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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罗斯(苏联)两国有关4300多公里的边界问题，历经44年山重水复的艰难历程，终于在2008年10月14日得到解决。这天，中俄两国代表在黑瞎子岛举行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标志着从1964年开始的中俄(苏)边界谈判从划界到实地勘界立标，最终全部完成。两国几代领导人、政治家、外交家贡献了他们卓越的才干、智慧和经验，为中俄关系的历史书写了重要篇章。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都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俄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和精神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启示。
从关系“蜜月期”到边界争端
苏联解体前，中苏边界全长约7600公里，东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是19世纪中叶后由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划定的。
新中国成立并与苏联建交后，在两国关系的“蜜月期”里，中苏边界领土问题被隐而不表。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对外战略方针政策上发生全面和根本性的分歧，并造成中苏国家利益的严重对立。关于边界问题的摩擦随之凸现。这既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也是结果。
1959年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七小时的会谈中，发生了自“中苏蜜月”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指责中国；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问题。边界问题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此后一二年间中苏边境发生了诸如中国边民被捆绑、殴打和驱赶的事件，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甚至有六万余中国公民受策动越境逃往苏联。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又就中印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中国则在1963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重申了中国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的态度。
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此后，边界问题被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
事实上，早在1958年4月，中国外交部就向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指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中苏关系其时尚未严重恶化，最初，中苏边境省区勘察地形、调查研究的工作基本是在相互友好、信任的状态下和平地进行的，而且双方都实事求是。中方其时曾计划在1959年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却未曾想，从1964年2月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到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确定全部中俄边界线走向，竟经历了漫长的40年。消弥三个问题上的分歧
40年的谈判共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第二次是在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7月，第三次是在1987年2月至1991年5月。
第一次谈判的目的本是缓和1960年以后出现的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谈判一开始，中苏对边界领土问题态度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不平等条约、谈判的目的和谈判的基础三个问题。
中方表示，中苏边界的19个条约都是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鉴于被沙俄侵占的领土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现实情况，中方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苏方认为，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就成为无效条约，这等于赋予了中方如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收回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权利。
关于谈判的目的，中方主张通过谈判，平等协商地解决全部边界问题，苏方则声称边界早已划定，只不过划界勘界已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变化，只对个别地段加以核定即可，并不承认争议地区的存在。
关于谈判的基础，中方主张以条约为基础，而苏方则强调以“条约文件”为基础，因为条约文件对苏方有利。例如，在帕米尔地区，虽然边界未正式划定，但有关条约确定了边界的走向，苏方却把双方就军事分界线的一个换文列为“条约文件”。在黑瞎子岛的附图上，苏方把东段边界两界江的边界线都画在靠近中方一侧的岸上，这也与条约原文不符。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争议一直持续着，但关于解决具体问题的谈判也在同时进行，并取得一定进展。双方交换了地图，初步陈述了各自对边界线走向的主张和论据，并就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双方商定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由于双方在中俄界约的性质、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以及黑瞎子岛归属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取得结果。
谈判的进展情况也与当时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密切相关。6月底，苏方代表团本来建议暂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区“挂起来”，先草签双方工作组已经达成的协议，但是赫鲁晓夫指示：“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从中国方面看，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也发表了批评苏联侵占别国领土的强硬讲话。后来，时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于9月底专返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两国边界东段协议，但却没见到赫鲁晓夫本人。勃列日涅夫答应要“劝说”赫鲁晓夫，却不料，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被解职。第一次边界谈判随之中断。
珍宝岛事件和三大障碍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方希望苏共能够改变做法，防止国际共运分裂，但苏共新领导还是于1965年3月召开了针对中共和其他一些兄弟党的所谓“协商会议”。接着，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成了主要任务。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边境局势紧张，摩擦更为严重。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爆发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苏联十分震惊。出于对中国联美抗苏的担心，勃列日涅夫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于是，毛泽东批准了苏联总理柯西金来北京会谈的要求。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达成“两国总理谅解”，双方同意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门联系解决。双方决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第二次边界谈判。
