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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深化发展，拓展对欧关系势在必行，选择欧洲战略支轴国进行建设既有实践价值也有可操作性。为此要设立明确的选择原则与建成标准以防止该建设被“概念化”与“泛滥化”，同时保证中国有限外交资源可以被合理使用。意大利作为传统欧洲强国，非常符合欧洲战略支轴国建设的要求，可以作为欧洲战略支轴国的潜在选择对象，下一阶段外交工作应重点加以关注。
关键词：一带一路欧洲战略支轴国选择
机械制造术语中，“轴”常指圆柱形零件，一件完整机械设备中轮子与其他运动机件绕它转动或随它转动。支轴是“轴”的一种，本质上依旧是一种机械零件，主要是通过支撑与固定这些基础性工作促成整套设备正常运转。“战略支轴”顾名思义，是基于所依赖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性认识，在全局策划和指导中对有效达成既定政治或军事目的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关键点，其与另一重要概念“战略支点”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是客观现实所引发的客观效果，而前者更侧重于主观能动性的选择，甚至是互动性与联动性的所在。
战略支轴类别丰富，可以多种形式存在，既可能是能源、货币、技术产品等物化形态，也可能是文化、宗教、理念等意识形态，抑或是战略支轴国家这种综合形态。一国，尤其是大国在贯彻自身国际战略时，大都需要借助手中所掌握的战略支轴资源加以推行。部分国家战略支轴资源非常丰富，能于国际社会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甚至左右国际形势的发展。例如美国，不仅拥有诸如能源、货币、军事力量、意识理念等单一元素的战略支轴资源，更是在各大重要区域都分布相应的战略支轴国家为其所用，借助这些有利条件，美国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进而其全球战略也得到有效贯彻。
中国正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向国际舞台中心大步前进，不可避免要拓展战略支轴资源。但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历史上未曾经历过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代，并且中国在全球的军事影响力、政治影响力、资本影响力、价值观影响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依旧有很大差距。[1]同时，因为社会形态跨越式发展，国内许多领域积淀不足，更进一步制约单一元素战略支轴资源的形成，加上许多老牌强国具有意识性阻碍，[2]短期内形成大量单一元素战略支轴资源显然十分困难。当单一元素难以独立成为战略支轴时，发挥综合优势、整合资源，有目的性地集中力量建立区域支轴国家便是相对务实的选择。
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又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国际政治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是重要目标，[3]因此对战略支轴国的需求非常迫切。然而，现实是中国用于建设战略支轴国的资源与手段非常有限，这就要求建设前必须对相关对象国进行谨慎选择，有的放矢。一旦判断失误，不仅无法完成战略初衷，还会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因此战略支轴国选择的大前提必须是在国家利益回报最高、综合价值最突出的区域。
欧洲集中着许多发达国家，是西方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也曾一度是国际政治经济核心舞台。由于种种历史条件，虽然欧洲当前已经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地位，但仍舊是国际重要区域之一。伴随战后欧洲经济全面恢复，美国强化与欧洲的关系、欧共体成立，使得欧洲通过整体优势再度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深化过程中，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价值日益凸显。首先，欧洲科技先进，欧盟成立后各类资源得到整合，科研队伍更加庞大，[4]深化中欧科技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科技现代化与自主创新能力；其次，欧洲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金融系统并创立了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欧元，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既可借鉴欧洲的成功经验又可通过欧洲完善金融系统走向世界；第三，欧洲各国在世界诸多领域垄断着话语权，[5]改善欧洲整体对中国的印象会很大程度上改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构建中国特色世界话语体系；第四，欧债危机客观上为“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深入拓展提供了契机，有建设战略支轴国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几点，欧洲理应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战略支轴国选择与建设的重点区域。
一、欧洲战略支轴国的建成标准
战略支轴国不同于普通友好国家，除外交关系紧密外还要在关键时刻起到战略支撑与战略协调作用，辅助中国进行全球战略或区域战略的铺开，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求战略支轴国对中国展示坚定的支持，更要有能力对国际或区域形势施加影响，努力使更多国家接受或协助中国全球或区域战略的推广。这就决定战略支轴国，尤其区域战略支轴国的数量避免很多而且同时需要拥有较强的国际或区域影响力。成为“战略支轴国”不仅意味着利益的获得，更是一种责任的担当，因此需要符合一定标准才能被冠以这一名号。
