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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羽一样李白也享受着茶带来的快意。他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的序言中交代了自己写茶诗的缘由，非常耐人寻味，那几乎泄漏了所有茶叶书写者的秘密。
首先是产茶的地方很奇妙，寺庙附近的乳窟，这个乳窟里不仅有玉泉，还有饮食玉泉为生的仙鼠(即是千年蝙蝠)，还有碧玉般的茗草罗生；其次，还是突出那里的水好，由物及人，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因为长年喝玉泉，居然颜色如桃李。
接下来就好理解了，奇特的地方，养生的水，生长出来的茶自然是非同寻常，竟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连茶都长成人样了。不作诗是不行了，更何况，李白知道他是第一个为此茶作传的人，意图也很明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其诗云：“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以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婵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士大夫李白未必见得就懂茶，但懂茶的高僧大隐未必有李白的才华，鉴于李白才华与自信，他一出手，必是佳作，那这“仙人掌茶”名扬天下，百世流芳就不在话下。茶一旦进入交往生活，前所未有的裂变也就开始了。
拥有茶的话语是激动人心的，这种植物更能焕发出异常的精神特质。
于是在高僧、大隐、士大夫天衣无缝的合谋下，汉语开始了代表着华夏最高饮食美学形态的构筑，茶再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饮品。喝下去的是茶。散发出来的却是精神，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了!
在这一套绝妙的汉语书写体系里，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最终通过茶而高度统一起来——禅茶一味，就连佛祖都被改造用来适应这套茶学体系。
他们声称，菩提达摩禅定居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后来佛祖愿景的实现，全赖于吃了自己眼皮变成的茶叶。
很显然，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其要义无非就是说，只有通过茶，才能接近佛祖，也只有茶媒，才能让人的精神进入无我两忘的禅定状态。
弃茶就意味着远离佛祖，放弃精神追求，多么可怕的后果，又多么严密的逻辑。
能与高僧、大隐、士大夫这些名士匹配的是什么?维系这样的一个茶学体系，就需要调动汉语中所有能调动的绝妙好词，好在，仓颉在造字时真准备了不少。于是乎，茶的产地一定就是好山好水(这些地方也绝大部分是寺庙的地产)，喝茶的地方自然也是名山大川(幽林小筑亦住)，即便这些都不具备，有茅屋一间也无妨，只要水灵具精茗上乘(水一定有灵性，茶具一定有来头，茶只作佳茗)，佳人(只要是女的一定是佳人)待坐，也会怡然自得。哪怕充斥了一个南郭先生，只要他也爱茶，就是贤人。当然，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座的一定要有能将这些感受写下来的才子，这就是唐代茶的“五讲四美”，而之后，喝茶也变得热闹，聚会之人越来越多，才思涌现中多了显耀和哲思小语，再难得看到那种独自品茶的感受。
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茶的美学体系如此牢固，等到后世有人想说茶“坏话”的时候，便会发现，所有的“坏话词汇”都不支持这样的反驳。作家古龙笔下酒鬼甚多，茶人写得极少(酒鬼与茶人，多么大的区别啊)。秋鼎风是个例子，古龙意外之笔却把一个爱茶之人写得令人好生敬仰。陆小风千里追凶，来到鸟不拉屎的黄石镇，在线索中断穷途末路时，却意外地从简陋不堪的旅馆里发现了上好的茶具和茶叶，从而揪出化身于此的品茗高手——巴蜀剑派的掌门人秋鼎风。一个掌门人化装成庸俗不堪的独眼龙，不管外部环境是何等恶劣，自己还忘不了边品佳茗边梦想金银财宝，是多么神奇之事。
从有病到喝茶，到时时不离茶，世道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皎然说“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这是新名士论，一下就宣布了“痛饮酒，熟读《离骚》”可成名士的魏晋风尚是老掉牙的笑话，茶与酒分别代表的雅俗文化分野开始形成。
想那东晋王羲之兰亭聚会，水酒一杯引发了千古幽情。
杜牧携佳人逛茶山，有《题茶山》之佳作，对茶山美景无不用极地表扬了一番，喝茶有高境界了。可是到了山下，喝多茶的胃开始抗议，杜牧提起随身携带的酒壶，《茶山下作》里的杜牧便开始不顾形象，大肆痛饮了。
