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本体到事件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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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背后有其深层的本体论基础。他们将话语和事件作为本体凸显无法被象征秩序和现存结构所容纳的否定性、多元性、偶然性和异质性的维度,试图在颠覆存在与非存在、偶然与必然、一元与多元之间的边界的基础上重思存在和普遍性,推进本体论的研究。他们的本体观从总体上看经历从话语本体到事件本体的转变,更为强调本体与真理、本体与主体的内在关联,但事件本身作为本体仍然存在神秘化和缩减化的倾向。
   [关键词]西方激进左翼;话语;本体;事件本体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2-0118-04
   From Discourse Ontology to Event Ontology:Evolution of Radical Left
   wing Ontology in Contemporary West
   MO Lei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deep ontological basis behind the radical left - w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They regard discourse and events as ontologies to highlight the dimensions of negativity, pluralism, contingency and heterogeneity that can not be accommodated by symbolic order and existing structures. They try to reconsider the existence and universality on the basis of subver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existence and non - existence, contingency and necessity, monism and pluralism,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ontology. Generally speaking, their ontology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discourse ontology to event ontology,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ntology and truth, ontology and subject. However, as ontology, events themselves still tend to be mysterious and reduced.
   Key words:Discourse; Ontology; Event Ontology
   Keywords:Discourse;Ontology;EventOntology
  提及当代西方激进左翼,人们往往会想到他们对解构的运用以及对政治理论的重塑和介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有本体论吗?他们通过解构恰恰要消除的不就是本体、基础、中心等概念吗?其实,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所塑造的本体等概念时,并没有全然抛弃本体的研究,他们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考背后都有着深层的本体论基础。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并进行研究,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奥利沃·哈瑞森在研究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革命主体性时认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都“采用了不同的本体论框架来突破作为马克思哲学前提的黑格尔主义……比如,拉克劳转向了拉康主义的本体论的‘匮乏’概念来深化他早期对后葛兰西主义霸权理论的发展,类似地,奈格里转向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来为他早期的‘自我一增殖’理论提供一个更积极的本体论基础,最后,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的毛主义的影响,巴迪欧采用了康托尔集合理论的本体论原则来巩固和重塑他早期关于主体的理论”m(M)。但這些研究尚未从总体上把握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本体思想的发展演变。本文力图从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关于本体思想的不同理解中,概括出他们对本体理解的变化并以此说明这一变化的意义和局限。
  一、话语本体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对本体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一切都是话语”。他们通过运用后结构主义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将话语看成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视野。什么是话语呢?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话语不是主观的言说,而是话语实践的总体,“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连接,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连接实践的结果。来自连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2](pll4)。通过这种对话语的理解,他们认为,可以破除传统的客观与主观的二分法,将话语实践看成是物质性的,并且可以以此来解释各种现象在话语的连接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由此,话语不仅可以解释社会现象,还可以解释自然现象。他们以地震或石头为例进行说明,地震或石头的存在是客观现象,但究竟如何理解地震的发生或石头的存在就要依赖话语的建构,“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存在,那么,我们称之为石头的东西也仍然存在;但它们则不会是‘石头’,因为既没有矿物学,也没有语言能对它们进行分类,并把它们与其他东西区别开来”[3](pl24)。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自然事实也是话语事实”,“自然观念本身就是漫长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建构的结果”[3](pl24)。