欧洲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准确选择并最终建立欧洲战略支轴国意义重大。然而长年以来，由于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重重因素，欧洲社会整体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有一定排斥，[6]这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展开形成巨大阻碍。虽然欧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国际组织，但“宏观入手，全面突破”试图仅依靠中国自身力量从外围在欧洲各国平均用力继而从根本上完全转变欧洲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做法，显然并不现实，通过战略支轴国在欧洲内部施加影响与中国内外呼应才是明智的选择。这一方面显示出建立欧洲战略支轴国的战略价值与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为战略支轴国的建成提出更高标准。“战略支轴国”与“重要合作伙伴”、“战略合作关系”等外交概念具有明显差异，需要切实研究相关标准以避免陷入“概念化”和“泛滥化”的怪圈。具体而言，至少应具备两大主要标准。
（一）高度认同中国各项国策
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市场完善程度及公民平均财富水平等方面依旧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7]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各类国策。此外，中国政治体制与政治主流价值观皆不同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亦完全不同，双方对特定问题有严重分歧极为正常。也正因此，作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支轴国，至少该国官方层面必须对中国各项国策高度认同，这既显示战略支轴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也是其坚定支持中国的最基本政治基础。 国策是一国一定时期内根据基本国情所制定的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系统对策，[8]是一国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综合反映，所以认同某国国策不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更是从政治与文化上对该国尊重并在社会心理上予以接纳的表现，只有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建立双方高度的政治互信。由于中欧文化与政治差异极大，对中国特定国策不认同甚至抨击在欧洲国家官方层面并不鲜见。部分国家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甚至积极推动与中国经济合作，但政治层面却屡屡抨击中国、挑战中国底线；即使双方经济合作达到极高水准也依旧不能算作是对中国国策的高度认同。例如中国所牵头组织的亚投行一度被世界不看好，因为欧亚发达国家对此反应一度很冷淡。英国作为欧洲发达国家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一举转变世界的主流态度，[9]发展态势出现戏剧性转折，欧亚发达国家一改先前的消极态度纷纷提出申请，呈现争先恐后的态势。亚投行能获德今天这样德影响力与英国关键时刻果断加盟密不可分，也正是这一举措使中英关系迅速步入蜜月期，不仅中国投资大规模进入英国，中英还就在伦敦设立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项目加深合作，[10]2015年习近平主席英国之行更是令双方关系之密切达到一个新高度。[11]但进入2016年，英国先发布《香港问题半年报告》，[12]高调干涉香港事务，随即G7峰会发表涉南海宣言，[13]英国作为重要成员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中国外交部随即召见包括英国在内的七国驻华使节表达不满，[14]中英关系亦开始降温。从亚投行合作进入蜜月期到G7涉南海宣言中英关系降温，英国态度判若两人，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国策选择性认同所造成的，所以作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支轴国，若不能高度认同中国各类国策，将无法起到协助中国拓展中欧关系的作用，更遑论助推“一带一路”进入欧洲。
（二）拥有利用自身区域影响力助推中国对欧战略的国家意愿
高度认同中国国策后，战略支轴国需要协助中国拓展中欧关系，推进“一带一路”，拥有足够的区域影响力，自然是选择和建设战略支轴国重要标准。欧洲国家与民族众多，内部形势复杂，许多国家虽然国力不强但却有着独特影响力，例如梵蒂冈人口不过数千，却在欧洲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强大的宗教号召力，是近十亿信徒的精神领地，[15]如果合理运用甚至可以影响他国政局。但作为欧洲战略支轴国，所拥有影响力可以不是各个领域中最大的，但必须是相对最综合且全面的、并有一定国力作为支撑，因为中欧关系发展是一项全方位工程，而“一带一路”更是细化于多个领域，过于偏重某一项会影响战略推广整体性。
欧盟经过多年努力在经济一体化进程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然而欧洲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复杂的政治现实使欧盟政治一体化多年来频频面临重大挑战，步履蹒跚。[16]该现实表明，虽然欧盟是中国推广欧洲战略的重要合作对象，但欧洲各国以个体成为基础合作者这一现实却无法改变。中国对欧工作，尤其“一带一路”建设展开不可避免要以个体国家为主。鉴于欧洲形势复杂，欧洲的战略支轴国应至少能从三个层面施展影响力：第一，可部分影响欧盟内部主导国家，如英法德等，对欧盟决策拥有一定话语权；第二，对欧洲特定区域的中小国家有一定号召力，可以使他们自愿追随其政策；第三，自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时间对欧洲具有绝对影响力。虽然欧洲国家一直努力尝试摆脱附属形象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美国影响依旧不容小觑。中国加大对欧洲的战略投入极易与美国利益产生碰撞，欧洲战略支轴国协助开展对欧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同时还要有能力在中美间斡旋，最大程度缓和双方利益冲突。
