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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过程。既然如此，我们应着力批判和警惕任何有关“资本形而上学”的理论及其现实运动。在“资本”业已成为一种创新动力及文明机制的事实语境下，“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世界化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与任何“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不同，我们所坚持的“要资本”，有其明确的理论和实践限度，这就是祛除“资本的资本主义”成分与可能，充分发挥“资本”最大的经济催化和激发功能。显然，问题的纽结不在于如何“静态”或“抽象”地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亦不限于“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单向度。当“资本与现实的人”“资本与现实制度”深度结合后，其所能实现或造成的复杂社会实践后果，则是解构资本形而上学的真正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就在于：其一方面充分发挥“资本价值”，另一方面时刻警惕资本逻辑被美化、泛化、神化、社会化的诸多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立足中国、融入全球的中国特色“资本文明”实践辩证法之精髓，蕴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诉求，为现代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新范型”。
关键词：“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 资本形而上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9-3060（2019）03-0101-13
深入反思建国七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最核心、最具有范式意义、始终绕不过去的论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致力于反思该“问题类型”的真正目的就在于，试图在理论上深度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从学术角度挖掘和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就，在实践上深刻总结“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并以此瞻望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认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主题”②。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致力于财富增长的现代文明社会而言，“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③，“资本”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依然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轴心”，是理解现代文明发展运行状态的一把钥匙。离开资本，我们就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无法理解现代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正是在“资本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时代主流”的时代语境下，尽管我们从商品、市场、货币、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商品和货币两者是资本的元素前提，但是它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发展为资本”。但反过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却决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西方亦有学者论证“资本≠资本主义”参见海尔布伦纳、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5页。马克思《资本论》的书写逻辑不是从“资本” 或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最一般、最普通、最日常的商品出发，这是一种最基础性的“存在”。但是巨大的“商品堆积”是如何实现的呢？一般认为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或者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规律”。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机制为何成为一种必须和必然呢？这里的逻辑重点和终点必然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逻辑”。在马克思时代，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三者之间具有“逻辑递进”和真正展开的现实意义。，但“资本”与“资本主义”之间彼此交叉渗透、相互确证覆盖的情形，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这也是造成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认知”差异的一个内在原因。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的核心逻辑就是：要善于与西方打交道，善于利用“资本”的力量，但我们一定不能变成“资本主义”。如果说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是围绕“资本轴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围绕“人民轴心”。我们的资本并非一个“绝对主体”概念，而是“人民主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客体”概念，其逻辑行动受到“人民主体”的约束与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说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显然是没有洞察我们的实践逻辑。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2007， p.120.这里，我们试图集中回应和回答的核心问题，并非普泛、流行和通常意义上的有关“市场经济模式”“运行机制”之诸领域这是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核心内容。，或侧重于“市场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和争论周建民：《从“市场社会”到“社会市场经济”》，载《学术学刊》，2015年第7期。，或运用“形式因”和“目的因”之类的哲学范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之哲学差异做出的区分夏国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哲学追问》，载《学术学刊》，2015年第2期。，而是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回到马克思”，集中批判资本主义最核心的矛盾命题，即“物化资本”逻辑和“人化资本”行动之间的一个最隐秘、最深层、最持久、最激烈的“资本论”难题马克思《资本论》遵循从商品到货币、资本再到资本主义的叙述逻辑，其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资本逻辑批判”。但是，资本逻辑则是通过商品、货币及其实现机制（市场经济）来完成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7页。）显然，当我们讲述“市场经济”的时候，其主体实现要素和形式，无疑已经置换成一般意义的“商品和货币”。或者反过来，当我们将“商品和货币”作为资本实现的“一般形式”时，资本的“特殊性”也就转化为“一般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就在于揭示这一“资本主义逻辑”的历史局限和文明局限，通过最彻底的“资本文明批判”和“资本文明否定”，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死亡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逻辑和现实有着本质差别但又紧密相关的理论、制度和现实运动形态，本身肩负着突破“资本主义时代逻辑”围困的历史使命。其中最突出的关键难题就在于，能否突破“资本逻辑”之于“财富锁链”的悖论关系，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基于“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路径。 我们认为，这里的“要……不要……”并非一种纯粹的主观判断和价值臆想，而是具有客观的逻辑进路。有两篇论文可直接参照，参见刘吉：《以资本的力量推动文明进程》，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7月19日;童世骏：《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7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资本运动”及其实现后果，经历了从“资本价值”的“重新发现”到“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体系的“反复探索”再到“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双重诉求”这三个阶段。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场合中，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意义”（即“关键一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金融资本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尤其是外资）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更明确地指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的大突破”，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4日。鉴于当下全球化、逆全球化、“新全球化”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深层发展，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许多论述，无不立足于新时代、新现实、新矛盾、新挑战，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逻辑，即“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实践辩证法诉求，是當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指导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中心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