郑谷病了不能喝酒，尝茶思酒更显情长，“合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鹿门病客不归去，酒渴更知春味长。”酒每退步，茶就开始飞跃，茶与酒被塑造成了欢喜冤家，酒可以令人癫狂，但茶却能消解这样的癫狂，使人变得清醒起来。
中国文化的惊人融合与互补再次表达得酣畅淋漓，就像一个可以是道士，又可以是居土，还可以是儒士的人一样，茶与酒也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互动互补，最终形成微妙的平衡状态。一个也许还在喝酒，但他需要谈茶来表明自己的高雅趣味。刘禹锡如此，皮日休也如此。
酒令人像神仙般逍遥、懒散，不用思考明日的老米钱在何方，茶却不一样，时刻提醒你，就是隐居深山老林，也是要银子的。(刘禹锡“散诞向阳眠，将闲敌地仙。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
认识到生活的艰难，也许是美好。酒开始节节退缩，茶高调出镜。杜耒以茶代酒，连身子都不暖了。“寒夜客耒(lei)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要说以茶代酒，以茶敬客之道，这里才是源头。
以茶为礼蔚然成风成为必然，茶知礼节。曹邺得到好茶一包，就连半夜都找来人一起品饮，真是太有号召力也太有情趣了。李群玉是满怀感激地书写《答友人寄新茗》，“满火芳香碾前萤，吴瓯湘水绿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
白居易人缘好，经常收到别人送的茶，次次都期待，每每有惊喜“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骄傲地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交情深浅已经体现在茶的次序上了。
礼尚往来，他也送别人茶，《山泉煎茶有怀》“坐酌冷冷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皿，寄与爱茶人”，也有惆怅的时候，别人喝茶，我去不了。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借酒消愁了。
没有人送就去讨，孟郊与姚合都有乞茶诗，讨茶蹭茶更能尽胯表达骨子里的趣味与精神价值。要是去了没茶的地方，连讨都讨不到，就有些不妙了。
皮日休为朋友深深担忧：“丞相长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兄尤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惠山泉》)。
唐朝大举兴佛之后，无处不在寺庙，加上有围绕在陆羽、皎然身边那些名士如颜真卿者，孟郊者为代表的茶饮小聚在各地引爆，形成送礼就送茶的风尚，论茶也是比才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名士们搜肠刮肚地创造了诸如“瑞花魁”、“泛花”、“代饮”、“醒酒”、“流华”、“疏沦”、“不似春醪”、“素瓷”、“芳气”、“月桂”等等指代饮茶的词汇，名士的茶媒交往涌现出了大量的品饮答谢诗文，这些都构成了唐茶繁荣最有力的话语，也为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茶的精神也自此进入高潮，他们宣称一只要不断追求茶道，就成道成仙，最不济的，还能留在世间做个名士，这也就是唐代茶叶美学的全部要义。
首先是产茶的地方很奇妙，寺庙附近的乳窟，这个乳窟里不仅有玉泉，还有饮食玉泉为生的仙鼠(即是千年蝙蝠)，还有碧玉般的茗草罗生；其次，还是突出那里的水好，由物及人，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因为长年喝玉泉，居然颜色如桃李。
接下来就好理解了，奇特的地方，养生的水，生长出来的茶自然是非同寻常，竟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连茶都长成人样了。不作诗是不行了，更何况，李白知道他是第一个为此茶作传的人，意图也很明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其诗云：“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以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婵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士大夫李白未必见得就懂茶，但懂茶的高僧大隐未必有李白的才华，鉴于李白才华与自信，他一出手，必是佳作，那这“仙人掌茶”名扬天下，百世流芳就不在话下。茶一旦进入交往生活，前所未有的裂变也就开始了。
拥有茶的话语是激动人心的，这种植物更能焕发出异常的精神特质。
于是在高僧、大隐、士大夫天衣无缝的合谋下，汉语开始了代表着华夏最高饮食美学形态的构筑，茶再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饮品。喝下去的是茶。散发出来的却是精神，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了!
