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18日上午10点，越南河内机场。
　　周恩来总理受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邀请，率副总理贺龙、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一行，开始了对越南的友好访问。
　　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越南方面特意在巴亭广场举行了有10万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当汽车进入主席府的院子时，周恩来从车窗里看见，胡志明主席已等候在台阶上迎接。
　　两双手紧握的一刹那，多少往事涌上了两位伟人的心头。
　　宴会上，胡志明动情地向大家介绍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一起做革命工作，我们是亲密的战友。”
　　周恩来也激动地说：“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才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
　　
　　巴黎，周恩来紧紧握住了胡志明的手
　　
　　1921年春天，法国巴黎。
　　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经北京大学来法教师张申府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年轻的共产主义者。
　　就在当年，法国共产党为联系各殖民地国家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成立了一个“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
　　在这个组织中，有一位活跃的越南青年，他就是后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胡志明当时名叫阮爱国，当过海员，到过欧美各国，知识丰富、见闻广博，自1918年留居巴黎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作为法共的一员，他利用“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联系了亚洲各国不少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从中国来的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位。
　　也许是历史的机缘，把这两位亚洲的伟人联系在一起。在巴黎，作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的周恩来有着超人的才智、卓越的工作才能、高尚的品格和超凡的气质，引起胡志明的好感和注意。一日晚饭后，胡志明主动约比自己小8岁的周恩来到塞纳河畔的巴黎地铁站见面。
　　按约定时间，周恩来急步赶往地铁入口处。当他在地铁里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仰的越南朋友阮爱国时，被这位异国老大哥真诚、慈爱的目光所感动；胡志明也被面前这位中国小兄弟聪敏、稳重及其独特的魅力所吸引。这次见面，奠定了他们近半个世纪兄弟般友谊的基础。在异国他乡，他们俩时常漫步塞纳河畔，谈理想、抱负、追求、生活；谈法国、中国、越南、世界；探讨各种主义，鼓舞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3年，胡志明离开巴黎去苏联学习，他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与这位中国弟弟依依惜别。
　　
　　广州，周恩来发现胡志明成了一个地道的“广东人”
　　
　　胡志明离开巴黎后的第二年，周恩来接到国内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回国，参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国共合作运动。
　　当年9月，周恩来怀揣旅欧共青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回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随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不久，胡志明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常务委员，1924年底也来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他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翻译的身份，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
　　胡志明来到中国很快便打开了工作局面，创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在广州举办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为祖国培养、输送干部。胡志明来到广州得知周恩来已是著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及军事部负责人，十分兴奋。他很钦佩周恩来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才干，当即邀请他给在广州的越南青年们讲课。
　　时年27岁的周恩来英姿勃发、气宇轩昂。早在南开学校他就以“善演说、能文章”而著称，而眼下给越南朋友上课，他更是精心准备，感情投入。周恩来把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越南青年同志们很爱听。后来，经周恩来引荐。胡志明先后请了李富春、彭湃、刘少奇等人到训练班讲课，并组织越南青年学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中国的农民革命等问题。此外，胡志明还挑选了一些优秀的越南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这些学生后来大多为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越南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后来，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州，与周恩来结为终身伴侣。胡志明得知后，以老大哥的身份赶来祝贺，他经常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家中去看望他们，每次聚在一起，都感受到一家人欢乐、亲热的气氛。
　　胡志明有了周恩来、邓颖超的细心关怀和照顾，也很少感到孤独。中国的同志都没有把胡志明当外人，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居民哩！
　　
　　柳州，周恩来苦心营救胡志明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胡志明曾一度来到中国革命的红色根据地延安，延安的枣园和延河岸边，都留下了这位“广东老头儿”的身影。后来，他辗转来到重庆。这时，周恩来正在重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他们又一次相逢，在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两人的想法更是不谋而合。
　　1942年夏天，胡志明沿滇越边界线活动，8月，他进入广西德保县，准备去重庆再次会见周恩来，不幸在德保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投入监狱。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不顾一切地苦心营救胡志明。
