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数字传播时代，算法技术给新闻业带来了文化冲击与技术变革，出现了新闻业边界模糊，甚至消融的问题。算法技术使得多元的参与者能够进入新闻领域，更新了新闻业的生产格局;但同为新闻业参与主体的媒体与大型商业平台之间，存在着权威的争夺与话语的博弈。本文以“边界工作”为分析框架，结合算法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实践，分析新闻边界变动中人与技术间的关系。
【关键词】边界工作 算法技术 “人技”关系
数字传播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鲜的技术概念层出不穷，但究其本质可以将这些技术概括为“算法”——一种有限、确定、有效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①
算法作为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给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与技术变革，甚至出现了新闻业边界逐渐消融的问题。随着算法技术逐渐渗透进新闻业，相关的技术伦理问题也随之浮现，例如算法“遮蔽”、算法“黑箱”等，这些不同类别的技术伦理问题都指向更本质的“元问题”：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一、边界工作：一种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新闻业中生产空间的扩展，新闻研究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即将空间化思维的理论引入新闻业的研究之中。②虽然不同空间转向的理论范式在逻辑与视角上存在着分野，但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边界”这一议题上。
对于“边界”概念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边界工作”理论的提出。Gieryn通过研究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立边界，提出“边界工作”这一概念，概念具体描述为“一个界定、攻击并强化不同知识领域之间边界线的过程”③，并总结了扩张、驱逐、自主性保护三种导向的边界工作类型。
随着数字时代新闻业实践范围的扩大，出现了新闻业边界模糊的现实问题。Carlson和Lewis指出，当用变革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新闻业时，关于“新闻业正在变成什么”以及“新闻业应该是什么”的争论中心是“边界工作”。“边界工作”理论的引入，为数字时代的新闻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边界”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的弱隐喻，本质是讨论关系的理论。本文使用“边界工作”作为分析框架，考察新闻业出现边界工作的三个领域——参与主体、组织机构以及专业理念的建构——受到算法技术的影响，以窥数字时代新闻业边界变动中“文化”与“技术”的关系，从而理解数字传播时代的“人技”关系。
二、“扩展”型边界：多元行动者的涌入
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看，新闻边界工作呈现一种扩展的趋势，多元的行动者开始进入新闻业。这里多元的行动者不仅指除了传统记者、编辑以外，不同身份背景的外来者，比如技术人员、算法工程师等，还包括以数据和算法为实体的机器写作、推荐算法等数码物。多元行动者的加入，改变了新闻采集、生产、分发的原有格局。算法技术在不同环节的应用共同作用于新闻的边界工作，却展现出两种矛盾的作用与截然不同的“人技”关系。
（一）机器写作：协作参与新闻内容的生产
机器写作是一种基于算法的新闻内容生产的新方式，所使用的具体技术包括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生成与处理、语音处理以及可视化的视觉信息处理。当机器新闻写作最初进入新闻业时，“辅助”“助手”“附属”等词语常被用来描述机器写作中“人技”关系。繁复与琐碎的数据搜集工作由机器接手，人则负责更具创造力的深度新闻，甚至成为整个新闻生产系统的组织者与维护者。④算法技术在新闻内容生产上的应用，将机器纳入新闻生产的行列之中，拓展了新闻参与主体的边界，同时呈现一种“人技”互补、分工协作的格局。
（二）推荐算法：颠覆传统新闻分发渠道
算法技术在新闻分发环节上的应用，重塑了传统新闻业信息传播的模式，综合使用不同技术原理的推荐算法，赋予算法结果不同的权重系数，混合加权后进行信息的推荐。⑤
一方面，把关权力从传统的编辑部被让渡给推荐算法，而编辑的工作则转变为数据筛选和标注、弹窗推送、内容审核等内容。⑥编辑即使仍然进行内容的审核，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把关”，而是作为机器学习的补充与辅助。编辑不再享有“把关人”的地位，他们重复性的工作只会转化为算法在信息流中对于不同信息的权重数值，成为算法不断迭代完善的“原料”。另一方面，传播权力也从传统的新闻媒体转移给了算法技术，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算法权力。
推荐算法的应用直接导致了权力结构的重新分配，消解了新闻业中传统行动者的知识权威，从而消融了新闻的边界，甚至出现一种技术替代人的趋势。在新闻边界变动的过程中，知识权威已经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权威。
三、“驱逐”型边界：媒体与平台的博弈
按照组织机构划分，可以将多元的参与主体归纳为以“媒体”为核心的新闻机构和以“平台”为核心的科技公司。传统新闻业“媒体-受众”的分发模式，逐渐被“媒體-平台-用户”“平台-用户”的模式所取代。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新闻边界工作，媒体与平台两者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在新闻边界工作中呈现驱逐的导向。从这个角度出发，新闻生产与新闻分发中算法技术的应用在新闻边界工作中的矛盾作用似乎变得可以理解。
