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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必须了解，国际外交乃是一个角力赛，各国有自己的主张，但别国也有他们的反应，最后，大家妥协定输赢，没有一个人可以片面决定一切。
最近美国的智库组织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佛纳（Edwin Feulner），由于替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安排了一次接电话的活动，其中有中国台湾的蔡英文，而惹出了大风波。于是我们就要问，“传统基金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和特朗普有什么关系？
对美国政治有了解的，都必定知道，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就有许多智库组织及智库大学，例如哈佛大学、霍普金斯研究所、美国外交协会，军方则为“兰德研究所”等。学者们都认为它们是老的“当权派”。当民主党有事想要找人请教，就会找哈佛大学和霍普金斯研究所。两党若有外交疑问，就会找外交协会。美国的“老富人”（old money），也有“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卡内基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也各有智库人员。
但从1970年代起，美国的富人阶层已变，出现了许多“新富人”（new money），这些新富人为了形成他们的政商势力，遂拿出他们的财富，形成各种基金会及智库和媒体力量，这些组织就被称为“反当权派”（Antiestablishment），也被认为“新当权派”。他们在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最盛。1984年里根总统任内，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沙洛玛三世（John S.Saloma Ⅲ）写了一本《恶兆政治学：新保守主义的迷宫》，将当时新保守派的势力网作了深入的探究。
该书即指出，当时许多新巨富世家，例如大酒商库尔斯家族（Adolph Coors），能源及不动产大亨柯赫家族（Fred C.Koch），石油大亨诺布家族（Samuel Noble），农业化学巨子欧林家族（John M.Olin），传统石油巨富梅隆家族的继承人莎拉·史凯菲（Sarah Mellon Scarfe）等就是新保守派的大金主。
例如美国著名的右派智库“企业研究所”（AEI）就是富商巴鲁迪（William Baroody）所创办，它的智库人员多达两百多人.至于“传统基金会”则是1973年由前述的库尔斯家族所创办，梅隆家族也出钱不少。“传统基金会”的经费有87%都来自大老板，成立于1973年，创办时的总裁有两人，一个是右派文人威瑞契（Paul Weyrich），另一个则是梅隆家族的家臣佛纳，他是梅隆家族下的“合成燃料公司”主席。到了1977年，佛纳在梅隆家族支持下，成了“传统基金会”总裁，至今已快40年。
佛纳长袖善舞，里根当选总统，需要自己的亲信，佛纳即成了政权交接小组的成员之一。在里根时代，“传统基金会”和白宫关系密切，对保守的富人经济学极有建树，到了今天，美国政客和学者没有人敢说富人加税，都在说富人减税可以促进成长，这就是“传统基金会”鼓吹的“供给经济学”最大的功劳。在里根时代，“传统基金会”甚至可以干预白宫的人事。
但到了布什父子两代，由于他们出身政界，有自己的人际关系，所以和“传统基金会”比较疏远。但特朗普只是个富商和政治素人，他并没有智库，于是富人组成的“传统基金会”遂咸鱼翻身。由于特朗普在选举时讲了许多孤立主义的话，他主张美国的保护国应自行负责安全，如果要美国保护，就必须付保护费。于是他当选后，亚洲的美国保护国遂很焦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匆忙得赶去纽约见特朗普，就是焦虑的第一人。
接着又有其他国家向特朗普身边的人表达了焦虑，在承受到这些压力后，特朗普显然决定必须一次作个总答复，于是“传统基金会”的佛纳就奉命安排了一次“回电话的外交秀”，包括了新加坡的李显龙、菲律宾的杜特尔特、阿富汗的加尼等都在同一时间打电话给特朗普，他则借着这个机会安抚各国的焦虑。
只是人们必须了解，国际外交乃是一个角力赛，各国有自己的主张，但别国也有他们的反应，最后，大家妥协定输赢，没有一个人可以片面决定一切。特朗普借着这次接电话的外交秀，表达了他的观念，但这只是开始，亚洲的角力将重新开始，美中关系也将重来。“传统基金会”的佛纳惹出了特朗普的第一个麻烦，后面的事仍多着啦！
