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到今天。小时候我并不懂得什么是活着，只知道活着是要呼吸的。可我知道什么是死——闭着眼睛，脸色苍白，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不管自己的亲人怎样哭喊。我见过和自己同住一个病房的孩子死了。我几乎不去想活着的事，那时太小了，只有8岁，但我已经朦朦胧胧地觉得活着不好，因为要打针吃药，要做手术……
　　妈妈对我的病从不绝望，她不断地给医生写信，还把医生请到家里来。11岁时，记得有一天，妈妈请来一位军医。他对妈妈说，这孩子18岁时双腿就会挛缩起来，再也伸不开了。医生走后，妈妈说，我不相信，你要好好锻炼，你的病一定能好。我不完全懂得医生的话，但懂得妈妈的话。
　　我总是笑，苦笑，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就在父母面前装笑，有时脸上笑，心里却很烦恼。我学会了忍耐，试着咬牙忍耐。
　　我18岁的时候，妈妈想起了医生的话，她有点儿得意，说，你看我说的对吧!
　　我继续努力活着。
　　可是病情还是加重了。1976年12月，我做了第四次脊椎手术。此前医生对病情的估计并不乐观，他们说了会死去的几种可能：1.肺炎；2.泌尿系统感染；3.褥疮——这是脊髓损伤的病人最可能死去的原因。
　　可我依然活着。我的生命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
　　很多年了，我总是给自己开处方。我知道怎么预防感染，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条件再差也要洗头发洗澡，晒衣服晒被褥,所有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我会给自己针灸、注射、按摩，给褥疮换药，看不见的地方就照着镜子。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我像健康人一样穿着，虽然搬动双腿很费力，可努力就能做到。我像健康女性一样打扮自己，整齐干净。即使病在床上，我也要挣扎着让自己整洁清爽。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山东省立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张成伯伯，童年时，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他已经老了，他说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说，乐观坚强是第一!
　　后来，我在全国两会上还见到了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教授。1965年，妈妈带我到北京治病时，要找的最好的医生就是王忠诚教授。几十年后，我活着，还和他一起开会，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人有快乐，也会有烦恼，但是别人很少见我烦恼的样子，我自己早就学会了排解。我不让自己因为病痛而变得古怪和叛逆，也从不这样想问题——为什么我有病而别人没有。病痛是自己的事情，就好比出门遇到一座大山，你不能抱怨，只能想办法翻过去。我伤感但从不绝望，苦日子能过，好日子也能过。我让自己豪爽直率，从不在乎别人怎样看我，但是我会检点或拷问自己，让自己正直、正派、大气。
　　我再也不孤独了，少女时代就有了很多朋友。开始写作后，我却常常给自己制造孤独，因为必须安静地写作。我也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不喜欢出去吃饭，愿意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在饭桌上，我们喝酒，黄酒、白酒、葡萄酒……我总是哈哈大笑，那会儿根本不去想自己的病，只觉得活着真好。我有时候也幻想——假如还能再活一回多好!
　　今天，我还是不断鼓励自己好好活着，还是装得像没有病、没有残疾一样，让自己忘掉不幸，虽然很痛苦，但我知道，活着就是一种忍耐，必须有耐心地活着，耐心地做好每一件事。因为每个人只有这一次活着的机会，因为死后再也不能复生了，所以，有一次活着的机会就要好好地活着。
　　冯国伟摘自《阅读与鉴赏》 编辑/静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