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9月乔国强先生的专著《贝娄学术史研究》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美经典作家学术史研究”项目的要求撰写而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贝娄学术史梳理，作者以时空为坐标整理了不同时代各个国家关于贝娄的研究文献；第二部分为贝娄学术史研究，作者全面讨论了贝娄的创作思想、贝娄的犹太性、贝娄小说中的现代性和贝娄笔下的城市四方面；第三部分为文献目录，作者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挑选了关于贝娄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整部著作资料翔实、论述透彻，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力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2015）评选中，该书获著作类一等奖，这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极为难得，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本书的重要意义及其上乘的质量。
一、书海拾贝、留精去杂
索尔·贝娄（SaulBellow，1915—2005）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美国犹太作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三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美国犹太作家。从1936年，贝娄在左翼刊物《灯塔》上发表第一篇反法西斯和不抵抗主义的短篇小说《那真不行》开始，到2005年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的家中去世，贝娄一生笔耕不辍，发表中长篇小说14部，短篇故事集4部，戏剧1部。面对一位创作时间绵延了半个多世纪、成果丰硕的作家，可以想象到关于他的研究文献也是相当可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到1987年为止，“研究贝娄的英文著作和英文文章已多达1232篇。其中，文献类文章有9篇，专著有36部，专刊类文章有12篇，回忆类文章有35篇，总体论述类文章（或书中属于总体论述类的章节）有308篇，论述作品的文章有741篇，博士论文91篇”[1]。1987年之后，“有关贝娄创作的论著多达40余部……另有报刊文章200余篇”[2]。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如何选取合适的文献、采取何种方法进行文献梳理都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
在书中，作者按照国家和年代梳理了相关论著和文章，归纳总结了它们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方法。针对英美学术界对贝娄的批评，作者以时间为坐标，分别归纳总结了20世纪40-50年代、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来的贝娄研究。在10年一期的时限中，作者没有像做流水账般地一股脑把批评家的评论照搬书中，而是选取重要批评家的重要文章和专著，或者是著名文学批评杂志上的文章进行摘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了贝娄的代表作上，做到了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如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界对贝娄的评价时，作者选取了美国著名批评家伊哈布·哈桑、J.C.利文森、拉尔夫·弗莱德曼、罗伯特·舒尔曼等人的文章进行了总结。同时，作者还兼顾了各个时代“不同的声音”。如针对20世纪60年代的评论文章，作者在总结了那些赞美之词外，也兼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做到了客观公正地呈现评论家的观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根据每一时期研究史料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文献。如针对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作者在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文献的同时，又选取了贝娄的犹太身份和作品中的犹太性、贝娄的现实主义创作等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使这一时期贝娄批评的特点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问题意识。当然，每一时期贝娄研究的突破点和创新之处也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如其中论及的20世纪80年代贝娄与历史、贝娄小说中的大屠杀、贝娄的城市小说等新的论题。
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力求从客观的角度来梳理相关文章和著作，尽量避免“主观”的态度和叙述语言。但是，也正如作者所言，“虽说是‘客观’，但落实到文字上的归纳总结，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梳理者的痕迹。归纳总结得是否到位是一个原因；梳理者以‘浓缩’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来‘转述’则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任何形式的‘转述’都程度不同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甚或虚构性”。[3]因此，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每一时期贝娄批评特点的总结和分析。如作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评介大都比较简短，“或许这既与贝娄初涉文坛、作品不多有关，也因批评者在时间上尚未与贝娄的作品拉開距离所致”[4]；到了20世纪60年代，批评家开始关注“贝娄作品中超族裔的道德底蕴、独特的创作风格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5]；70年代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对贝娄的创作主题和具体作品的探讨上；80年代的贝娄研究则转向了全面梳理和总体论述的方向；90年代的贝娄批评达到了贝娄研究的顶峰，在这10年中，先后有20余部专著或者论文集出版；进入21世纪，随着出版的专著和论文的减少，以及对贝娄作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降低，贝娄批评的热度有所减弱。从作者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用自己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归纳总结了贝娄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勾勒出了贝娄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但是支撑这种“主观”表述的是作者在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去除旁枝末节和重复叠论后的高度概括和真知灼见。这体现了作者文献涉猎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其高度的学术水平和精准的学术判断。
