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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二一九”大破坏是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的第三次破坏，是在上海白色恐怖的新高潮下必然发生的。与之前的两次破坏相比，这一次破坏抓捕了大批左翼文化人，对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更明显，可谓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转折点。但是，这一事件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破坏仅仅是有限的。
[关键词]
“二一九”大破坏；上海中央局；左翼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8-0010-03
1935年2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公共租界工部局与法租界的两处警察机构发动突然袭击，一举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与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史称“二一九”大破坏。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中央组织部何成湘、中央宣传部朱镜我、中央秘书处张唯一与中央文委阳翰笙、田汉、林伯修、许涤新等36人同时被捕。[1]本文依托左翼文化人的有关史料，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述评，尝试探讨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
一、“二一九”大破坏前的上海局势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则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共隐蔽战线与文化战线的“围剿”，企图全部歼灭留守在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
上海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曾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一直都被国内外反动派看作“清共”“查禁”与“围剿”的重点。1930年9月20日与11月8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第15889、17739号公函均转函国民政府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会同该市党部宣传部严密侦察“社联”“左联”等八团体，予以查封，并缉拿其主持分子，归案究办。[2]在此背景下，中共上海中央局相继遭到国民党上海当局的两次破坏。1934年6月下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很快自首叛变，并供出了上海和苏区的不少机密，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同时自首投敌。同年10月上旬，刚刚接替李竹声的盛忠亮被捕，也很快地叛变自首。盛忠亮任上海局书记才三个多月，中央机关内部还留着不少李竹声的亲信，所以第二次大破坏的损失特别严重，除大量机要文件外，和中央苏区联系的电台也遭到了破坏。[3]
虽然连续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人员的逮捕行动均由叛徒出卖导致，但这两次事件尚未让上海中央局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警觉起来。更要命的是，1935年1月，上海中央局竟通知“文委”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飞行集会，并且通知这次飞行集会要以“文委”和“文总”为主体。时任“文总”组织部长的许涤新称：“这是从来没有遇到的事，从来飞行集会经常是‘全总’或‘纱总’为主体的。”[4]经过三个星期的准备，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飞行集会在西藏路和南京路间举行了，“一开始虽是个二、三十人的‘飞行集会’，但因为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很快的就转变为一个两百多人的示威游行。排成整齐的行列，穿过二、三里的马路，跑了二十多分钟的快步，冲破几处有巡捕驻守的路口”。[5]
综合上述现象，可以判断：其一，上海“二一九”大破坏绝非是一场偶然事件，而是在白色恐怖的新高潮下必然发生的有预谋的事件；其二，“二一九”大破坏与之前发生的两起中央局破坏事件存在紧密关联，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告密是导火索；其三，新建立的上海中央局对敌人行动的连续性缺乏必要的反应，尤其不该在局势紧张的时刻还贸然举行帮助敌人、暴露自己的飞行集会。
二、“二一九”大破坏的主要现场与特点
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中共党内变节分子与特务们提供的名单、住址，密令上海市公安局请租界当局协作搜证与拘捕，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同时进行了逮捕行动，破坏了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及其他重要机构。我们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来还原当时的现场，感受共产党人在危急关头的临危不惧与机智勇敢。
