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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军人又是医生，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把我们建国以后重大的事情都经历过，但是SARS是最惊心动魄的。
——张雁灵
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城仿佛一夜间变成 “空城”，街上人迹罕至，火车站满是急于逃离的外乡人。张雁灵开着车一天走访了九家医院，每家医院的大厅里都挤满了发烧病人，医务人员忙得奔走不停。“这场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它会如何发展？” 作为医生的他，此刻心急如焚，就在不久后，他接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命令之一——就任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以下简称小汤山医院）院长一职。
铁血硬汉：“换一个敢签责任状的人来！”
10年前，这家京城以北35公里的医院，在北京几乎家喻户晓。当时非典疫情不断蔓延，北京医护力量和医疗资源已严重“透支”。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北京市紧急筹建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4月24日，北京市请求军队支援医疗力量。
据小汤山医院附近居民回忆，医院建设时真是昼夜不停，上千吨水泥、白灰、砂石料、红砖块，几百辆大小货车，不停地往院子里进。7天7夜后，100多间混凝土盒子房和轻钢活动房出现在眼前。
时任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的张雁灵当时正在国防大学深造，接到中央军委紧急命令，就任小汤山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当时的情况是，命令已经上报，我是一边等命令，一边来报道。”他回忆起这次临危受命，是没来得及考量就已经上任，从离开学校到小汤山医院，召开大会，仅用了两个小时。
同一时间，包括144家医院的1200名医护人员也正从四面八方集结。
眼前是尚在施工中的混乱场面，已经有过院长经验的张雁灵马上冷静下里，他召集党委会成员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向大家描述未来要走的三条路。“第一条路是病人没有收治好，工作人员的防护也没做好，背着耻辱走出去。第二条路是防染工作没做好，我们自己感染死在小汤山。第三条路是把病人治好，我们活着走出小汤山！”
张雁灵展现出军人特有的刚毅，要把一个所有人凝结起来，去完成一项外界视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此，他要求每个科室负责人签“零感染”责任状。由于事关重大，很多人不敢贸然签字。“你不签可以，那就请你回去，换一个敢签的人来。”如今，张雁灵回忆当时，“真是万不得已，只能采取这样一些似乎不讲道理的办法，去严格要求”。
柔情院长：“这个时候要承担起亲人的责任”
随着非典病人从各大医院陆续转入，当时满大街都在传说，这里之所以要建非典定点医院，是因为附近有一个火葬场，方便医院死了人后直接运过去。外界甚至传出“小汤山将会有成批的解放军倒下”，这所远离市区的野战传染病院俨然成了“死亡集中营”，似乎方圆百里都能感到“瘟疫”的气息，而小汤山内部的恐惧也在悄然蔓延。
据知情人回忆，首批转来的病人一到医院门口，看到全是摄像头和武警，心理压力陡增，甚至还有人跪着请求医护人员不要将其送到病房去。病人恐惧、医务人员心里也充满未知，张雁灵知道自己现在急需做的是抚慰人心。
按惯例，每当新病人收进来的时候，张雁灵都要带人去查房，对于一些心理负担重的病人，除了交代要特别照顾，多疏导沟通。张雁灵直接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每个病人，以便于与病人及时沟通。“病人被隔离在这儿，我想这个时候医务人员能承担起亲人的责任。”
除此以外，他还制定制度：工作人员每天测量三次以上体温。
“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我要先浏览一遍这一千多人的体温，尤其是一线的监护人员。”张雁灵说，由于病人气管插管后导致污染物喷出，极容易感染一线人员。在当时的小汤山医院，甚至连一些女医生、女护士例假期的体温波动，都可能被暂时调离隔离区。
6月20日上午，10时05分，最后18名非典康复患者沿着绿荫掩映、细石铺就的马路迈出小汤山医院。同时，千余名官兵也在迅速撤离北京。很多人第一次来北京，刚到的时候是晚上，走的时候是黎明，有的人只是坐车路过天安门时看了一眼。
4天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再是非典疫区。
老军人的新角色：“SARS时期医生的满意度很高”
针对小汤山医院的旧址，在卫生系统内部，曾过有一种声音，在原址上建起一个非典博物馆，但如今，它已经成了当年感染非典后遗症的医护人员的疗养站。
十年间，张雁灵参加了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救援工作。刚刚卸任总后卫生部部长的张雁灵现在又有了新角色——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的重要工作职能之一就是研究医患关系，维护医生的执业安全。
“03年的SARS应该成为中国医务人员履行天职的一种典范。”坐在医师协会办公室里，张雁灵回望当年，情绪激昂，目光犀利如初。
“如今患者对医生的满意率下降了，不是医生或患者做的不好，这里面有一些偶发矛盾和社会矛盾。”曾经亲密无间的关系为何如今变得暴戾不堪，张雁灵痛惜不已。“关爱医生，其实就是关爱患者。医患关系不好，受损害的是患者。”
