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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求学
罗铁鹰原名罗树藩,曾用笔名罗铁鹰、骆驼英、华莱士、林火、周比德。一九一七年二月二日出生于洱源县城关镇青昌街一户殷实的白族人家,祖籍剑川。他从小聪慧过人,性格倔强;在读私塾时如果先生布置给他的功课做不完,就在马灯下熬个通宵也要把课程做完。十二岁读完了私塾,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家里决定送他到省城昆明读书。在家人的陪同下,十二岁的罗铁鹰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脚上被鞋子磨起了一个个血泡,却咬紧牙关从不叫苦。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行走才终于到达昆明。
这是罗铁鹰第一次出远门,沿途的的自然风光使他痴迷,省城昆明的繁华使年少的他更是大开了眼界。罗铁鹰进入昆华中学后,深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初中毕业后又就读于昆华工校。在昆华工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还读到了鲁迅先生和当时其他进步作家的很多作品。一九三六年罗铁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学,就读于物理系。
还在昆明读书的时候,罗铁鹰就闻知鲁迅当时住在上海,于是心情激动,想就着到上海求学的机会,找时间去拜访这位当代文学界的领袖。遗憾的是,罗铁鹰刚刚到上海,就传来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怀着对鲁迅先生无比崇敬的心情,罗铁鹰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
一九三六年,罗铁鹰的处女作《雨》,在天津邵冠祥主编的《南风》诗刊上发表,并有幸和邵冠祥先生认识。经邵冠祥的引荐,罗铁鹰认识了一批诗人,并加入了当时的中国诗歌学会。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受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弃工从文,毅然参加到了抗日民主运动,为救国救民奔走疾呼。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华北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遭到蹂躏,上海、武汉的保卫战相继失败。上海沦陷后,罗铁鹰回到云南大学,就读于土木工程系。
创办《战歌》
一九三八年八月,罗铁鹰主编的《战歌》诗刊出版了两期后,茅盾即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二卷三期(1938年11月16日出版)上这样评价说:“《战歌》是闪耀在西南天角的诗星”。随后,《文艺阵地》(1939年3月16日出版)二卷十一期上,袁水拍发表了《战歌月刊》一文,具体介绍了第一至第四期《战歌》。袁水拍说:“这是一份难得的诗与诗论的期刊,如果不说它是七·七以后惟一的纯诗歌刊物的话。”接着他又说:“我们在各地的文艺杂志报章副刊上可以看到大量的抗战诗歌,告诉我们一种卓越的、新的、歌咏着反映着大时代的谣曲,正在长足的进步中。但是由于这些诗作大多数陪坐在别的文艺创作的背后,作为附庸一样点缀其间我们感觉到能够具体地显示着蓬勃的诗歌运动的刊物,像《战歌》月刊那样有着充实丰美的内容的专门期刊,实属可贵。”
在《战歌》二卷一期出版以后,《文艺阵地》四卷七期(1940年7月16日出版)的“书报述评”栏又刊载了束胥的文章《诗刊一束》,以过半的篇幅来介绍《战歌》。束胥评价说:“全国的诗歌工作,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集中。现在让我们看到的,则很自然地,在昆明的《战歌》,确已部分地担负起这个任务。也许因为人的集中,也许因为地理的适合,《战歌》是现在我们的一个非常充实的诗刊,一个全国集中性的诗刊。”
像茅盾这样的文坛领袖,袁水拍、束胥这样的著名诗人,对《战歌》的肯定,也就是对《战歌》的创办人和编辑者罗铁鹰所做的肯定。此时的罗铁鹰才二十二岁,正在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
东北和中原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后,文化阵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抗日文化报刊纷纷被迫停刊或者迁移后方,诗刊也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竞相而出,涌现出了像《诗歌杂志》、《诗歌生活》、《中国新诗》、《海风》、《黎明》、《广州诗坛》(《中国诗坛》的前身)等等众多诗歌刊物,在我国新诗史上掀起了一个高潮。卢沟桥的烽火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日,拉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胡风主编的《七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以及各地报刊虽然刊载了许多抗战诗歌,自王亚平等在上海编的《高射炮》出了三期停刊后,就只有蒲风、雷石榆、陈残云、黄宁婴、芦荻等在广州编的《中国诗坛》一花独放了。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穆木天和锡金才在汉口创办了诗歌半月刊《时调》(次年五月由冯乃超接编),一九三八年五月,成都五月社创办了诗歌月刊《五月》(只出过三期),旧体诗《民族诗坛》才在汉口复刊,并刊登少数进步作家的新诗。罗铁鹰想:作为一个诗歌工作者,要以自己的诗歌为民族解放而高歌,同时渴望能有很多抗战刊物,参与到血与火的战斗中去。