一、 资本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批判思想的深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过程。众所周知，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成熟的是《资本论》的诞生。因为其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科学”角度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和伟大意义，就在于其从“资本科学”的角度，而非以“资本和劳动”二元对立的道德判断（即一般意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来揭示并批判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虚伪性、暂时性和可替代性。这意味着，任何对“时代”“文明”“发展”之类问题的探寻都不可能是纯精神、纯道德、纯哲学的框定，而必然涉及这个时代运行的内在“生产机理”。中外许多研究者皆把“价值立场”作为《资本论》研究的基本前提。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已经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走了出来，高扬人道主义、同情无产阶级已非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真实肖像。诉诸“科学化”的“武器批判”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现实化”的最突出特征，这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内在逻辑。
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是，《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而不是依然承袭之前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主标题”的做法。这对于马克思批判主题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这里包含着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进而集中于“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转换与深化。我们试图通过这一转换逻辑来说明，“资本形而上学批判”本身并非一个直接、浅显、便当的“理性哲学问题”——任何一个稍有哲学思辨能力的人，只要将“理性哲学视角”转向“经济学”即可完成——而是意味着马克思“哲学使命”的本质变化，意味着任何致力于玄虚、玄妙思想的哲学逻辑的彻底终结，意味着任何具有社会主义空想性质的理想王国的彻底覆灭。
通过清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论断。显然，这是针对欧洲宗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事实而言的，蕴含并超越了“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全部逻辑运动。在清理“宗教批判运动”中，马克思的一个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就是费尔巴哈的有关“人的解放”的学说，由此高扬“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观念。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第4页;第5页。然后，马克思将话题转向“国家哲学批判”“法哲学批判”，转向对“人的政治抽象性”的批判，将“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抨击“政治和法律”的虚假平等。⑤针对“自然法”和“无知之幕”状态下的“自由论证”，马克思明确表达出对这种抽象自由的不屑和愤怒，认为：“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在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⑥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把“批判”作为一种“哲学目的”、一种思想操练，而是致力于一种“揭露行动”。这已经表现出他的思想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批判”、迥异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特质，表现出其对于“底层民众”改革社会现实的极度关切。
在这个隐含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步转向的最初文本中，马克思提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该问题在法国和英国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而在德国则表现为“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第41页;第4950页;第255256页;第259页。这句话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揭示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特殊性”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性”的思想运动。在逻辑上，“国民经济学”并非直接等同于“政治经济学”，而是一种带有或强调“国家控制色彩”下的“权力经济学”，在其中国家充当着市场经济“保护者”“推进者”而非“守夜人”的实际角色。
毫无疑问，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将视野有意识地转向私有制、货币、工资、雇佣劳动和资本等更具“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性质的问题，而不再停留于政治批判、宗教批判、道德批判等领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私有制等同于人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自私自利的权利”，是一种“理性的独断论”。但正是这种“自利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合理机制”。②由此推断，现代社会的自我解放就必然体现为“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体现为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③具有突破“理性形而上学自我循环”的经济解放的性质。在初步提及“资本批判”的相关段落中，尽管也涉及资本合法性的制度根源（私有制）、货币、利润、竞争、市场等政治经济学批判话题，但这时的马克思尚未将“资本形而上学批判”上升至首要的或核心的高度。 直接促成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思想机缘，则是对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有关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的经济学批判，则是马克思迈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重要思想中介。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经济学立论是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性成果。马克思首先肯定蒲鲁东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意义和贡献，他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个基本前提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而蒲鲁东的贡献就在于批判了这一点，“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④正是基于“私有财产”的本质属性的确认，马克思认识到，为资本主义发财致富逻辑提供科学支持的国民经济学始终无法处理好自身与其前提（即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劳动者”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结果增强了私有财产的力量，而劳动者自身反而变得更加贫困。蒲鲁东则试图终结这一种“不自觉”状态，“蒲鲁东从国民经济学用诡辩掩盖的相反的方面出发，即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穷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那种体现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的最彰明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即贫穷、贫困的事实出发的”⑤。这样一来，基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财富逻辑必然包含着贫富的内在分化和矛盾，使得“贫穷和财富”成为一个整体，进而“无产阶级和财富”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矛盾统一体。正是由于正视“私有财产”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对于改变资本主义的“主体”即无产阶级有了全新的认识，认为绝对不能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学派”那样，将无产阶级的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解释为“神”。恰恰相反，无论是无产阶级的外观（身份、地位、生活条件）还是人性，都超出任何抽象形而上学的含义。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着力批判了蒲鲁东“私有财产”的形而上学思想，专门对其“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框架进行了清理。马克思认为，包括蒲鲁东在内的一切经济学家们，只是在分工、信用、货币、交换等固定、不变、永恒的关系下谈论各种经济关系，而没有说明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蒲鲁东希望通过祛除“资本私有制的坏处”、保留“小私有制的好处”来最终实现他所认为的“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0页。。“平等”作为蒲鲁东的理想，本身具有“人道”的含义，马克思通过解析分工、竞争和垄断、所有权的历史运动，认为蒲鲁东的所有权观念的背后隐含着小资产阶级的“土地观念”，其试图将人“束缚于自然”，离资本主义的现代运动的“资本逻辑”相距甚远。