在书中，作者除了归纳总结了英美学术界对贝娄的批评外，还邀请了其他专家、学者就俄罗斯、西班牙、法国、日本和中国的贝娄研究展开调查、发表评论，尽可能多地介绍不同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帮助读者了解各个国家贝娄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情况，从而对贝娄研究形成一种全方位的认识。这反映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谦虚的学术理念。
二、分门别类、条分缕析
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一文中说道：“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6]陈平原强调学术史研究有别于通史的面面俱到，它应该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分门别类，表现出学者自己的见地和独特发现。当然，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学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调查和对研究成果的全面把握。在《贝娄学术史研究》一书中，作者正是在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发现之前学界对贝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等方面，较少关注贝娄的创作思想、他作品中的犹太文化底蕴、贝娄小说中的现代性和他笔下的城市等问题。因此，作者抓住这些问题，对其展开了论述。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问题意识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方法。 在分门别类的讨论中，作者没有生搬硬套、用一种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而是根据每个问题的特点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研究策略。如在“贝娄的创作思想”这一问题上，作者没有仅仅评述贝娄的生平与创作，而是追根究底，详细论述了对贝娄的创作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托洛茨基主义和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政治观。针对贝娄的犹太性问题，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分别从早、中、晚三个时期看其犹太性的变化，认为贝娄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态度和犹太问题的认识是一个嬗变的过程，经历了从写犹太人的故事、拒绝接受犹太作家的称谓，到敢于袒露自己的犹太身份、直面棘手的犹太问题的变化。作者没有“静止”地看待贝娄的犹太性问题，而是勾勒出这一过程的变化曲线，帮助读者对其形成一种动态的认识。同样，在从贝娄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贝娄小说中的现代“荒原”情结、女性人物塑造以及叙述风格四个方面来讨论贝娄的现代性问题上，作者也强调了贝娄在不同时期现代主义的不同表现，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纵横解读。在阐释贝娄笔下的城市问题时，作者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城市的“畸零人”、消隐的城市“中心”、城市的归属与罪戾三方面。在论述中，作者没有一味地只谈空间、忽略时间，而是强调在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上谈论空间与城市，认为在贝娄的不同创作时期，城市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物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正如乔国强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城市化既与空间相关，也与时间相关，而且还与生活在其间的人相关。要知道，这个居住在其间的人可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他是要‘流动’的，既在空间里‘流动’，也在时间里‘流动’，而且他还会进行比较———比较与空间相关的过去、现在或未来。”[7]乔国强强调的是时空结合的研究方法，这反映在其对贝娄笔下空间问题的分析中，也是其一贯坚持的城市文学研究方法。
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作者没有以理论为导向，让文本为理论服务，而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使整个论述呈现出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特点。如在讨论贝娄“敘说的现代性”部分，作者认为贝娄运用一种类似内省性的叙述策略来表现小说人物内心世界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分裂。在论述中，作者没有单辟章节讲述内省性叙述策略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外延、发展演变等内容，而是结合贝娄的四部小说，立足文本来分析其作品中内省性叙述策略的不同表现形式，认为贝娄通过运用内省性叙事策略，“构建了他对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大事件的认知框架，并通过小说人物的‘内省’，披露了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内心焦虑、分裂以及挣扎”[8]。在分析贝娄笔下的城市时，作者更是把城市的“有形”部分，如犹太社区、城市商业区等，与“无形”部分，如城市氛围、日常生活琐事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深入考究了不同城市空间的不同问题。纵观全书，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既依托理论又不依赖理论，既立足文本又不局限于文本，精细解读了贝娄作品中的各大问题，表现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打开了贝娄研究的新局面。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理论结合文本，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发表见地，这不仅是作者在《贝娄学术史研究》一书中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其一贯的学术理念，如《美国犹太文学》（2008）和《辛格研究》（2008）都是如此。