随着战事的发展,祖国领土的沦丧逐渐扩大,罗铁鹰便有了为抗日战争创办一个诗刊的想法,但,资金和稿源如何解决呢?特别是资金,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此之前正好认识了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徐嘉瑞和诗人雷溅波先生,此时的罗铁鹰风华正茂,思想敏捷,有着蓬勃向上的豪气、正气和勇气。而且他与徐嘉瑞、雷溅波都是中国诗坛社的社员,三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都有着为抗日战争作贡献的强烈欲望。罗铁鹰便把在昆明创办一个诗刊的想法向徐嘉瑞和雷溅波作了介绍。徐嘉瑞、雷溅波听了,一致赞成,刊物定名为《战歌》,三人进行了分工,徐嘉瑞主要负责筹集办刊资金,罗铁鹰和雷溅波负责约写稿件和编辑工作。三人通过研究后决定,《战歌》只刊登反映抗日战争主题的诗歌作品、反抗侵略反压迫的翻译诗作和革命诗歌理论作品。
此时,罗铁鹰从《云南日报》、《文艺月刊》、《南方》、《文化岗位》等报刊上发现昆明有一批优秀的抗战诗歌工作者,还有一些著名诗人,像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冯至和学者徐炳昶、陆侃,当时就在西南联大任教,而施蛰存、李长之、高寒(楚图南)当时就是云南大学的老师。罗铁鹰满怀希望向这些大诗人、大学者发出了邀稿函,并向省外的诗人约稿。不久雷石榆就寄来延安和晋察冀诗人窦隐夫(杜谈)、史轮、盛超群、易河等的诗稿。翻译家张镜秋先生也为《战歌》翻译了很多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诗歌作品,马子华、马曜、海燕、晓阳也经常为《战歌》供稿。
《战歌》就这样诞生了,它是二十四开本,每期四十页,能容纳两千行诗歌或三万字。创刊号把罗铁鹰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写的《给诗人》作为发刊献诗登出。在《战歌》付印期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一九三九年底改为昆明分会)理事会希望把《战歌》作为该分会的刊物,把救亡诗歌社算作分会下面的组织(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为了加强文艺界的团结,也为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罗铁鹰、徐嘉瑞和雷溅波代表《战歌》诗刊同意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的合作要求。为了扩大《战歌》的影响,罗铁鹰去找生活书店昆明分店经理帮助发行,经理当即慨然答应。生活书店昆明分店不仅在昆明发行《战歌》,还把《战歌》送到全国各地的生活书店发行,甚至发行到香港、新加坡和缅甸的仰光,在海外扩大了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些诗歌工作者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也能够读到《战歌》。
由于时局动荡,当时《战歌》一至二期的稿件是罗铁鹰、徐嘉瑞、雷溅波轮流看了以后才定稿,耽搁了十几天才付印,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罗铁鹰。穆木天、彭慧得知此事后,建议从第三期起由罗铁鹰一个人把编辑工作担负起来,这样方便按时出版。这个建议得到了徐嘉瑞先生和雷溅波的同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战歌》二卷二期出版后,徐嘉瑞对罗铁鹰说:“经费无法继续募集了,暂时停刊吧!”当时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徐嘉瑞先生是担心罗铁鹰会被国民党暗杀,出于对罗铁鹰和《战歌》诗刊的保护,这才作出了停办《战歌》的决定。
当时《战歌》诗刊已逐渐成为中国抗日诗歌作品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而且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这个时候却要停刊,罗铁鹰很不甘心,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艰难和危险都要把《战歌》诗刊继续办下去。这时雷石榆已从山西来到昆明,他的观点和罗铁鹰的观点一致,后来罗铁鹰又认识了崇文印书馆经理的次子祁仲安。祁仲安想办法说服了父亲,克服困难,冒着风险为《战歌》诗刊排印。与此同时,《战歌》第二卷三期改版为三十二开,五十页,编者也改为雷石榆、罗铁鹰二人。一九四一年初,《战歌》第二卷三期在崇文印书馆顺利印了出来。紧接着由于“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严酷的时局面前,《战歌》诗刊不得不宣布停刊,罗铁鹰也应聘到了楚雄县中学做了教务主任,兼教中学语文。