欧洲战略支轴国拥有上述影响力之外，另一个问题便是需具备为中国利用该影响力之国家意愿。国家意愿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意愿的达成需要长时间培养，甚至经历内外多方的博弈，但乐于利用自身区域影响力协助中国推行欧洲战略这一国家意愿是欧洲战略支轴国必不可少的标准。如果欧洲战略支轴国的潜在对象最终不愿意或很有限地使用自身影响力去协助中国，那不仅战略支轴国建设工作本身会失去意义，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归于徒劳。所以戰略支轴国建设工作选择之初就应当专注于那些有意愿或至少有潜在意愿利用自身影响力协助中国推行欧洲战略的欧洲国家，将有限外交资源进行最大化利用。
二、欧洲战略支轴国的选择原则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在稳步推进，中欧合作风头正劲，[17]恰当选择欧洲战略支轴国可有力推动下一阶段该倡议在欧洲深化发展。然而，不同于国家间的普通外交行为，该选择不仅关系到“一带一路”在欧洲的前景，一旦选择失误更会造成大量国家外交资源的无谓消耗，甚至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因此，确定适当原则以使所选潜在对象国更具有针对性，提高建设战略支轴国的成功率非常重要。基于当前欧洲国家整体政治倾向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现实，选择原则中的最低限度当符合如下几个主要原则。
（一）政治中庸原则
欧洲政治一个不可回避现实便是美国色彩浓厚，对外关系上主要发达国家皆是美国盟国；军事上近乎整个欧洲都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防卫范围内；文化上双方一脉相承；经济上自马歇尔计划后美国长期成为欧洲经济重要资金与市场来源，冷战期间双方甚至一度形成所谓“特殊关系”。[18]中国作为国际重要新兴大国，面对欧洲这一特殊政治生态必须谨慎，决定战略支轴国建设对象除要具备一定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外，必须美国色彩较弱，政治上相对中庸，因此许多美国传统盟国都不适合作为选择对象。
战略支轴国若缺乏必要影响力则无法起到“支轴”作用，因此拥有一些欧洲重要政治组织成员资格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加入这些组织不仅代表获得政治上的认同，更是对国际影响力的认可。而弱美国色彩则需要慎重研究，大致可有这样几条标准：第一，在欧洲主要政治组织中处于边缘地位；第二，军事力量处于欧洲中游水平；第三，国际舞台上常为美国及其他欧洲大国所忽视。加入欧洲主要政治组织是欧洲大国地位和区域影响力的重要保证；而政治边缘化，美欧加以忽视及军事力量不突出则可能形成一个“美欧所忘记地带”，客观上为中国建设战略支轴国减少地缘风险增加成功率。 （二）经济需求原则
欧洲战略支轴国建设需要能够助推中国欧洲战略，尤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甚，其中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潜在选择对象国必须具备一定经济体量与工业实力。经济发展水平是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保证，也是双边合作的重要基础，但在欧洲世界排名较高的经济体很多，不能简单以经济体量作为该原则的唯一标准，还要有部分具体的辅助标准。第一，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中国经济体量大、市场广阔，这种优势可以和世界大部分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但与战略支轴国的经济合作深化程度要远高于一般国家，所以两国经济互补性必须很高，才能刺激双方进行高水平经济合作。第二，对中国有强烈投资需求。欧债危机大背景下，潜在选择对象国必须受到明显冲击而又不能经济崩溃，且经济处于疲软之中急切需要外部投资注入加以振兴，这样可能促使该国的高技术领域对中国开放，带动整体双边经济的合作质量。第三，地理位置优越。地理位置不能决定一国的发展状况但地缘却是极其重要的条件，良好的地理位置是发展潜力的巨大象征，中国未来需要走向海洋，选择滨海国家无疑较为理想。
（三）文明认同原则
互信是两国深度交往的重要保障，只有高度互信才能形成战略支轴。国家间浅层次互信可以基于共同利益或国际法的基础，但深层次互信必须建立在文明认同的基础上。双方只有互相认同彼此的文明并形成尊重，才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加决策透明度或改进决策模式等来弥合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分歧，提高互信程度，[19]可以有效减少政治合作风险。近代以来，欧洲文明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先世界，并凭借先进军事技术开启殖民时代。正是由于这段历史，欧洲社会普遍具有文明优越心理，这客观上加大了与其他文明的分歧程度。建立战略支轴国需要国家间的高层次互信，这种互信必须建立在文明互相认同的基础上，在欧洲大文明环境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只有对中华文明认同并互相尊重，才有可能助推“一带一路”在欧洲拓展。
三、欧洲战略支轴国的潜在选择对象国
欧洲战略支轴国的选择是一项重要工作，需要谨慎细致研究，精确把握，不能笼统圈定、草率行事，需要充分了解选择对象的历史发展脉络，宗教与风俗构成，社会文化特点，政治运行规律等诸多领域，从而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这一选择不仅关系到中欧关系的发展水平，更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深化推进的效率。选择过程中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有的放矢，对所存在风险及选择后的建设所能达到的水平要有一个清醒预估，同时要建立应急机制，制定预案以防止突然性政治风险打乱建设步骤或出现战略选择性错误后及时止损。
综合诸多条件，欧洲各国中，意大利比较适合承担中国在欧洲战略支轴国这一角色。意大利国土面积301333平方公里，人口6002万，北与法国，瑞士，斯洛文尼亚接壤，东、西、南三面分别濒临亚德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第勒尼安海，与突尼斯、马耳他、阿尔及利亚隔海相望，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发展潜力巨大。这里是欧洲文明和民族的摇篮，伊特拉斯坎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继从这里走出，其首都罗马也曾一度是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本区域文明领域享有较高声誉。若成为欧洲战略支轴国，凭借深厚底蕴，意大利有能力助推“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进一步拓展，深化中欧合作，弥合双方分歧。