今日头条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今日头条初露头角时，以“具有媒体属性的科技公司”进行自我“定界”。今日头条以“个性化推荐”为卖点凸显自己作为渠道分发平台的技术优势，抗拒新闻业的专业理念与操作规范，进而创造出了一种技术乌托邦的话语。吴璟薇从基特勒的“媒介网络”出发，指出人与算法都是为了整个新闻生产的智能技术系统的有序运行而关联在一起，在媒介网络体系中的所有人和物，都在为媒介网络的“永存”而努力。⑦这一阐释是基于今日头条对其平台算法维护的经验材料，但是今日头条本身没有新闻采编和内容生产的权力，将平台作为渠道的分发功能笼统地概括为新闻生产，忽略了媒体与平台之间的区别与其不同的定位。 新闻业中媒体对平台的驱逐行为早期表现为，控诉平台侵犯了媒体的新闻版权，以此来维护其作为新闻业阐释权威的地位。随着平台逐渐占据技术垄断的霸主地位，《人民日报》作为官方机关媒体三评“算法”，强调内容推荐把关机制的重要性与平台价值引领的社会责任。作为新闻阐释社群的媒体，通过驱逐导向的边界工作与平台进行话语层面的博弈，其重点分别落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内容意义的创造。在平台主导分发的过程中，“新闻”与“信息”之间的边界模糊，新闻媒体不仅需要搬运信息，更需要挖掘信息的深层意义。意义挖掘的过程是机器技术无法完成的，在“人技”关系中人无法被机器取代的作用就是“创造意义”，而这一点对于新闻的生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是算法的价值引领。在中国新闻业的具体实践中，政治力量的影响因素是无法被忽视的，它对于新闻边界的确立与维系起到了强大的作用。《人民日报》三评算法就已经为“人技”关系定下了基调：技术不是客观的，而是带有意志的，人需要发挥主体性从而引领算法技术的价值。
四、“自主性保护”型边界：基于“算法透明”理念的新闻边界重塑
数字新闻传播时代，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传统新闻机构的传播力，逊色于以技术为核心的平台型媒体。而在平台型媒体中编辑部门处于边缘地位，是核心技术部門的人工辅助。传统新闻机构人文主义导向的专业文化的退场，令数字新闻的文化日益依附于由高科技公司所主导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话语，⑧这是数字环境下新闻业所面临的现实。
传统新闻业通过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建构起了新闻业的边界。“客观”不仅成为了一种专业理念，更是实践中的操作规范。当算法技术应用于新闻业时，“透明性”作为“客观性”的延展性概念出现在新闻业的实践中，扩大了“客观性”所规范的主体。
“算法透明”概念的提出，就是算法技术进入新闻业后产生的新的实践规范。国外学者Deuze曾对“算法透明”作出界定：新闻生产中的算法透明能够使新闻行业中的工作人员，甚至普罗大众都有监视、核查、批评甚至是干涉新闻生产的模式。⑨“算法透明”被理所当然认为是规制算法技术的方法，但完全的“算法透明”似乎成为一种理论上的“空中楼阁”，在必要性与可操作性上都存在“盲点”。虽然对于“算法透明”的实践仍有争议，但却可以看出一种新闻业潜在的共识：随着算法技术的进入，新闻业需要寻求一套新的专业理念与实践规范来约束技术，从而重新建立起新闻业的边界。
算法技术塑造了全新的新闻生态，新闻从业者所代表的“文化”与算法所代表的“技术”在一同定义新闻、重构新闻业。虽然新闻的边界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新闻的含义与价值不再稳定，但职业的新闻人仍需要坚守一些恒久的原则，⑩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构想是可能且必要的。在构建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之中，“算法透明”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一次自主性保护导向新闻边界的塑造与再划定。
五、结语
舒德森认为，人们过于沉迷于新闻业的技术变革，以至于无法看到文化变革是如何强有力地定义了今天的新闻业。11新闻不是单纯由文化所塑造的，新闻是一种嵌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多样的实践。
边界是一种对抗现象，它是不同力量相遇的地点。没有对抗就没有边界，任何人或物不可能越过边界而不受阻挡。新闻边界并不是一种坚实、稳定的存在，它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如今“文化”与“技术”在新闻边界相遇，它们之间的交汇与对抗使新闻业不断地被建构着。
从机器写作到推荐算法，算法逐步渗入新闻实务之中。技术所扮演的角色也从人的辅助转变为人机协作，甚至逐渐有以技术为核心，人反而成为技术的辅助的迹象。算法作为一种新技术，是数字传播时代用以探究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棱镜。如何在这样的“人技”发展态势之下，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引领数字传播时代算法的价值导向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无论是从“知识权威”还是“技术权威”的视角出发，都有将“技术”和“人类”一方的作用绝对化的趋势。我们需要认识到技术在影响人与社会的同时，社会各方的力量也在形塑技术本身。技术不是客观的，而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其次，从新闻业的实践出发，数字传播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人技”对话的过程中实现“人技”功能的互补以及价值的匹配，寻找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点。技术人文主义是数字传播时代，平衡以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和以人类为代表的价值理性的归宿。在“液态”的新闻业中，多元的参与主体需要达成共识，将人类的价值观与新闻的专业精神渗透进算法的顶层设计理念之中，在新闻文化与算法技术之间的对抗中，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共同承担起数字传播时代的价值引领。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智媒时代虚假信息的算法治理研究”（项目编号：AMRC202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Robert Sedgewick，Kevin Wayne.算法（第四版）[M].谢路云，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1.