这一谈又是九年。第二次谈判几乎是“聋子对话”，没有达成什么协议。
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1979年底，苏联又出兵阿富汗； 加上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已经形成，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方在此次边界谈判中最大的关切是解决安全问题，希望消除或至少缓和来自北方中蒙边境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谈判一开始，中方就希望确认中方根据“两国总理谅解”提出的中苏边界临时协定的草案。苏方却不理会这一关切，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双方就是否存在武力威胁、两国总理机场会谈达成了什么谅解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自1978年7月以后，谈判一直处于休会状态。
第二次边界谈判的九年，实际上双方并没有讨论边界走向，但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边界谈判是两国惟一正式的交往渠道。
走上正常轨道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旧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是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进行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很快注意到勃氏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指示外交部做出反应。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召开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意思就是“听其言，观其行”。此后，邓小平派特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将中方的态度传达给苏方，正式要求苏方主动扫除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外交十记》中记载，在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的会面中，于洪亮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约见我驻苏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正式答复备忘录，称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这样，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开始政治磋商。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讲话还称，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定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这次讲话是重开中苏边界谈判的重要拐点，中方表示欢迎，并在1987年的纽约外长会见中商定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第三次边界谈判既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协商洽谈的产物，之后也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渠道之一。
1987年2月，中苏再次恢复边界谈判，具体讨论东西两段边界线走向问题，取得重大成果。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举世瞩目。这次访问无论对于中苏边界谈判，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下，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与具体划界开始走向正常轨道。双方较快达成协议，同意以目前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
然而，谈判并非一帆风顺，此间也曾“如履薄冰”。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中俄边界谈判亲历者周晓沛在“中苏中俄关系演变实录”中写道：据基列耶夫大使回忆录披露，在1989年10月举行第四轮边界谈判前夕，苏联外交部上呈了关于全线解决东西两段边界问题的一揽子谈判方案，但苏共中央政治局审议时未通过。戈尔巴乔夫要求代表团向中方表明，在当前条件下，苏方不可能做出改变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岛屿(指黑瞎子岛)和帕米尔地区边界的任何让步。据称，为了避免重蹈1964年边界谈判的覆辙，苏方代表团绞尽脑汁，设法减轻由此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通”罗高寿没有在谈判桌上，而是在1989年10月24日小范围会见钱其琛外长时，“小心翼翼地”向中方阐明了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强调国内的困难和民族问题的尖锐性，尤其是领土变更和居民迁徙的敏感性。
针对谈判中出现的新情况，我方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接受苏方关于先把部分达成一致的地段肯定下来的主张。1990年4月，李鹏总理访问苏联。这是1964年周恩来访苏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踏上苏联国土。随后，1991年5月15日～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回访，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苏边界变为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边界，其中中俄边界全长4300多公里。1992年10月，俄、哈、吉、塔四国组成联合代表团同中国继续边界谈判。当时钱其琛在会见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时说：中国在实施沿海沿江开放的同时，沿边也在开放，而陆地边界开放主要就是面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这样，我们的边界不再是军事对峙的、封闭的边界，而是开放的、鼓励双方往来和开展友好合作的边界。1994年9月，两国签订《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至此，中俄只有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块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尚未协商一致。
“半个鸡冠”回归祖国
2004年10月14日，专为解决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两国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在失去了大半个世纪之后，“半个鸡冠”终于回归祖国。
黑瞎子岛洲渚，又称抚远三角洲，由黑瞎子岛、银龙岛、明月岛等三个岛系、93个岛屿和沙洲组成，面积约335平方公里，处在我国形似“金鸡”版图最东端的“鸡冠”位置，扼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交汇处。与黑瞎子岛东段隔河相望的，便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依据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俄罗斯将银龙岛的全部和黑瞎子岛的一部分移交给中国。
黑瞎子岛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俄关系以及中俄边界形成的复杂历史，涉及法律问题、现实问题(1929年起该岛一直由俄方控制)、民族情感问题等等。1964年开始的第一次谈判双方就对这一问题进行反复讨论，无法达成一致。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双方对有关历史界约文字和地图画法认识不一致。僵持局面一直持续到2001年。当年9月，两国外长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达成一致。2003年2月，两国外长签署备忘录，就划分最后两块地区双方主张线间的地段达成了原则协议。