一九四二年秋,罗铁鹰从楚雄回到昆明,为了把《战歌》恢复起来,他又去找崇文印书馆的经理商量继续出版印刷《战歌》事宜,由于政治原因,商量无果,这使罗铁鹰感到十分痛心。《战歌》出版了九期,历时五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历时最长,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诗刊之一。活跃在这个阵地里的战斗者,不限于左联诗人,不限于继后的中国诗歌作者协会的诗人,《中国诗坛》上活跃的闽粤诗人,也有五四诗人朱自清,沉钟社诗人冯至,“七月派”及与七月派风格相近的诗人阿垅、邹荻帆、袁水拍、征军,早年太阳社诗人任均。《战歌》还发表过老舍、李广田、袁水拍、严辰等的诗歌。同时罗铁鹰也着重培养新人,在《战歌》二卷三期上出了一个“新人作品特集”,选登了力深、海啸、(冷莽,女)仰迅、征驼、傻丁、鸿鹄(柏鸿鹄,女)等的诗歌作品。
除了九期《战歌》,罗铁鹰等还出版过一套《战歌丛书》。这套丛书的第一集是雷溅波《战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出版,穆木天作序;第二集是罗铁鹰的《原野之歌》,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茅盾题写的封面书名,穆木天作序;第三集是徐嘉瑞的《无声的炸弹》,一九四零年出版;第四集是彭桂萼的《澜沧江畔的歌》,一九四零年出版,穆木天作序;第五集是穆木天的《号角》,第六集是雷石榆的《在战争中歌唱》,第七集是罗铁鹰的《火之歌》,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自己作序。《战歌》停刊后,罗铁鹰还到丽江中学任过教,他到任之初即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先进思想,随即被丽江中学校长指责“赤化学生”。罗铁鹰愤然辞职返回昆明,不久又应聘到昆华女子中学任教。一九四二年由于罗铁鹰抗议昆华女子中学校长辱骂教师而退聘失业。
在这种情况下,李广田、刘思慕、雷石榆、雷溅波、冯至、李公朴便决心支持罗铁鹰办一个有正义之声的报刊,《金碧旬刊》就在他们的支持下诞生了。《金碧旬刊》保持了《战歌》诗刊的风格特点和战斗精神,给昆明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以新的希望。这一年,罗铁鹰被介绍到云南省军荣管理处工作,看到那些为抗战而伤残的军人啼饥号寒,罗铁鹰义愤填膺。由于实在看不惯那些过着糜烂生活,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的反动派当局官员的种种行为,上班还不到三个月罗铁鹰就辞职了。罗铁鹰把满腔的激情倾之于笔下,写成了第二部诗集《火之歌》,还潜心翻译了诗集《燃烧的世界》,并将其出版。
一九四三年,罗铁鹰在昆明市立女子中学任教期间笔耕不断,创作了很多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诗歌,还整理了他自己的诗集《海滨夜歌》,接着又翻译了《战争的形象》、《我的笔我的剑》两部诗集。一九四四年《海滨夜歌》、《诗论集》出版,同年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选为常务理事。这一年,朱家壁还把罗铁鹰邀请到泸西,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讲授政治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课。一九四五年,罗铁鹰因为工作的需要应聘到泸西县师范当了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师,工作不到一年,于一九四六年又回到昆明,在昆明南华书店经理曾式天资助下,在吴晗、楚图南、徐嘉瑞、张子斋的支持下,罗铁鹰化名骆驼英出任《真理周刊》的主编。罗铁鹰的讽刺诗集《原形毕露》也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问世,并在其主编的《真理周刊》上连载,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把罗铁鹰列入了刺杀的黑名单。
命运多舛
一九四七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保护罗铁鹰,并且不让他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将罗铁鹰辗转护送到了香港。在香港罗铁鹰受到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周而复、邵全麟的热烈欢迎。罗铁鹰到达香港以后,生活来源全靠夏衍等人向社会募捐来的救济金维持生活,一向心高气傲不太随俗的罗铁鹰不愿意成为“寄生虫”,决定自食其力,便应李凌、赵二凤两位朋友之邀赴台湾教书。一九四八年罗铁鹰到达台湾,在台北的“建国中学”任教,当今世界著名的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就是他当年的得意门生。
到达台湾后不久,罗铁鹰肺结核病复发,差点要了他的命。在好友的劝说之下,罗铁鹰在家认真静养。在养病期间,他撰写了《台湾文学诸问题的论争》,在台北的《新生日报》上连载。在这篇文章里,罗铁鹰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观点尖锐言辞犀利,很快就在台湾引起了震动。周良沛在《“‘台湾文学’论争”中的滇人罗铁鹰——在台湾“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年——1949年)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中这样写道:“台湾文学论争”的笔战,它对台湾文学中的许多理论是非的澄清与发展,其积极的影响,不可低估。参加论争并遭国民党追捕、镇压的杨逵、孙达人、张光直等是本土作家,而歌雷、罗铁鹰(骆驼英)、雷石榆等则是为同一目的,参加同一战斗的大陆作家。罗铁鹰将矛盾统一的法则与认识论的辩证法,成功地校正了‘论争’中的偏激与错误。罗铁鹰特别强调‘特殊’与‘一般’同艺术创作的典型化的关系,他认为若不能从矛盾的统一中摄取题材,铸造典型,便是歪曲现实,失去教育意义的、虚伪的艺术。”