②白红义，张恬.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1（04）：109-132.
③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J].新闻记者，2015（07）：46-55.
④喻国明.“机器新闻写作”带动传媒新变局[J].新闻采编，2015（06）：26-27.
⑤赵双阁，岳梦怡.新闻的“量化转型”：算法推荐对媒介伦理的挑战与应对[J].当代传播，2018（04）：52-56.
⑥毛湛文，孙曌闻.从“算法神话”到“算法调节”：新闻透明性原则在算法分发平台的实践限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07）：6-25.
⑦吴璟薇，郝洁.智能新闻生产：媒介网络、双重的人及关系主体的重建[J].国际新闻界，2021（02）：78-97.
⑧常江.数字新闻学：信息时代的新闻学新范式[J].现代视听，2020（07）：1.
⑨Deuze M. What is journalism？：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J].Journalism，2005.
⑩彭兰.数字时代新闻生态的“破壁”与重构[J].现代出版，2021（03）：17-25.
11迈克尔·舒德森，李思雪.新闻专业主义的伟大重塑：从客观性1.0到客观性2.0[J].新闻界，2021（02）：5-13.
作者简介：屠怡文，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宫承波，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王洪越
【关键词】边界工作 算法技术 “人技”关系
数字传播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鲜的技术概念层出不穷，但究其本质可以将这些技术概括为“算法”——一种有限、确定、有效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①
算法作为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给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与技术变革，甚至出现了新闻业边界逐渐消融的问题。随着算法技术逐渐渗透进新闻业，相关的技术伦理问题也随之浮现，例如算法“遮蔽”、算法“黑箱”等，这些不同类别的技术伦理问题都指向更本质的“元问题”：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一、边界工作：一种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新闻业中生产空间的扩展，新闻研究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即将空间化思维的理论引入新闻业的研究之中。②虽然不同空间转向的理论范式在逻辑与视角上存在着分野，但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边界”这一议题上。
对于“边界”概念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边界工作”理论的提出。Gieryn通过研究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立边界，提出“边界工作”这一概念，概念具体描述为“一个界定、攻击并强化不同知识领域之间边界线的过程”③，并总结了扩张、驱逐、自主性保护三种导向的边界工作类型。
随着数字时代新闻业实践范围的扩大，出现了新闻业边界模糊的现实问题。Carlson和Lewis指出，当用变革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新闻业时，关于“新闻业正在变成什么”以及“新闻业应该是什么”的争论中心是“边界工作”。“边界工作”理论的引入，为数字时代的新闻研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边界”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的弱隐喻，本质是讨论关系的理论。本文使用“边界工作”作为分析框架，考察新闻业出现边界工作的三个领域——参与主体、组织机构以及专业理念的建构——受到算法技术的影响，以窥数字时代新闻业边界变动中“文化”与“技术”的关系，从而理解数字传播时代的“人技”关系。
二、“扩展”型边界：多元行动者的涌入
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看，新闻边界工作呈现一种扩展的趋势，多元的行动者开始进入新闻业。这里多元的行动者不仅指除了传统记者、编辑以外，不同身份背景的外来者，比如技术人员、算法工程师等，还包括以数据和算法为实体的机器写作、推荐算法等数码物。多元行动者的加入，改变了新闻采集、生产、分发的原有格局。算法技术在不同环节的应用共同作用于新闻的边界工作，却展现出两种矛盾的作用与截然不同的“人技”关系。
（一）机器写作：协作参与新闻内容的生产