  从话语本体出发,他们将一切都看成关系性的,一切现象都要在话语的关系系统中得到理解。由于话语和语境密切相关,而语境往往是无限的,因此,话语领域不断增殖,意义会在话语的建构中不断生成。话语是开放的、不完整的。我们只能在话语的局部缝合中将这些漂浮的要素暂时固定下来,使它们获得暂时的意义。话语的关系性、开放性和局部固定性成为他们分析主体、社会的有力工具,并以此重新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   从话语出发来理解社会,他们拒斥了传统形而上学所建构的总体性,否定了传统的实证意义上的社会。传统所追求的透明的、理性的、封闭的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能的。“每个总体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社会’不是有效的话语对象,不存在单一根本原则的固定——而且因此组成整个差别领域”[2]wH123)。那么,社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得以理解呢?他们区分了社会(society)和社会性(thesocial),如果传统的社会可以被理解为“存在者”的话,那么社会性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存在”层面的社会的本性。社会性是充满了差异和对抗的,并且这种差异和对抗会随着社会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发展而不断增殖,因此,它们是不能被消除的,尽管我们可以调节对抗建立起某种社会,但总体的、封闭的社会是不可能建构的。社会只能呈现为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分散的规则性”,只能以暂时固定下来的规则确定同一性。
  同样,从话语出发来理解主体,他们拒斥了传统哲学中透明的主体概念,主体不再具有本体论上的特权和中心地位,存在的只是话语立场。他们主张:“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主体’范畴,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立
  场’的意义上去这样做的由于每一个主体立场都是话语立场,带有所有话语的开放性特征,结果,在封闭的差异体系中不同立场不可能完全被固定。”[2]&128)所以,主体与话语相比,主体并不是话语的源泉,相反,主体恰恰是在话语中构成了不同的主体身份。主体的行动也只是对各种话语立场的拆分与再链接,因此,主体的同一性不是必然的,也没有哪一种话语立场具有本体论的中心地位。
  拉克劳和墨菲之所以要采用话语本体来分析社会、主体、对抗、政治等概念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揭示在不同话语构造中主体所面对的不同的权力关系,凸显话语领导权的争夺在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的意义。他们虽然要解构中心和总体,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走向完全的不确定性,而是在偶然性的建构中理解同一性,在不断变动的语境中重塑规则性。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空虚的完满”,在消解本体的内涵之后仍然保留本体这个概念,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某种普遍性的维度。他们力图在结构与主体的对立中,打破僵化的结构为主体开辟空间,但将主体等同于话语立场又使得主体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这个结构,而只能在话语的连接和再连接中更新话语的意义。
  二、事件本体
  拉克劳和墨菲对话语本体的借鉴并没有很好地克服结构与主体的对立,也无法为真正的政治行动开辟空间,因此,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在后续的发展中力图克服话语本体,寻求新的本体论概念。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等人极为看重事件,把它看成具有本体论意味的通向真理的范畴。因此,我们把他们的本体称为事件本体。
  什么是事件?事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实。齐泽克、巴迪欧等人关心的不是事件的具体的内容,而是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在事件本体之下,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惊异,而是如南希所说对事件的惊异,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看来,事件在既有的符号秩序和情境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意味着对既定秩序的突破,将既定秩序不能解决的问题凸显出来,并由此揭示出某种新的可能性,“即通过撕裂生成全新”Mb%。这种事件无法提前预测,也不能根据理性的方式来计算其后果。因此,事件与其说是本体论的,不如说是前本体的,是一种从无中开创出新存在的存在,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它“作为一种非存在之存在的降临,在可见不可见之间的降临”[5](p227)。
  事件作为本体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考和解决本体论一与多的矛盾的新尝试。面对多元性的凸显和同一性的衰落,他们力图在本体论中重新安放多元。巴迪欧将这一点概括为“本体论的本质,就是要在对本体论的同一性的反思所遇到的失效中去推进本体论”[5](pl6)。巴迪欧借助了数学的集合论来阐明多如何被“计数为一”,以此来反思用一去把握多的困境及可能的新方案。在巴迪欧看来,我们不可能将无限化约为透明的、单一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趋向真理。集合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握多元但又不用求助于一元的新方式,我们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形成某种新的统一性。但当我们用集合的方式再现存在时,总有不能被再现的剩余或空无出现,这就是结构中无法容纳的事件。