罗铁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纠正了“台湾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坛引起巨大反响。一九四九年,罗铁鹰从台湾回到上海,在夏衍、于伶主持的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一九五零年调上海文化局文艺处研究室,做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一九五零年底,罗铁鹰与陆万美一起调到云南工作。陆万美任云南省文化局长,罗铁鹰任云南省文联编辑部主任。
一九五一年五月起,罗铁鹰先后抽调到呈贡、石屏、龙武、晋宁参加当时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历时三年多。在此期间两次出席了西南文代会以及昆明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五年罗铁鹰回到云南省文联,写出了《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基本观点的批判》一文。此时的罗铁鹰正孜孜不倦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大潮之中,他哪里知道,他早已经被怀疑为敌特份子。怀疑的理由之一是,罗铁鹰在台湾呆过近一年时间,可能有投敌变节的行为,否则不可能安全进出台湾;怀疑的理由之二是,他可能是“胡风分子”,因为他与胡阿垅、梅林等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以上原因,罗铁鹰被隔离审查。
罗铁鹰是个性格刚烈,宁折不屈的汉子。他认为自己披肝沥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还被污蔑,宁可抛弃生命也不能玷污了自己的名节。罗铁鹰决心以死明志,于是毅然从五楼跳了下来。然而,命不该绝,罗铁鹰居然没有死成,只是摔断了腰椎骨,落了个终身残废。
经过组织考查,最后对他的审查结论为:“罗铁鹰是个好人,并非反革命”。一九五六年罗铁鹰解除了隔离审查,恢复了名誉和自由,随即被调到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讲授文艺学和现代文学。后来在席卷全国的整风反右运动中罗铁鹰又被错划为“右派”。罗铁鹰不服错判,于是据理力争,反复申辩,反被加重处罚,最后被判刑七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罗铁鹰刑满释放,回到故乡洱源。在家乡洱源接受生产劳动管制期间,他日间劳动,夜里笔耕,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激情不变,痴心不改。
逝者如斯
罗铁鹰被遣回到洱源接受生产劳动管制的日子长达十五年之久。罗铁鹰虽然出身在洱源,但此时的他,已经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生产队只好借给他一间不足十平方的破屋,暂以栖身。身陷逆境,坦然面对,这就是他天生的性格,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他分内的事情。他生长在城镇,从小读书,没有种过田地,年近五十了才从头学起。刚回来时罗铁鹰拖着残肢病体参加生产队劳动。罗铁鹰是个做事情一丝不苟的人,不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好。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罗铁鹰这样写道:“我回乡这几年,一直忠诚地搞农业生产,毫不计较工分多少,做出来了显著的成绩,仅仅只是得到一个‘做活认真’的好评,没有发挥好带动别人的作用。去冬,我和另一个庄稼人同种的一丘大田,由于进行了精耕细作,麦苗出土很好,据县代表及州农科所的同志参观以后的估计,产量可能会超过常年的一倍以上,而且可能成为全县小麦产量的最高纪录。这样,可能对我县的农业生产起点带动作用。”
因为残疾的原因;长期参加重体力劳动身体受不了,罗铁鹰便开始学做篾匠。每逢街天从街上买了竹子回来,编织成日常用具,再拿着自己编织的产品到街上售卖,然后每月交给生产队拾贰元人民币作为“副业”款,换取生产队给他每月三百分的工分,当时十分工分的分值抵两角人民币。
在家乡,罗铁鹰的意志非常坚强,乐观豁达,依然关心时事政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一豆油灯之下,他还完成了七万多字的《周代社会性质新论》
一九七九年秋,组织上通知罗铁鹰,要他回昆明,并为其平反落实他的“问题”。罗铁鹰回到久别多年的昆明,费了很多周折,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得到平反。获得平反后的罗铁鹰又回到了昆明师范学院,继续他的教育工作。当时昆明师范学院的宿舍非常紧张,罗铁鹰只好住在省公安厅三处他的女儿柏兰家里。那段日子里,罗铁鹰开始整理资料,着手写《回首话<战歌>》。一九八一年底,罗铁鹰写了六万五千多字的论文《艺术形象论》,一九八二年罗铁鹰的“辞条”收录进了《新文学家辞典》第三册。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罗铁鹰还选编了《天南星诗选》》和《反法西斯侵略翻译诗选》。一九八三年,罗铁鹰离休在家。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罗铁鹰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责任编辑 左家琦
