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常态，笔者认为“新”已明朗，但“常”未实现。“常”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合乎逻辑地从高速向中高速下台阶之后，要完成探底和企稳，要“常”在增长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得实惠且可持续的状态上。我们既要承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会进入中高速的新阶段，另外一方面，面对数年来在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市场层面感受到的种种困难，还需谨防因为我们的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带来一滑再滑的状态。
　　如果简单地让经济继续下行，而没有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至少应该居安思危地考虑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会不会把我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中国的发展潜力、韧性都是应予肯定的，但在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其中蕴含的潜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给的创新因素激发出来，才能真正变成现实。我们一方面需要适当扩张需求，同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问题。供给方面大致有五项要素：劳动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量、制度机制安排。前面三项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动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更多需要强调的则是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现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首先是转轨中的制度供给。
　　现在从决策层到学界都非常注重怎样消除供给抑制，强调要改善供给的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特别注意研讨中国制度供给这个龙头，还有怎样能够使新发展理念下的由各种动力因素整合在一起的混合动力系统优化升级转型。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中间最主要的矛盾方面已经是人们在谈论的通货紧缩压力，因此必须要有适当宽松的总量政策的同时，应掌握好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在优化结构方面把文章做足，来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真正把“新”引到“常”的状态上。
　　中国必须争取相对顺利地摆脱这种陷阱式的潜在威胁。“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伪问题”，不是所谓的敌对势力给中国搞的“概念陷阱”，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客观的统计现象，对其的分析可以继续细化，但首先应强调中国在渐进改革的路上，已经看到了制度性“后发劣势”的制约，看到了各种各样矛盾的累积，这些隐患和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问题导向下，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地考虑如何避免这些问题，所以必须有优化供给环境、强化供给措施的重大的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