三、犹太情愫、人文关怀
学术界对贝娄的研究已经持续了接近70年的时间，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西方学者的讨论多依据‘超族裔’的西方文化、哲学以及伦理道德的理念，多围绕带有普适性的话题展开”[9]，而很少关注贝娄作为一位美国犹太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其作品中厚重的犹太文化底蕴。作者独具慧眼，认为贝娄作为一位美国犹太作家，他的创作思想植根于滋养他的犹太民族文化，不管是其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创作的主题，都洋溢着丰富的犹太文化意蕴，反映了其执着的犹太情结。犹太性是其创作思想中最具有本质性的方面。虽然贝娄拒绝“美国犹太作家”的标签，但是正如乔国强在《美国犹太文学》中所说：“判断一个作家是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能以他自己对外的宣称来定，而是要看这些作家究竟写的是什么，他们的立场怎样，他们所关心的又是什么，等等。”[10]从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到小说的深层结构，贝娄的犹太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到了创作的晚期，他大胆地谈论反犹主义和“大屠杀”等敏感问题，坚定地回归到了自己的民族上。作者对贝娄犹太性的挖掘既反映了其敏锐的判断力和深刻的认知力，也延续了其一贯的学术志趣———对美国犹太文学的关注。从1997年作者在《东方论坛》上发表第一篇与犹太文学相关的论文开始，在作者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犹太文学一直是其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在作者这种学术专注力的背后蕴藏的是其对犹太文学和犹太民族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正如作者在《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中所说：“我在阅读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时，总感到有一种十分浓郁的文化气韵鼓荡在其间，使我不得不在阅读中停顿下来掩卷思索。我似乎领悟到，犹太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民族的肌体中有着十分强劲的内省力。他们能够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自己民族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在这个地位上其成员的精神状态。”[11]作者对犹太文学和犹太民族的深厚感情显而易见，也正是因为这种犹太情愫，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美国犹太文学研究，并最终形成了对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事实上，当作者在书中讨论贝娄作为一位美国犹太作家的创作思想，他的犹太性，他小说中的现代性和城市问题时，他讨论的是有关贝娄创作的核心内容、主导精神、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作者从贝娄的小说研究入手，又没有止步于文本本身，而是深挖其背后的民族、环境和时代因素。这不仅适用于贝娄研究，同样适用于其他犹太作家研究，甚至是犹太文学研究。正如乔国强所说：“纵观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与演变，民族命运、生存环境以及时代的变迁，构成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基本因子。”[12]换句话说，犹太作家的创作无不打上了民族、环境和时代的烙印，作者正是循着这三条基本线路展开了对贝娄的研究，抒发了对犹太文学的深刻感悟。而美国犹太文学发展至今已然变成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主题、叙事策略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世界文学的潮流。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作者对贝娄和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指向的是整个外国文学研究，其思路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就国内而言，对外国作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帮助国内的读者审视本民族的文学作品，丰富和推动我国文学发展，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该书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学者的文化自觉和人文关怀。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为文献目录。这一部分的出现绝非冗赘多余，它保证了《贝娄学术史研究》的完整和翔实，为国内的贝娄研究和美国犹太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文献和重要参考。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无私的学术分享精神。
合上《贝娄学术史研究》的最后一页，不禁为作者面对庞杂的文献资料辨证深入的梳理感叹，也为其细致入微、深刻透彻的分析所折服，更为其背后的犹太情愫和学者关怀所感动。在书中，作者系统客观地展示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贝娄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投射自己的观点并进行逻辑论证，以揭示潜藏于贝娄背后的犹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特质等。正如葛桂录在《立体的学术史研究：文献、学术、思想———以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为例》一文中所提倡的，学术史研究要有三个层面———“有史料的学术史、有思想的学术史、有学术的思想史”[13]，《贝娄学术史研究》始终没有离开文献、学术和思想这三个核心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部立体的学术史研究专著，阐释了“批评之批评”的学术史研究要义，为其他学术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5年上海市教育委員会科研创新项目“保罗·奥斯特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5ZS07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乔国强：《贝娄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同[1]。
[3]同[1]。
[4]同[1]，第13页。
[5]同[1]，第16页。
[6]陈平原：《“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第8—9页。
