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各项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职业教育是普适性事业，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尊重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一是必须调动相关重要主体的积极性。由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及人在职场中履历等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因此必须要从办学方和劳动力市场等两端来努力。二是要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与互联网的创新、融合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产生巨大挑战，教育形态将发生变化，有人提出了三个校园，第一个是传统校园，第二个是延伸行业、企业的校园，第三个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的校园。这个挑战还蕴藏着一种可能，第二个校园将成为第一个校园，更好地解决人才培养和技术进步同步的问题。“场景”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因，职业院校只有把教学活动置于职业场景中，用真实的技术、真实的设备、真实的案例、真实的项目来开展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拥抱新思想、新产业、新科技。
　　有基于此，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培养端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
　　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环节，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表现在：（1）一些政策缺乏连续性，譬如，一会儿让职业院校从行业企业剥离出来，一会儿又让学校回归行业企业；一会儿高职升本成风，一会儿又让升本的600多所本科院校转为职业学校。这种“翻烧饼”做法客观上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冲击和损害。（2）我们的“体制”容易盲目追求速度，譬如，动辄投资几十亿、上百亿，圈地造城，欠下大量“地方债”。（3）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僚化，譬如，校长书记由上级行政部门和组织部门任命；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要报批；招生和就业要给计划；学校资源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进而使人才培养同质化、学校管理行政化、专业设置封闭化、校企合作表面化。
　　当前，落实和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关键要处理好政校关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政府和学校在发展中各归其位，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
　　一是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赋予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善政必简”，坚决落实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减少对学校微观事务的管理，赋予职业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包括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等方面的权力。现在职业院校受制于人事制度对学历、职称、身份等的要求，无法从企业中聘请工程师、实验技术人员、管理骨干担任“双师型”教师，应扩大职业院校的用人自主权。
　　二是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政府要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具体而言，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制订和完善职业教育法；建立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就职业教育和人口变化、产业需求进行关联性分析；改革财政拨款方式，在供给型财政拨款的基础上，探索由专项拨款向生均拨款转变，财政流向从直接给教育机构向直接给需求者（学生和企业）转变。
　　三是完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主办学能力。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要建立由利益相关者包括行业、企业、社区、教职员工、学生、家长、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的董事会、理事会等决策机构，体现广泛性和代表性；加强校务委员会等执行机构建设，保障校长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权，依法治校；同时要成立监事会，加强对学校办学行为的监督，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形成学校内部权力纵向下移和横向分配平衡的制衡体制。譬如，政府可以出台600多所地方院校转型的政策，但具体如何转型，应由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自主决定。
　　（胡卫：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