罗铁鹰原名罗树藩,曾用笔名罗铁鹰、骆驼英、华莱士、林火、周比德。一九一七年二月二日出生于洱源县城关镇青昌街一户殷实的白族人家,祖籍剑川。他从小聪慧过人,性格倔强;在读私塾时如果先生布置给他的功课做不完,就在马灯下熬个通宵也要把课程做完。十二岁读完了私塾,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家里决定送他到省城昆明读书。在家人的陪同下,十二岁的罗铁鹰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脚上被鞋子磨起了一个个血泡,却咬紧牙关从不叫苦。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行走才终于到达昆明。
这是罗铁鹰第一次出远门,沿途的的自然风光使他痴迷,省城昆明的繁华使年少的他更是大开了眼界。罗铁鹰进入昆华中学后,深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初中毕业后又就读于昆华工校。在昆华工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还读到了鲁迅先生和当时其他进步作家的很多作品。一九三六年罗铁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学,就读于物理系。
还在昆明读书的时候,罗铁鹰就闻知鲁迅当时住在上海,于是心情激动,想就着到上海求学的机会,找时间去拜访这位当代文学界的领袖。遗憾的是,罗铁鹰刚刚到上海,就传来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怀着对鲁迅先生无比崇敬的心情,罗铁鹰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
一九三六年,罗铁鹰的处女作《雨》,在天津邵冠祥主编的《南风》诗刊上发表,并有幸和邵冠祥先生认识。经邵冠祥的引荐,罗铁鹰认识了一批诗人,并加入了当时的中国诗歌学会。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受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弃工从文,毅然参加到了抗日民主运动,为救国救民奔走疾呼。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华北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遭到蹂躏,上海、武汉的保卫战相继失败。上海沦陷后,罗铁鹰回到云南大学,就读于土木工程系。
创办《战歌》
一九三八年八月,罗铁鹰主编的《战歌》诗刊出版了两期后,茅盾即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二卷三期(1938年11月16日出版)上这样评价说:“《战歌》是闪耀在西南天角的诗星”。随后,《文艺阵地》(1939年3月16日出版)二卷十一期上,袁水拍发表了《战歌月刊》一文,具体介绍了第一至第四期《战歌》。袁水拍说:“这是一份难得的诗与诗论的期刊,如果不说它是七·七以后惟一的纯诗歌刊物的话。”接着他又说:“我们在各地的文艺杂志报章副刊上可以看到大量的抗战诗歌,告诉我们一种卓越的、新的、歌咏着反映着大时代的谣曲,正在长足的进步中。但是由于这些诗作大多数陪坐在别的文艺创作的背后,作为附庸一样点缀其间我们感觉到能够具体地显示着蓬勃的诗歌运动的刊物,像《战歌》月刊那样有着充实丰美的内容的专门期刊,实属可贵。”
在《战歌》二卷一期出版以后,《文艺阵地》四卷七期(1940年7月16日出版)的“书报述评”栏又刊载了束胥的文章《诗刊一束》,以过半的篇幅来介绍《战歌》。束胥评价说:“全国的诗歌工作,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集中。现在让我们看到的,则很自然地,在昆明的《战歌》,确已部分地担负起这个任务。也许因为人的集中,也许因为地理的适合,《战歌》是现在我们的一个非常充实的诗刊,一个全国集中性的诗刊。”
像茅盾这样的文坛领袖,袁水拍、束胥这样的著名诗人,对《战歌》的肯定,也就是对《战歌》的创办人和编辑者罗铁鹰所做的肯定。此时的罗铁鹰才二十二岁,正在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
东北和中原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后,文化阵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抗日文化报刊纷纷被迫停刊或者迁移后方,诗刊也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竞相而出,涌现出了像《诗歌杂志》、《诗歌生活》、《中国新诗》、《海风》、《黎明》、《广州诗坛》(《中国诗坛》的前身)等等众多诗歌刊物,在我国新诗史上掀起了一个高潮。卢沟桥的烽火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日,拉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胡风主编的《七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以及各地报刊虽然刊载了许多抗战诗歌,自王亚平等在上海编的《高射炮》出了三期停刊后,就只有蒲风、雷石榆、陈残云、黄宁婴、芦荻等在广州编的《中国诗坛》一花独放了。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穆木天和锡金才在汉口创办了诗歌半月刊《时调》(次年五月由冯乃超接编),一九三八年五月,成都五月社创办了诗歌月刊《五月》(只出过三期),旧体诗《民族诗坛》才在汉口复刊,并刊登少数进步作家的新诗。罗铁鹰想:作为一个诗歌工作者,要以自己的诗歌为民族解放而高歌,同时渴望能有很多抗战刊物,参与到血与火的战斗中去。