经济方面，作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意大利是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工业重镇米兰更是世界时尚之都。二战后，意大利经济发展速度是战前三倍，当时世界只有日本与德国可与之媲美，意大利一度被西方媒体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面的奇迹”。虽然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世界油价大幅增长推高生产成本及本土“红色旅”等恐怖组织的泛滥冲击了社会稳定而导致经济疲软，但之前的高速发展已经为其奠定下良好的基础。意大利中小企业占企业的总数超过90%，服务业占国内总产值约2/3，[20]其经济运行经验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改革及扶持中小企业政策制定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意大利遭遇经济困难，虽然期间经过加入欧元区及财政紧缩改革等措施有所回暖，但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重创其经济，据统计2007年至今意大利GDP已萎缩9%，即使近日出现正增长，可前景并不明确。[21]面对这一窘境，与中国开展深度经济合作显然很具有吸引力，为意大利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支轴国奠定了基础。
政治方面，意大利是欧共体与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还是申根公约、七国集团、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国际地位毋庸讳言。但作為许多欧洲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国甚至创始国，意大利却并未展现出应有影响力。如冷战期间，意大利外交政策极为灵活，一面提出“新大西洋主义”坚定站在西方阵营以换取美国援助，另一方面也和苏联集团的经贸关系密切，[22]但即使如此在国际舞台上依旧处于边缘地位。[23]虽然意大利一直做出种种努力来摆脱尴尬地位，试图通过积极参加联合国、欧盟、北约框架下维和与海外军事行动以提高国际地位，但受制于国内政局变幻及国际形势制约，难以形成稳定且独立的外交政策，[24]常为美国所“选择性忽视”，如北约空袭南联盟军事行动中，从意大利空军基地来起飞美国战机就未曾通报意政府。[25]即使在欧洲，意大利也常为其他大国所忽视。1981年意大利抗议法国单方面邀请美、西德和英国领导人于瓜得普罗举行四大国会议，迫使法国专门作出解释。而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原定包括意大利与加拿大，而意大利国库部长戈里亚到达巴黎后方得知五国财长已经单独举行过一次磋商，把意、加两国财长排除在外。[26]通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意大利在欧洲及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皆处于边缘化地位，虽然有国际政治影响潜力，但有待挖掘。
军事方面，军事能力也制约着意大利提升其国际地位。虽然意国防工业非常先进，且为保障能与北约盟国并肩作战，意大利近几年不断进行军队现代化升级，但现有军费水平已经不足以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27]其军事窘境在利比亚危机中得到展现，意大利一度多方寻求支持，试图促使联合国派出一支维和部队以稳定局势，但冲突发展使当地已无和平可维持，意大利也不愿冒险去创造和平，军事干预计划就此搁浅。[28]即使有多重因素干扰，其自身军事能力的限制必然是其军事干预计划搁浅的根本性因素，该限制进一步强化意大利在欧洲的边缘化地位，也正因此，其名义上为美国盟国可政治上美国色彩并不浓厚。这种边缘化现状与意大利追求大国地位的努力形成矛盾，加深与中国政治合作无疑有利于增强自身欧洲话语权，缓解这种矛盾，同时获取大国地位的需求也会客观推动意大利追求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支轴国。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意大利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员中唯一一个派出元首参加会议的国家，中国在其外交中地位可想而知。 文化方面，意大利是欧洲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文化底蕴深厚，包容性极强。关于这一点，意大利福尔梅兹行政学院顾问艾尔福先生观点具有很强代表性，他主张文化要能够相容，不冲突，无战争。[29]而意大利对中国文化认可程度也比较高，双方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仅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一年级便有超过400名学生学习汉语。[30]此外，意大利也很重视同中国的文化交流，意驻渝总领馆就与四川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开展文化交流与学术活动。[31]1993年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委员会所召开“中意文化交流”小型座谈会中，更是指出，即使地理大发现后，中西文化仍然以中意为中轴线得到进一步推动与发展。[32]中意文化方面互相认同度较高有利于双方文化上互相尊重，打破意识形态束缚坦诚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建立高水平政治互信，进而为欧洲战略支轴国建设打下坚实文化基础。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主动增强国际影响力势在必行，因此深化与欧洲的关系非常重要，“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顺应这一大形势而提出，很具有前瞻性。欧洲战略支轴国的选择工作当与此配合，将有限外交资源最大化利用以助推“一带一路”，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意大利作为欧洲传统强国，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底蕴深厚并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应当作为下一步欧洲战略支轴国建设工作的重要选择对象，集中力量加以公关，集中有限外交资源为中国发展新时期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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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屹，中共中央党校。）