《資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马克思在其开篇就直接把商品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认为商品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在分析完商品、货币、价值、劳动等基本范畴后，马克思再提出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研究“一般商品和货币”的目的，并非“一般意义”的经济学考察，而是为了解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体。马克思明确提出，他所反思的对象不是“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而是“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性”，即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容不是在交换、流通、消费领域中产生的，而是在现实的“工厂”中产生的。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否定了“交换、流通、消费”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特别重视蕴含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形式与资本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这种“形式”决定了“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必须指出的是，《资本论》第二、三卷强调资本生产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而不仅仅是第一卷的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限于“生产领域”，更要从“实现形式”的角度来探索资本主义运行的秘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显然，通过《资本论》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逐步深化、连续推进的论证和批判，马克思重述并深化了《共产党宣言》有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点，以科学的姿态宣布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最终被“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所替代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只有深入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逻辑”，才可能真正触及“资本时代”运动的真正内核。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反思就不能仅仅框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更要扩展到整个世界;不能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批判上，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条件下，深度挖掘“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之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深刻意义。显然，这是社会主义时代性、世界性、实践性的一个崭新命题。
二、 如何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单向锁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多次使用了“文明”“文明时代”“文明民族”“资产阶级文明”“资本的文明化”等术语，以此指认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状态”。“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文明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类似观点见童世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见上海社联编：《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亦参见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不论“资本”呈现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4页。亦参见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所谓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其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页。显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确实只存在着“单维”的资本主义，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命运必然与资本主义命运相关联。这一讨论范式符合那个时代的现实性。就当代语境而言，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推进程度的日趋深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现实”中，“资本=资本主义”“资本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之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业已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至今依然有许多工人、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在“资本英雄”被追逐、渴慕的时代，究竟该如何摆脱“敬畏资本”“崇拜资本”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学会“要与不要”的实践辩证法。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度认识资本的“文明化”及其发展限度，如果无法深度解构“资本=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就无法真正致力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任何可能，无法推进人类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市场社会主义”或者“自由的社会主义”、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及法国调节学派、北欧的福利国家理论等等，其共享的经典逻辑理路，就是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公正+市场经济效率”的新可能、新现实。“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如何发展自身，完全由市场经济机制所决定，而“政府”作为“公共行为主体”，则专注于计划和调控。这里的典型代表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南斯拉夫、匈牙利。苏东剧变后，该模式则更多地以北欧福利国家为典型代表。当然，二者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是政府计划优先，后者则是市场公正优先。就实践效果看，前者并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后者没有解决福利陷阱、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这里的“逻辑症结”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其不在于管理、决策和价值选择的一厢情愿，而在于其必须具有内在的、贯穿于“市场与社会”的中心线索，即必须针对经济共同行动的“资本逻辑”达成一种“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市场经济的“边界问题” 的讨论，其实质就在于“资本主体”的行为边界、行动逻辑的“制度确认”，而非单纯自发的“市场经济规律”的“奖惩机制”本身。
这样一来，最关键的问题就转化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以资本家作为行动者）能否突破“资本主义整体主义”或“资本主义普遍主义”的框架？在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视角下，“个体资本≠资本主义”“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思想已经成为“共识”。但马克思认为，只有将个体与其所在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相联系起来，才是问题的实质。撇开资本主义来谈论“资本”，这本身就是一种臆想和不切实际。资本主义以“现代文明”的名义，占据了“文明逻辑”的制高点，形成自我言说、自我论证的完全自洽的“闭环逻辑”。“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这恰恰是前面“资本形而上学”特征的最集中体现。正是在这个角度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论证了“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最深刻”的逻辑实质。其内在的所谓致力于普遍化的甚至超越“狭隘人类”的“基督教精神”，依然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最深层土壤和最有分量的“普世性”表达。尤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恶”后，现代西方文明确实已经开启了更为彻底的“清洗”自身罪恶的“工作”，例如福利社会、女性主义、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政治等等，促使自身以“创新文明”的姿态登临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并始终占据着、充当着人类文明的“主角”。因此，我们认为，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顺滑”的逻辑演绎，恰恰是现代西方文明得以普遍化的深层根源。深度认识、反思、解构现代西方文明“资本—资本主义”的“结构大厦”， 从逻辑上彻底批判其中的“有机联系”（以现代西方文明为代表），则是我们真正能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资本论”的最直接的理论资源。
