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们不是历史教科书，历史的痕迹早已印在他们的生活里，静静思索他们所曾经走过的日子，历史也无需专程触摸了。
对略通历史和熟悉传媒的人来说，甘惜分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0师政治教员，多次聆听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解放战争中的新华社记者，经历并记录了内战、解放重庆等历史事件；开国年代的教授，掀开了我国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的第一页；“文革”时期的被迫害者，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生活中，悄悄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和平年代的思想者，至今仍在追寻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对想要更深刻地了解历史的我们来说，采访甘惜分这样的前辈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他们不是历史教科书，历史的痕迹早已印在他们的生活里，静静思索他们所曾经走过的日子，历史也无需专程触摸了。虽然，他们的日子并不能展示某一时期的全貌，但透过这样的个体，走进历史的任务在瞬间由宏远变得亲近了。
9月22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部的甘老的住所。偌大的客厅里，十几张各式装裱的照片错落摆放或悬挂着，它们的年代从1938年到现在，其中不乏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樟木盒子装的《二十四史》线装本书柜矗立在客厅一侧，无意中扫见的，是墙上范敬宜先生赠给甘老的书法，“大禹惜寸君惜分……”。甘老今年93岁，虽然称身体有病，也在采访进行的间歇喝中药，却依然能够谈上三个多小时甚至不需要喝水，而他的记忆，可以准确地追溯到几十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某时。
“1938年，我去了延安”
1916年出生于四川邻水县的甘老，自小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3岁时父母去世，靠大哥教私塾的机会，勉强读了小学和初中。1932年初中毕业后，在乡里做了小学老师。那时的他16岁，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是个孩子，却已经目睹了国民党军阀一次次地在大街上砍下所谓犯人的脑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种种劣迹，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1935年，借着国民党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时机，甘老被派往成都受训。这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第一次近距离地参与了革命活动。
回到邻水后，这里没有革命的组织，但甘老身边聚集了一些和他相似的进步青年和学生，他们组织起读书会和宣传队。他的收入大部分贡献给了邹韬奋、李公朴等进步文化人士所创办的《生活》、《新生》等杂志，这些来自上海的讯息给偏远小县的年轻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这些青年后来大多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位许建业，后来成为当地共产党负责人，就是小说《红岩》中主人公许云峰的原型。
甘老的表哥熊寿祺(解放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早前跟随毛泽东同志一起上井冈山，曾任红军前委中的士兵代表，他的思想大大影响了甘老。甘老还经常与他最好的朋友熊复(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交流。在他们的鼓动下，甘老1938年去了延安。那年，他21岁。三个月后，他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的时候，甘老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党中央办的马列学院接受教育，其间他读了《资本论》和马恩经典著作。1939年，甘老被调回抗日军政大学做教员，正逢贺龙率120师从冀中回到晋察冀边区，贺龙找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希望得到两位教员，于是，甘老和另一位同志被派往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做教员，还曾任教于晋西党校。
1945年，日本投降，内战再起。甘老被调到新华社绥蒙分社和晋绥总分社工作。1949年，中央要从晋绥解放区抽调几十个干部到西南局报到。当时四川即将解放，需要组建主管财经、新闻等各领域的干部，甘老跟随刘邓大军一路打进四川，重庆解放后，甘老他们代表新华社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社(抗战期间，中央社的总社即搬到了重庆的两路口)。那个时候的中央社，早已人去楼空，只剩寥寥闲杂人员和桌椅板凳，更无电台等设备。在这个基础上，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成立了，甘老担任采编部主任，主管四川、云南、西康、西藏、贵州等分社的采编工作。
初中学历的北大教授
1954年，甘老从重庆被调回北京的新华社总社，正值北京大学创办新闻系。北京大学的新闻系源自燕京大学新闻系，但燕京大学原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所有新闻系教材和教学内容均来自美国。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创办后，北京大学向中共中央宣传部申请，希望调入有党的新闻工作经验的教师。1954年9月1日，甘老带着中宣部的介绍信去了北京大学报到。
在反右斗争中，甘老被列为中右范围，侥幸没有被划入右派分子。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合并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初夏，本应平静的校园里，开始了一场关于肃清修正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批判，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影响很大的学术批判运动。一些年轻人在老师的讲义、文章和讲课记录中梳理扒掘，找出具有修正主义思想的可疑段落，然后分类整理，一个一个地加以批判，找到谁算谁。这些年轻人在甘老的教材和讲义里寻找错误，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关于“观察”。甘老在教材里写道，“新闻工作者不是文字匠，是社会活动家，是政治观察家”。这句话被解释为，“新闻工作者是革命家，怎么可以是观察家，别人在干活，你在旁边观察?”于是，观察=旁观=向群众运动泼冷水=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战……