其一是抓捕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及秘书处同志张唯一、王凌波等人的现场：1935年2月中旬，黄文杰同志感到形势不妙，因为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他们的住处巡回，他就单身在夜间到中央局秘书处（位于贝雷米路附近）暂住。秘书处是张唯一同志负责的，王凌波是他的助手；何健础则装作二房东。黄文杰到来时被安排在三楼的一间房子里，装作房客。特务进屋时，他在阳台上正要越墙逃跑，特务人多又跑得快，老黄终于被捕了。[6]
其二是抓捕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与干事罗晓红的现场：晚饭时，朱镜我得到敌人要动手的紧急警报，他当即决定留一同志守在机关，约定了警号，自己即带上要送发出去的文件转移，和罗晓红离开福煦路住所，去法租界古拔路许涤新家。不料路上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们跳上人力车转了三个弯，但后面的特务还像影子般地跟踪着。朱镜我即叫人力车夫在蒲石路一条小弄堂口停下，下车即走，想在黑暗中甩掉特务。但特务已追赶而至，动手绑架，朱镜我等一边和特务扭打，一边大声叫喊：“有人抢东西”，想以此解脱。这时，法租界的巡捕也赶了过来，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将朱镜我等押到卢湾法租界总巡捕房里。[7]
其三是抓捕中央文委委员、“文总”组织部长与“社联”负责人许涤新及其弟弟的现场：到2月19日下午2时左右，朱镜我又到我的寓所。他说：“现在要你做三件事：第一是提出接替你在‘文委’和‘文总’工作的人选；第二是尽快搬家，要找一间像样的洋房；第三是改变你的行头，做几套像样的西装。”临走时，他又拿出十张每张一百元的钞票交给我，要在次日下午转交给江苏共青团委，地址和口号也告诉了我，就匆匆别去。这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后，正要着手为《捷报》写社论时（大约九时左右），忽然大批人马冲上楼来，为首的一个法国人，提着手枪，破门而入。我要烧掉《捷报》和有关资料，不仅已来不及，而且也烧不完。只好默然被他们扣上手铐。[8]
其四是抓捕中央文委委员、“剧联”负责人田汉与“电影小组”成员钱杏邨的现场：第二天一早，还不到七点钟，我还没有起床，钱杏邨气急败坏地敲门进来，把我叫醒，说昨晚他回家时发现弄堂口停着一辆工部局的警车，走进弄堂，远远看见他家三楼灯火通明，他就感觉到不妙，因为三楼是他的书库，平常在深夜是不会开灯的，加上弄口有警车，肯定出了问题，于是他赶快离开，在朋友家里借宿了一夜。今晨起来忽然想起，昨晚田汉曾和他约定，今天下午要到他家里去看书，所以要我赶快通知田汉，叫他千万不要去了。我立即起床，匆匆忙忙赶到山海关路田家，我正要叩门，田家的娘姨看见我，立刻做了手势，要我不要进去，我跟她退出到弄口，她才告诉我：“先生被抓走了”，楼上还有包打听等着。这时，我才知道昨晚上一定出了问题。回到家里，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我家本来锁着、可以通麦特赫斯路的后门打开，作了必要的应变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出事的情况，请他通过“特科”，了解具体情况。[9] 从上海“二一九”大破坏的四个现场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中共地下组织的“围剿”采取了不同于过去的策略，对叛徒招供的情报人员或地下党机关住址进行暗中监视而非立即逮捕，进行集中打击而非逐个破获，这就提高了突然性、增强了准确性、扩大了打击面；当然，中共上海中央局在大破坏来临前已预感到了某种危险，但可惜的是，上海中央局直到19日才通知有关人员转移，这不免显得仓促、匆忙，何况狡猾的敌人此时早已在各个场所“守株待兔”了；尽管如此，黄文杰等上海中央局同志与朱镜我、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左翼文化人还是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斗志，而许涤新在紧要关头急中生智、保守党的秘密，更是令人敬佩。
三、“二一九”大破坏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
无论是单就上海“二一九”大破坏而言，还是把这起事件与前两起事件联系起来而言，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确实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损失惨重，教训深刻。夏衍甚至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2月19日的第三次大破坏，损失之严重，远远超过了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和向忠发被捕……‘二一九’事件之后，党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就不再存在。”[10]上海“二一九”大破坏的不利影响是使上海地下组织失去了上级领导，进而失去了同正在长征的红军以及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夏衍说的“党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就不再存在”不符合史实，过于夸大了当时的情况。实际上，针对这一极端险恶的困境，刘仲华领导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重新建立起来，他们于1935年3月29日专门起草了一个题名《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获后重新建立及其分工的情况报告》的文件，发往共产国际。