1.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内驱动力”
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布，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全面彻底地深省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历史所具有的“超出之前全部历史总和”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存在着亚述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极其庞大的“帝国文明”形态，但这依然是一种基于狭隘“观念和体制”构建出来的“自我复制”的文明形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文明最突出的特点，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第3335页。帝国等级制和帝国权威是帝国文明最鲜明的特征。但是，“资本来到人间”，从小商品经济、高利贷、商人和地主分化出来的“资本家”，必须致力于“资本主义”而不是“个别资本”的“世界实现”。作为现代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在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神学思想时，把“资本—世俗的幸福”作为粉碎“旧世界”的强大的“斗争武器”。但是，只有当“资本”从“个别自发状态”进入到整体性的“客观物质力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资本主义的“阶级实现”才得以实现。击溃前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武器，其实就是普遍化的世界市场、到处安家落户的商品投资（投机），这里的商业力量、工业力量汇聚在一起，成为“资本文明”最鲜明、最充分的表达。“新的工业的建立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要在制造业上取得优势，就有可能彻底打破旧有狭隘、封闭的生产和生存状态，成为现实文明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②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机制，能够按照其自身的样式创造出一个“新世界”。这样一来，只有把“资本”演化为“资本主义”的绝对主体，才可能完成一个“创始者”的神话，建构出一个趋于“世界历史”的新文明的塑造者和执行者。
我们认为，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确实具有其内在的“绝对根据”。这意味着只有成为“制度实现”的“绝对主体”，才可能最大化地激发“资本价值”，通过普遍化的商品、货币市场，摧毁任何阻碍资本发育、发展的一切制度、体制和文化。试想，如果“资本”仅仅偏安于一隅，必然无法突破封建主义的窠臼。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具有决定性或转折性意义。相对于“新大陆”而言，欧洲大陆是一个陈旧的、死气沉沉的世界，即使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或城市共和国，但其力量依然不足以抵御强大的封建势力。这也就是作为“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必然起源于荷兰、英格兰岛屿的根本原因。可见，“资本现实”和“资本主义现实” 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区域实现和制度诉求。 2.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财富革命”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大众最日常、最真实、最持久的普遍追求。“资本”演变成“资本主义”的最强大的逻辑力量和巨大的文明魅力，不仅在于宏观和抽象的逻辑论证，更在于善于利用“资本—财富增值”的无限效用，建构起“资本—财富—美好生活”的逻辑承认和现实追随。将个别化的“资本现象”转向由大众化、制度化保障和支持的“致富欲望”，被认为是推动国民财富能力迅速提升的内在元素，亦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最重要元素。这样一来，致力于“发财致富”已经成为“个人和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最持久的根据，并最终转化为这样一个命题，即：财富如何生成、被理解、被熟知和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本—资本主义”接受方式的世俗化过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其金融系统所遵循的“放任”政策依然没有变化，依旧不断“合法化”地创造着虚拟财富。当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财富追逐现象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时，当“致富欲”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符号”时，这些皆以“美国梦”为象征和代表。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确实引发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存在革命”。正是基于无数大众“财富梦想”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以致整个社会生活乃至“一切因素”皆被囊括在“资本逻辑”之中。大众财富梦想必须与“资本化”的自然、社会生活等紧密相关，最终促使“虚拟财富”成为最主流的财富形式，也促使“财富机制”极度完备起来，形成了被“财富梦想”所掌控的“文明世界”。即使在遇到严重的生态灾难、人道危机时，许多精明的财富梦想家也很善于将其转变为一种投资和竞争的新领域。
我们认为，商品、市场和资本的充分发育、发展和壮大的深刻的社会根据，就在于广大民众真实的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在于深谙此道，即善于激发和迎合广大民众的“致富欲”。问题在于，这种“致富欲”的充分催发和普遍化，实质上只承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而拒绝任何“非资本条件下”的可能。实际上，资本主义“文明化”最厉害、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善于将“普遍的致富欲”与资本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出资本主义财富文明的幻象。显然，“资本财富”与“资本主义财富”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范畴，其实现程度和范围存在着本质差异。
3.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绝对自由”
如何致力于实现最充分、普遍化的资本、竞争、市场和商品化呢？显然，这需要激发“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这里的“最彻底”的实质和内容，并非“物”的商品化，而是“人”的商品化、资本化。将人的劳动能力称作人的资本化，即“人力资本”，这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概括。更确切地说，这是庸俗经济学的专业术语。马克思明确批判这一说辞是“把不同类言辞”“混为一谈”。即使该概念成立，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在这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025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把劳动能力理解为工人的资本”是极其荒谬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自启蒙运动以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只有当我们把“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一种无须给予任何前提的存在理由时，人的位置才可能被放置于一个至高無上的地位。“对于人本身的内在价值的尊重，这一价值超越任何有关国家的绝对概念。”克洛德·德尔马：《欧洲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试想一个本身极其脆弱的“个人价值”竟然超越“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在“世俗世界”无论如何是不可理喻的。显然，这种论证范式颇具神学或“最高形而上学”的特征，以至于“天赋人权”（或简称为“人权”）被视为一种“天然道义”，任何人绝对不敢质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问题是否就此终结了呢？任何“抽象”都必然需要“实体”作为支撑。而这里的“实体”，则是“资本”。只有将资本“实体化”或“形而上学化”之后，才可能支撑起“资本主义”的全部抽象观念和原则;只有意识到“资本形而上学=资本主义合法性”等式的秘密，才可能真正解构西方现代文明（全部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的真正根基。唯有如此才可能得到有分量的、批判性的审查。俞吾金：《资本诠释学》，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吴晓明教授更是将“资本形而上学”上升到“资本主义性质”的原则高度，认为任何舍弃资本形而上学的批判都必然是虚假的、辩护性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吴晓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我们认为，这种“资本”充分社会化、普遍化、形而上学化的“资本主义”，抽象掉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实质内容。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描述了被誉为“西方文明灯塔”的美国政治社会之乱象，大致包括家族政治抬头、否决政治僵局、金钱政治腐败等。这说明当“资本”发展到极致，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条件下，并非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极度发展和实现;恰恰相反，而是一种在充分“自由平等”的外表下的“资本家们”或“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彻底批判“资本”的形而上学特征，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形而上学”的真正现实底座，才可能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所谓内在的必然的逻辑演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消费时代、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避开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诅咒”，社会越来越围绕着“资本逻辑”来建构自身的总体性。我们认为，这些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确实体味到了“资本形而上学”的强大社会威力，以至于善于寻找各种“突围策略”（如文化阵地战策略、边缘化策略、否定策略、碎片化策略、非中心化策略、大拒绝策略、感性解放策略、交往理性策略、承认策略等等），这成为其重要思想内容。
