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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南方都市报2014年11月19日以〈〈深圳10名人大代表约见政府部门追问食品安全〉〉为题报道，深圳市十位人大代表自掏腰包，对深圳40余家超市、菜场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其结果之严重令人大代表担忧。人大代表们就食品安全问题约见深圳市政府部门。
约见前，郑学定、杨勤等10位人大代表于11月1日在39个大型超市、小超市、菜市场、地摊采购437个样品，交到供港基地检测。第一次检测17家菜市场、超市、地摊143个样品，发现16个农药残留超标，不合格率占11.19%。有的超市和菜市场的不合格率更是特别严重，9个样品中就有7个不合格。
检测结果让人大代表们很惊讶。11月4日又进行了第二次抽查，此次共抽查330个样品，36个不合格……
人大代表监督食品安全事件，一时间成为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对此，不妨听听权威人士说说其中奥妙。
专家解读：
对于人大代表的行动，舆论一片叫好声，作为一名消费者，也觉得有人监督政府对大家来说是好事，毕竟他们确实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作为一名食品安全工作者，面对人大代表拿出的那些“惨不忍睹”的科学证据，实在有点儿无法忍受。
一、小样本能否定大样本？NO
首先，用小样本否定大样本的做法很不科学。抽检合格率是科学监管的重要依据，但它并非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采样点的选择、样品类别的选择、采样量、检测项目均要考虑当地消费者的饮食结构、消费量等因素，目的是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尽可能在统计学上反映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为此，深圳市食品监管部门2014年投入1个多亿，已经检测了39万多次。
而人大代表们花了几万块钱，测了几百个样品，然后就表示“我们认为，能总体上反映我市农产品安全现状”，这满满的自信心真是看得我一头汗，瀑布汗。就事论事地谈问题可以，千万不要上纲上线，如果几百个样品就能否定39万次的检测结果，那倒是替纳税人省钱了。可监督政府不是过家家，如果信不过政府的数据，应该质询的是其抽检计划是否科学合理，实验室质量管理是否过关，数据的披露是否及时、完整，而不是拿小样本数据来较量。
二、快速检测能替代仪器检测？NO
其次，媒体报道称，人大代表大量使用快速检测结果来论证农药超标情况严重，这也是很不科学的。快速检测作为筛查方法是非常粗线条的，错杀（假阳性）和错放（假阴性）都很正常，因此必须用仪器方法作为仲裁。这就好比在家用早孕试纸测出来怀孕，还需要到医院做正规检测才知道到底有没有怀孕。
比如某媒体标题说“农残抑制率高达99%”，媒体进一步解释说“抑制率越高毒性越强”。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抑制率和毒性高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否则如何解释一份抑制率98%的茼蒿含有农残每千克0.17毫克，而抑制率79%的生菜含有农残反而是每千克0.35毫克？人大代表还说，国内农残抑制率标准为50%，超过此标准意味着农药残留超标。岂知抑制率跟农残超标也是两码事，比如人大代表们的检测数据中有些抑制率“超标”的样品后来经过定量检测居然是“未检出”。乐果的酶抑制率法检出限是每千克3毫克，而一份抑制率99%的毛瓜用仪器方法测定出的乐果含量才每千克1.88毫克，這就好比一个近视眼查视力的时候居然蒙对了视力表最下一行。
三、数据研判解读比数据本身更重要？YES
此外，数据的研判解读往往比数据本身更重要，但上述新闻中的数据解读可谓“稀烂”。比如水胺硫磷在蔬菜中并无限量要求，不知豆角超标的说法从何而来？氯氰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怎能用酶抑制率法（该方法仅适用于部分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同样是西洋菜，毒死蜱残留为每千克0.22毫克时是超标2倍，而0.08时却显示超标1倍，这数学就是体育老师也教不出来啊！
以媒体披露的少量碎片信息就能发现如此多的问题，不知道约谈政府部门的人大代表们是否还“对结果很有信心”呢？尽管声称是在供港基地检测的，但是供港基地的结果不等于香港监管部门认可。
当然人大代表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思考也要肯定，比如他们认为应该“完善食品追溯制度，将工作做到前端，从而减少末端检测”就非常符合源头控制、过程管理的思路。代表们对政府部门的抽检合格率“虚假繁荣”的质疑也是公众普遍的怀疑，希望代表们通过督促政府及时、充分地公开相关信息，还公众一个明白。事实上，监管部门不应该等代表们督促，而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风险交流。
结论
食品检测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不仅仅是高昂的费用门槛，更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门槛，这绝不是找一家检测机构做几个数据就可以指点江山那么简单。目前媒体报道中的第三方食品检测多数像“过家家”，出现过很多乌龙事件，甚至有利益推手操纵的痕迹。食品安全说到底是个信心问题，重建信心、传递正能量不能靠粉饰太平或者喊口号，但也不能把舆论监督当做儿戏，应该依靠科学，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2014年11月19日以〈〈深圳10名人大代表约见政府部门追问食品安全〉〉为题报道，深圳市十位人大代表自掏腰包，对深圳40余家超市、菜场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其结果之严重令人大代表担忧。人大代表们就食品安全问题约见深圳市政府部门。
