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来看，当下是有史以来生产力最为进步、科技高度发达、生活最为安稳的时代。而就在人们为这个“最有可能获得安全感的时代”摇旗呐喊时，他们经常被“恐惧”所笼罩和支配。
　　对人本身来说，恐惧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但在公共领域方面，它更多体现在政治恐惧上，即面对政治和社会的未知危险及其想象的威胁时，人们由于无法有效应对而产生的担心和不安等复杂的情緒。它结合了生理反应、社会反应和文化反应，是一种“被迫接受和被建构的人为情绪”。
　　然而，人们对这种人为的公共恐惧缺乏处理能力，加之恐惧的“公私之域”不存在鲜明的界限，政治家们趁虚而入，巧妙地利用人们的“恐惧”实现政治目的。因此，这种所谓“成本低、效果佳”的政治恐惧手段被“赞誉”为颇具经济效益的“集体行为诱致工具”。
　　翻阅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政治家将政治恐惧与权力直接挂钩。马基雅维利认为真正的君主善于利用这种“政治恐惧”，尤其是在战场能够绝处逢生，通过发布命令带领民众共同抵御敌人入侵、获得胜利。这便是政治家利用“政治恐惧”处理公共领域事务的雏形。
　　就在“政治恐惧”与权力之间的激烈缠斗中，霍布斯注入了“文化”的色彩，并承认恐惧的正当性地位。政治家利用民众心底的恐惧和不安，开始“驯养”听话且合格的公民，用这种情绪赢得民众对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的认可。就这样，“政治恐惧”牢牢掌握在政治家手中。
　　如果说有些政治家利用“政治恐惧”是为了获得积极正面的效果—制约人心，对民众进行精神约束，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那么也存在一些政治家刻意制造群体性的“焦虑”和“恐慌”以维护自身或其政党利益。政治家的惯常手段是将国际威胁的负面影响内化成国内矛盾，或者将国内不和谐的声音直接上升至区域问题或全球威胁的层面，以实现对民众的胁迫和压制。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欧美国家政党进行竞选时，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及政策成为影响选票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需要认清的现实是，没有永远至高无上的控制力，也没有永远的臣民。当“政治恐惧”这种手段被具有非正当意图的团体所操控时，就会出现“令人害怕的不是权力而是群众”。“宗教狂热”成为人们直视这一现象的主要动机。
　　著名学者朱丽丝·耐克莱曾说：“每个成年人，都应该能没有恐惧、不受偏袒地对自己生活中尽量多的方面作出尽量多的有效决定，只要这相容于其他人的同类自由即可。”用理性逻辑来认知政治恐惧，特别是诸多外界力量的干扰下，如何在充满误区的政治中看清道路，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