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天，马国光（亮轩）第一次有机会回大陆探亲，与阔别四十年的母亲相见。
　　从机场到家中的一段路途，不亚于行走在战时的封锁线上，母子相认亲近的机会还没有，如临大敌的阵势却让人有几分的胆战心惊。他只记得一路上母亲一再叮嘱他“什么话都不要讲”，似乎缄默才是表达分别几十余年母子之间的最好言语。
　　这个从台湾来寻找母亲的马国光，跟随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来到北京的家中。
　　他没有想到能在这个小小的一栋楼里见到这么多“名人”，徐悲鸿的未亡人廖静文女士、郭沫若的公子郭汉英、“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兆和，最令人惋惜的是他到来的时候，沈从文刚刚去世——楼梯口有许多已经干枯的花圈。他在《飘零一家》中写道：“另外听弟弟说，沈从文是在家里过世的，要抬出去的时候，电梯太窄，所以，死后的沈从文，是坐着离开他生前最后住所的。”这一个细节的描摹，总让人感觉到几分的心酸。
　　那个时代，知识人的陨落仿佛悄无声息的影子，他们的大学问和大人生，只留给我们这些后人无尽的追思和想象。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在现如今众多的民国口述史或者回忆录的行列中并不夺目，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马国光描述的这段历史私人的感情盖过了家国的记忆。大历史的纵横捭阖没有，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倒是真真切切的。我钟情于这样的私人历史，也是因为从中可以窥探到历史极为真实和深情的一面。大历史大叙事固然主要，不免有粉饰遮掩之嫌，只有这样的小人物、小历史、私人的叙事才会更加具有历史的温度，可以探究到历史的真实脉搏。
　　本书作者马国光，即亮轩，在台湾也是响当当的作家，看书后的作品目录，这些年的作品不下二十种，但由于两岸的隔膜日久，知者寥寥，更不要提他纷繁杂乱的家族史。不过，就算不知道马国光，也会知道他有个儿子马世芳吧。在大陆儿子比他老子有名气。但是在台湾，老子比儿子更有名气，甚至老子的老子，马国光的父亲，马廷英博士更是鼎鼎大名。他是古生物学家、海洋地质学家、海洋生物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研究，对台湾海峡地区石油资源的考察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他领导台湾大学、文化大学地质系，培养了很多人才。
　　书中写到马博士晚年穷困潦倒，因为癌症住院后，因为媒体的爆料，蒋经国等政要接踵探视，张学良在台湾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博士的葬礼上，可见其人其才。
　　但是一个好的学者往往不是一个好的家长、父亲、丈夫。马博士早年的婚姻并不幸福，1948年，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妻子孙采苹把两个孩子留给台湾的马博士，只身返回大陆，后嫁于“民国七君子”之中的章乃器，育有一子章立凡，现如今著名的近代史研究学者。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种复杂说不清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会成为反革命的罪证，在历史上特殊的时期受到了很多迫害。千言万语不必细表，想想那一句令人惊恐的“什么话都不要讲”就已经足够了。
　　在马国光的回忆中，他在台湾的日子同样艰难辛苦。父子关系僵化，叛逆升级，时刻对峙，父子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缺乏温情，家庭暴力等等都成为了这个问题家庭的众多因素。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亲人，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这个残缺不全的家庭最为贴切的写照。马国光回忆说，他的父亲虽然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但是写给他最温情的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父字。”
　　在《飘零一家》中，马国光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节是评价学者与学术：“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他还提到了学者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攸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父亲的辞世，他似乎对父亲作了一些同情的理解。学者的生命只在学术，但学术能成就一个学者，也能毁掉他的家庭。读这段家国史也罢，私人历史也罢，沉甸甸的生命与学术总是这样矛盾着，纠结着，牵牵绊绊地前行着，过学术的人生，还是人生的学术，这是一个问题。想到死去坐着离开住所的沈从文，不由得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