州，然后搭车去平。……
我于四月十八日同两个学工的朋友自沈阳动身。由沈阳开往新民的火车，每天都载有五六千人，车厢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子似的没一丝空隙……车道两旁除掉荒废着的田地，便是房屋的废墟，颓垣残瓦，满目疮夷。
……由新民到柳河沟是国军防地……每家都驻有军队，要柴草粮食之外，衣服家具，也给敛了走。人们若稍露不快之色，便有通匪嫌疑。
……出柳河沟西行，便进入了真空地带......那天阴雨蒙蒙，路上尘土还少，然而行不数里，便被前面四五个骑马持枪的汉子截住去路，大声喝道：“你们算运气不好，碰上俺们了，给俺们队长凑点零化钱罢，”于是叫众人掏出钱来往一只麻袋里放，听说不多久就装了满满的两麻袋。
……绕阳河是共区的入口，并无正规共军驻守，由农民会维持治安。土地已分配完了，人们已开始了春耕，食粮较沈阳便宜一半。店家对我们说：“在解放区，就是手托着流通券也不会有人抢的！”我们在绕阳河总算过了一个恬适的夜晚……
路上偶而碰到一两个带红箍的八路军骑兵，他们对行人连看都不看一眼，便奔驰而去了。途中时常见到农人拆除枕木劈作劈材。插着小红旗的八路军生产车来往运送粮草。……
到大虎山时，天色尚早，醒目的标语随处可见，此地吃食较沈阳要便宜三分之二，秩序也较安定，旅馆都有公定价格……黑山已是中共的后方，所以进城出城没见到一个岗哨，城内尽是卖吃食的，关了门的商店，据说都是洋货铺。……我们到闾阳驿的时候，镇上正大敲锣鼓，一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的汉子，站在木板搭成的台子上向众人坦白自已的罪状。……
从大凌河南行，又见到了矗立山巅桥头的碉堡，和那些密密层层的铁丝网。穿着臃肿的棉军装的兵士哼着小曲，无精打采的在街头漫步。老百姓带着满脸的不高兴，一锹一镐的挖掘濠沟。……
锦州市外围绕着好几道铁丝网，进“卡子”，行李被翻了个仔仔细细。……锦州市况非常冷落，人们没购买力，大商店纷纷倒闭……街上除掉由沈进关的难民外，就是刚从关内开来的军队……在锦州，使人精神上感到万分紧张，处处是战时状态的感觉。而生活的压迫，亦并不轻多少……(高超)
1948年10月15日 西安《西京日报》报道
悲惨的长春！
洪熙街是难民的鬼门关 白骨盈野无异死猫死狗
（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
1948年9月27日《南京日报》报道
四行孤军沦落为丐
平日，坐车经过苏州河，那四行仓库仍屹立着俯视行人，墙上累累的弹痕，像无数个眼睛，深沉沉地瞪着胜利国度的萎靡国民，一想起当日杨惠敏献去的国旗招展在刀山剑阵中的日子，想着顽强的八百个人——是的，八百壮士！
而壮士是最容易落魄的……何况我们这八百位很多是不单黄金没有，而且“枕戈待旦”的钢枪早也已交回国库去了的。铁没有一根，最多只剩老命一条。
这便是所谓“解甲归田”。甲，是早就解掉了的。而大半却无田可归，或有田不能归……“复员”了三年，流落在苏州河边的一些孤军们如今是怎样维持和保存他们从炮火下剩余的生命呢？
让我姑且做一次文抄公，剪贴几条报纸的标题在下面——《复员三年，四行孤军“复员”为丐》，《丈夫为国捐躯，妻子行乞街头》，《母老子弱，苏州河畔壮士推板车》，《夕日冲呀杀呀！如今杭育杭育。孤军放下枪杆扛行李！》，《谁杀死全家，孤军遗族你们饿毙》。
够了！但仍要补多一条，是大字号眉题《国家不要你们了？》——但他们却是要国家的，因为他们终究是中国人，而且曾经为中国打过仗。
……献旗的杨女士就在大后方以骗案被捉将官里去，而三年前“投降”了的武士，血腥的刀又挂上腰间了！
八百壮士，是的，曾经给编做歌唱过，曾经写成过小说，曾经拍摄过电影的他们，十年来总应有着每个不同的遭遇或结局吧？
……但其实，这些都是不必大惊小怪的，这正是一种写照。（梅空彦）
大事记
●1948年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于宿县双堆集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黄维被俘。
●1948年12月20日：中共华北、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部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和天津。
●1948年12月24日：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台。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开列头等战犯名单。
●1948年12月29日：陈诚接掌台湾。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愿与中共商讨和平。
●1949年1月9日：陈官庄20万国民党军被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丧师50余万。
●1949年1月14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求和文告，毛泽东提出强硬的八项条件。
●1949年1月15日：天津13万国民党守军被歼，城防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