机器写作是一种基于算法的新闻内容生产的新方式，所使用的具体技术包括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生成与处理、语音处理以及可视化的视觉信息处理。当机器新闻写作最初进入新闻业时，“辅助”“助手”“附属”等词语常被用来描述机器写作中“人技”关系。繁复与琐碎的数据搜集工作由机器接手，人则负责更具创造力的深度新闻，甚至成为整个新闻生产系统的组织者与维护者。④算法技术在新闻内容生产上的应用，将机器纳入新闻生产的行列之中，拓展了新闻参与主体的边界，同时呈现一种“人技”互补、分工协作的格局。
（二）推荐算法：颠覆传统新闻分发渠道
算法技术在新闻分发环节上的应用，重塑了传统新闻业信息传播的模式，综合使用不同技术原理的推荐算法，赋予算法结果不同的权重系数，混合加权后进行信息的推荐。⑤
一方面，把关权力从传统的编辑部被让渡给推荐算法，而编辑的工作则转变为数据筛选和标注、弹窗推送、内容审核等内容。⑥编辑即使仍然进行内容的审核，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把关”，而是作为机器学习的补充与辅助。编辑不再享有“把关人”的地位，他们重复性的工作只会转化为算法在信息流中对于不同信息的权重数值，成为算法不断迭代完善的“原料”。另一方面，传播权力也从传统的新闻媒体转移给了算法技术，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算法权力。
推荐算法的应用直接导致了权力结构的重新分配，消解了新闻业中传统行动者的知识权威，从而消融了新闻的边界，甚至出现一种技术替代人的趋势。在新闻边界变动的过程中，知识权威已经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权威。
三、“驱逐”型边界：媒体与平台的博弈
按照组织机构划分，可以将多元的参与主体归纳为以“媒体”为核心的新闻机构和以“平台”为核心的科技公司。传统新闻业“媒体-受众”的分发模式，逐渐被“媒體-平台-用户”“平台-用户”的模式所取代。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新闻边界工作，媒体与平台两者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在新闻边界工作中呈现驱逐的导向。从这个角度出发，新闻生产与新闻分发中算法技术的应用在新闻边界工作中的矛盾作用似乎变得可以理解。
今日头条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今日头条初露头角时，以“具有媒体属性的科技公司”进行自我“定界”。今日头条以“个性化推荐”为卖点凸显自己作为渠道分发平台的技术优势，抗拒新闻业的专业理念与操作规范，进而创造出了一种技术乌托邦的话语。吴璟薇从基特勒的“媒介网络”出发，指出人与算法都是为了整个新闻生产的智能技术系统的有序运行而关联在一起，在媒介网络体系中的所有人和物，都在为媒介网络的“永存”而努力。⑦这一阐释是基于今日头条对其平台算法维护的经验材料，但是今日头条本身没有新闻采编和内容生产的权力，将平台作为渠道的分发功能笼统地概括为新闻生产，忽略了媒体与平台之间的区别与其不同的定位。 新闻业中媒体对平台的驱逐行为早期表现为，控诉平台侵犯了媒体的新闻版权，以此来维护其作为新闻业阐释权威的地位。随着平台逐渐占据技术垄断的霸主地位，《人民日报》作为官方机关媒体三评“算法”，强调内容推荐把关机制的重要性与平台价值引领的社会责任。作为新闻阐释社群的媒体，通过驱逐导向的边界工作与平台进行话语层面的博弈，其重点分别落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内容意义的创造。在平台主导分发的过程中，“新闻”与“信息”之间的边界模糊，新闻媒体不仅需要搬运信息，更需要挖掘信息的深层意义。意义挖掘的过程是机器技术无法完成的，在“人技”关系中人无法被机器取代的作用就是“创造意义”，而这一点对于新闻的生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是算法的价值引领。在中国新闻业的具体实践中，政治力量的影响因素是无法被忽视的，它对于新闻边界的确立与维系起到了强大的作用。《人民日报》三评算法就已经为“人技”关系定下了基调：技术不是客观的，而是带有意志的，人需要发挥主体性从而引领算法技术的价值。
四、“自主性保护”型边界：基于“算法透明”理念的新闻边界重塑
数字新闻传播时代，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传统新闻机构的传播力，逊色于以技术为核心的平台型媒体。而在平台型媒体中编辑部门处于边缘地位，是核心技术部門的人工辅助。传统新闻机构人文主义导向的专业文化的退场，令数字新闻的文化日益依附于由高科技公司所主导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话语，⑧这是数字环境下新闻业所面临的现实。
传统新闻业通过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建构起了新闻业的边界。“客观”不仅成为了一种专业理念，更是实践中的操作规范。当算法技术应用于新闻业时，“透明性”作为“客观性”的延展性概念出现在新闻业的实践中，扩大了“客观性”所规范的主体。
“算法透明”概念的提出，就是算法技术进入新闻业后产生的新的实践规范。国外学者Deuze曾对“算法透明”作出界定：新闻生产中的算法透明能够使新闻行业中的工作人员，甚至普罗大众都有监视、核查、批评甚至是干涉新闻生产的模式。⑨“算法透明”被理所当然认为是规制算法技术的方法，但完全的“算法透明”似乎成为一种理论上的“空中楼阁”，在必要性与可操作性上都存在“盲点”。虽然对于“算法透明”的实践仍有争议，但却可以看出一种新闻业潜在的共识：随着算法技术的进入，新闻业需要寻求一套新的专业理念与实践规范来约束技术，从而重新建立起新闻业的边界。