随着战事的发展,祖国领土的沦丧逐渐扩大,罗铁鹰便有了为抗日战争创办一个诗刊的想法,但,资金和稿源如何解决呢?特别是资金,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此之前正好认识了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徐嘉瑞和诗人雷溅波先生,此时的罗铁鹰风华正茂,思想敏捷,有着蓬勃向上的豪气、正气和勇气。而且他与徐嘉瑞、雷溅波都是中国诗坛社的社员,三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都有着为抗日战争作贡献的强烈欲望。罗铁鹰便把在昆明创办一个诗刊的想法向徐嘉瑞和雷溅波作了介绍。徐嘉瑞、雷溅波听了,一致赞成,刊物定名为《战歌》,三人进行了分工,徐嘉瑞主要负责筹集办刊资金,罗铁鹰和雷溅波负责约写稿件和编辑工作。三人通过研究后决定,《战歌》只刊登反映抗日战争主题的诗歌作品、反抗侵略反压迫的翻译诗作和革命诗歌理论作品。
此时,罗铁鹰从《云南日报》、《文艺月刊》、《南方》、《文化岗位》等报刊上发现昆明有一批优秀的抗战诗歌工作者,还有一些著名诗人,像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冯至和学者徐炳昶、陆侃,当时就在西南联大任教,而施蛰存、李长之、高寒(楚图南)当时就是云南大学的老师。罗铁鹰满怀希望向这些大诗人、大学者发出了邀稿函,并向省外的诗人约稿。不久雷石榆就寄来延安和晋察冀诗人窦隐夫(杜谈)、史轮、盛超群、易河等的诗稿。翻译家张镜秋先生也为《战歌》翻译了很多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诗歌作品,马子华、马曜、海燕、晓阳也经常为《战歌》供稿。
《战歌》就这样诞生了,它是二十四开本,每期四十页,能容纳两千行诗歌或三万字。创刊号把罗铁鹰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写的《给诗人》作为发刊献诗登出。在《战歌》付印期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一九三九年底改为昆明分会)理事会希望把《战歌》作为该分会的刊物,把救亡诗歌社算作分会下面的组织(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为了加强文艺界的团结,也为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罗铁鹰、徐嘉瑞和雷溅波代表《战歌》诗刊同意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的合作要求。为了扩大《战歌》的影响,罗铁鹰去找生活书店昆明分店经理帮助发行,经理当即慨然答应。生活书店昆明分店不仅在昆明发行《战歌》,还把《战歌》送到全国各地的生活书店发行,甚至发行到香港、新加坡和缅甸的仰光,在海外扩大了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些诗歌工作者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也能够读到《战歌》。
由于时局动荡,当时《战歌》一至二期的稿件是罗铁鹰、徐嘉瑞、雷溅波轮流看了以后才定稿,耽搁了十几天才付印,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罗铁鹰。穆木天、彭慧得知此事后,建议从第三期起由罗铁鹰一个人把编辑工作担负起来,这样方便按时出版。这个建议得到了徐嘉瑞先生和雷溅波的同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战歌》二卷二期出版后,徐嘉瑞对罗铁鹰说:“经费无法继续募集了,暂时停刊吧!”当时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徐嘉瑞先生是担心罗铁鹰会被国民党暗杀,出于对罗铁鹰和《战歌》诗刊的保护,这才作出了停办《战歌》的决定。
当时《战歌》诗刊已逐渐成为中国抗日诗歌作品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而且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这个时候却要停刊,罗铁鹰很不甘心,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艰难和危险都要把《战歌》诗刊继续办下去。这时雷石榆已从山西来到昆明,他的观点和罗铁鹰的观点一致,后来罗铁鹰又认识了崇文印书馆经理的次子祁仲安。祁仲安想办法说服了父亲,克服困难,冒着风险为《战歌》诗刊排印。与此同时,《战歌》第二卷三期改版为三十二开,五十页,编者也改为雷石榆、罗铁鹰二人。一九四一年初,《战歌》第二卷三期在崇文印书馆顺利印了出来。紧接着由于“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严酷的时局面前,《战歌》诗刊不得不宣布停刊,罗铁鹰也应聘到了楚雄县中学做了教务主任,兼教中学语文。
一九四二年秋,罗铁鹰从楚雄回到昆明,为了把《战歌》恢复起来,他又去找崇文印书馆的经理商量继续出版印刷《战歌》事宜,由于政治原因,商量无果,这使罗铁鹰感到十分痛心。《战歌》出版了九期,历时五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历时最长,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诗刊之一。活跃在这个阵地里的战斗者,不限于左联诗人,不限于继后的中国诗歌作者协会的诗人,《中国诗坛》上活跃的闽粤诗人,也有五四诗人朱自清,沉钟社诗人冯至,“七月派”及与七月派风格相近的诗人阿垅、邹荻帆、袁水拍、征军,早年太阳社诗人任均。《战歌》还发表过老舍、李广田、袁水拍、严辰等的诗歌。同时罗铁鹰也着重培养新人,在《战歌》二卷三期上出了一个“新人作品特集”,选登了力深、海啸、(冷莽,女)仰迅、征驼、傻丁、鸿鹄(柏鸿鹄,女)等的诗歌作品。
