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罪恶和贪婪便成了这世界上永远不能除去的“恶魔”——正如计算机病毒对“个人计算机时代”，从一开始个人计算机天才游戏的产物到现在无处不在的破坏者，“病毒”像一只只幽灵，躲在计算机和网络背后，让人避之不及。最初的计算机病毒是一只“虫子”，由美国CORNELL大学研究生莫里斯编写，本来是一个游戏产物的“蠕虫”，却借助INTERNET“爬”出实验室，大肆传染，使得数千台连网的计算机停止运行，并造成巨额损失。国内最早引人注意的病毒是80年代末出现的“黑色星期五”，“米氏病毒”，“小球病毒”等，直至后来出现的“CIH”病毒，都使那些经历时代变迁的人们对此记忆犹新。
　　 美国著名作家雷恩在其作品《P1的青春》中这样定义“病毒”的概念：“能够自我复制，利用通信进行传播的计算机程序。”
　　可以这么说，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与计算机病毒“博弈”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直到将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病毒”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谈资。
　　中关村见证了这段历史。与最初“硬件为王”的年代相比，计算机软件（特别是杀毒软件）的开发是与天才的“软件英雄”密切相关的，他们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王莘、王江民、高宁、雷军、严望佳、韩永飞……他们名下，是一个个与科技开发、创新以及拼搏相关的传奇故事，同时，他们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江民KV、瑞星、金山、天阗……他们在个人计算机杀毒软件以及网络信息安全领域各领风骚。技术推动进步，市场成就英雄。从最初的杀毒卡到KV系列，从零星兜售到渠道打造，从品牌乱战到煮酒论英雄，从软件杀毒到主动防毒，这些年，中关村经历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年代。
　　中关村杀毒软件的历史就是一段本土软件崛起的历史，从80年代的“中文处理时代”，9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时代”到此后的“互联网时代”，在创造梦想和财富的这方土地上，缔造了一个个知识英雄。这背后，巨大的产业利益催化出一个成熟的市场。市场混战同样不可避免，“中洋”品牌之争更是市场之争，炒作也好，口水也罢，这场争论恰如潜伏在电脑中的一段程序，一旦点燃导火线势必爆发——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讲，争吵和官司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更像是一场利益驱动技术进步的例证。对国内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暂且不说这个话题。且让我们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给中关村，来看看那些在杀毒软件以及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留下故事的人们，来看看那个应该被更多人记住的“知识年代”。这是属于他们的年代，这更是属于我们的年代。这些故事被人说过许多遍，历经数年，经久不衰。
　　
　　


　　王莘：我启动了中国反病毒市场
　　瑞星的故事，要从王莘讲起。国内有记载的计算机病毒出现在1988年，那是一个小球状的东西，不停在计算机屏幕上转悠，这就是我国第一例病毒——“小球”病毒。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出现“杀毒软件”的概念，防毒卡捷足先登，成为中国计算机防杀病毒最主要的工具。这其中，最早的防毒卡出现在1990年，深圳华星推出世界上最早一块防毒卡，可销路却并不好。究其原因，虽说市场上有杀毒的要求，可是价格和和硬件的兼容问题使其进展缓慢。一年销售7000套，与近60万台计算机拥有量不成比例。但市场大家都看得见，所以，在王莘领导下的瑞星还是义无反顾，在1年之后推出瑞星防毒卡——许多年后，王莘还会提到瑞星防病毒卡的作者刘旭，他认为是刘旭的技术为瑞星在市场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刘旭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该讲他是一个做产品的人，他不会固执地坚持，他会考虑用户的需求，在这方面他非常灵活。我敢很肯定地讲，中国12亿人里面，刘旭是最权威最权威的专家，拿到国际上刘旭也是反病毒顶级的专家。”这是后话，不提。