关键词：一带一路欧洲战略支轴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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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轴类别丰富，可以多种形式存在，既可能是能源、货币、技术产品等物化形态，也可能是文化、宗教、理念等意识形态，抑或是战略支轴国家这种综合形态。一国，尤其是大国在贯彻自身国际战略时，大都需要借助手中所掌握的战略支轴资源加以推行。部分国家战略支轴资源非常丰富，能于国际社会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甚至左右国际形势的发展。例如美国，不仅拥有诸如能源、货币、军事力量、意识理念等单一元素的战略支轴资源，更是在各大重要区域都分布相应的战略支轴国家为其所用，借助这些有利条件，美国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进而其全球战略也得到有效贯彻。
中国正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向国际舞台中心大步前进，不可避免要拓展战略支轴资源。但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历史上未曾经历过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代，并且中国在全球的军事影响力、政治影响力、资本影响力、价值观影响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依旧有很大差距。[1]同时，因为社会形态跨越式发展，国内许多领域积淀不足，更进一步制约单一元素战略支轴资源的形成，加上许多老牌强国具有意识性阻碍，[2]短期内形成大量单一元素战略支轴资源显然十分困难。当单一元素难以独立成为战略支轴时，发挥综合优势、整合资源，有目的性地集中力量建立区域支轴国家便是相对务实的选择。
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又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国际政治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是重要目标，[3]因此对战略支轴国的需求非常迫切。然而，现实是中国用于建设战略支轴国的资源与手段非常有限，这就要求建设前必须对相关对象国进行谨慎选择，有的放矢。一旦判断失误，不仅无法完成战略初衷，还会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因此战略支轴国选择的大前提必须是在国家利益回报最高、综合价值最突出的区域。
欧洲集中着许多发达国家，是西方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也曾一度是国际政治经济核心舞台。由于种种历史条件，虽然欧洲当前已经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地位，但仍舊是国际重要区域之一。伴随战后欧洲经济全面恢复，美国强化与欧洲的关系、欧共体成立，使得欧洲通过整体优势再度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深化过程中，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价值日益凸显。首先，欧洲科技先进，欧盟成立后各类资源得到整合，科研队伍更加庞大，[4]深化中欧科技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科技现代化与自主创新能力；其次，欧洲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金融系统并创立了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欧元，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既可借鉴欧洲的成功经验又可通过欧洲完善金融系统走向世界；第三，欧洲各国在世界诸多领域垄断着话语权，[5]改善欧洲整体对中国的印象会很大程度上改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构建中国特色世界话语体系；第四，欧债危机客观上为“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深入拓展提供了契机，有建设战略支轴国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几点，欧洲理应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战略支轴国选择与建设的重点区域。
一、欧洲战略支轴国的建成标准
战略支轴国不同于普通友好国家，除外交关系紧密外还要在关键时刻起到战略支撑与战略协调作用，辅助中国进行全球战略或区域战略的铺开，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求战略支轴国对中国展示坚定的支持，更要有能力对国际或区域形势施加影响，努力使更多国家接受或协助中国全球或区域战略的推广。这就决定战略支轴国，尤其区域战略支轴国的数量避免很多而且同时需要拥有较强的国际或区域影响力。成为“战略支轴国”不仅意味着利益的获得，更是一种责任的担当，因此需要符合一定标准才能被冠以这一名号。
欧洲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准确选择并最终建立欧洲战略支轴国意义重大。然而长年以来，由于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重重因素，欧洲社会整体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有一定排斥，[6]这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展开形成巨大阻碍。虽然欧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国际组织，但“宏观入手，全面突破”试图仅依靠中国自身力量从外围在欧洲各国平均用力继而从根本上完全转变欧洲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做法，显然并不现实，通过战略支轴国在欧洲内部施加影响与中国内外呼应才是明智的选择。这一方面显示出建立欧洲战略支轴国的战略价值与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为战略支轴国的建成提出更高标准。“战略支轴国”与“重要合作伙伴”、“战略合作关系”等外交概念具有明显差异，需要切实研究相关标准以避免陷入“概念化”和“泛滥化”的怪圈。具体而言，至少应具备两大主要标准。