　　此时的周恩来，刚刚从医院出来。出院不久，又有一个不幸之事向身体虚弱的周恩来袭来——父亲在他住院期间已经病故。含着极度沉痛的心情，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说：“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生。”毛泽东交代他：“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但是，想到尚在狱中的胡志明，周恩来安葬父亲后，立即会见蒋介石，与国民党交涉释放胡志明。此外，周恩来还多次奔赴柳州，亲自到冯玉祥处，商议营救胡志明。受周恩来之托，冯玉祥又去拜访李宗仁，从国际、国内各方面陈述利害关系，敦促李宗仁想法释放胡志明。在冯玉祥的劝说下，李宗仁又与冯一道去面见蒋介石，提出应该释放胡志明。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对马上释放胡志明的要求置之不理。为此，中共方面联合国际、国内各方舆论和各抗日组织继续努力，直到1943年夏，在胡志明被国民党关押了1年零12天后，才在柳州获得自由。
　　
　　北京，胡志明舍不得脱下邓颖超亲手为他织的毛衣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胡志明就任临时政府主席，并发表了《独立宣言》。次年3月，胡志明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950年1月，胡志明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秘密来华。由于交通不便，他在中越边界赤足步行了17天，当他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早在1月10月凌晨，周恩来就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率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等前往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胡志明到北京时，与周恩来未曾见面，只是与刘少奇商谈了有关援助越南的问题。之后，在刘少奇的精心安排下，胡志明又前往莫斯科，正好同时会晤中国和苏联党政领导人。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列车为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三人各备了一节车厢，车厢内胡志明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加兄弟”的长时间相聚，其乐融融。
　　应越南方面的要求，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方面派出了一批军事顾问到越南，参与筹划了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一些重要战役。7月至11月间，还派陈赓将军赴越南协助组织了关系重大的奠边府战役。
　　1950年后，胡志明多次公开或秘密访华，而每次他都有回家的感觉。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同志总是向他伸出热情友好的双手，而且因为有一个时刻无微不至关照他的周恩来兄弟。在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胡志明都可以安稳地休息，一觉醒来，早有人把崭新的皮鞋、衣裤放在他身边。他知道这是周恩来交待的，服务人员总是微笑着向他解释：“我们是完成周总理交办的任务。”在这些服务员的面前，胡志明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慈祥。服务员们也早就稔知胡主席的好脾气，因此一旦他拒绝更新服装时，他们就连劝带拉，帮助“胡伯伯”把衣服换上。在北京，有一回胡的一件旧毛衣引起服务员的好奇，他深情地说：“这是邓大姐给我织的毛衣，我舍不得脱下来换啊！”
　　
　　
　　日内瓦，周恩来为胡志明奔走呼号
　　
　　1954年1、2月间，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将于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大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讨论。
　　1954年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4月21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先在莫斯科停留，目的是要与苏方协调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方针、策略；另一原因，是要在这里会晤胡志明和范文同。此时，胡志明化名“丁同志”，先行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对越南问题，周恩来还细致地与胡志明交换了意见。
　　4月24日，周恩来一行飞抵日内瓦。此后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为促进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费尽心力，与美国、法国等对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中国、苏联的一再努力下，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作为首席代表，于5月4日率越南代表团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受胡志明所托，范文同在会议期间与周恩来相互配合，协调行动。
　　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就在前一天，越南人民军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这是抗法战争决定性的最后一战，直接关系到谈判桌上斗争的成败。但是，由于美国等方面阻挠，会议进展仍很缓慢。
　　7月3日，周恩来偕罗贵波、韦国清、乔冠华等人，到广西柳州会见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人。双方就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方案以及其他有关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取得一致的看法，达成了《7月5日协议》。
　　7月9日上午，周恩来又一次飞往日内瓦，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继续努力。
　　7月21日凌晨，日内瓦会议终于达成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武汉，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
　　
　　1955年6月25日上午10时30分，胡志明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周恩来亲自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次正式访华，历经两个星期。周恩来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会谈。虽然“一五”计划时期中国还很困难，但周恩来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将以人民币8亿元无偿赠送给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除了会谈，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亲自陪同胡志明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1960年春季，周恩来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以后，再次前往越南访问。5月9日，当他和陈毅乘坐的专机离开金边进入越南上空时，由于气候原因，飞机无法在河内机场降落。周恩来同意转降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因为这里是胡志明主席的故乡，周恩来也想顺道去看看。