[7]高莉敏、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乔国强教授访谈录》，《山东外语教学》2012年第2期，第9—16页。
[8]同[1]，第347页。
[9]同[1]，第244页。
[10]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页。
[11]乔国强：《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2]同[10]，第533页。
[13]葛桂录：《立体的学术史研究：文献、学术、思想———以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3日第544期，第B01版。
一、书海拾贝、留精去杂
索尔·贝娄（SaulBellow，1915—2005）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美国犹太作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三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美国犹太作家。从1936年，贝娄在左翼刊物《灯塔》上发表第一篇反法西斯和不抵抗主义的短篇小说《那真不行》开始，到2005年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的家中去世，贝娄一生笔耕不辍，发表中长篇小说14部，短篇故事集4部，戏剧1部。面对一位创作时间绵延了半个多世纪、成果丰硕的作家，可以想象到关于他的研究文献也是相当可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到1987年为止，“研究贝娄的英文著作和英文文章已多达1232篇。其中，文献类文章有9篇，专著有36部，专刊类文章有12篇，回忆类文章有35篇，总体论述类文章（或书中属于总体论述类的章节）有308篇，论述作品的文章有741篇，博士论文91篇”[1]。1987年之后，“有关贝娄创作的论著多达40余部……另有报刊文章200余篇”[2]。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如何选取合适的文献、采取何种方法进行文献梳理都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
在书中，作者按照国家和年代梳理了相关论著和文章，归纳总结了它们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方法。针对英美学术界对贝娄的批评，作者以时间为坐标，分别归纳总结了20世纪40-50年代、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来的贝娄研究。在10年一期的时限中，作者没有像做流水账般地一股脑把批评家的评论照搬书中，而是选取重要批评家的重要文章和专著，或者是著名文学批评杂志上的文章进行摘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了贝娄的代表作上，做到了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如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界对贝娄的评价时，作者选取了美国著名批评家伊哈布·哈桑、J.C.利文森、拉尔夫·弗莱德曼、罗伯特·舒尔曼等人的文章进行了总结。同时，作者还兼顾了各个时代“不同的声音”。如针对20世纪60年代的评论文章，作者在总结了那些赞美之词外，也兼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做到了客观公正地呈现评论家的观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根据每一时期研究史料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文献。如针对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作者在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文献的同时，又选取了贝娄的犹太身份和作品中的犹太性、贝娄的现实主义创作等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使这一时期贝娄批评的特点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问题意识。当然，每一时期贝娄研究的突破点和创新之处也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如其中论及的20世纪80年代贝娄与历史、贝娄小说中的大屠杀、贝娄的城市小说等新的论题。
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力求从客观的角度来梳理相关文章和著作，尽量避免“主观”的态度和叙述语言。但是，也正如作者所言，“虽说是‘客观’，但落实到文字上的归纳总结，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梳理者的痕迹。归纳总结得是否到位是一个原因；梳理者以‘浓缩’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来‘转述’则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任何形式的‘转述’都程度不同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甚或虚构性”。[3]因此，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每一时期贝娄批评特点的总结和分析。如作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评介大都比较简短，“或许这既与贝娄初涉文坛、作品不多有关，也因批评者在时间上尚未与贝娄的作品拉開距离所致”[4]；到了20世纪60年代，批评家开始关注“贝娄作品中超族裔的道德底蕴、独特的创作风格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5]；70年代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对贝娄的创作主题和具体作品的探讨上；80年代的贝娄研究则转向了全面梳理和总体论述的方向；90年代的贝娄批评达到了贝娄研究的顶峰，在这10年中，先后有20余部专著或者论文集出版；进入21世纪，随着出版的专著和论文的减少，以及对贝娄作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降低，贝娄批评的热度有所减弱。从作者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用自己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归纳总结了贝娄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勾勒出了贝娄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但是支撑这种“主观”表述的是作者在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去除旁枝末节和重复叠论后的高度概括和真知灼见。这体现了作者文献涉猎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其高度的学术水平和精准的学术判断。