4.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进步主义” 从“个别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往往被认为是“进步主义”的极致状态，是一切“终结逻辑”的内在根据。对“进步观念”的最好总结，可能莫过于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的表述。孔多塞将六个观念融合为一个综合的“进步文明观念”，即进步发生于一切领域、进步伸展于未来、反对悲观主义、进步文明的未来趋于无限的善、进步线性历史观、进步的未来的可计算性和不可避免性。见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6205页。近代日本转身为“东洋”国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在于，其最终选择了欧洲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坚持以“西洋文明为标准”，这是“世界通论”。 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进步主义”的最终确立，必须以强大的、作为客观“进步力量”的“科技进步”来做实质性的支撑。“进步主义”之所以盛行并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力量，并非依赖于抽象、高尚和执着的“科学精神”，而是通过近乎无限大的“资本价值”的加固和维持。现代西方经济学通过“进步主义”学术范式，构建起一个“资本增值” 普遍合法性、合理性的学科体系。其最终的功能和目的，就是培养出一批“精通资本科学”“为资本服务”的专家、学者、一般职员，并弘扬“资本价值”的合法性。因此，我們认为，追求“进步与科学”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进步主义”外衣之下滋长并持续繁荣的“资本普遍性”诉求，导致“资本化的科学研究领域”已经成为最显著的“科学创新”增长点。只有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单一选择路径，才可能真正“解放科学”，并使科学承担起“人类希望”之守护者的责任，真正为人类幸福服务。
由此可见，通过现代西方文明逻辑演绎中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区隔分析，可以断定“资本≠资本主义”本身并非一道简单的“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问题，而是关涉现实生活、社会实践内容的全部。资本主义将自身的“特殊资本”泛化为或转化为无须特定约束条件下的“一般资本”，抽掉了资本实现的“特殊形式”，只强调“一般内容”，“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资本主义文明化、总体化的精要之处，就在于善于打造出“资本=资本主义”的“有机逻辑体系”和社会事实关系。也就是说，一定不能把资本等同于“物”，进而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这类“物”之价值实现的现实根据。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流行着一种庸俗的、天真的“资本观”，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承担者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7878页。马克思明确指出，专注于“物”而忽视背后的关系、逻辑，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这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性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页。就现实国际化的资本运动及其关系的实现而言，一方面，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积淀，现代西方文明尽管经历了多次危机和大战，依然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典文明范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解构“资本=资本主义”，而将“反资本主义=反资本”“超越资本主义=超越资本”“资本剥削=资本主义剥削”“资本规则=资本主义规则”等教条视为真理，必然会在越来越激烈（甚至惨烈）的国际资本竞争中丧失主动性，错失制定“资本游戏规则”的机会，最终不仅导致国民经济受损，也失去了掌控未来的真正实力和可能。
三、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资本文明”逻辑
从发生逻辑上看，社会主义是在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目的之合法性恰恰在于，它不是为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幸福，而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认为，面对马克思所反复批判和警惕的强大的资本力量、资本逻辑，我们对其的态度不是逃避、摒弃和简单否定，而是必须承认财富、利润、竞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承认“资本”的重要文明作用，否则中国经济就无法走向全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原则，将资本置于“客体”地位，善于驾驭资本，大力激发资本的积极性，利用资本为提升人民的福祉服务。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最大动力和实现机制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试图提出人的主体性发展、自由追求、财富价值、生活逼迫、市场经济机制等等答案。但是，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该如何对待“资本”这个现代性难题。
发端于1978年末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以至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至全国。1982年，第一个“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纪要》，明确承包到组、到户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开启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万宝瑞：《农村改革的光辉历程与基本经验》，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23日。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后），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体系”，乡镇企业得到进一步转型、发展。1999年后，农村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发展，减轻了农民负担。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通过以上简单梳理，可以发现，最初由“小岗村”开启的“承包模式”，主要是发挥“劳动力和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基础作用，符合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是，农业本身是一个“弱质产业”，一旦“单干”与“大市场”相结合，就必然出现农业生产的无法预测的波动和风险，触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可以说，农村改革从最初拥有强大的积极性到此后长期徘徊不前，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全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广大农村经营规模化程度不足、市场反应不灵敏、公共服务能力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必然就会连续出现。 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认为，其最根本的措施就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总抓手、总任务，是“三农问题”的最新解决方案和政策升华。一方面，我们必须鼓励“资本下乡”，促使“资本和农业”的紧密结合，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促使“产业兴旺”，分享全产业链价值增值效益;另一方面，又要在乡村治理、事务管理、乡村规划、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和领域，警惕和防范“资本主义”，防止被“资本权力”所绑架，保证城乡融合、乡村文明之正道，促使广大农村能够“共享发展”。也就是说，农村改革需要“资本”的积极介入和参与，但农村改革的主体依然主要是“农民”，而不是“资本”本身。
如果从我们资本发育、深入发展的另一个逻辑起点即股份制的沿革看，股改以及由此推动的广泛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也是中国开始进入“资本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84年10月，党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也就是说，当农村改革进入正轨之后，城市改革必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但是，究竟“如何改”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实践难题。当时存在着“吴市场”和“厉股份”的激烈争论。就实践而言，放开价格、实施价格双轨制，是城市改革的重点;而股份制一直是个禁区，因为其津津乐道的“经典案例”和现实参照，无一不是私有制。显然，从外在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通过“双轨制”来激发和激活城市市场，是当时最突出的政策选择。只有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后，股份制才逐渐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最重要方式。