　　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和其他硬件的“兼容”问题，瑞星1型卡开始一月也只能卖出100多套——起步并不顺畅，幸好，等到瑞星1.5型卡，硬件问题解决了。
　　机会出现在1992年3月。“黑色星期五”和“米开朗基罗”病毒在同一个星期发作，弄得全国人民人心惶惶：“病毒真的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媒体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电视台、報纸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一时间，“病毒”成了全民公敌，更成了频繁上镜的“明星”。王莘意识到这对瑞星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虽说这两种病毒的危害极大，可对瑞星来说却不是挑战，因为瑞星防毒卡能防住这两种病毒！
　　市场的宣传使瑞星一夜间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人民日报》头版、新华社以及二三十家报纸都对此事做了充分报道，使瑞星妇孺皆知，杀毒卡的销量也节节攀升——从先前提到的100多套到3月份的570多套，4月份的1080套；5月份，瑞星通过国际联机查询，证明防病毒卡“病毒前报”、“自动清除内存病毒”、“安全带毒运行”是世界首创技术后，6月份，瑞星防病毒卡的销量达到1500套；8月份，组织首届北京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动员了几十个学校的学生推销瑞星防病毒卡。8月份瑞星防病毒卡销量达到3000套……直到创下日销量1000套、毛利20多万元的纪录。瑞星开启了中国反病毒的市场，也使得瑞星防毒卡把竞争对手远远抛到了身后。
　　挖掘到“第一桶金”的王莘面对市场的诱惑，将资金投入到其他行业：保健品、药品，在上海、北海、千岛湖有房地产计划，成立了一家瑞星咨询公司，还做了机器翻译产品。投资的失败使王莘身心俱疲，他选择了“休假”。
　　市场无情。瑞星防毒卡的销量持续下滑：从1993年月销量6000套到1994年的两三千套，瑞星又到了一个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
　　


　　壮士断腕需要十分的勇气，1998年，复出后的王莘重振旗鼓，把咨询公司、药品、房地产全部砍掉。所幸，他保住了瑞星的人才、技术和资金基础。可是，面对销售几乎为零的瑞星防毒卡市场和推出3年而不为人所知的杀毒软件，王莘又一次思考未来路在何方？
　　穿新鞋不能走老路。在王莘看来，“广告加零售的传统营销模式推广速度太慢”，那就“借鸡下蛋”。瑞星和联想、同创、方正、浪潮、实达、和光等十几家知名厂家以及中关村十几家中小厂商签下了OEM合同。“通过oem方式，我们只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三四十万套。如果不发生意外，瑞星今年内会成为市场占有率第一。如果瑞星是市场占有率第一，那么，我就完全有信心让瑞星在零售市场很快也成为第一。”
　　要到零售市场拿第一，离不开分销渠道的支持。王莘复出后的第二个策略是刺激分销渠道。这个计划为期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大分销商可以用成本价进货，成本价和正常进货价之间的差价，全部返还给分销商用作广告促销。厂家如此强大的支持给了分销商强劲的动力，瑞星8.0杀病毒软件在一周之内被分销商抢购了一万套。6月底，此项政策即将结束的时候，又出现了新一轮抢购，一个星期又销售了一万套。“3个月之内，我们向零售市场发售了5万套瑞星8.0。去年中关村十家有八家分销商不知道瑞星有杀病毒软件，现在瑞星杀病毒软件尽人皆知。”
　　自此10年后的瑞星一路高歌，虽然经历过2003年总裁刘旭辞职的风波，经历过所谓程序员“大曝黑幕”的闹剧，或正在进行的卡巴斯基“误杀门”到“诽谤门”事件，大落又大起的“瑞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不管如何，我们都应记下王莘这个名字，是他，开启了一个市场。
　　
　　王江民：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王江民在中关村是一个传奇，一提到他，很多人满是崇敬。在传统的认知里，计算机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可是王江民却书写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故事。因为罕见，所以更值得去留下一笔。
　　他身患残疾。由于小儿麻痹症，王江民自小便与孤独为伴，无法下楼，更无法享受一个正常孩子应该有的快乐童年。他拖着残腿爬山、骑车、在冰冷的海水中站立……忍耐力让这个山东汉子具备了某种精神，而这与以后的KV系列密切相关。