他身后的墙上绘着中国医师协会硕大的会徽，在窗外透过的阳光照射下显得分外鲜艳。
——张雁灵
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城仿佛一夜间变成 “空城”，街上人迹罕至，火车站满是急于逃离的外乡人。张雁灵开着车一天走访了九家医院，每家医院的大厅里都挤满了发烧病人，医务人员忙得奔走不停。“这场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它会如何发展？” 作为医生的他，此刻心急如焚，就在不久后，他接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命令之一——就任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以下简称小汤山医院）院长一职。
铁血硬汉：“换一个敢签责任状的人来！”
10年前，这家京城以北35公里的医院，在北京几乎家喻户晓。当时非典疫情不断蔓延，北京医护力量和医疗资源已严重“透支”。4月22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北京市紧急筹建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4月24日，北京市请求军队支援医疗力量。
据小汤山医院附近居民回忆，医院建设时真是昼夜不停，上千吨水泥、白灰、砂石料、红砖块，几百辆大小货车，不停地往院子里进。7天7夜后，100多间混凝土盒子房和轻钢活动房出现在眼前。
时任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的张雁灵当时正在国防大学深造，接到中央军委紧急命令，就任小汤山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当时的情况是，命令已经上报，我是一边等命令，一边来报道。”他回忆起这次临危受命，是没来得及考量就已经上任，从离开学校到小汤山医院，召开大会，仅用了两个小时。
同一时间，包括144家医院的1200名医护人员也正从四面八方集结。
眼前是尚在施工中的混乱场面，已经有过院长经验的张雁灵马上冷静下里，他召集党委会成员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向大家描述未来要走的三条路。“第一条路是病人没有收治好，工作人员的防护也没做好，背着耻辱走出去。第二条路是防染工作没做好，我们自己感染死在小汤山。第三条路是把病人治好，我们活着走出小汤山！”
张雁灵展现出军人特有的刚毅，要把一个所有人凝结起来，去完成一项外界视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此，他要求每个科室负责人签“零感染”责任状。由于事关重大，很多人不敢贸然签字。“你不签可以，那就请你回去，换一个敢签的人来。”如今，张雁灵回忆当时，“真是万不得已，只能采取这样一些似乎不讲道理的办法，去严格要求”。
柔情院长：“这个时候要承担起亲人的责任”
随着非典病人从各大医院陆续转入，当时满大街都在传说，这里之所以要建非典定点医院，是因为附近有一个火葬场，方便医院死了人后直接运过去。外界甚至传出“小汤山将会有成批的解放军倒下”，这所远离市区的野战传染病院俨然成了“死亡集中营”，似乎方圆百里都能感到“瘟疫”的气息，而小汤山内部的恐惧也在悄然蔓延。
据知情人回忆，首批转来的病人一到医院门口，看到全是摄像头和武警，心理压力陡增，甚至还有人跪着请求医护人员不要将其送到病房去。病人恐惧、医务人员心里也充满未知，张雁灵知道自己现在急需做的是抚慰人心。
按惯例，每当新病人收进来的时候，张雁灵都要带人去查房，对于一些心理负担重的病人，除了交代要特别照顾，多疏导沟通。张雁灵直接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每个病人，以便于与病人及时沟通。“病人被隔离在这儿，我想这个时候医务人员能承担起亲人的责任。”
除此以外，他还制定制度：工作人员每天测量三次以上体温。
“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我要先浏览一遍这一千多人的体温，尤其是一线的监护人员。”张雁灵说，由于病人气管插管后导致污染物喷出，极容易感染一线人员。在当时的小汤山医院，甚至连一些女医生、女护士例假期的体温波动，都可能被暂时调离隔离区。
6月20日上午，10时05分，最后18名非典康复患者沿着绿荫掩映、细石铺就的马路迈出小汤山医院。同时，千余名官兵也在迅速撤离北京。很多人第一次来北京，刚到的时候是晚上，走的时候是黎明，有的人只是坐车路过天安门时看了一眼。
4天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再是非典疫区。
老军人的新角色：“SARS时期医生的满意度很高”
针对小汤山医院的旧址，在卫生系统内部，曾过有一种声音，在原址上建起一个非典博物馆，但如今，它已经成了当年感染非典后遗症的医护人员的疗养站。
十年间，张雁灵参加了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救援工作。刚刚卸任总后卫生部部长的张雁灵现在又有了新角色——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的重要工作职能之一就是研究医患关系，维护医生的执业安全。
“03年的SARS应该成为中国医务人员履行天职的一种典范。”坐在医师协会办公室里，张雁灵回望当年，情绪激昂，目光犀利如初。
“如今患者对医生的满意率下降了，不是医生或患者做的不好，这里面有一些偶发矛盾和社会矛盾。”曾经亲密无间的关系为何如今变得暴戾不堪，张雁灵痛惜不已。“关爱医生，其实就是关爱患者。医患关系不好，受损害的是患者。”
他身后的墙上绘着中国医师协会硕大的会徽，在窗外透过的阳光照射下显得分外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