（一）高度认同中国各项国策
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市场完善程度及公民平均财富水平等方面依旧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7]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各类国策。此外，中国政治体制与政治主流价值观皆不同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亦完全不同，双方对特定问题有严重分歧极为正常。也正因此，作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支轴国，至少该国官方层面必须对中国各项国策高度认同，这既显示战略支轴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也是其坚定支持中国的最基本政治基础。 国策是一国一定时期内根据基本国情所制定的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系统对策，[8]是一国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综合反映，所以认同某国国策不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更是从政治与文化上对该国尊重并在社会心理上予以接纳的表现，只有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建立双方高度的政治互信。由于中欧文化与政治差异极大，对中国特定国策不认同甚至抨击在欧洲国家官方层面并不鲜见。部分国家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甚至积极推动与中国经济合作，但政治层面却屡屡抨击中国、挑战中国底线；即使双方经济合作达到极高水准也依旧不能算作是对中国国策的高度认同。例如中国所牵头组织的亚投行一度被世界不看好，因为欧亚发达国家对此反应一度很冷淡。英国作为欧洲发达国家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一举转变世界的主流态度，[9]发展态势出现戏剧性转折，欧亚发达国家一改先前的消极态度纷纷提出申请，呈现争先恐后的态势。亚投行能获德今天这样德影响力与英国关键时刻果断加盟密不可分，也正是这一举措使中英关系迅速步入蜜月期，不仅中国投资大规模进入英国，中英还就在伦敦设立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项目加深合作，[10]2015年习近平主席英国之行更是令双方关系之密切达到一个新高度。[11]但进入2016年，英国先发布《香港问题半年报告》，[12]高调干涉香港事务，随即G7峰会发表涉南海宣言，[13]英国作为重要成员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中国外交部随即召见包括英国在内的七国驻华使节表达不满，[14]中英关系亦开始降温。从亚投行合作进入蜜月期到G7涉南海宣言中英关系降温，英国态度判若两人，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国策选择性认同所造成的，所以作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支轴国，若不能高度认同中国各类国策，将无法起到协助中国拓展中欧关系的作用，更遑论助推“一带一路”进入欧洲。
（二）拥有利用自身区域影响力助推中国对欧战略的国家意愿
高度认同中国国策后，战略支轴国需要协助中国拓展中欧关系，推进“一带一路”，拥有足够的区域影响力，自然是选择和建设战略支轴国重要标准。欧洲国家与民族众多，内部形势复杂，许多国家虽然国力不强但却有着独特影响力，例如梵蒂冈人口不过数千，却在欧洲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强大的宗教号召力，是近十亿信徒的精神领地，[15]如果合理运用甚至可以影响他国政局。但作为欧洲战略支轴国，所拥有影响力可以不是各个领域中最大的，但必须是相对最综合且全面的、并有一定国力作为支撑，因为中欧关系发展是一项全方位工程，而“一带一路”更是细化于多个领域，过于偏重某一项会影响战略推广整体性。
欧盟经过多年努力在经济一体化进程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然而欧洲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复杂的政治现实使欧盟政治一体化多年来频频面临重大挑战，步履蹒跚。[16]该现实表明，虽然欧盟是中国推广欧洲战略的重要合作对象，但欧洲各国以个体成为基础合作者这一现实却无法改变。中国对欧工作，尤其“一带一路”建设展开不可避免要以个体国家为主。鉴于欧洲形势复杂，欧洲的战略支轴国应至少能从三个层面施展影响力：第一，可部分影响欧盟内部主导国家，如英法德等，对欧盟决策拥有一定话语权；第二，对欧洲特定区域的中小国家有一定号召力，可以使他们自愿追随其政策；第三，自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时间对欧洲具有绝对影响力。虽然欧洲国家一直努力尝试摆脱附属形象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美国影响依旧不容小觑。中国加大对欧洲的战略投入极易与美国利益产生碰撞，欧洲战略支轴国协助开展对欧战略，助推“一带一路”，同时还要有能力在中美间斡旋，最大程度缓和双方利益冲突。
欧洲战略支轴国拥有上述影响力之外，另一个问题便是需具备为中国利用该影响力之国家意愿。国家意愿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意愿的达成需要长时间培养，甚至经历内外多方的博弈，但乐于利用自身区域影响力协助中国推行欧洲战略这一国家意愿是欧洲战略支轴国必不可少的标准。如果欧洲战略支轴国的潜在对象最终不愿意或很有限地使用自身影响力去协助中国，那不仅战略支轴国建设工作本身会失去意义，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归于徒劳。所以戰略支轴国建设工作选择之初就应当专注于那些有意愿或至少有潜在意愿利用自身影响力协助中国推行欧洲战略的欧洲国家，将有限外交资源进行最大化利用。