　　5月10日上午，天气好转，专机再次从宜安机场起飞，抵达河内嘉林机场。走出舱门，范文同率10万市民夹道欢迎，与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在周恩来将要结束访问时，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举行了欢送仪式和宴会，在主席府的院子里专门备下了露天座位。当胡志明和周恩来就座时，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拥了上来，他们把手中的红领巾分别给敬爱的胡爷爷、周爷爷和其他领导人戴上，然后像在亲人面前一样，就地坐在胡志明、周恩来等人身边。更可爱的是，有几个孩子干脆把手放在胡志明和周恩来的腿上。大家高高兴兴地坐下观看场内的表演，其情其景，宛如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一起，尽管两人都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私交甚深、感情甚厚，因此，都感到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其后，胡志明秘密来华，与周恩来商谈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周恩来专程陪同胡志明到武汉。周恩来设宴招待胡志明，饭后，胡志明习惯性地看看四周，想找个东西，可是没有找到。这一细小的动作被周恩来察觉到了，他早有准备，轻轻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用纸包着的精致牙签，递给胡志明。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胡志明记得：当冬天来临，邓颖超还惦记着给他送去丝棉衣裤；他爱吃中国的苹果，周恩来夫妇总是设法尽快送到；为了让他身体健康，减少抽烟的危害，周恩来经常把我国轻工业部烟草研究所特制的低尼古丁“中华”、“熊猫”牌香烟送给他；就连金日成送给周恩来的上好高丽人参，周恩来舍不得吃，也转送给了他。生活上的互相关心、照顾，政治、经济上的相互支持、帮助，加深了两国领导人的传统友谊。
　　
　　河内，周恩来失声痛哭，连声说：“我来晚了，来晚了！”
　　
　　1969年7月，胡志明在病重之际，委托李班副部长和驻华大使吴明鸾转达自己再次访华的愿望。7月17日午夜12时30分，李班和吴明鸾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见到了周恩来。李班表示说：“胡志明主席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来，只要周总理同意，他行李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来。”
　　周恩来深知胡志明对中国党和人民的浓厚情谊及眷念，但他早已得知胡主席病重，不忍心让胡志明增添劳累，便回答：“我们是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的。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有为难的地方。只能由大夫作出判断，由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请向胡主席说清楚。”
　　在胡志明病重的日子里，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都非常关注他的病情，并想方设法使他康复，先后派出了4个医疗组。为此周恩来专门找来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和有关专家，让他们挑选最优秀的医务人员组成医疗组赴越南，他还亲自审定了胡志明的病情报告和治疗方案，并派专机给胡志明送去最好的药物和医疗器械。中国医务人员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发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越南尽全力抢救胡志明。
　　在医务人员的努力下，胡志明的病情稍有好转。一天，他托一位准备回北京休假的中国医生，请他在回来时顺便带两只北京烤鸭来。周恩来得知胡志明想吃北京烤鸭后，专门请教有关方面如何保藏和携带烤鸭的方法。在那位医生返回越南前，周恩来特地让厨师精心为胡志明烤制了两只烤鸭，并用冷藏方法细心包装好，然后让医生带给胡志明。这份情谊，再次给病中的胡志明带去许多安慰。
　　1969年9月2日，周恩来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宣布独立2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会上，他还详细地向吴大使询问胡主席的病情。当日，便传来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噩耗，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中共中央立即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前去吊唁。
　　9月3日晚，周恩来彻夜难眠，为自己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和慈祥的老大哥而万分难过。9月4日一早，他没来得及收拾行装，便匆匆赶往机场，率叶剑英、韦国清等中共代表团成员乘专机前往河内。飞行途中，突然接到我驻越使馆的电报，说凌晨2时越南外长转告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关于国葬的安排：为长期保留胡主席遗体，现正在对遗体进行处理，因此中共代表团将不便瞻仰遗容。周恩来此去，最大的愿望就是向胡志明遗体告别，这一电报，使他不得不临时决定先在南宁降落。经代表团近两个小时的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飞往河内。
　　几小时后，飞机抵达河内机场，受到越南党政领导人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等临时迎接。范文同等人见到周恩来时，失声痛哭。周恩来眼含泪水，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大家失去了同样的“亲人”，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中。
　　踏上主席府那宽阔的台阶，周恩来脚步极为沉重。进到主席府会议厅，周恩来对越南党政军负责人说：“我们来得仓促，但还是晚了……31日，我们派吴阶平大夫和梁枫同志来送药品和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叫他们当晚赶回北京汇报。因天气关系，他们9月1日晨才回到北京。我亲自听取汇报后又找有关同志讨论了5个多小时。我觉得已经很难见到胡主席了，但仍然决定派吴大夫和梁枫以及一些医生携带药品、器材前来抢救，他们正在路上，不幸的是胡志明主席已经去世了。”
　　说到这儿，周恩来极为动情，眼眶湿润：“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尤其密切，不比一般。他几次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同中国人民共患难，并肩战斗。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更感觉到这一次我们不是来早了，而是来晚了，没有能够在胡主席去世之前同他见上一面……”
　　这番发自肺腑的话，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大家都难过地掉下眼泪。周恩来如此悲痛、动情，深深感动了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领导人改变了原先的安排，当晚7时，秘密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了胡志明的遗容，周恩来总算同胡志明“见上了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