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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2周年纪念日。历史，记录了北京无数条胡同真实的故事和悠长的岁月，也记录了曾居住过那里的历史人物的足迹与身影。后圆恩寺胡同就是典型的代表。无论谁走到这里，倘若不是擦身而过，而是进行真正零距离接触，都会留下深深的感慨。习仲勋和家人也是这里曾经的一位过客，岁月匆匆，物是人非，留下的却是一段段的故事。
故地
去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走访了南锣鼓巷雨儿胡同29号和30号的住户，到4户居民家里体察民情。习主席在考察中动情地说，他熟悉附近环境，这次是回来看看老街坊，因为小时候就住这片儿，经常是放学回家一撂下书包就上什刹海滑冰……
解放后，习仲勋一直住在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甲6号，当时习仲勋在中南海工作，他每天步行半个小时上下班，只带秘书一人，“虽满头大汗却浑身清爽”，乐此不疲。
“文革”前因其蒙冤遭受迫害，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安排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因此由后圆恩寺胡同的住所搬至中央党校院内。不久，全家被遣送至河南洛阳。习仲勋的错案平反后举家返京，又搬回了后圆恩寺胡同原住所。
后圆恩寺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清朝属镶黄旗。南锣鼓巷及周边区域曾是元大都的市中心，明清时期则更是一处大富大贵之地。这里的每一条胡同都留下了历史的痕迹，都有丰厚的文化积淀；每一个宅院里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留下了斑斑可考的遗踪。
雪中送炭惟吾愿
习仲勋原名习中勋，参加革命后改为“仲勋”。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为家中长子。1926年，年仅13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从事农民运动。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在村子的墙壁和大树上，毛泽东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在瓦窑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时年22岁的习仲勋，颇感惊讶：“这么年轻。”而这时，习仲勋刚刚从“左”倾错误路线的牢中被释放出来。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习仲勋的小儿子习远平曾回忆说：“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毫不动摇的信念
身在冤狱，习仲勋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人民、为党继续工作。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为了保持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习仲勋还坚持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一天最愉快的事情。
沉冤得雪的习仲勋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邓小平和叶剑英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习仲勋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1979年初，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申诉中央对地方管得太多、太具体，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给特殊政策，以至于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惊呼：“仲勋同志，你要向中央要什么权啊？”可是广东却因此在全国再一次开风气之先。
习仲勋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习仲勋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好丈夫也是好父亲
几十年前，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千千万万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才使得作为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和在抗日烽火中参军入党的革命青年齐心相识相知，继而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1939年，齐心随姐姐来到山西屯留“抗大”，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此后到延安学习。1943年，齐心等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开展工作。此时的习仲勋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齐心在回忆和习仲勋第一次相遇时，曾写道：1943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后来经组织批准，次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齐心和习仲勋举行了婚礼。2000年，齐心写下回忆录《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回顾了她和丈夫风雨相伴的55年，她叙述中的习仲勋，是一个好丈夫，更是一个细腻的好父亲。
1949年，他们第一个孩子女儿“桥桥”出世了。自从桥桥降生，只要习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
1952年秋，习仲勋任中宣部部长，先到北京。齐心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此时他们便是住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京后，齐心又生下两个男孩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父亲习仲勋照顾的。
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习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那时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
也许是习仲勋特别爱孩子的缘故，他很重视从严教子。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是布鞋，在父亲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习家的家风。
习远平还曾回忆说：“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父亲曾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们念这一课。谦让，是作为一个父亲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
故地
去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走访了南锣鼓巷雨儿胡同29号和30号的住户，到4户居民家里体察民情。习主席在考察中动情地说，他熟悉附近环境，这次是回来看看老街坊，因为小时候就住这片儿，经常是放学回家一撂下书包就上什刹海滑冰……
解放后，习仲勋一直住在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甲6号，当时习仲勋在中南海工作，他每天步行半个小时上下班，只带秘书一人，“虽满头大汗却浑身清爽”，乐此不疲。
“文革”前因其蒙冤遭受迫害，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安排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因此由后圆恩寺胡同的住所搬至中央党校院内。不久，全家被遣送至河南洛阳。习仲勋的错案平反后举家返京，又搬回了后圆恩寺胡同原住所。
后圆恩寺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清朝属镶黄旗。南锣鼓巷及周边区域曾是元大都的市中心，明清时期则更是一处大富大贵之地。这里的每一条胡同都留下了历史的痕迹，都有丰厚的文化积淀；每一个宅院里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留下了斑斑可考的遗踪。
雪中送炭惟吾愿
习仲勋原名习中勋，参加革命后改为“仲勋”。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为家中长子。1926年，年仅13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从事农民运动。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在村子的墙壁和大树上，毛泽东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在瓦窑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时年22岁的习仲勋，颇感惊讶：“这么年轻。”而这时，习仲勋刚刚从“左”倾错误路线的牢中被释放出来。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习仲勋的小儿子习远平曾回忆说：“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毫不动摇的信念
身在冤狱，习仲勋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人民、为党继续工作。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为了保持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习仲勋还坚持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一天最愉快的事情。
沉冤得雪的习仲勋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邓小平和叶剑英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习仲勋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1979年初，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申诉中央对地方管得太多、太具体，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给特殊政策，以至于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惊呼：“仲勋同志，你要向中央要什么权啊？”可是广东却因此在全国再一次开风气之先。
习仲勋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习仲勋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好丈夫也是好父亲
几十年前，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千千万万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才使得作为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和在抗日烽火中参军入党的革命青年齐心相识相知，继而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1939年，齐心随姐姐来到山西屯留“抗大”，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此后到延安学习。1943年，齐心等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开展工作。此时的习仲勋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齐心在回忆和习仲勋第一次相遇时，曾写道：1943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后来经组织批准，次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齐心和习仲勋举行了婚礼。2000年，齐心写下回忆录《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回顾了她和丈夫风雨相伴的55年，她叙述中的习仲勋，是一个好丈夫，更是一个细腻的好父亲。
1949年，他们第一个孩子女儿“桥桥”出世了。自从桥桥降生，只要习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
1952年秋，习仲勋任中宣部部长，先到北京。齐心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此时他们便是住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京后，齐心又生下两个男孩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父亲习仲勋照顾的。
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习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那时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
也许是习仲勋特别爱孩子的缘故，他很重视从严教子。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是布鞋，在父亲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习家的家风。
习远平还曾回忆说：“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父亲曾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们念这一课。谦让，是作为一个父亲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