当时，更多的争论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报纸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文汇报》问题为姚文元写的一则短文的修改稿中说了一句话：“在存在阶级区分的时候，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于是，这句话被视为报纸的定义。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有没有继承关系。左派们认为，两个阶级是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报纸，没有继承关系，我们(无产阶级报纸)更不是他们(资产阶级报纸)的学生。这些现在看来过于荒唐的言论，在当时的舆论中迷惑了一些人。甘老在学术批判会上逐一批驳了这些观点：搬出列宁《哲学笔记》中《辩证法的要素》的第一条“观察的客观性”，以此批驳观察等于旁观的论调；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资产阶级办报在前，无产阶级办报在后，无产阶级办报的方式方法很多都是向资产阶级学习的，当时党内在重庆出版的大报《新华日报》的报头就是请资产阶级报人于右任题写的，怎么可以说两者没有继承关系?甘老因此引火烧身，遭到了严厉批判。那一年，甘老44岁。
争论持续了几个月之后，甘老上书中宣部。1961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组织了由中宣部、人民日报、教育部和人民大学党委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大学新闻系，清查1960年的学术批判运动。据说，甘老的信被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新闻系1960年的学术批判运动被列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之一。几个月的调查后，工作组决定，重开一次新闻学术讨论会，不叫批判会，只对曾经的问题重新加以论断。讨论会上，甘老做了系统发言。为了怕自己在讲台上不能克制情感，甘老先在硬纸壳上写了茶杯大小的一个“静”字放在面前，提醒自己不要激动。
在甘老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让许多人知道，这是一个固执和大胆的老头儿。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建国30周年纪念会上，大家的发言已经很自由，甘老更为大胆，成了新闻界第一个批评毛泽东新闻观点的人。1980年，人民大学新闻系需要4个月内写出一本新闻理论教材，他要求独立完成，理由很简单，他认为，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书不能称为书，只能算是文集而已。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很突兀的，而现在，在图书界繁花似锦又匮乏如斯的日子里，却有了别样的深意。而他和同样经历了革命年代、“文革”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的老一辈学者王中先生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也是业内外屡屡会被提及的事情。现在的甘老，想出一本讲述新闻学原理的书，他为此策划了几十年，却总是不满意……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读人呢，太细会有过于学术和个人化之嫌，太粗，不足以看清历史的痕迹。也许，个人之于历史的意义，即在于点到为止吧。
对略通历史和熟悉传媒的人来说，甘惜分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0师政治教员，多次聆听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解放战争中的新华社记者，经历并记录了内战、解放重庆等历史事件；开国年代的教授，掀开了我国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的第一页；“文革”时期的被迫害者，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生活中，悄悄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和平年代的思想者，至今仍在追寻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对想要更深刻地了解历史的我们来说，采访甘惜分这样的前辈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他们不是历史教科书，历史的痕迹早已印在他们的生活里，静静思索他们所曾经走过的日子，历史也无需专程触摸了。虽然，他们的日子并不能展示某一时期的全貌，但透过这样的个体，走进历史的任务在瞬间由宏远变得亲近了。
9月22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部的甘老的住所。偌大的客厅里，十几张各式装裱的照片错落摆放或悬挂着，它们的年代从1938年到现在，其中不乏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樟木盒子装的《二十四史》线装本书柜矗立在客厅一侧，无意中扫见的，是墙上范敬宜先生赠给甘老的书法，“大禹惜寸君惜分……”。甘老今年93岁，虽然称身体有病，也在采访进行的间歇喝中药，却依然能够谈上三个多小时甚至不需要喝水，而他的记忆，可以准确地追溯到几十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某时。
“1938年，我去了延安”
1916年出生于四川邻水县的甘老，自小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3岁时父母去世，靠大哥教私塾的机会，勉强读了小学和初中。1932年初中毕业后，在乡里做了小学老师。那时的他16岁，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是个孩子，却已经目睹了国民党军阀一次次地在大街上砍下所谓犯人的脑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种种劣迹，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1935年，借着国民党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时机，甘老被派往成都受训。这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第一次近距离地参与了革命活动。
回到邻水后，这里没有革命的组织，但甘老身边聚集了一些和他相似的进步青年和学生，他们组织起读书会和宣传队。他的收入大部分贡献给了邹韬奋、李公朴等进步文化人士所创办的《生活》、《新生》等杂志，这些来自上海的讯息给偏远小县的年轻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这些青年后来大多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位许建业，后来成为当地共产党负责人，就是小说《红岩》中主人公许云峰的原型。