该文件详细说明了上海中央局被破获与重新建立的过程：“帝国主义国民党于2月19、20两天袭击了中共在白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使驻沪的中代一人、整个中央局、部分的组织部宣传部技术部工作人员连各该部的负责同志——共29人一块儿被捕了……我们的党不但在失掉首领和部份地被敌人打散的片刻，各自防御或进攻，而且在相互获得联系之后马上在国际代表领导之下，在全总、青年团、特务科、中代之下技术工作人员中选择了5个同志建立了临时中央局，于3月17日开第一次会议实行就职，担负起领导白区全党的任务。”[11]同年9月2日，刘仲华给王明、康生发去的一个题名《关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被敌人破获的经过、教训及恢复的意见》的文件再次证实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存在。[12]
因此，上海与莫斯科的联系不可能中断。上海“二一九”大破坏主要破坏的是上海中央局与左翼文化总同盟下属各联的联系，迫使整个左翼文化运动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这一结论可以得到左翼文化人回忆录的佐证。夏衍承认：“当时，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是爱国群众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另一方面是我们在白区得不到一星一点党中央和红军的消息。”[13]李凡夫回忆：“1935年上海‘文委’、‘文总’被敌人破坏后，许多领导同志被捕，如许涤新同志等也被捕了……当时与上面领导失去了联系，只靠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来指导工作。”[14]任白戈也感慨地追述：“到了1935年春天，田汉、阳翰笙等同志被捕了。其他‘文总’负责同志也一时找不着，‘左联’失去了上级的领导，也就失去了党的领导，我们只能独立地进行工作。下面的区委书记也找不到了。‘左联’的作家们还在上海，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就依靠这些作家来进行工作。”[15]
然而，上海“二一九”大破坏并没有像国民党当局预期的一样取得了“全部扑灭”的大捷。相反，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却走向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阶段，使得左翼文化人更紧密地团结在统一战线中。夏衍指出：“‘文委’成员剩下了周扬和我；‘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被捕，但它所属的剧团、影评小组依然存在……‘社联’的杜国庠、许涤新被捕，钱亦石继任党团书记，所属团体和书店照常工作。‘左联’除个别盟员被捕外，整个组织没有太大的变动……这一年冬，我和周扬粗粗计算了一下，‘文委’所属各联盟的党员还有120、30人，‘盟友’在这一年增加了多少，就更难统计了。”[16]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是，由于左翼文化总同盟下的各联组织失去了与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联系，在客观上促使他们减少了“左”倾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例如，“社联”内部出台的一个题名《为健全组织发展组织而斗争》的文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认为发展盟员是刻不容缓的事，然而各联都把大门关得紧紧地，从来就不知道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从来就不知道在群众日常迫切要求的基础上去争取盟员。甚而对自己的同志还不敢信任，只要他同法西斯并肩走过路的，一桌共过餐，马上就疑神见鬼的说是‘这个家伙靠不住’——这也是一种幼稚病。”[17]又如，于1935年5、6月间才入“社联”复旦小组的蒋宗鲁也曾回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飞行集会了，但逢到什么纪念日，社联组织还要采取类似的方式突然之间散发一些标语传单后，即隐没在人群之中。”[18]
参考文献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Z].南京：凤凰出版社，1994.407-411.
[3][9][10][13][16]夏衍.懒寻旧梦录[M].上海：三联书店，1985.264.273-274.275-276.289.276.
[4][6][8]许涤新.风狂霜峭录[M].上海：三联书店，1989.95.98.99-101.
[5][17]社联盟报[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204.306.
[7][14]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166.113.108
[11]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获后重新建立及其分工的情况报告[J].党的文献，1995（6）.
[12]关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被敌人破获的经过、教训及恢复的意见[J].党的文献，1995（6）.
[15]任白戈.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A].左联回忆录（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77.
[18]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138.