　　除了身体残疾，他的教育背景更是乏善其陈。初中毕业后，王江民成了一名工人，机械制造、光学设备是这个人38岁之前的“朋友”，计算机改变了这一切。1989年，王江民花800元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这年他已经38岁，1年之后他才拥有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IBM8088，此后他开始学习BASIC语言。当学有所成时，他便利用这种语言为工厂开发工业控制软件。有一段时间，用户总在抱怨他的软件有问题，很开他便发现是病毒作祟，手动清除之后，问题迎刃而解。于是，他把这个过程重新整理，也就成了他的第一个杀毒程序。
　　王江民是第一个向防病毒卡提出挑战的人。他认为病毒正通过软盘的途径向外传播，而防毒卡对此却无能为力。1994年，王江民把自己的杀毒软件命名为“KV100”。“KV”意为“杀死病毒”（Kill Virus），“100”意思是说这款软件可以杀死100种病毒，到2002年，王江民的“江民杀毒王系列”已经是“KV3000”。这款软件与防毒卡最大的不同在于“KV100”可以“手动添加病毒特征”，这是防毒卡所不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讲，“KV100”无疑敲响了防毒卡的丧钟。
　　为了让“KV”杀毒软件走进市场，王江民辞职离乡，来到中关村，创造了一个一周赚得150万元的奇迹，随后在1996年9月成立北京江民科技公司——那年，他已经45岁。此后，“KV”销售奇迹般增长，1997年底，“KV300”的销售量达到50万套，遥遥领先其他杀毒软件。
　　让“KV”以及王江民声名大振的不只是50万套的销量，而是“L++事件”。令人回味的，王江民从“杀毒英雄”一下子变成了“病毒爆发”的始作俑者。正是通过这个轰动2007年的事件，确保了“KV”的霸主地位。
　　不管哪一个市场，都不会允许“一家独大”，杀毒软件市场亦是如此。在1997年，杀毒软件技术上的差异化看起来已经不象起初那般巨大，更主要的是市场的品牌效应。王江民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遭遇了一次变故。
　　1997年4月的最后一周，一批“技术天才”在互联网上开了一个论坛：毒岛。顾名思义，这些人毫不避讳自己是病毒制造者的身份，并言辞激烈，指责“KV300”的弊端，并把一套专门盗版的工具公布于众。于是，盗版“KV”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蔓延。
　　一场盗版与反盗版的战争不可避免。王江民无可奈何，当时的环境根本不允许他与众多的盗版商抗衡。于是一个“以毒攻毒”的计划在王江民腦海中形成。当然，当时他所设计的不是病毒，他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主动逻辑锁”。他把它隐藏在“KV300L++网络升级版”中，专门针对盗版“KV300”，一旦发现，软件就会运行，将使用者的电脑“锁死”。
　　几个星期之后，王江民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一场“争论”也就不能避免。反对者认为，个人和企业没有资格来打击盗版，你这样做，与“病毒”何异？1997年7月23日，北信源、华美星际、瑞星、经纬、蓝盾5家国内反病毒软件公司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同声谴责江民。发布会上，5厂商向北京20多家新闻机构记者散发了一份“联合声明”，指称江民公司6月下旬发布的KV300L++版杀毒软件含有“逻辑炸弹”：“在特定条件下对计算机实施破坏，其结果与某些计算机病毒的破坏作用相似，给众多用户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严重败坏了中国计算机反病毒与市场的形象与声誉……”。
　　一时间，王江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公安部主管部门对此事给予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晚间节目也做了相关报道……形式对王江民非常不利，他们认为王江民的行为属于“故意输入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不过，这也是为了打击盗版行为，有情可原。最后的处罚结果是“罚款3000元”。
　　“L++事件”的直接结果是让王江民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还确保“KV”在未来的几年中进入销售高潮，由此开创了杀毒软件的“江民时代”。
　　
　　雷军：“蓝色安全革命”革了谁的命
　　金山做的事情很多，杀毒软件只是其众多业务之一。实际上，比“金山毒霸”更让人耳熟能详的是“金山WPS”文字处理软件，后来的“金山游戏”虽然取得不错的市场，不过还有许多人诟病网游的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雷军引以为豪的更是毒霸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日本、越南和南美市场，让金山牢牢看好自己的“半壁江山”。