甘老的表哥熊寿祺(解放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早前跟随毛泽东同志一起上井冈山，曾任红军前委中的士兵代表，他的思想大大影响了甘老。甘老还经常与他最好的朋友熊复(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交流。在他们的鼓动下，甘老1938年去了延安。那年，他21岁。三个月后，他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的时候，甘老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党中央办的马列学院接受教育，其间他读了《资本论》和马恩经典著作。1939年，甘老被调回抗日军政大学做教员，正逢贺龙率120师从冀中回到晋察冀边区，贺龙找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希望得到两位教员，于是，甘老和另一位同志被派往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做教员，还曾任教于晋西党校。
1945年，日本投降，内战再起。甘老被调到新华社绥蒙分社和晋绥总分社工作。1949年，中央要从晋绥解放区抽调几十个干部到西南局报到。当时四川即将解放，需要组建主管财经、新闻等各领域的干部，甘老跟随刘邓大军一路打进四川，重庆解放后，甘老他们代表新华社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社(抗战期间，中央社的总社即搬到了重庆的两路口)。那个时候的中央社，早已人去楼空，只剩寥寥闲杂人员和桌椅板凳，更无电台等设备。在这个基础上，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成立了，甘老担任采编部主任，主管四川、云南、西康、西藏、贵州等分社的采编工作。
初中学历的北大教授
1954年，甘老从重庆被调回北京的新华社总社，正值北京大学创办新闻系。北京大学的新闻系源自燕京大学新闻系，但燕京大学原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所有新闻系教材和教学内容均来自美国。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创办后，北京大学向中共中央宣传部申请，希望调入有党的新闻工作经验的教师。1954年9月1日，甘老带着中宣部的介绍信去了北京大学报到。
在反右斗争中，甘老被列为中右范围，侥幸没有被划入右派分子。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合并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初夏，本应平静的校园里，开始了一场关于肃清修正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批判，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影响很大的学术批判运动。一些年轻人在老师的讲义、文章和讲课记录中梳理扒掘，找出具有修正主义思想的可疑段落，然后分类整理，一个一个地加以批判，找到谁算谁。这些年轻人在甘老的教材和讲义里寻找错误，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关于“观察”。甘老在教材里写道，“新闻工作者不是文字匠，是社会活动家，是政治观察家”。这句话被解释为，“新闻工作者是革命家，怎么可以是观察家，别人在干活，你在旁边观察?”于是，观察=旁观=向群众运动泼冷水=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战……
当时，更多的争论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报纸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文汇报》问题为姚文元写的一则短文的修改稿中说了一句话：“在存在阶级区分的时候，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于是，这句话被视为报纸的定义。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有没有继承关系。左派们认为，两个阶级是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报纸，没有继承关系，我们(无产阶级报纸)更不是他们(资产阶级报纸)的学生。这些现在看来过于荒唐的言论，在当时的舆论中迷惑了一些人。甘老在学术批判会上逐一批驳了这些观点：搬出列宁《哲学笔记》中《辩证法的要素》的第一条“观察的客观性”，以此批驳观察等于旁观的论调；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资产阶级办报在前，无产阶级办报在后，无产阶级办报的方式方法很多都是向资产阶级学习的，当时党内在重庆出版的大报《新华日报》的报头就是请资产阶级报人于右任题写的，怎么可以说两者没有继承关系?甘老因此引火烧身，遭到了严厉批判。那一年，甘老44岁。
争论持续了几个月之后，甘老上书中宣部。1961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组织了由中宣部、人民日报、教育部和人民大学党委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大学新闻系，清查1960年的学术批判运动。据说，甘老的信被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新闻系1960年的学术批判运动被列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之一。几个月的调查后，工作组决定，重开一次新闻学术讨论会，不叫批判会，只对曾经的问题重新加以论断。讨论会上，甘老做了系统发言。为了怕自己在讲台上不能克制情感，甘老先在硬纸壳上写了茶杯大小的一个“静”字放在面前，提醒自己不要激动。
在甘老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让许多人知道，这是一个固执和大胆的老头儿。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建国30周年纪念会上，大家的发言已经很自由，甘老更为大胆，成了新闻界第一个批评毛泽东新闻观点的人。1980年，人民大学新闻系需要4个月内写出一本新闻理论教材，他要求独立完成，理由很简单，他认为，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书不能称为书，只能算是文集而已。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很突兀的，而现在，在图书界繁花似锦又匮乏如斯的日子里，却有了别样的深意。而他和同样经历了革命年代、“文革”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的老一辈学者王中先生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也是业内外屡屡会被提及的事情。现在的甘老，想出一本讲述新闻学原理的书，他为此策划了几十年，却总是不满意……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读人呢，太细会有过于学术和个人化之嫌，太粗，不足以看清历史的痕迹。也许，个人之于历史的意义，即在于点到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