本文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社联’与左翼社会科学运动”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上海“二一九”大破坏是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的第三次破坏，是在上海白色恐怖的新高潮下必然发生的。与之前的两次破坏相比，这一次破坏抓捕了大批左翼文化人，对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更明显，可谓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转折点。但是，这一事件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破坏仅仅是有限的。
[关键词]
“二一九”大破坏；上海中央局；左翼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8-0010-03
1935年2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公共租界工部局与法租界的两处警察机构发动突然袭击，一举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与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史称“二一九”大破坏。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中央组织部何成湘、中央宣传部朱镜我、中央秘书处张唯一与中央文委阳翰笙、田汉、林伯修、许涤新等36人同时被捕。[1]本文依托左翼文化人的有关史料，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述评，尝试探讨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
一、“二一九”大破坏前的上海局势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则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共隐蔽战线与文化战线的“围剿”，企图全部歼灭留守在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
上海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曾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一直都被国内外反动派看作“清共”“查禁”与“围剿”的重点。1930年9月20日与11月8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第15889、17739号公函均转函国民政府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会同该市党部宣传部严密侦察“社联”“左联”等八团体，予以查封，并缉拿其主持分子，归案究办。[2]在此背景下，中共上海中央局相继遭到国民党上海当局的两次破坏。1934年6月下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很快自首叛变，并供出了上海和苏区的不少机密，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同时自首投敌。同年10月上旬，刚刚接替李竹声的盛忠亮被捕，也很快地叛变自首。盛忠亮任上海局书记才三个多月，中央机关内部还留着不少李竹声的亲信，所以第二次大破坏的损失特别严重，除大量机要文件外，和中央苏区联系的电台也遭到了破坏。[3]
虽然连续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人员的逮捕行动均由叛徒出卖导致，但这两次事件尚未让上海中央局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警觉起来。更要命的是，1935年1月，上海中央局竟通知“文委”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飞行集会，并且通知这次飞行集会要以“文委”和“文总”为主体。时任“文总”组织部长的许涤新称：“这是从来没有遇到的事，从来飞行集会经常是‘全总’或‘纱总’为主体的。”[4]经过三个星期的准备，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飞行集会在西藏路和南京路间举行了，“一开始虽是个二、三十人的‘飞行集会’，但因为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很快的就转变为一个两百多人的示威游行。排成整齐的行列，穿过二、三里的马路，跑了二十多分钟的快步，冲破几处有巡捕驻守的路口”。[5]
综合上述现象，可以判断：其一，上海“二一九”大破坏绝非是一场偶然事件，而是在白色恐怖的新高潮下必然发生的有预谋的事件；其二，“二一九”大破坏与之前发生的两起中央局破坏事件存在紧密关联，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告密是导火索；其三，新建立的上海中央局对敌人行动的连续性缺乏必要的反应，尤其不该在局势紧张的时刻还贸然举行帮助敌人、暴露自己的飞行集会。
二、“二一九”大破坏的主要现场与特点
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中共党内变节分子与特务们提供的名单、住址，密令上海市公安局请租界当局协作搜证与拘捕，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同时进行了逮捕行动，破坏了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及其他重要机构。我们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来还原当时的现场，感受共产党人在危急关头的临危不惧与机智勇敢。