算法技术塑造了全新的新闻生态，新闻从业者所代表的“文化”与算法所代表的“技术”在一同定义新闻、重构新闻业。虽然新闻的边界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新闻的含义与价值不再稳定，但职业的新闻人仍需要坚守一些恒久的原则，⑩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构想是可能且必要的。在构建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之中，“算法透明”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一次自主性保护导向新闻边界的塑造与再划定。
五、结语
舒德森认为，人们过于沉迷于新闻业的技术变革，以至于无法看到文化变革是如何强有力地定义了今天的新闻业。11新闻不是单纯由文化所塑造的，新闻是一种嵌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多样的实践。
边界是一种对抗现象，它是不同力量相遇的地点。没有对抗就没有边界，任何人或物不可能越过边界而不受阻挡。新闻边界并不是一种坚实、稳定的存在，它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如今“文化”与“技术”在新闻边界相遇，它们之间的交汇与对抗使新闻业不断地被建构着。
从机器写作到推荐算法，算法逐步渗入新闻实务之中。技术所扮演的角色也从人的辅助转变为人机协作，甚至逐渐有以技术为核心，人反而成为技术的辅助的迹象。算法作为一种新技术，是数字传播时代用以探究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棱镜。如何在这样的“人技”发展态势之下，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引领数字传播时代算法的价值导向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无论是从“知识权威”还是“技术权威”的视角出发，都有将“技术”和“人类”一方的作用绝对化的趋势。我们需要认识到技术在影响人与社会的同时，社会各方的力量也在形塑技术本身。技术不是客观的，而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其次，从新闻业的实践出发，数字传播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人技”对话的过程中实现“人技”功能的互补以及价值的匹配，寻找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点。技术人文主义是数字传播时代，平衡以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和以人类为代表的价值理性的归宿。在“液态”的新闻业中，多元的参与主体需要达成共识，将人类的价值观与新闻的专业精神渗透进算法的顶层设计理念之中，在新闻文化与算法技术之间的对抗中，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共同承担起数字传播时代的价值引领。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智媒时代虚假信息的算法治理研究”（项目编号：AMRC202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Robert Sedgewick，Kevin Wayne.算法（第四版）[M].谢路云，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1.
②白红义，张恬.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1（04）：109-132.
③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J].新闻记者，2015（07）：46-55.
④喻国明.“机器新闻写作”带动传媒新变局[J].新闻采编，2015（06）：26-27.
⑤赵双阁，岳梦怡.新闻的“量化转型”：算法推荐对媒介伦理的挑战与应对[J].当代传播，2018（04）：52-56.
⑥毛湛文，孙曌闻.从“算法神话”到“算法调节”：新闻透明性原则在算法分发平台的实践限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07）：6-25.
⑦吴璟薇，郝洁.智能新闻生产：媒介网络、双重的人及关系主体的重建[J].国际新闻界，2021（02）：78-97.
⑧常江.数字新闻学：信息时代的新闻学新范式[J].现代视听，2020（07）：1.
⑨Deuze M. What is journalism？：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J].Journalism，2005.
⑩彭兰.数字时代新闻生态的“破壁”与重构[J].现代出版，2021（03）：17-25.
11迈克尔·舒德森，李思雪.新闻专业主义的伟大重塑：从客观性1.0到客观性2.0[J].新闻界，2021（02）：5-13.
作者简介：屠怡文，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宫承波，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