　　


　　 企业气质和领袖的气质息息相通，至少在金山如此。在一次论坛上，雷军情到深处，说两年前有两个怀揣30万美金的越南年轻人人找到他，要代理金山软件在越南市场上的销售，当时二话没说，雷军就答应下来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去越南的时候，一打开护照一看，国徽都一样。我还是觉得是社会主义兄弟，真的得帮一把！”
　　在雷军看来，现在的越南就是15年前的中国。古代英雄惺惺相惜，今天得扶一把就扶一把。15年是一个不小的差距，8年前当雷军担任金山公司总经理的时候，或许还没有考虑这些吧。
　　“金山毒霸”的兴起与雷军息息相关。在2001年8月，金山推出了配有双杀毒引擎的“金山毒霸”，在新闻发布会上还特意安排了一个京剧小品——“三国演义”，其中意味深长，雷军也不失时机宣布：“金山要在一年内进入市场三甲，三年内夺得市场第一。”
　　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瑞星、江民市场占有率依然不小，在金山看来，迅速占领二级城市更是当务之急。在金山的历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事情很多，2002年3月的“长沙渠道商大会”就是其中之一。来自广州、成都、上海等十余家渠道商门下的近100家门市签约金山授权服务店。按照金山的要求，这些店面必须在自己的照片下挂一块“金山毒霸授权服务店”的招牌，作为回报，这些店面也将在该地区拿到最低的进货价和返利——当然，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也必须保证“金山毒霸”的出货量占所有杀毒软件的50％以上。
　　仅仅这个还不足以让金山毒霸“在一年内进入市场三甲，三年内夺得市场第一”的豪言壮语梦想成真。2002年8月，金山再次使出杀手锏——令业界侧目不说，更是让消费者不能拒绝。金山宣布将其刚投放市场且原本定价为199元和129元的“金山毒霸2003”和“金山网镖200”价格下降到零售价50元，如此大规模的降价在反病毒软件市场史无前例，此前，所有的单机版杀毒软件的市场零售价均在160元到200元之间。金山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大手笔让业界目瞪口呆，“蓝色安全革命”——是他们为这次市场行动策划出的名字——究竟要革谁的命？
　　市场格局一旦被打破，乱石枭雄的局面自然不能避免。金山的路又该怎么走？网络就像那只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带来了破坏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金山也在向互联网学习，由此而衍生出的做法就是把“金山毒霸”作为免费软件放在互联网上，先让用户试用，如果用户认可便可通过多种渠道缴纳年费，通过网络升级病毒库来获得服务。
　　这是一个尝试，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尝试使得“金山毒霸”打开了日本市场。从2005年9月免费下载，短短两个月便有50万的下载量，2006年8月15日在日本正式收费，由于年费仅为980日元，获得不错的反响。随即便遭到日本本土厂商的强烈反扑，日本第四大安全厂商Sourcenet针对性地推出了3000日元终身升级病毒库的政策。这一点让雷军颇为自豪，仅仅一年的事件，“金山毒霸”便在日本占到了4%的市场份额，进入了行业第五位。为什么要在日本市场做？雷军说：“咱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在日本市场是不经杀的，我们要用日本人的钱打南美市场。”
　　说这话的时候，雷军意气风发，场下掌声雷动。
　　
　　


　　严望佳：网络信息安全的启蒙者
　　作为中关村第三代创业者的代表人物，严望佳深谙“以柔克刚”之道。实际上，在“海归”回游的大潮中，他们已经成为中关村新一代创业者的中坚力量，严望佳和她的“启明星辰”便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曾经这么描绘过这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脸庞瘦削，长发披肩，小巧玲珑，眼神温婉柔和。”可是熟识她的人都知道在这外表之后有更多不能一眼看出的秉性：沉稳顽强、坚韧不拔。
　　严望佳出生在云南，那是一个被许多文学家诗化的地方，四季如春、景色绝美。这个女孩身上也有着这个地方的特性：聪颖美丽。那时候，她叫王佳，大学时候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严立，婚后才把名字改成了严望佳。和许多传统的中国爱情故事如出一辙，这个女子用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情。