  从存在和事件的裂缝出发,以事件本体来重新思考政治主体和政治策略,就会获得与话语本体不同的理解。由于事件是多元的、偶然的,不可能在既定的情境中获得理解,命名事件和阐释意义就需要主体的介人。主体必须跳出既有结构才能理解这一前本体的存在,因此,事件和主体不可分,“事件包含主体性,对事件的介人性‘主体观点’是事件本身的一部分”[6](pl56)。主体只有在介人事件中才成为主体,而事件只有在主体的介入下才获得命名。这一点可从朗西埃的“无分之分”获得具体的阐释。在朗西埃看来,“无分之分”在原初的情境下是无法成为主体的,它虽然看起来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无法成为社会秩序中和其他主体同等的部分。他只有通过对表现为裂隙和裂缝的事件的介人,以平等原则来重新宣告自己的存在,他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而事件也只有通过主体的回溯性考察才能获得它的意义。那么,事件和主体之间究竟如何建立起关联呢?巴迪欧指出,主体必须忠诚和忠实于事件。詹姆逊将这种忠实解释为:“忠实既不是心理学的,也不是道德的,而毋宁是胡塞尔意义上的滯留,同时也是延伸:它不是记忆,也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对事件的信念——这也有点像萨特——也是对真理本身的信念,对事业的信念。”[7]面对事件的多元和不可预测,主体必须接受事件的质询,坚定信念,面对挑战,承担后果。
  总之,事件本体凸显了事件和主体的不可分割特性,这有助于主体在结构化的裂隙中找到成为主体的空间,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这种主体呢?有研究者指出:“许多个体从未成为真正的个体,要么因为他们从未有机会暴露在某一事件当中,要么因为虽然暴露在一个事件中,但他们没有对其表示忠诚。这是巴迪欧思想中最为贵族式或尼采式的面向,只为一小部分个体保留了主体的地位。”[8]虽然巴迪欧试图给每个人提供成为主体的机会,但是相对于真理的无限体系和事件的质询来说,“主体是有限的偶然性浮现,,[6](p.149)   三、从话语本体到事件本体
  1.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所讲的话语和事件都是对差异性和偶然性的强调,将存在的内容消解为空无,甚或去追问更根本的否定性。这特别体现为话语和事件对结构或总体性的批判。话语总是建立在意义剩余的基础上,漂浮的能指无法确定固定的、必然的内涵,而事件本身也是创生于结构的裂缝,充满了偶然性。因此,他们都指向了对必然的、封闭的、透明的总体的批判,坚守否定性和未完成性的维度。他们最重要的概念对抗和事件都象征着客观性的限度,但他们所理解的否定性不同于黑格尔的否定和扬弃,“如果我们正谈及的否定性显示的是所有客观性的偶然性的特质,如果否定性真的是构成性的,那么否定性就不能通过任何扬弃来获得。这一点简单地表明了客观性构成的有限性,并且它不能被辩证化”[3](pp33_34)。在他们看来,黑格尔还不够彻底,他的否定性总是被包容到客观性之中,并成为向更高环节过渡的动力,这样否定性就被消融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认为,应该将否定性彻底化,即否定性本身始终存在,它的存在就是客观性的有限性的最好证明。尽管我们力图克服和驯化否定性,但它始终存在,它的存在是“构成性的”。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否定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们走向了绝对的偶然性,而是主张重新从本体论思考必然与偶然的边界,“就哲学本体论而言,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相互颠覆的互动,在本体论上比纯粹客观性的颠覆或总体的偶然性更为基础”。
  2.话语和事件作为本体都是对多的再度思考和肯定。话语的开放性和非确定性使它总是敞开多样的阐释空间并因此充满了象征维度,而事件的多元则使得事件本身无法预测。因此,话语和事件都拒斥同质性,珍视异质性和裂隙、错位等概念。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在肯定多元时并没有抛弃普遍性的维度,放弃本体论的追求。拉克劳、齐泽克、朗西埃和巴迪欧都有很强的普遍主义的倾向,不管是拉克劳的“空虚的完满”,朗西埃的“智识的平等原则”还是巴迪欧的“真理事件”都力图“在政治中激活一种普遍主义的形式”[8]。
  3.话语和事件作为本体都力图重新思考什么是存在和存在者,并赋予它们以新的不同的等级关系。这可以体现在存在与事件、主体与主体化、治安与政治、社会与社会性等成对的概念中。在这些两两出现的概念之中,事件、主体化、政治和社会性都概念都被赋予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本体”的意义,与它们相对的存在、主体、治安和社会等概念则变成“存在者”。由此,它们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本体论不是去关注存在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为什么发生;本体论也不是去发掘主体及主体的特性,而是去发现个体或集体如何成为主体的过程;相应的,政治和社会性才是政治哲学应该关注的本体论基础,而不是只关心物的分配和再分配。
  虽然话语和事件有这么多的相似性,但是话语和事件作为本体还是有许多区别。首先,从本体与真理的关系来看,话语作为本体,需要通过不同的缝合点的缝合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此,话语是否指向真理是需要建构甚至需要争夺领导权的过程。而事件的产生本来就是对原初情境的突破,因此,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事件是通向真理的。其次,从本体的运作机制来看,话语更多地还是象征层面的运作,是对各种话语的重组和链接,这种意义的变化并不必然导向新存在;而事件则突出了“无中生有”的特点,更强调存在的始基和存在的创生。最后,从本体与主体的关系来看,主体争夺话语领导权的过程虽然也有其能动性,但主体并不是话语的源泉,只能通过链接拆解和再建构话语的意义,而事件与主体则是内在相关的,主体产生于事件,主体为事件命名,主体回溯性地赋予事件以意义。
  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思想才在本体论的追寻中转换了方向。这种从话语本体向事件本体的转变体现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力图打破结构化的体系,为主体提供更多的、可能的行动空间,从而寻求打破旧秩序,创立新存在的可能,但事件本身作为本体究竟能否很好地实现“无中生有”?它是否会使事件具有神秘的“奇迹/超自然特征”[8]?事件作为多元能否很好地处理好与存在的关系?主体是否真正能够打破其与结构的对立?正如阿莱克斯·林格评价的那样:“巴迪欧必须仍然考察在(被认识的)连贯性的多及其(彻底无法认识的)不连贯的存在之间看起来无法化约的和明显非逻辑性的裂缝”m(P’65),因此,他的本体论只能是一个“缩减的本体论”。这种缩减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可能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在建构本体时所遇到的最大的理论难题。这种难题也使得他们的政治策略和政治介人存在相应的问题,即无法使主体得以有效和积极地建构,从而使得政治的普遍主义维度无法建构起来。因此,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本体观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双重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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