其一是抓捕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及秘书处同志张唯一、王凌波等人的现场：1935年2月中旬，黄文杰同志感到形势不妙，因为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他们的住处巡回，他就单身在夜间到中央局秘书处（位于贝雷米路附近）暂住。秘书处是张唯一同志负责的，王凌波是他的助手；何健础则装作二房东。黄文杰到来时被安排在三楼的一间房子里，装作房客。特务进屋时，他在阳台上正要越墙逃跑，特务人多又跑得快，老黄终于被捕了。[6]
其二是抓捕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与干事罗晓红的现场：晚饭时，朱镜我得到敌人要动手的紧急警报，他当即决定留一同志守在机关，约定了警号，自己即带上要送发出去的文件转移，和罗晓红离开福煦路住所，去法租界古拔路许涤新家。不料路上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们跳上人力车转了三个弯，但后面的特务还像影子般地跟踪着。朱镜我即叫人力车夫在蒲石路一条小弄堂口停下，下车即走，想在黑暗中甩掉特务。但特务已追赶而至，动手绑架，朱镜我等一边和特务扭打，一边大声叫喊：“有人抢东西”，想以此解脱。这时，法租界的巡捕也赶了过来，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将朱镜我等押到卢湾法租界总巡捕房里。[7]
其三是抓捕中央文委委员、“文总”组织部长与“社联”负责人许涤新及其弟弟的现场：到2月19日下午2时左右，朱镜我又到我的寓所。他说：“现在要你做三件事：第一是提出接替你在‘文委’和‘文总’工作的人选；第二是尽快搬家，要找一间像样的洋房；第三是改变你的行头，做几套像样的西装。”临走时，他又拿出十张每张一百元的钞票交给我，要在次日下午转交给江苏共青团委，地址和口号也告诉了我，就匆匆别去。这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后，正要着手为《捷报》写社论时（大约九时左右），忽然大批人马冲上楼来，为首的一个法国人，提着手枪，破门而入。我要烧掉《捷报》和有关资料，不仅已来不及，而且也烧不完。只好默然被他们扣上手铐。[8]
其四是抓捕中央文委委员、“剧联”负责人田汉与“电影小组”成员钱杏邨的现场：第二天一早，还不到七点钟，我还没有起床，钱杏邨气急败坏地敲门进来，把我叫醒，说昨晚他回家时发现弄堂口停着一辆工部局的警车，走进弄堂，远远看见他家三楼灯火通明，他就感觉到不妙，因为三楼是他的书库，平常在深夜是不会开灯的，加上弄口有警车，肯定出了问题，于是他赶快离开，在朋友家里借宿了一夜。今晨起来忽然想起，昨晚田汉曾和他约定，今天下午要到他家里去看书，所以要我赶快通知田汉，叫他千万不要去了。我立即起床，匆匆忙忙赶到山海关路田家，我正要叩门，田家的娘姨看见我，立刻做了手势，要我不要进去，我跟她退出到弄口，她才告诉我：“先生被抓走了”，楼上还有包打听等着。这时，我才知道昨晚上一定出了问题。回到家里，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我家本来锁着、可以通麦特赫斯路的后门打开，作了必要的应变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出事的情况，请他通过“特科”，了解具体情况。[9] 从上海“二一九”大破坏的四个现场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中共地下组织的“围剿”采取了不同于过去的策略，对叛徒招供的情报人员或地下党机关住址进行暗中监视而非立即逮捕，进行集中打击而非逐个破获，这就提高了突然性、增强了准确性、扩大了打击面；当然，中共上海中央局在大破坏来临前已预感到了某种危险，但可惜的是，上海中央局直到19日才通知有关人员转移，这不免显得仓促、匆忙，何况狡猾的敌人此时早已在各个场所“守株待兔”了；尽管如此，黄文杰等上海中央局同志与朱镜我、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左翼文化人还是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斗志，而许涤新在紧要关头急中生智、保守党的秘密，更是令人敬佩。
三、“二一九”大破坏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
无论是单就上海“二一九”大破坏而言，还是把这起事件与前两起事件联系起来而言，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确实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损失惨重，教训深刻。夏衍甚至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2月19日的第三次大破坏，损失之严重，远远超过了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和向忠发被捕……‘二一九’事件之后，党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就不再存在。”[10]上海“二一九”大破坏的不利影响是使上海地下组织失去了上级领导，进而失去了同正在长征的红军以及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夏衍说的“党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就不再存在”不符合史实，过于夸大了当时的情况。实际上，针对这一极端险恶的困境，刘仲华领导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重新建立起来，他们于1935年3月29日专门起草了一个题名《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获后重新建立及其分工的情况报告》的文件，发往共产国际。该文件详细说明了上海中央局被破获与重新建立的过程：“帝国主义国民党于2月19、20两天袭击了中共在白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使驻沪的中代一人、整个中央局、部分的组织部宣传部技术部工作人员连各该部的负责同志——共29人一块儿被捕了……我们的党不但在失掉首领和部份地被敌人打散的片刻，各自防御或进攻，而且在相互获得联系之后马上在国际代表领导之下，在全总、青年团、特务科、中代之下技术工作人员中选择了5个同志建立了临时中央局，于3月17日开第一次会议实行就职，担负起领导白区全党的任务。”[11]同年9月2日，刘仲华给王明、康生发去的一个题名《关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被敌人破获的经过、教训及恢复的意见》的文件再次证实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存在。[12]