中苏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树立了国家间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终于，如文首所提到的：2008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举行了界桩揭幕仪式。同日，双方外交部换文确认了《中俄关于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件正式生效，两国边防部队开始按双方勘定的国界线履行防务。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都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俄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和精神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启示。
从关系“蜜月期”到边界争端
苏联解体前，中苏边界全长约7600公里，东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是19世纪中叶后由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划定的。
新中国成立并与苏联建交后，在两国关系的“蜜月期”里，中苏边界领土问题被隐而不表。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对外战略方针政策上发生全面和根本性的分歧，并造成中苏国家利益的严重对立。关于边界问题的摩擦随之凸现。这既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也是结果。
1959年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七小时的会谈中，发生了自“中苏蜜月”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指责中国；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问题。边界问题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此后一二年间中苏边境发生了诸如中国边民被捆绑、殴打和驱赶的事件，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甚至有六万余中国公民受策动越境逃往苏联。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又就中印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中国则在1963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重申了中国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的态度。
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此后，边界问题被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
事实上，早在1958年4月，中国外交部就向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指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中苏关系其时尚未严重恶化，最初，中苏边境省区勘察地形、调查研究的工作基本是在相互友好、信任的状态下和平地进行的，而且双方都实事求是。中方其时曾计划在1959年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却未曾想，从1964年2月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到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确定全部中俄边界线走向，竟经历了漫长的40年。消弥三个问题上的分歧
40年的谈判共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第二次是在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7月，第三次是在1987年2月至1991年5月。
第一次谈判的目的本是缓和1960年以后出现的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谈判一开始，中苏对边界领土问题态度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不平等条约、谈判的目的和谈判的基础三个问题。
中方表示，中苏边界的19个条约都是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鉴于被沙俄侵占的领土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现实情况，中方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苏方认为，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就成为无效条约，这等于赋予了中方如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收回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权利。
关于谈判的目的，中方主张通过谈判，平等协商地解决全部边界问题，苏方则声称边界早已划定，只不过划界勘界已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变化，只对个别地段加以核定即可，并不承认争议地区的存在。
关于谈判的基础，中方主张以条约为基础，而苏方则强调以“条约文件”为基础，因为条约文件对苏方有利。例如，在帕米尔地区，虽然边界未正式划定，但有关条约确定了边界的走向，苏方却把双方就军事分界线的一个换文列为“条约文件”。在黑瞎子岛的附图上，苏方把东段边界两界江的边界线都画在靠近中方一侧的岸上，这也与条约原文不符。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争议一直持续着，但关于解决具体问题的谈判也在同时进行，并取得一定进展。双方交换了地图，初步陈述了各自对边界线走向的主张和论据，并就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双方商定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由于双方在中俄界约的性质、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以及黑瞎子岛归属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取得结果。
谈判的进展情况也与当时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密切相关。6月底，苏方代表团本来建议暂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区“挂起来”，先草签双方工作组已经达成的协议，但是赫鲁晓夫指示：“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从中国方面看，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也发表了批评苏联侵占别国领土的强硬讲话。后来，时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于9月底专返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两国边界东段协议，但却没见到赫鲁晓夫本人。勃列日涅夫答应要“劝说”赫鲁晓夫，却不料，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被解职。第一次边界谈判随之中断。
珍宝岛事件和三大障碍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方希望苏共能够改变做法，防止国际共运分裂，但苏共新领导还是于1965年3月召开了针对中共和其他一些兄弟党的所谓“协商会议”。接着，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成了主要任务。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边境局势紧张，摩擦更为严重。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爆发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苏联十分震惊。出于对中国联美抗苏的担心，勃列日涅夫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于是，毛泽东批准了苏联总理柯西金来北京会谈的要求。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达成“两国总理谅解”，双方同意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门联系解决。双方决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第二次边界谈判。
这一谈又是九年。第二次谈判几乎是“聋子对话”，没有达成什么协议。