在书中，作者除了归纳总结了英美学术界对贝娄的批评外，还邀请了其他专家、学者就俄罗斯、西班牙、法国、日本和中国的贝娄研究展开调查、发表评论，尽可能多地介绍不同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帮助读者了解各个国家贝娄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情况，从而对贝娄研究形成一种全方位的认识。这反映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谦虚的学术理念。
二、分门别类、条分缕析
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一文中说道：“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6]陈平原强调学术史研究有别于通史的面面俱到，它应该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分门别类，表现出学者自己的见地和独特发现。当然，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学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调查和对研究成果的全面把握。在《贝娄学术史研究》一书中，作者正是在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发现之前学界对贝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等方面，较少关注贝娄的创作思想、他作品中的犹太文化底蕴、贝娄小说中的现代性和他笔下的城市等问题。因此，作者抓住这些问题，对其展开了论述。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问题意识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方法。 在分门别类的讨论中，作者没有生搬硬套、用一种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而是根据每个问题的特点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研究策略。如在“贝娄的创作思想”这一问题上，作者没有仅仅评述贝娄的生平与创作，而是追根究底，详细论述了对贝娄的创作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托洛茨基主义和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政治观。针对贝娄的犹太性问题，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分别从早、中、晚三个时期看其犹太性的变化，认为贝娄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态度和犹太问题的认识是一个嬗变的过程，经历了从写犹太人的故事、拒绝接受犹太作家的称谓，到敢于袒露自己的犹太身份、直面棘手的犹太问题的变化。作者没有“静止”地看待贝娄的犹太性问题，而是勾勒出这一过程的变化曲线，帮助读者对其形成一种动态的认识。同样，在从贝娄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贝娄小说中的现代“荒原”情结、女性人物塑造以及叙述风格四个方面来讨论贝娄的现代性问题上，作者也强调了贝娄在不同时期现代主义的不同表现，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纵横解读。在阐释贝娄笔下的城市问题时，作者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城市的“畸零人”、消隐的城市“中心”、城市的归属与罪戾三方面。在论述中，作者没有一味地只谈空间、忽略时间，而是强调在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上谈论空间与城市，认为在贝娄的不同创作时期，城市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物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正如乔国强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城市化既与空间相关，也与时间相关，而且还与生活在其间的人相关。要知道，这个居住在其间的人可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他是要‘流动’的，既在空间里‘流动’，也在时间里‘流动’，而且他还会进行比较———比较与空间相关的过去、现在或未来。”[7]乔国强强调的是时空结合的研究方法，这反映在其对贝娄笔下空间问题的分析中，也是其一贯坚持的城市文学研究方法。
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作者没有以理论为导向，让文本为理论服务，而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使整个论述呈现出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特点。如在讨论贝娄“敘说的现代性”部分，作者认为贝娄运用一种类似内省性的叙述策略来表现小说人物内心世界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分裂。在论述中，作者没有单辟章节讲述内省性叙述策略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外延、发展演变等内容，而是结合贝娄的四部小说，立足文本来分析其作品中内省性叙述策略的不同表现形式，认为贝娄通过运用内省性叙事策略，“构建了他对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大事件的认知框架，并通过小说人物的‘内省’，披露了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内心焦虑、分裂以及挣扎”[8]。在分析贝娄笔下的城市时，作者更是把城市的“有形”部分，如犹太社区、城市商业区等，与“无形”部分，如城市氛围、日常生活琐事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深入考究了不同城市空间的不同问题。纵观全书，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既依托理论又不依赖理论，既立足文本又不局限于文本，精细解读了贝娄作品中的各大问题，表现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打开了贝娄研究的新局面。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理论结合文本，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发表见地，这不仅是作者在《贝娄学术史研究》一书中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其一贯的学术理念，如《美国犹太文学》（2008）和《辛格研究》（2008）都是如此。
三、犹太情愫、人文关怀