除了九期《战歌》,罗铁鹰等还出版过一套《战歌丛书》。这套丛书的第一集是雷溅波《战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出版,穆木天作序;第二集是罗铁鹰的《原野之歌》,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茅盾题写的封面书名,穆木天作序;第三集是徐嘉瑞的《无声的炸弹》,一九四零年出版;第四集是彭桂萼的《澜沧江畔的歌》,一九四零年出版,穆木天作序;第五集是穆木天的《号角》,第六集是雷石榆的《在战争中歌唱》,第七集是罗铁鹰的《火之歌》,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自己作序。《战歌》停刊后,罗铁鹰还到丽江中学任过教,他到任之初即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先进思想,随即被丽江中学校长指责“赤化学生”。罗铁鹰愤然辞职返回昆明,不久又应聘到昆华女子中学任教。一九四二年由于罗铁鹰抗议昆华女子中学校长辱骂教师而退聘失业。
在这种情况下,李广田、刘思慕、雷石榆、雷溅波、冯至、李公朴便决心支持罗铁鹰办一个有正义之声的报刊,《金碧旬刊》就在他们的支持下诞生了。《金碧旬刊》保持了《战歌》诗刊的风格特点和战斗精神,给昆明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以新的希望。这一年,罗铁鹰被介绍到云南省军荣管理处工作,看到那些为抗战而伤残的军人啼饥号寒,罗铁鹰义愤填膺。由于实在看不惯那些过着糜烂生活,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的反动派当局官员的种种行为,上班还不到三个月罗铁鹰就辞职了。罗铁鹰把满腔的激情倾之于笔下,写成了第二部诗集《火之歌》,还潜心翻译了诗集《燃烧的世界》,并将其出版。
一九四三年,罗铁鹰在昆明市立女子中学任教期间笔耕不断,创作了很多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诗歌,还整理了他自己的诗集《海滨夜歌》,接着又翻译了《战争的形象》、《我的笔我的剑》两部诗集。一九四四年《海滨夜歌》、《诗论集》出版,同年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选为常务理事。这一年,朱家壁还把罗铁鹰邀请到泸西,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讲授政治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课。一九四五年,罗铁鹰因为工作的需要应聘到泸西县师范当了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师,工作不到一年,于一九四六年又回到昆明,在昆明南华书店经理曾式天资助下,在吴晗、楚图南、徐嘉瑞、张子斋的支持下,罗铁鹰化名骆驼英出任《真理周刊》的主编。罗铁鹰的讽刺诗集《原形毕露》也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问世,并在其主编的《真理周刊》上连载,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把罗铁鹰列入了刺杀的黑名单。
命运多舛
一九四七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保护罗铁鹰,并且不让他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将罗铁鹰辗转护送到了香港。在香港罗铁鹰受到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周而复、邵全麟的热烈欢迎。罗铁鹰到达香港以后,生活来源全靠夏衍等人向社会募捐来的救济金维持生活,一向心高气傲不太随俗的罗铁鹰不愿意成为“寄生虫”,决定自食其力,便应李凌、赵二凤两位朋友之邀赴台湾教书。一九四八年罗铁鹰到达台湾,在台北的“建国中学”任教,当今世界著名的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就是他当年的得意门生。
到达台湾后不久,罗铁鹰肺结核病复发,差点要了他的命。在好友的劝说之下,罗铁鹰在家认真静养。在养病期间,他撰写了《台湾文学诸问题的论争》,在台北的《新生日报》上连载。在这篇文章里,罗铁鹰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观点尖锐言辞犀利,很快就在台湾引起了震动。周良沛在《“‘台湾文学’论争”中的滇人罗铁鹰——在台湾“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年——1949年)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中这样写道:“台湾文学论争”的笔战,它对台湾文学中的许多理论是非的澄清与发展,其积极的影响,不可低估。参加论争并遭国民党追捕、镇压的杨逵、孙达人、张光直等是本土作家,而歌雷、罗铁鹰(骆驼英)、雷石榆等则是为同一目的,参加同一战斗的大陆作家。罗铁鹰将矛盾统一的法则与认识论的辩证法,成功地校正了‘论争’中的偏激与错误。罗铁鹰特别强调‘特殊’与‘一般’同艺术创作的典型化的关系,他认为若不能从矛盾的统一中摄取题材,铸造典型,便是歪曲现实,失去教育意义的、虚伪的艺术。”