二、欧洲战略支轴国的选择原则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在稳步推进，中欧合作风头正劲，[17]恰当选择欧洲战略支轴国可有力推动下一阶段该倡议在欧洲深化发展。然而，不同于国家间的普通外交行为，该选择不仅关系到“一带一路”在欧洲的前景，一旦选择失误更会造成大量国家外交资源的无谓消耗，甚至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因此，确定适当原则以使所选潜在对象国更具有针对性，提高建设战略支轴国的成功率非常重要。基于当前欧洲国家整体政治倾向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现实，选择原则中的最低限度当符合如下几个主要原则。
（一）政治中庸原则
欧洲政治一个不可回避现实便是美国色彩浓厚，对外关系上主要发达国家皆是美国盟国；军事上近乎整个欧洲都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防卫范围内；文化上双方一脉相承；经济上自马歇尔计划后美国长期成为欧洲经济重要资金与市场来源，冷战期间双方甚至一度形成所谓“特殊关系”。[18]中国作为国际重要新兴大国，面对欧洲这一特殊政治生态必须谨慎，决定战略支轴国建设对象除要具备一定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外，必须美国色彩较弱，政治上相对中庸，因此许多美国传统盟国都不适合作为选择对象。
战略支轴国若缺乏必要影响力则无法起到“支轴”作用，因此拥有一些欧洲重要政治组织成员资格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加入这些组织不仅代表获得政治上的认同，更是对国际影响力的认可。而弱美国色彩则需要慎重研究，大致可有这样几条标准：第一，在欧洲主要政治组织中处于边缘地位；第二，军事力量处于欧洲中游水平；第三，国际舞台上常为美国及其他欧洲大国所忽视。加入欧洲主要政治组织是欧洲大国地位和区域影响力的重要保证；而政治边缘化，美欧加以忽视及军事力量不突出则可能形成一个“美欧所忘记地带”，客观上为中国建设战略支轴国减少地缘风险增加成功率。 （二）经济需求原则
欧洲战略支轴国建设需要能够助推中国欧洲战略，尤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甚，其中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潜在选择对象国必须具备一定经济体量与工业实力。经济发展水平是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保证，也是双边合作的重要基础，但在欧洲世界排名较高的经济体很多，不能简单以经济体量作为该原则的唯一标准，还要有部分具体的辅助标准。第一，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中国经济体量大、市场广阔，这种优势可以和世界大部分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但与战略支轴国的经济合作深化程度要远高于一般国家，所以两国经济互补性必须很高，才能刺激双方进行高水平经济合作。第二，对中国有强烈投资需求。欧债危机大背景下，潜在选择对象国必须受到明显冲击而又不能经济崩溃，且经济处于疲软之中急切需要外部投资注入加以振兴，这样可能促使该国的高技术领域对中国开放，带动整体双边经济的合作质量。第三，地理位置优越。地理位置不能决定一国的发展状况但地缘却是极其重要的条件，良好的地理位置是发展潜力的巨大象征，中国未来需要走向海洋，选择滨海国家无疑较为理想。
（三）文明认同原则
互信是两国深度交往的重要保障，只有高度互信才能形成战略支轴。国家间浅层次互信可以基于共同利益或国际法的基础，但深层次互信必须建立在文明认同的基础上。双方只有互相认同彼此的文明并形成尊重，才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加决策透明度或改进决策模式等来弥合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分歧，提高互信程度，[19]可以有效减少政治合作风险。近代以来，欧洲文明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先世界，并凭借先进军事技术开启殖民时代。正是由于这段历史，欧洲社会普遍具有文明优越心理，这客观上加大了与其他文明的分歧程度。建立战略支轴国需要国家间的高层次互信，这种互信必须建立在文明互相认同的基础上，在欧洲大文明环境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只有对中华文明认同并互相尊重，才有可能助推“一带一路”在欧洲拓展。
三、欧洲战略支轴国的潜在选择对象国
欧洲战略支轴国的选择是一项重要工作，需要谨慎细致研究，精确把握，不能笼统圈定、草率行事，需要充分了解选择对象的历史发展脉络，宗教与风俗构成，社会文化特点，政治运行规律等诸多领域，从而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这一选择不仅关系到中欧关系的发展水平，更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深化推进的效率。选择过程中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有的放矢，对所存在风险及选择后的建设所能达到的水平要有一个清醒预估，同时要建立应急机制，制定预案以防止突然性政治风险打乱建设步骤或出现战略选择性错误后及时止损。
综合诸多条件，欧洲各国中，意大利比较适合承担中国在欧洲战略支轴国这一角色。意大利国土面积301333平方公里，人口6002万，北与法国，瑞士，斯洛文尼亚接壤，东、西、南三面分别濒临亚德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第勒尼安海，与突尼斯、马耳他、阿尔及利亚隔海相望，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发展潜力巨大。这里是欧洲文明和民族的摇篮，伊特拉斯坎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继从这里走出，其首都罗马也曾一度是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本区域文明领域享有较高声誉。若成为欧洲战略支轴国，凭借深厚底蕴，意大利有能力助推“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进一步拓展，深化中欧合作，弥合双方分歧。