　　学生时代的严望佳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高中时候曾获得全国数学竞赛的最高奖。她崇拜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并梦想有一天能成为她们那样的人。填报高考志愿时，本来选择“核物理”专业的她修改志愿，“计算机”，这也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后来，严望佳说进入计算机领域是“妈妈的杰作”。按照妈妈的意愿，她成了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个学生，后来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穆尔工程学院攻读计算机博士。与此同时，她还担任了宾大沃顿商学院计算机中心系统分析小组负责人，负责整个商学院网络策划、系统管理、软硬件选择及用户化，数据及系统的安全保障，商用数据传输加密等工作，并为实现沃顿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网及通讯工作实施了各种安全保障措施及异构平台连接方案。而这，也确定了她毕生的事业。
　　1996年6月，26岁的严望佳踌躇满志，在北大资源楼的一个小房间内挂上新公司的名字——“启明星辰”。
　　故事没有按照人们期望的那样一帆风顺，之后的3年时间，对严望佳而言，是耐住寂寞的3年，是停下来就倒下的3年。在许多作品中我们重温过她走过的那段艰辛时光。这些日子对日后成功的严望佳来说是巨大的财富，倘若换作他人，或许就是噩梦。所谓辩证法，我想原本就是如此？
　　一心打造自己事业的严望佳心无旁骛，带着自己的全部储蓄——50万元人民币来到中关村，一边率领属下搞技术研发，一边传播网络安全知识，这其中有政府、银行和军队。可是公司就是一个无底洞，大把金钱像流水一样投进去，1997年花了400万，1998年又花了600万，却不见一分钱回来。20多个工程师废寝忘食，充满期待又疑惑：究竟这个秀气的女子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就这样过了3年，到1999年6月，严望佳已经卖光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唯一剩下的就是研究了一半的产品和必胜的信心。
　　成功总在再坚持一下的日子里头姗姗来迟。就在看上去山窮水尽的当口，严望佳成功了。这是一个硬件设备，病毒防火墙，像家用DVD般大小，它的作用就是监控网络上人们的行为，一旦发现“黑客入侵”的迹象，便会发出预警信号。这在国内是首创。
　　“天时”也站在了严望佳这边。1999年，中国互联网业一夜之间火爆起来，许多单位开始铺设网络，网络安全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严望佳给这个产品起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天阗”。其实，叫什么名字不再重要，关键是它的出现使得“启明星辰”摆脱了困境。每台定价30万元看上去并不便宜，可是人们需要，人见人爱。整个花去1500万元造出来的产品使公司在1999年达到了盈亏平衡，在2000年又有了600万元的收入。2006年2月初，启明星辰公司登上“2006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100强排行榜”。
　　冬天就这么过去了，开始进入到收获的季节。
　　
　　韩永飞：你家的门窗关了吗
　　如果你外出，回家之后发现忘记关门关窗，是不是让人觉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事实上也是如此，除了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情况，在如今高楼林立的当代社会怎么看都是一件令人心生恐惧的事情。而这，就是我国网络安全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网络安全在技术上、结构上、管理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网络在中国出现得晚；二是我国网络化具体应用得水平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三是大家对网络安全的麻痹和忽视。人们往往感到了网络安全问题产生的严重后果才开始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走民族自主科技创新的道路”。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韩永飞。怎么来说这个人呢？他身材魁梧，着衣似乎有些不修篇幅，东北口音很重，怎么看都不像“海归”，更想象不出这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一次会议上，他这么解释自己的名字：“永远飞翔，就是不停下来，就是不断创新。”