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1979年底，苏联又出兵阿富汗； 加上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已经形成，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方在此次边界谈判中最大的关切是解决安全问题，希望消除或至少缓和来自北方中蒙边境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谈判一开始，中方就希望确认中方根据“两国总理谅解”提出的中苏边界临时协定的草案。苏方却不理会这一关切，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双方就是否存在武力威胁、两国总理机场会谈达成了什么谅解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自1978年7月以后，谈判一直处于休会状态。
第二次边界谈判的九年，实际上双方并没有讨论边界走向，但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边界谈判是两国惟一正式的交往渠道。
走上正常轨道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旧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是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进行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很快注意到勃氏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指示外交部做出反应。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召开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意思就是“听其言，观其行”。此后，邓小平派特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将中方的态度传达给苏方，正式要求苏方主动扫除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外交十记》中记载，在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的会面中，于洪亮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约见我驻苏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正式答复备忘录，称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这样，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开始政治磋商。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讲话还称，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定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这次讲话是重开中苏边界谈判的重要拐点，中方表示欢迎，并在1987年的纽约外长会见中商定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第三次边界谈判既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协商洽谈的产物，之后也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渠道之一。
1987年2月，中苏再次恢复边界谈判，具体讨论东西两段边界线走向问题，取得重大成果。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举世瞩目。这次访问无论对于中苏边界谈判，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下，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与具体划界开始走向正常轨道。双方较快达成协议，同意以目前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
然而，谈判并非一帆风顺，此间也曾“如履薄冰”。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中俄边界谈判亲历者周晓沛在“中苏中俄关系演变实录”中写道：据基列耶夫大使回忆录披露，在1989年10月举行第四轮边界谈判前夕，苏联外交部上呈了关于全线解决东西两段边界问题的一揽子谈判方案，但苏共中央政治局审议时未通过。戈尔巴乔夫要求代表团向中方表明，在当前条件下，苏方不可能做出改变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岛屿(指黑瞎子岛)和帕米尔地区边界的任何让步。据称，为了避免重蹈1964年边界谈判的覆辙，苏方代表团绞尽脑汁，设法减轻由此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通”罗高寿没有在谈判桌上，而是在1989年10月24日小范围会见钱其琛外长时，“小心翼翼地”向中方阐明了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强调国内的困难和民族问题的尖锐性，尤其是领土变更和居民迁徙的敏感性。
针对谈判中出现的新情况，我方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接受苏方关于先把部分达成一致的地段肯定下来的主张。1990年4月，李鹏总理访问苏联。这是1964年周恩来访苏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踏上苏联国土。随后，1991年5月15日～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回访，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苏边界变为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边界，其中中俄边界全长4300多公里。1992年10月，俄、哈、吉、塔四国组成联合代表团同中国继续边界谈判。当时钱其琛在会见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时说：中国在实施沿海沿江开放的同时，沿边也在开放，而陆地边界开放主要就是面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这样，我们的边界不再是军事对峙的、封闭的边界，而是开放的、鼓励双方往来和开展友好合作的边界。1994年9月，两国签订《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至此，中俄只有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块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尚未协商一致。
“半个鸡冠”回归祖国
2004年10月14日，专为解决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两国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在失去了大半个世纪之后，“半个鸡冠”终于回归祖国。
黑瞎子岛洲渚，又称抚远三角洲，由黑瞎子岛、银龙岛、明月岛等三个岛系、93个岛屿和沙洲组成，面积约335平方公里，处在我国形似“金鸡”版图最东端的“鸡冠”位置，扼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交汇处。与黑瞎子岛东段隔河相望的，便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依据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俄罗斯将银龙岛的全部和黑瞎子岛的一部分移交给中国。
黑瞎子岛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俄关系以及中俄边界形成的复杂历史，涉及法律问题、现实问题(1929年起该岛一直由俄方控制)、民族情感问题等等。1964年开始的第一次谈判双方就对这一问题进行反复讨论，无法达成一致。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双方对有关历史界约文字和地图画法认识不一致。僵持局面一直持续到2001年。当年9月，两国外长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达成一致。2003年2月，两国外长签署备忘录，就划分最后两块地区双方主张线间的地段达成了原则协议。
中苏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树立了国家间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终于，如文首所提到的：2008年10月14日，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举行了界桩揭幕仪式。同日，双方外交部换文确认了《中俄关于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件正式生效，两国边防部队开始按双方勘定的国界线履行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