学术界对贝娄的研究已经持续了接近70年的时间，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西方学者的讨论多依据‘超族裔’的西方文化、哲学以及伦理道德的理念，多围绕带有普适性的话题展开”[9]，而很少关注贝娄作为一位美国犹太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其作品中厚重的犹太文化底蕴。作者独具慧眼，认为贝娄作为一位美国犹太作家，他的创作思想植根于滋养他的犹太民族文化，不管是其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创作的主题，都洋溢着丰富的犹太文化意蕴，反映了其执着的犹太情结。犹太性是其创作思想中最具有本质性的方面。虽然贝娄拒绝“美国犹太作家”的标签，但是正如乔国强在《美国犹太文学》中所说：“判断一个作家是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能以他自己对外的宣称来定，而是要看这些作家究竟写的是什么，他们的立场怎样，他们所关心的又是什么，等等。”[10]从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到小说的深层结构，贝娄的犹太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到了创作的晚期，他大胆地谈论反犹主义和“大屠杀”等敏感问题，坚定地回归到了自己的民族上。作者对贝娄犹太性的挖掘既反映了其敏锐的判断力和深刻的认知力，也延续了其一贯的学术志趣———对美国犹太文学的关注。从1997年作者在《东方论坛》上发表第一篇与犹太文学相关的论文开始，在作者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犹太文学一直是其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在作者这种学术专注力的背后蕴藏的是其对犹太文学和犹太民族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正如作者在《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中所说：“我在阅读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时，总感到有一种十分浓郁的文化气韵鼓荡在其间，使我不得不在阅读中停顿下来掩卷思索。我似乎领悟到，犹太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民族的肌体中有着十分强劲的内省力。他们能够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自己民族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在这个地位上其成员的精神状态。”[11]作者对犹太文学和犹太民族的深厚感情显而易见，也正是因为这种犹太情愫，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美国犹太文学研究，并最终形成了对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事实上，当作者在书中讨论贝娄作为一位美国犹太作家的创作思想，他的犹太性，他小说中的现代性和城市问题时，他讨论的是有关贝娄创作的核心内容、主导精神、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作者从贝娄的小说研究入手，又没有止步于文本本身，而是深挖其背后的民族、环境和时代因素。这不仅适用于贝娄研究，同样适用于其他犹太作家研究，甚至是犹太文学研究。正如乔国强所说：“纵观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与演变，民族命运、生存环境以及时代的变迁，构成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基本因子。”[12]换句话说，犹太作家的创作无不打上了民族、环境和时代的烙印，作者正是循着这三条基本线路展开了对贝娄的研究，抒发了对犹太文学的深刻感悟。而美国犹太文学发展至今已然变成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主题、叙事策略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世界文学的潮流。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作者对贝娄和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指向的是整个外国文学研究，其思路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就国内而言，对外国作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帮助国内的读者审视本民族的文学作品，丰富和推动我国文学发展，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该书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学者的文化自觉和人文关怀。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为文献目录。这一部分的出现绝非冗赘多余，它保证了《贝娄学术史研究》的完整和翔实，为国内的贝娄研究和美国犹太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文献和重要参考。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无私的学术分享精神。
合上《贝娄学术史研究》的最后一页，不禁为作者面对庞杂的文献资料辨证深入的梳理感叹，也为其细致入微、深刻透彻的分析所折服，更为其背后的犹太情愫和学者关怀所感动。在书中，作者系统客观地展示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贝娄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投射自己的观点并进行逻辑论证，以揭示潜藏于贝娄背后的犹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特质等。正如葛桂录在《立体的学术史研究：文献、学术、思想———以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为例》一文中所提倡的，学术史研究要有三个层面———“有史料的学术史、有思想的学术史、有学术的思想史”[13]，《贝娄学术史研究》始终没有离开文献、学术和思想这三个核心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部立体的学术史研究专著，阐释了“批评之批评”的学术史研究要义，为其他学术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5年上海市教育委員会科研创新项目“保罗·奥斯特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5ZS07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乔国强：《贝娄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同[1]。
[3]同[1]。
[4]同[1]，第13页。
[5]同[1]，第16页。
[6]陈平原：《“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第8—9页。
[7]高莉敏、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乔国强教授访谈录》，《山东外语教学》2012年第2期，第9—16页。
[8]同[1]，第347页。
[9]同[1]，第244页。
[10]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页。
[11]乔国强：《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2]同[10]，第533页。
[13]葛桂录：《立体的学术史研究：文献、学术、思想———以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3日第544期，第B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