最近美国的智库组织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佛纳（Edwin Feulner），由于替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安排了一次接电话的活动，其中有中国台湾的蔡英文，而惹出了大风波。于是我们就要问，“传统基金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和特朗普有什么关系？
对美国政治有了解的，都必定知道，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就有许多智库组织及智库大学，例如哈佛大学、霍普金斯研究所、美国外交协会，军方则为“兰德研究所”等。学者们都认为它们是老的“当权派”。当民主党有事想要找人请教，就会找哈佛大学和霍普金斯研究所。两党若有外交疑问，就会找外交协会。美国的“老富人”（old money），也有“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卡内基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也各有智库人员。
但从1970年代起，美国的富人阶层已变，出现了许多“新富人”（new money），这些新富人为了形成他们的政商势力，遂拿出他们的财富，形成各种基金会及智库和媒体力量，这些组织就被称为“反当权派”（Antiestablishment），也被认为“新当权派”。他们在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最盛。1984年里根总统任内，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沙洛玛三世（John S.Saloma Ⅲ）写了一本《恶兆政治学：新保守主义的迷宫》，将当时新保守派的势力网作了深入的探究。
该书即指出，当时许多新巨富世家，例如大酒商库尔斯家族（Adolph Coors），能源及不动产大亨柯赫家族（Fred C.Koch），石油大亨诺布家族（Samuel Noble），农业化学巨子欧林家族（John M.Olin），传统石油巨富梅隆家族的继承人莎拉·史凯菲（Sarah Mellon Scarfe）等就是新保守派的大金主。
例如美国著名的右派智库“企业研究所”（AEI）就是富商巴鲁迪（William Baroody）所创办，它的智库人员多达两百多人.至于“传统基金会”则是1973年由前述的库尔斯家族所创办，梅隆家族也出钱不少。“传统基金会”的经费有87%都来自大老板，成立于1973年，创办时的总裁有两人，一个是右派文人威瑞契（Paul Weyrich），另一个则是梅隆家族的家臣佛纳，他是梅隆家族下的“合成燃料公司”主席。到了1977年，佛纳在梅隆家族支持下，成了“传统基金会”总裁，至今已快40年。
佛纳长袖善舞，里根当选总统，需要自己的亲信，佛纳即成了政权交接小组的成员之一。在里根时代，“传统基金会”和白宫关系密切，对保守的富人经济学极有建树，到了今天，美国政客和学者没有人敢说富人加税，都在说富人减税可以促进成长，这就是“传统基金会”鼓吹的“供给经济学”最大的功劳。在里根时代，“传统基金会”甚至可以干预白宫的人事。
但到了布什父子两代，由于他们出身政界，有自己的人际关系，所以和“传统基金会”比较疏远。但特朗普只是个富商和政治素人，他并没有智库，于是富人组成的“传统基金会”遂咸鱼翻身。由于特朗普在选举时讲了许多孤立主义的话，他主张美国的保护国应自行负责安全，如果要美国保护，就必须付保护费。于是他当选后，亚洲的美国保护国遂很焦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匆忙得赶去纽约见特朗普，就是焦虑的第一人。
接着又有其他国家向特朗普身边的人表达了焦虑，在承受到这些压力后，特朗普显然决定必须一次作个总答复，于是“传统基金会”的佛纳就奉命安排了一次“回电话的外交秀”，包括了新加坡的李显龙、菲律宾的杜特尔特、阿富汗的加尼等都在同一时间打电话给特朗普，他则借着这个机会安抚各国的焦虑。
只是人们必须了解，国际外交乃是一个角力赛，各国有自己的主张，但别国也有他们的反应，最后，大家妥协定输赢，没有一个人可以片面决定一切。特朗普借着这次接电话的外交秀，表达了他的观念，但这只是开始，亚洲的角力将重新开始，美中关系也将重来。“传统基金会”的佛纳惹出了特朗普的第一个麻烦，后面的事仍多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