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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各项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职业教育是普适性事业,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尊重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一是必须调动相关重要主体的积极性。由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及人在职场中履历等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因此必须要从办学方和劳动力市场等两端来努力。二是要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与互联网的创新、融合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产生巨大挑战,教育形态将发生变化,有人提出了三个校园,第一个是传统校园,第二个是延伸行业、企业的校园,第三个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的校园。这个挑战还蕴藏着一种可能,第二个校园将成为第一个校园,更好地解决人才培养和技术进步同步的问题。“场景”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因,职业院校只有把教学活动置于职业场景中,用真实的技术、真实的设备、真实的案例、真实的项目来开展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拥抱新思想、新产业、新科技。
有基于此,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培养端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
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环节,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表现在:(1)一些政策缺乏连续性,譬如,一会儿让职业院校从行业企业剥离出来,一会儿又让学校回归行业企业;一会儿高职升本成风,一会儿又让升本的600多所本科院校转为职业学校。这种“翻烧饼”做法客观上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冲击和损害。(2)我们的“体制”容易盲目追求速度,譬如,动辄投资几十亿、上百亿,圈地造城,欠下大量“地方债”。(3)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僚化,譬如,校长书记由上级行政部门和组织部门任命;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要报批;招生和就业要给计划;学校资源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进而使人才培养同质化、学校管理行政化、专业设置封闭化、校企合作表面化。
当前,落实和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关键要处理好政校关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政府和学校在发展中各归其位,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
一是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赋予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善政必简”,坚决落实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减少对学校微观事务的管理,赋予职业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包括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等方面的权力。现在职业院校受制于人事制度对学历、职称、身份等的要求,无法从企业中聘请工程师、实验技术人员、管理骨干担任“双师型”教师,应扩大职业院校的用人自主权。
二是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政府要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具体而言,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制订和完善职业教育法;建立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就职业教育和人口变化、产业需求进行关联性分析;改革财政拨款方式,在供给型财政拨款的基础上,探索由专项拨款向生均拨款转变,财政流向从直接给教育机构向直接给需求者(学生和企业)转变。
三是完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主办学能力。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要建立由利益相关者包括行业、企业、社区、教职员工、学生、家长、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的董事会、理事会等决策机构,体现广泛性和代表性;加强校务委员会等执行机构建设,保障校长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权,依法治校;同时要成立监事会,加强对学校办学行为的监督,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形成学校内部权力纵向下移和横向分配平衡的制衡体制。譬如,政府可以出台600多所地方院校转型的政策,但具体如何转型,应由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自主决定。
(胡卫: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职业教育是普适性事业,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尊重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一是必须调动相关重要主体的积极性。由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及人在职场中履历等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因此必须要从办学方和劳动力市场等两端来努力。二是要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与互联网的创新、融合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产生巨大挑战,教育形态将发生变化,有人提出了三个校园,第一个是传统校园,第二个是延伸行业、企业的校园,第三个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的校园。这个挑战还蕴藏着一种可能,第二个校园将成为第一个校园,更好地解决人才培养和技术进步同步的问题。“场景”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因,职业院校只有把教学活动置于职业场景中,用真实的技术、真实的设备、真实的案例、真实的项目来开展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拥抱新思想、新产业、新科技。
有基于此,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培养端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
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环节,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表现在:(1)一些政策缺乏连续性,譬如,一会儿让职业院校从行业企业剥离出来,一会儿又让学校回归行业企业;一会儿高职升本成风,一会儿又让升本的600多所本科院校转为职业学校。这种“翻烧饼”做法客观上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冲击和损害。(2)我们的“体制”容易盲目追求速度,譬如,动辄投资几十亿、上百亿,圈地造城,欠下大量“地方债”。(3)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僚化,譬如,校长书记由上级行政部门和组织部门任命;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要报批;招生和就业要给计划;学校资源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进而使人才培养同质化、学校管理行政化、专业设置封闭化、校企合作表面化。
当前,落实和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关键要处理好政校关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政府和学校在发展中各归其位,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
一是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赋予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善政必简”,坚决落实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减少对学校微观事务的管理,赋予职业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包括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等方面的权力。现在职业院校受制于人事制度对学历、职称、身份等的要求,无法从企业中聘请工程师、实验技术人员、管理骨干担任“双师型”教师,应扩大职业院校的用人自主权。
二是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政府要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具体而言,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制订和完善职业教育法;建立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就职业教育和人口变化、产业需求进行关联性分析;改革财政拨款方式,在供给型财政拨款的基础上,探索由专项拨款向生均拨款转变,财政流向从直接给教育机构向直接给需求者(学生和企业)转变。
三是完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主办学能力。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要建立由利益相关者包括行业、企业、社区、教职员工、学生、家长、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的董事会、理事会等决策机构,体现广泛性和代表性;加强校务委员会等执行机构建设,保障校长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权,依法治校;同时要成立监事会,加强对学校办学行为的监督,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形成学校内部权力纵向下移和横向分配平衡的制衡体制。譬如,政府可以出台600多所地方院校转型的政策,但具体如何转型,应由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自主决定。
(胡卫: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