这里，与西方经济学对股份制的定义截然不同，我们所选择的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再是“笼统地”、不分差异地看待一切“股份分权”的所有制属性，而是首先区分公私性质，强调“抓大放小”的公有制性质前提和价值约束。正是通过股份制，才实现了多元资本参与下的市场经济可能，也激发了多种“资本类型”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的“社会主义资本”新运行模式，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农村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资本动力机制”这个“严肃事实”——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资本市场的发育、发展程度标志着市场经济的存在程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需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如果從理论教训的角度看，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往往与没有深刻意识到“资本”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紧密相关。尽管在逻辑和历史上，“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并非仅仅具有纯粹的经济属性，而是善于与某种政治形式、生活方式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特征。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给世界经济定规则的“资本文明”时代，在诸多“资本运作”的实际过程中，“资本”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实现风险依然存在。我国农村改革和股份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强有力的、稳定的“共产党的领导”，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吸纳世界文明成果，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积极成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关键问题或者核心要义，不在于任何抽象的资本批判，而在于我们能否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健全领导、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等真正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让“资本”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逻辑，可以将其归结为三个主要特征：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道”
要知道，资本以及实现“资本价值”的市场经济机制，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资本主体”分化的利益博弈逻辑及其发展路径。尤其是庞大的乡村人口决定了我国资本化、城市化发展不可能采取“完全市场化”、高消费的模式，人口、资源、环境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决定了资本逻辑必然存在着自身鲜明的约束条件。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文明”之道的实质问题，体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文明”的关系问题。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引导、利用、驾驭、制约资本力量，才有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文明属于两类“外在对立”的文明类型，而在于：要真正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量，并不能仅仅依靠纯粹的理性或理想，而是要强化生产力标准，强化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将“资本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逻辑的内部，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程度和范围，使社会主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最亮丽的风景。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度”
从逻辑内涵看，“资本文明”的合法性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做大蛋糕，并最大公平地分好蛋糕。问题在于，即使通过纯粹的资本逻辑，市场经济其实也无法实现功利主义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大资本、小资本、无资本三者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是“数量差异”，而是一种“本质差异”，属于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在强调“私有制”固化和物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领域，阶层固化、两极分化、娱乐至上、时尚陷阱等等，都需要我们对之进行理论警惕与实践批判。我们的“度”其实就是我们的主体活动的范围，须时刻警惕资本主体化的倾向，始终把资本放置于“客体”的角度和立场，将资本限制于“人民主体”的行动逻辑之内。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资本文明”的发展区间、程度控制、社会正义等诉求的内在必然性。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内在机理，就在于其给出了一个文明发展的新逻辑、新可能、新范式，试图彻底改变西方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所谓的“资本之恶”的逻辑预设，并通过激发强大的人民主体性、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力量，实现人类文明的最大限度的“共同体的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迥异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理想被识别、被追求并被实践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其给出的是一个“不忘初心、永远奋斗”的“共同体的善”，而不是“恶”。这个“善”并非道德判断，而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历史、当下现实和美好未来的一个逻辑必然要求。尽管以“恶”为根源进行各种制度设计和设想，可以更好地杜绝和防范各种可能的“偶然性”，更好地符合理性预期，但这是一种无奈的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文明”则致力于建构“善”，给予这个世界以“希望”。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如此，倡导“一带一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如此。 四、 进入新时代的“资本文明”实践诉求
我们认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逻辑，就体现为立足新时代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布局与安排。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载《求是》，2019年第10期。这两句话是如此重要，我们可以将其概述为“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实践辩证思想。为解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不平衡、不协调的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为解决国家、民族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充分发挥好“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重要作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我国资本的全球配置的能力，使我国成为全球资本枢纽、全球创新“策源地”，成为积极参与资本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资本创新能力的竞争者。
其实践诉求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资本广度和范围方面，大幅度放宽资本市场准入。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寬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放宽一系列制造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等等。
第二，在资本环境方面，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投资的条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第三，在资本创新能力方面，加强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时代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通过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四，在全球化大潮下，主动提升“资本质量”。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并相当幅度降低汽车以及其他产品的进口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而且在环保技术、人工智能、空间物理等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进行“正常合理”的贸易，提升我国资本诉求的质量和水平。只有提升资本发展质量，才可能真正持久地赢得世界的尊重，促进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