在这一套绝妙的汉语书写体系里，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最终通过茶而高度统一起来——禅茶一味，就连佛祖都被改造用来适应这套茶学体系。
他们声称，菩提达摩禅定居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后来佛祖愿景的实现，全赖于吃了自己眼皮变成的茶叶。
很显然，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其要义无非就是说，只有通过茶，才能接近佛祖，也只有茶媒，才能让人的精神进入无我两忘的禅定状态。
弃茶就意味着远离佛祖，放弃精神追求，多么可怕的后果，又多么严密的逻辑。
能与高僧、大隐、士大夫这些名士匹配的是什么?维系这样的一个茶学体系，就需要调动汉语中所有能调动的绝妙好词，好在，仓颉在造字时真准备了不少。于是乎，茶的产地一定就是好山好水(这些地方也绝大部分是寺庙的地产)，喝茶的地方自然也是名山大川(幽林小筑亦住)，即便这些都不具备，有茅屋一间也无妨，只要水灵具精茗上乘(水一定有灵性，茶具一定有来头，茶只作佳茗)，佳人(只要是女的一定是佳人)待坐，也会怡然自得。哪怕充斥了一个南郭先生，只要他也爱茶，就是贤人。当然，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座的一定要有能将这些感受写下来的才子，这就是唐代茶的“五讲四美”，而之后，喝茶也变得热闹，聚会之人越来越多，才思涌现中多了显耀和哲思小语，再难得看到那种独自品茶的感受。
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茶的美学体系如此牢固，等到后世有人想说茶“坏话”的时候，便会发现，所有的“坏话词汇”都不支持这样的反驳。作家古龙笔下酒鬼甚多，茶人写得极少(酒鬼与茶人，多么大的区别啊)。秋鼎风是个例子，古龙意外之笔却把一个爱茶之人写得令人好生敬仰。陆小风千里追凶，来到鸟不拉屎的黄石镇，在线索中断穷途末路时，却意外地从简陋不堪的旅馆里发现了上好的茶具和茶叶，从而揪出化身于此的品茗高手——巴蜀剑派的掌门人秋鼎风。一个掌门人化装成庸俗不堪的独眼龙，不管外部环境是何等恶劣，自己还忘不了边品佳茗边梦想金银财宝，是多么神奇之事。
从有病到喝茶，到时时不离茶，世道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皎然说“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这是新名士论，一下就宣布了“痛饮酒，熟读《离骚》”可成名士的魏晋风尚是老掉牙的笑话，茶与酒分别代表的雅俗文化分野开始形成。
想那东晋王羲之兰亭聚会，水酒一杯引发了千古幽情。
杜牧携佳人逛茶山，有《题茶山》之佳作，对茶山美景无不用极地表扬了一番，喝茶有高境界了。可是到了山下，喝多茶的胃开始抗议，杜牧提起随身携带的酒壶，《茶山下作》里的杜牧便开始不顾形象，大肆痛饮了。
郑谷病了不能喝酒，尝茶思酒更显情长，“合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鹿门病客不归去，酒渴更知春味长。”酒每退步，茶就开始飞跃，茶与酒被塑造成了欢喜冤家，酒可以令人癫狂，但茶却能消解这样的癫狂，使人变得清醒起来。
中国文化的惊人融合与互补再次表达得酣畅淋漓，就像一个可以是道士，又可以是居土，还可以是儒士的人一样，茶与酒也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互动互补，最终形成微妙的平衡状态。一个也许还在喝酒，但他需要谈茶来表明自己的高雅趣味。刘禹锡如此，皮日休也如此。
酒令人像神仙般逍遥、懒散，不用思考明日的老米钱在何方，茶却不一样，时刻提醒你，就是隐居深山老林，也是要银子的。(刘禹锡“散诞向阳眠，将闲敌地仙。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
认识到生活的艰难，也许是美好。酒开始节节退缩，茶高调出镜。杜耒以茶代酒，连身子都不暖了。“寒夜客耒(lei)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要说以茶代酒，以茶敬客之道，这里才是源头。
以茶为礼蔚然成风成为必然，茶知礼节。曹邺得到好茶一包，就连半夜都找来人一起品饮，真是太有号召力也太有情趣了。李群玉是满怀感激地书写《答友人寄新茗》，“满火芳香碾前萤，吴瓯湘水绿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
白居易人缘好，经常收到别人送的茶，次次都期待，每每有惊喜“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骄傲地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交情深浅已经体现在茶的次序上了。
礼尚往来，他也送别人茶，《山泉煎茶有怀》“坐酌冷冷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皿，寄与爱茶人”，也有惆怅的时候，别人喝茶，我去不了。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借酒消愁了。
没有人送就去讨，孟郊与姚合都有乞茶诗，讨茶蹭茶更能尽胯表达骨子里的趣味与精神价值。要是去了没茶的地方，连讨都讨不到，就有些不妙了。
皮日休为朋友深深担忧：“丞相长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兄尤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惠山泉》)。
唐朝大举兴佛之后，无处不在寺庙，加上有围绕在陆羽、皎然身边那些名士如颜真卿者，孟郊者为代表的茶饮小聚在各地引爆，形成送礼就送茶的风尚，论茶也是比才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名士们搜肠刮肚地创造了诸如“瑞花魁”、“泛花”、“代饮”、“醒酒”、“流华”、“疏沦”、“不似春醪”、“素瓷”、“芳气”、“月桂”等等指代饮茶的词汇，名士的茶媒交往涌现出了大量的品饮答谢诗文，这些都构成了唐茶繁荣最有力的话语，也为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茶的精神也自此进入高潮，他们宣称一只要不断追求茶道，就成道成仙，最不济的，还能留在世间做个名士，这也就是唐代茶叶美学的全部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