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禀赋”与有效边界

来源 :财贸经济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leepOrWake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何确定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是现代金融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空白。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置于经济发展的“连续变化谱”中予以动态考虑。在实践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有效边界不仅随着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而持续变迁,同时也随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的“国家禀赋”特征而呈现出显著差异。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边界,需要将二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动态地“嵌入”到一组更为广泛的制度环境约束之中,并纳入对经济发展动态进程和机制的考虑。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发挥作用,且符合比较优势原则。,
其他文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学术振兴会主办,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经院”)和国际合作局承办的“变革时代的协同发展战略”中日国际学术会议于2015年6月24日在京举行。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学术振兴会每年就不同主题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增进双边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日双方学术交流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会见了中日双方与会专家与嘉宾。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院院长高培勇教授主持了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王宣敬副局长、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广
不同微观群体的通胀预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而厘清异质性通胀预期的信息粘性和信息更新频率特征是构建前瞻性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经典的流行病学模型,运用2001年1季度至2014年4季度我国居民与专家的通胀预期调研数据,分析了这两组具有代表性的异质性通胀预期的信息粘性与信息更新频率。研究表明:(1)我国居民和专家的通胀预期存在交互影响机制而非单向传染;(2)二者的信息粘性特征迥异,居民预期具有很高的信息粘性,而专家预期不具有粘性;(3)居民每季度有接近1/3的人更新预期信息,而所有专家每季度都进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NAES)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共同举办的“NAES宏观经济形势季度分析会(2015年3季度)”于2015年9月28日在京举行。会议基于课题组的研究报告,组织经济领域部分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四季度经济走势进行分析,并研讨了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在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提出如下判断和建议。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从理论上说,多层次资本市场既包括股票市场的多层次,
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调查数据,本文考察迁移对收入的影响,0LS估计结果表明,除市内未获取户籍迁移外,其他类型迁移者的收入平均而言都高于未迁移者的收入。PSM方法的估算结果表明,与未迁移者相比,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为44.34%。其中,市外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市内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未获得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获取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同时将迁移按城市内外和是否获取户籍进行划分后发现,市外未获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最大,其次是市内获取户籍迁移,再次是市外获取户籍迁移,而市内未
在经济、科技、政治三大力量的推动下,当今世界金融发展正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与趋势: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推进,金融互联网化日新月异。毫无疑问,这些新的特征和趋势,必将对各国的金融体制、金融结构、金融运行乃至整个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改革处于关键时期,《当代世界金融发展特征与趋势研究》(康书生等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版,以下简称《当代》)一书,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颇为重要的研究价值,更是有助于推动当前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下的
为促进中国金融学科的建设,提高金融理论的研究水平,促进金融实务的探索和创新,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于2013年决定设立“孙冶方金融创新奖”。“孙冶方金融创新奖”的评奖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注重发现具有创新理论的优秀作品,强调准确把握时代脉动,在学术成果上具有引领功能,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金融学科做出贡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区的相继建立.中国已经由36年前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步入了以服务业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新阶段。相关研究表明,在全球贸易总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46%)已超过制造业(43%),几乎占出口增加值的一半;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在经济增长和就业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全球热议的工业4.0中,物联网和服务网在制造业中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如果成功地将基于网络的服务整合进工业4.0,将极大地扩展这种潜力。那么,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重点的变化,即服务业的对外
体制变革已经被证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在其选择的体制变革道路上“走”的怎么样?体制变革是更容易还是变得更难呢?增量式与体制外的变革方式还能不能如之前一样是我们变革的主旋律呢?本文在分析中国体制变革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提炼出体制弹性的指标,使用1982—2011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捕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体制弹性的变化态势,发现中国的体制弹性正在不断弱化,且原有体制变革方式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增长空间已经日益狭小,体制变革已然进入“深水期”,使得变革的难度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来”战略的实施使得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流入高速增长。然而,在中国加入WTO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本文在对1996—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市场需求的持续扩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中国外资政策红利的衰减、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投资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变化对于不同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影响不尽一致。为进一步吸引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