最后归结起来，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在于其越发使得“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我们认为，特朗普连续发动“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关键因素或许在于他看不到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既然这样，“贸易战”则必然成为除军事战争之外的最重要选择方案，必然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支持。针对西方文明发展所造成的“资本”与社会、文化、传统、“人”之间的巨大对抗，其所谓的“资本=资本主义”已经越发显示出其历史范围和时代局限，绝非永恒、绝对和普遍之物。因此，只有解构“资本=资本主义”的封闭、单维的结构和通道，意识到“财富资本主义化”所具有的巨大局限时，基于“资本神话”“资本形而上学”的“资本主义”威力，才可能有所消减、退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时代使命”和“历史担当”，回答了“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难题。或许只有在充分意识到中国特色文明发展的“时代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才可能在理性认知及其实践诉求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新观点、新举措，拓展“资本价值”的逻辑认知深度、广度，进而做出契合时代价值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综合判断”和积极行为。
关键词：“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 资本形而上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9-3060（2019）03-0101-13
深入反思建国七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最核心、最具有范式意义、始终绕不过去的论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致力于反思该“问题类型”的真正目的就在于，试图在理论上深度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从学术角度挖掘和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就，在实践上深刻总结“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并以此瞻望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认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主题”②。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致力于财富增长的现代文明社会而言，“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③，“资本”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依然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轴心”，是理解现代文明发展运行状态的一把钥匙。离开资本，我们就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无法理解现代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正是在“资本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时代主流”的时代语境下，尽管我们从商品、市场、货币、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商品和货币两者是资本的元素前提，但是它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发展为资本”。但反过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却决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西方亦有学者论证“资本≠资本主义”参见海尔布伦纳、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5页。马克思《资本论》的书写逻辑不是从“资本” 或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最一般、最普通、最日常的商品出发，这是一种最基础性的“存在”。但是巨大的“商品堆积”是如何实现的呢？一般认为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或者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规律”。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机制为何成为一种必须和必然呢？这里的逻辑重点和终点必然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逻辑”。在马克思时代，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三者之间具有“逻辑递进”和真正展开的现实意义。，但“资本”与“资本主义”之间彼此交叉渗透、相互确证覆盖的情形，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这也是造成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认知”差异的一个内在原因。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的核心逻辑就是：要善于与西方打交道，善于利用“资本”的力量，但我们一定不能变成“资本主义”。如果说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是围绕“资本轴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围绕“人民轴心”。我们的资本并非一个“绝对主体”概念，而是“人民主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客体”概念，其逻辑行动受到“人民主体”的约束与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说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显然是没有洞察我们的实践逻辑。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2007， p.120.这里，我们试图集中回应和回答的核心问题，并非普泛、流行和通常意义上的有关“市场经济模式”“运行机制”之诸领域这是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核心内容。，或侧重于“市场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和争论周建民：《从“市场社会”到“社会市场经济”》，载《学术学刊》，2015年第7期。，或运用“形式因”和“目的因”之类的哲学范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之哲学差异做出的区分夏国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哲学追问》，载《学术学刊》，2015年第2期。，而是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回到马克思”，集中批判资本主义最核心的矛盾命题，即“物化资本”逻辑和“人化资本”行动之间的一个最隐秘、最深层、最持久、最激烈的“资本论”难题马克思《资本论》遵循从商品到货币、资本再到资本主义的叙述逻辑，其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资本逻辑批判”。但是，资本逻辑则是通过商品、货币及其实现机制（市场经济）来完成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7页。）显然，当我们讲述“市场经济”的时候，其主体实现要素和形式，无疑已经置换成一般意义的“商品和货币”。或者反过来，当我们将“商品和货币”作为资本实现的“一般形式”时，资本的“特殊性”也就转化为“一般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就在于揭示这一“资本主义逻辑”的历史局限和文明局限，通过最彻底的“资本文明批判”和“资本文明否定”，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死亡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逻辑和现实有着本质差别但又紧密相关的理论、制度和现实运动形态，本身肩负着突破“资本主义时代逻辑”围困的历史使命。其中最突出的关键难题就在于，能否突破“资本逻辑”之于“财富锁链”的悖论关系，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基于“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路径。 我们认为，这里的“要……不要……”并非一种纯粹的主观判断和价值臆想，而是具有客观的逻辑进路。有两篇论文可直接参照，参见刘吉：《以资本的力量推动文明进程》，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7月19日;童世骏：《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7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资本运动”及其实现后果，经历了从“资本价值”的“重新发现”到“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体系的“反复探索”再到“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双重诉求”这三个阶段。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场合中，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意义”（即“关键一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金融资本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尤其是外资）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更明确地指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的大突破”，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4日。鉴于当下全球化、逆全球化、“新全球化”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深层发展，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许多论述，无不立足于新时代、新现实、新矛盾、新挑战，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逻辑，即“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实践辩证法诉求，是當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指导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中心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