经济方面，作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意大利是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工业重镇米兰更是世界时尚之都。二战后，意大利经济发展速度是战前三倍，当时世界只有日本与德国可与之媲美，意大利一度被西方媒体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面的奇迹”。虽然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世界油价大幅增长推高生产成本及本土“红色旅”等恐怖组织的泛滥冲击了社会稳定而导致经济疲软，但之前的高速发展已经为其奠定下良好的基础。意大利中小企业占企业的总数超过90%，服务业占国内总产值约2/3，[20]其经济运行经验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改革及扶持中小企业政策制定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意大利遭遇经济困难，虽然期间经过加入欧元区及财政紧缩改革等措施有所回暖，但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重创其经济，据统计2007年至今意大利GDP已萎缩9%，即使近日出现正增长，可前景并不明确。[21]面对这一窘境，与中国开展深度经济合作显然很具有吸引力，为意大利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支轴国奠定了基础。
政治方面，意大利是欧共体与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还是申根公约、七国集团、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国际地位毋庸讳言。但作為许多欧洲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国甚至创始国，意大利却并未展现出应有影响力。如冷战期间，意大利外交政策极为灵活，一面提出“新大西洋主义”坚定站在西方阵营以换取美国援助，另一方面也和苏联集团的经贸关系密切，[22]但即使如此在国际舞台上依旧处于边缘地位。[23]虽然意大利一直做出种种努力来摆脱尴尬地位，试图通过积极参加联合国、欧盟、北约框架下维和与海外军事行动以提高国际地位，但受制于国内政局变幻及国际形势制约，难以形成稳定且独立的外交政策，[24]常为美国所“选择性忽视”，如北约空袭南联盟军事行动中，从意大利空军基地来起飞美国战机就未曾通报意政府。[25]即使在欧洲，意大利也常为其他大国所忽视。1981年意大利抗议法国单方面邀请美、西德和英国领导人于瓜得普罗举行四大国会议，迫使法国专门作出解释。而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原定包括意大利与加拿大，而意大利国库部长戈里亚到达巴黎后方得知五国财长已经单独举行过一次磋商，把意、加两国财长排除在外。[26]通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意大利在欧洲及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皆处于边缘化地位，虽然有国际政治影响潜力，但有待挖掘。
军事方面，军事能力也制约着意大利提升其国际地位。虽然意国防工业非常先进，且为保障能与北约盟国并肩作战，意大利近几年不断进行军队现代化升级，但现有军费水平已经不足以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27]其军事窘境在利比亚危机中得到展现，意大利一度多方寻求支持，试图促使联合国派出一支维和部队以稳定局势，但冲突发展使当地已无和平可维持，意大利也不愿冒险去创造和平，军事干预计划就此搁浅。[28]即使有多重因素干扰，其自身军事能力的限制必然是其军事干预计划搁浅的根本性因素，该限制进一步强化意大利在欧洲的边缘化地位，也正因此，其名义上为美国盟国可政治上美国色彩并不浓厚。这种边缘化现状与意大利追求大国地位的努力形成矛盾，加深与中国政治合作无疑有利于增强自身欧洲话语权，缓解这种矛盾，同时获取大国地位的需求也会客观推动意大利追求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支轴国。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意大利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员中唯一一个派出元首参加会议的国家，中国在其外交中地位可想而知。 文化方面，意大利是欧洲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文化底蕴深厚，包容性极强。关于这一点，意大利福尔梅兹行政学院顾问艾尔福先生观点具有很强代表性，他主张文化要能够相容，不冲突，无战争。[29]而意大利对中国文化认可程度也比较高，双方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仅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一年级便有超过400名学生学习汉语。[30]此外，意大利也很重视同中国的文化交流，意驻渝总领馆就与四川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开展文化交流与学术活动。[31]1993年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委员会所召开“中意文化交流”小型座谈会中，更是指出，即使地理大发现后，中西文化仍然以中意为中轴线得到进一步推动与发展。[32]中意文化方面互相认同度较高有利于双方文化上互相尊重，打破意识形态束缚坦诚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建立高水平政治互信，进而为欧洲战略支轴国建设打下坚实文化基础。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主动增强国际影响力势在必行，因此深化与欧洲的关系非常重要，“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顺应这一大形势而提出，很具有前瞻性。欧洲战略支轴国的选择工作当与此配合，将有限外交资源最大化利用以助推“一带一路”，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意大利作为欧洲传统强国，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底蕴深厚并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应当作为下一步欧洲战略支轴国建设工作的重要选择对象，集中力量加以公关，集中有限外交资源为中国发展新时期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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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屹，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