　　不断创新的他的确也没有闲着。他领导和参与了国际国内几十个重大项目：第三代可移动通讯国际安全标准；国际数字电视条件接收草案；安全的IP电话网；Citi Bank的可移动银行；全球的CEPS示范工程；中国第一家CA——中国信息CA；科技部SVN项目；国家通讯发展基金——安全手机项目；国家电子工业发展基金项目——安全的蓝牙通讯；国家密码基金项目。
　　在学术上他也非等闲之辈，他曾在国际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一百多篇论文，欧美著名的信息安全教科书引用他的定理。同时还拥有五个国际专利；他成功地攻击了世界顶尖的网络安全系统并发明了密码物理分析方法。他在公开密钥加/解密算法的工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他设计了一系列国内外领先的安全产品；他的工作在1997年被（纽约日报）称之为“有突破性”核心技术。他作过德国马普科学院的教授，法国GEMPLUS的首席科学家；他在2005年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球新一代IT八大领袖之一”。
　　总结起自己，韩永飞笑称，前半生经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三次“上山下乡”。第一次他是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并做上了生产队长；第二次，他带着全额奖学金远渡重洋到英国的伦敦大学攻读密码学博士，并只用两年零四个月就完成了4年的课程；第三次，就是缘于1996年回国，他发现国内的信息安全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假、大、空”现象，2000年，韩永飞回国做上了北京密安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裁。现在，密安已经成了国内信息安全企业中的佼佼者。
　　在韩永飞看来，全球信息化是大势所趋，确保网络、商务信息的安全是网络商务发展的重要保障。2004年5月6日，这是韩永飞和他的密安公司在很长时间都会铭记的纪念节日之一。在这一天，他们拿到了商用密码定点生产许可证和销售许可证。这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拿到“两证”的海归信息安全公司。这就意味着，韩永飞终于在国内可以大干一场。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你较量的对手在暗处，丝毫不能马虎。
　　另一个方面，国家相关政策对信息安全会有一些限制，韩永飞不怕这个，他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在专业领域的口碑，事半功倍。“在做项目的过程中陆续产生自己的产品，并逐步推向国际市场是密安得以存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韩永飞的领导下，密安已经连续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拥有自主知识的网络安全产品,像SJW47-Ⅰ、SJW47-Ⅱ、SJW47-Ⅲ、SJW47-Ⅳ加密机系列、安全的虚拟隐私网VPN、网络安全整体保护系统SVN、无线传输WTLS等等，其中的SVN还是国际领先的产品。这说明北京密安已经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成功突破了创业初期的瓶颈。
　　韩永飞很低调，很多人对他的公司知之甚少。他不在乎，他说：“密安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要为网络和信息行业锻造一面安全之盾。”不同于前文我们着墨许多的杀毒软件，“黑客”才是韩永飞要去打交道的对手，““信息安全的防御和攻击就是矛和盾的关系。这种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特别是在新时期，国家出于打信息战的需要，政府大规模投入到信息攻击领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攻击技术会越来越发达。”言简意赅，对于国家，任重道远。
　　以上就是在中关村发生的故事，他们所在的领域不大，杀毒以及网络信息安全；他们的领域又很大，不论学识和地位，不管年龄和性别，他们长袖善舞，他们推动着一个时代。他们的故事是浪花一朵，在中关村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折射出大海的光。
　　有生命的更有价值，落幕之后的掌声才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