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股东以南孚69％股份作为出资方，与摩根士丹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成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中方持股51％，外方持股49％。随后，南孚股东之一——百孚公司在香港炒金亏损巨大，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股份中的8.25％出让给外方，从此中方失去控股权。
　　 此后，数次转让，最终摩根士丹利等外资股东以控股绝大多数而完全控制南孚。2003年8月11日，摩根士丹利等外资股东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南孚卖给了吉列公司。
　　 2005年10月1日，宝洁以5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吉列，南孚成为了宝洁公司在亚洲最大的碱性电池生产基地。
　　据专家测算，宝洁要再兴建同等规模的电池生产企业至少需要10亿美元。
　　
　　南孚会不会再次被卖掉
　　
　　 记者：南孚现象说明了什么？
　　 刘增山：有人说南孚是误上洋船，一个好端端的民族品牌最终沦为外资的生产基地。但，我不这样看，与南孚同时期的很多电池生产厂家破产相比，南孚还是不错的，至少它存活下来了。至于外资股东的数次转让，那是资本的逐利性，人家投资了就得赚钱，无可厚非。
　　
　　 记者：南孚最初为什么没有在国内A股上市？
　　 刘增山：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孚曾经考虑过走上市之路，但是其合资背景、企业净资产较低等因素使它向A股靠拢的成本比较高，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障碍使它达不到上市标准，最终放弃了在A股市上市的努力。
　　
　　 记者：南孚从国有企业退出后，做了哪些运作？
　　 刘增山：1999年是南孚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年。借助传呼机市场的火爆，电池市场空前放量，市场占有量超过50％，这一年南孚电池的年销售额接近6亿元。这个时候，作为福建省南平市的重点国有企业，南孚在贯彻“国有资产从非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政府精神时被列在了国资退出的第一批企业名单中。
　　 随后， 通过增资的方式，鼎晖联合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投入100多万美元，摩根士丹利400万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000万美元，与南平电池厂、百孚公司、中国进出口基地总公司等几个中方股东在香港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四家外资股东占中国电池合计49％的股份，中方股东以持有的南孚电池部分股权作为出资，占中国电池51％的股份。
　　
　　 记者：从南孚的角度来看，摩根士丹利等进入后，给它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增山：外资进入南孚的第二年，其背后雄厚的资讯力量和改造企业的能力开始显现。摩根涉及的投资领域和市场非常多，这种资源的共享会体现在每个投资企业上。2000年，摩根交给南孚一份报告，预言传呼机将走向没落，并提醒南孚要及时预防。果然，二年之后的2002年，传呼机逐渐退出了中国市场，一大批依赖传呼机起家的电池企业破产，南孚算是躲过一劫。
　　 2002年，在摩根的引荐下，南孚电池请来了美国著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Mercer)公司为南孚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没有裁员的情况下，当年即为南孚减少成本2000多万元。2002年和2003两年，南孚在销售额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利润反而保持了10％的增长率，税前利润超过2亿元，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想像的。
　　
　　 记者：宝洁曲线入主南孚，与其主业似乎不太相符，会不会把南孚再次卖掉？
　　 刘增山：应该不会。宝洁整体收购吉列，包括南孚电池，吉列与南孚电池这一块是相吻合的，宝洁是一家多元产业公司，家用洗涤用品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从赢利方面来看，任何一个老板都不会轻易出售一家正处于赢利期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