罗铁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纠正了“台湾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坛引起巨大反响。一九四九年,罗铁鹰从台湾回到上海,在夏衍、于伶主持的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一九五零年调上海文化局文艺处研究室,做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一九五零年底,罗铁鹰与陆万美一起调到云南工作。陆万美任云南省文化局长,罗铁鹰任云南省文联编辑部主任。
一九五一年五月起,罗铁鹰先后抽调到呈贡、石屏、龙武、晋宁参加当时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历时三年多。在此期间两次出席了西南文代会以及昆明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五年罗铁鹰回到云南省文联,写出了《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基本观点的批判》一文。此时的罗铁鹰正孜孜不倦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大潮之中,他哪里知道,他早已经被怀疑为敌特份子。怀疑的理由之一是,罗铁鹰在台湾呆过近一年时间,可能有投敌变节的行为,否则不可能安全进出台湾;怀疑的理由之二是,他可能是“胡风分子”,因为他与胡阿垅、梅林等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以上原因,罗铁鹰被隔离审查。
罗铁鹰是个性格刚烈,宁折不屈的汉子。他认为自己披肝沥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还被污蔑,宁可抛弃生命也不能玷污了自己的名节。罗铁鹰决心以死明志,于是毅然从五楼跳了下来。然而,命不该绝,罗铁鹰居然没有死成,只是摔断了腰椎骨,落了个终身残废。
经过组织考查,最后对他的审查结论为:“罗铁鹰是个好人,并非反革命”。一九五六年罗铁鹰解除了隔离审查,恢复了名誉和自由,随即被调到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讲授文艺学和现代文学。后来在席卷全国的整风反右运动中罗铁鹰又被错划为“右派”。罗铁鹰不服错判,于是据理力争,反复申辩,反被加重处罚,最后被判刑七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罗铁鹰刑满释放,回到故乡洱源。在家乡洱源接受生产劳动管制期间,他日间劳动,夜里笔耕,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激情不变,痴心不改。
逝者如斯
罗铁鹰被遣回到洱源接受生产劳动管制的日子长达十五年之久。罗铁鹰虽然出身在洱源,但此时的他,已经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生产队只好借给他一间不足十平方的破屋,暂以栖身。身陷逆境,坦然面对,这就是他天生的性格,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他分内的事情。他生长在城镇,从小读书,没有种过田地,年近五十了才从头学起。刚回来时罗铁鹰拖着残肢病体参加生产队劳动。罗铁鹰是个做事情一丝不苟的人,不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好。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罗铁鹰这样写道:“我回乡这几年,一直忠诚地搞农业生产,毫不计较工分多少,做出来了显著的成绩,仅仅只是得到一个‘做活认真’的好评,没有发挥好带动别人的作用。去冬,我和另一个庄稼人同种的一丘大田,由于进行了精耕细作,麦苗出土很好,据县代表及州农科所的同志参观以后的估计,产量可能会超过常年的一倍以上,而且可能成为全县小麦产量的最高纪录。这样,可能对我县的农业生产起点带动作用。”
因为残疾的原因;长期参加重体力劳动身体受不了,罗铁鹰便开始学做篾匠。每逢街天从街上买了竹子回来,编织成日常用具,再拿着自己编织的产品到街上售卖,然后每月交给生产队拾贰元人民币作为“副业”款,换取生产队给他每月三百分的工分,当时十分工分的分值抵两角人民币。
在家乡,罗铁鹰的意志非常坚强,乐观豁达,依然关心时事政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一豆油灯之下,他还完成了七万多字的《周代社会性质新论》
一九七九年秋,组织上通知罗铁鹰,要他回昆明,并为其平反落实他的“问题”。罗铁鹰回到久别多年的昆明,费了很多周折,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得到平反。获得平反后的罗铁鹰又回到了昆明师范学院,继续他的教育工作。当时昆明师范学院的宿舍非常紧张,罗铁鹰只好住在省公安厅三处他的女儿柏兰家里。那段日子里,罗铁鹰开始整理资料,着手写《回首话<战歌>》。一九八一年底,罗铁鹰写了六万五千多字的论文《艺术形象论》,一九八二年罗铁鹰的“辞条”收录进了《新文学家辞典》第三册。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罗铁鹰还选编了《天南星诗选》》和《反法西斯侵略翻译诗选》。一九八三年,罗铁鹰离休在家。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罗铁鹰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责任编辑 左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