因此，上海与莫斯科的联系不可能中断。上海“二一九”大破坏主要破坏的是上海中央局与左翼文化总同盟下属各联的联系，迫使整个左翼文化运动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这一结论可以得到左翼文化人回忆录的佐证。夏衍承认：“当时，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是爱国群众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另一方面是我们在白区得不到一星一点党中央和红军的消息。”[13]李凡夫回忆：“1935年上海‘文委’、‘文总’被敌人破坏后，许多领导同志被捕，如许涤新同志等也被捕了……当时与上面领导失去了联系，只靠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来指导工作。”[14]任白戈也感慨地追述：“到了1935年春天，田汉、阳翰笙等同志被捕了。其他‘文总’负责同志也一时找不着，‘左联’失去了上级的领导，也就失去了党的领导，我们只能独立地进行工作。下面的区委书记也找不到了。‘左联’的作家们还在上海，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就依靠这些作家来进行工作。”[15]
然而，上海“二一九”大破坏并没有像国民党当局预期的一样取得了“全部扑灭”的大捷。相反，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却走向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阶段，使得左翼文化人更紧密地团结在统一战线中。夏衍指出：“‘文委’成员剩下了周扬和我；‘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被捕，但它所属的剧团、影评小组依然存在……‘社联’的杜国庠、许涤新被捕，钱亦石继任党团书记，所属团体和书店照常工作。‘左联’除个别盟员被捕外，整个组织没有太大的变动……这一年冬，我和周扬粗粗计算了一下，‘文委’所属各联盟的党员还有120、30人，‘盟友’在这一年增加了多少，就更难统计了。”[16]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是，由于左翼文化总同盟下的各联组织失去了与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联系，在客观上促使他们减少了“左”倾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例如，“社联”内部出台的一个题名《为健全组织发展组织而斗争》的文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认为发展盟员是刻不容缓的事，然而各联都把大门关得紧紧地，从来就不知道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从来就不知道在群众日常迫切要求的基础上去争取盟员。甚而对自己的同志还不敢信任，只要他同法西斯并肩走过路的，一桌共过餐，马上就疑神见鬼的说是‘这个家伙靠不住’——这也是一种幼稚病。”[17]又如，于1935年5、6月间才入“社联”复旦小组的蒋宗鲁也曾回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飞行集会了，但逢到什么纪念日，社联组织还要采取类似的方式突然之间散发一些标语传单后，即隐没在人群之中。”[18]
参考文献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Z].南京：凤凰出版社，1994.407-411.
[3][9][10][13][16]夏衍.懒寻旧梦录[M].上海：三联书店，1985.264.273-274.275-276.289.276.
[4][6][8]许涤新.风狂霜峭录[M].上海：三联书店，1989.95.98.99-101.
[5][17]社联盟报[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204.306.
[7][14]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166.113.108
[11]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获后重新建立及其分工的情况报告[J].党的文献，1995（6）.
[12]关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被敌人破获的经过、教训及恢复的意见[J].党的文献，1995（6）.
[15]任白戈.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A].左联回忆录（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77.
[18]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138.
本文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社联’与左翼社会科学运动”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