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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让王全国大受刺激的西欧五国行。发生在1978年，此前，中国已经被封锁和自我封闭了20多年。
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规模也飕飕地涨起来了。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与世隔绝20年，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西欧的见闻为主。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国外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个批次之多。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正因为观察细致，情报准确，他们成了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考察路径：日本、东欧、西欧、港澳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此时，纳入中央考察视野的，有美、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济；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从代表团的名称看，考察方向显而易见，它们都冠以经贸之名。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学习外国时，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习科学技术；二是学习科学管理——这是我们借鉴外国经验的大方向。从目的地来看，则暗示了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中，最先进入领导人视野的是邻国日本。国家经委考察团向华国锋汇报：在中国“大跃进”以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拉大，主要是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落后了。于是，当年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举办管理干部研究班。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去探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代，就摒弃了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模式，试行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直批判它是修正主义，华国锋访南后，才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央代表团访南后，对南斯拉夫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深刻，就在国内也搞起了“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体)，在全国26个省、区的36个农垦单位试点，着实热闹了一番。
去香港的人回来以后，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197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西欧五国考察团团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就总结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主要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东欧的借鉴。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连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的商品多达50万种。而我们呢，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商品2.2万种，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是大多数家庭的追求，农村仍有2亿人没解决温饱，“实在觉得很寒碜”。
有差距感是自然的，连邓小平都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
不过，大多数回来的高层官员，不但没气馁反而信心爆棚。一是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东亚“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就富起来了。二是我们的改革不愁没钱花。1974年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争相要和中国做买卖。
知耻而后勇。这批“侦察兵”，在各自领域成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大寨的思想乱了
1978年的考察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打转。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呢?较少见诸文字的是大寨在1978年夏天那场思想大震动。
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
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美国社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喜慎聊起美国见闻来就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下麻烦了，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
在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强奸、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提人家的生产力、科学的发展。现在有人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见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而且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一系列观念正在动摇。这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
不过，也有不为所动的人。郭凤莲也向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做了详细汇报，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当是开开眼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据当年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摘自《先锋国家历史》)
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规模也飕飕地涨起来了。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与世隔绝20年，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西欧的见闻为主。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国外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个批次之多。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正因为观察细致，情报准确，他们成了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考察路径：日本、东欧、西欧、港澳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此时，纳入中央考察视野的，有美、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济；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从代表团的名称看，考察方向显而易见，它们都冠以经贸之名。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学习外国时，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习科学技术；二是学习科学管理——这是我们借鉴外国经验的大方向。从目的地来看，则暗示了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中，最先进入领导人视野的是邻国日本。国家经委考察团向华国锋汇报：在中国“大跃进”以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拉大，主要是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落后了。于是，当年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举办管理干部研究班。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去探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代，就摒弃了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模式，试行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直批判它是修正主义，华国锋访南后，才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央代表团访南后，对南斯拉夫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深刻，就在国内也搞起了“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体)，在全国26个省、区的36个农垦单位试点，着实热闹了一番。
去香港的人回来以后，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197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西欧五国考察团团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就总结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主要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东欧的借鉴。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连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的商品多达50万种。而我们呢，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商品2.2万种，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是大多数家庭的追求，农村仍有2亿人没解决温饱，“实在觉得很寒碜”。
有差距感是自然的，连邓小平都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
不过，大多数回来的高层官员，不但没气馁反而信心爆棚。一是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东亚“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就富起来了。二是我们的改革不愁没钱花。1974年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争相要和中国做买卖。
知耻而后勇。这批“侦察兵”，在各自领域成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大寨的思想乱了
1978年的考察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打转。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呢?较少见诸文字的是大寨在1978年夏天那场思想大震动。
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
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美国社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喜慎聊起美国见闻来就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下麻烦了，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
在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强奸、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提人家的生产力、科学的发展。现在有人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见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而且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一系列观念正在动摇。这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
不过，也有不为所动的人。郭凤莲也向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做了详细汇报，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当是开开眼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据当年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摘自《先锋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