约见前，郑学定、杨勤等10位人大代表于11月1日在39个大型超市、小超市、菜市场、地摊采购437个样品，交到供港基地检测。第一次检测17家菜市场、超市、地摊143个样品，发现16个农药残留超标，不合格率占11.19%。有的超市和菜市场的不合格率更是特别严重，9个样品中就有7个不合格。
检测结果让人大代表们很惊讶。11月4日又进行了第二次抽查，此次共抽查330个样品，36个不合格……
人大代表监督食品安全事件，一时间成为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对此，不妨听听权威人士说说其中奥妙。
专家解读：
对于人大代表的行动，舆论一片叫好声，作为一名消费者，也觉得有人监督政府对大家来说是好事，毕竟他们确实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作为一名食品安全工作者，面对人大代表拿出的那些“惨不忍睹”的科学证据，实在有点儿无法忍受。
一、小样本能否定大样本？NO
首先，用小样本否定大样本的做法很不科学。抽检合格率是科学监管的重要依据，但它并非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采样点的选择、样品类别的选择、采样量、检测项目均要考虑当地消费者的饮食结构、消费量等因素，目的是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尽可能在统计学上反映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为此，深圳市食品监管部门2014年投入1个多亿，已经检测了39万多次。
而人大代表们花了几万块钱，测了几百个样品，然后就表示“我们认为，能总体上反映我市农产品安全现状”，这满满的自信心真是看得我一头汗，瀑布汗。就事论事地谈问题可以，千万不要上纲上线，如果几百个样品就能否定39万次的检测结果，那倒是替纳税人省钱了。可监督政府不是过家家，如果信不过政府的数据，应该质询的是其抽检计划是否科学合理，实验室质量管理是否过关，数据的披露是否及时、完整，而不是拿小样本数据来较量。
二、快速检测能替代仪器检测？NO
其次，媒体报道称，人大代表大量使用快速检测结果来论证农药超标情况严重，这也是很不科学的。快速检测作为筛查方法是非常粗线条的，错杀（假阳性）和错放（假阴性）都很正常，因此必须用仪器方法作为仲裁。这就好比在家用早孕试纸测出来怀孕，还需要到医院做正规检测才知道到底有没有怀孕。
比如某媒体标题说“农残抑制率高达99%”，媒体进一步解释说“抑制率越高毒性越强”。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抑制率和毒性高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否则如何解释一份抑制率98%的茼蒿含有农残每千克0.17毫克，而抑制率79%的生菜含有农残反而是每千克0.35毫克？人大代表还说，国内农残抑制率标准为50%，超过此标准意味着农药残留超标。岂知抑制率跟农残超标也是两码事，比如人大代表们的检测数据中有些抑制率“超标”的样品后来经过定量检测居然是“未检出”。乐果的酶抑制率法检出限是每千克3毫克，而一份抑制率99%的毛瓜用仪器方法测定出的乐果含量才每千克1.88毫克，這就好比一个近视眼查视力的时候居然蒙对了视力表最下一行。
三、数据研判解读比数据本身更重要？YES
此外，数据的研判解读往往比数据本身更重要，但上述新闻中的数据解读可谓“稀烂”。比如水胺硫磷在蔬菜中并无限量要求，不知豆角超标的说法从何而来？氯氰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怎能用酶抑制率法（该方法仅适用于部分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同样是西洋菜，毒死蜱残留为每千克0.22毫克时是超标2倍，而0.08时却显示超标1倍，这数学就是体育老师也教不出来啊！
以媒体披露的少量碎片信息就能发现如此多的问题，不知道约谈政府部门的人大代表们是否还“对结果很有信心”呢？尽管声称是在供港基地检测的，但是供港基地的结果不等于香港监管部门认可。
当然人大代表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思考也要肯定，比如他们认为应该“完善食品追溯制度，将工作做到前端，从而减少末端检测”就非常符合源头控制、过程管理的思路。代表们对政府部门的抽检合格率“虚假繁荣”的质疑也是公众普遍的怀疑，希望代表们通过督促政府及时、充分地公开相关信息，还公众一个明白。事实上，监管部门不应该等代表们督促，而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风险交流。
结论
食品检测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不仅仅是高昂的费用门槛，更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门槛，这绝不是找一家检测机构做几个数据就可以指点江山那么简单。目前媒体报道中的第三方食品检测多数像“过家家”，出现过很多乌龙事件，甚至有利益推手操纵的痕迹。食品安全说到底是个信心问题，重建信心、传递正能量不能靠粉饰太平或者喊口号，但也不能把舆论监督当做儿戏，应该依靠科学，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