一、 资本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批判思想的深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过程。众所周知，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成熟的是《资本论》的诞生。因为其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科学”角度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和伟大意义，就在于其从“资本科学”的角度，而非以“资本和劳动”二元对立的道德判断（即一般意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来揭示并批判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虚伪性、暂时性和可替代性。这意味着，任何对“时代”“文明”“发展”之类问题的探寻都不可能是纯精神、纯道德、纯哲学的框定，而必然涉及这个时代运行的内在“生产机理”。中外许多研究者皆把“价值立场”作为《资本论》研究的基本前提。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已经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走了出来，高扬人道主义、同情无产阶级已非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真实肖像。诉诸“科学化”的“武器批判”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现实化”的最突出特征，这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内在逻辑。
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是，《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而不是依然承袭之前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主标题”的做法。这对于马克思批判主题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这里包含着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进而集中于“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转换与深化。我们试图通过这一转换逻辑来说明，“资本形而上学批判”本身并非一个直接、浅显、便当的“理性哲学问题”——任何一个稍有哲学思辨能力的人，只要将“理性哲学视角”转向“经济学”即可完成——而是意味着马克思“哲学使命”的本质变化，意味着任何致力于玄虚、玄妙思想的哲学逻辑的彻底终结，意味着任何具有社会主义空想性质的理想王国的彻底覆灭。
通过清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论断。显然，这是针对欧洲宗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事实而言的，蕴含并超越了“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全部逻辑运动。在清理“宗教批判运动”中，马克思的一个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就是费尔巴哈的有关“人的解放”的学说，由此高扬“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观念。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第4页;第5页。然后，马克思将话题转向“国家哲学批判”“法哲学批判”，转向对“人的政治抽象性”的批判，将“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抨击“政治和法律”的虚假平等。⑤针对“自然法”和“无知之幕”状态下的“自由论证”，马克思明确表达出对这种抽象自由的不屑和愤怒，认为：“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在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⑥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把“批判”作为一种“哲学目的”、一种思想操练，而是致力于一种“揭露行动”。这已经表现出他的思想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批判”、迥异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特质，表现出其对于“底层民众”改革社会现实的极度关切。
在这个隐含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步转向的最初文本中，马克思提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该问题在法国和英国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而在德国则表现为“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第41页;第4950页;第255256页;第259页。这句话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揭示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特殊性”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性”的思想运动。在逻辑上，“国民经济学”并非直接等同于“政治经济学”，而是一种带有或强调“国家控制色彩”下的“权力经济学”，在其中国家充当着市场经济“保护者”“推进者”而非“守夜人”的实际角色。
毫无疑问，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将视野有意识地转向私有制、货币、工资、雇佣劳动和资本等更具“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性质的问题，而不再停留于政治批判、宗教批判、道德批判等领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私有制等同于人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自私自利的权利”，是一种“理性的独断论”。但正是这种“自利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合理机制”。②由此推断，现代社会的自我解放就必然体现为“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体现为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③具有突破“理性形而上学自我循环”的经济解放的性质。在初步提及“资本批判”的相关段落中，尽管也涉及资本合法性的制度根源（私有制）、货币、利润、竞争、市场等政治经济学批判话题，但这时的马克思尚未将“资本形而上学批判”上升至首要的或核心的高度。 直接促成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思想机缘，则是对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有关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的经济学批判，则是马克思迈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重要思想中介。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经济学立论是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性成果。马克思首先肯定蒲鲁东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意义和贡献，他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个基本前提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而蒲鲁东的贡献就在于批判了这一点，“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④正是基于“私有财产”的本质属性的确认，马克思认识到，为资本主义发财致富逻辑提供科学支持的国民经济学始终无法处理好自身与其前提（即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劳动者”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结果增强了私有财产的力量，而劳动者自身反而变得更加贫困。蒲鲁东则试图终结这一种“不自觉”状态，“蒲鲁东从国民经济学用诡辩掩盖的相反的方面出发，即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穷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那种体现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的最彰明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即贫穷、贫困的事实出发的”⑤。这样一来，基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财富逻辑必然包含着贫富的内在分化和矛盾，使得“贫穷和财富”成为一个整体，进而“无产阶级和财富”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矛盾统一体。正是由于正视“私有财产”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对于改变资本主义的“主体”即无产阶级有了全新的认识，认为绝对不能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学派”那样，将无产阶级的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解释为“神”。恰恰相反，无论是无产阶级的外观（身份、地位、生活条件）还是人性，都超出任何抽象形而上学的含义。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着力批判了蒲鲁东“私有财产”的形而上学思想，专门对其“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框架进行了清理。马克思认为，包括蒲鲁东在内的一切经济学家们，只是在分工、信用、货币、交换等固定、不变、永恒的关系下谈论各种经济关系，而没有说明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蒲鲁东希望通过祛除“资本私有制的坏处”、保留“小私有制的好处”来最终实现他所认为的“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0页。。“平等”作为蒲鲁东的理想，本身具有“人道”的含义，马克思通过解析分工、竞争和垄断、所有权的历史运动，认为蒲鲁东的所有权观念的背后隐含着小资产阶级的“土地观念”，其试图将人“束缚于自然”，离资本主义的现代运动的“资本逻辑”相距甚远。
《資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马克思在其开篇就直接把商品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认为商品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在分析完商品、货币、价值、劳动等基本范畴后，马克思再提出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研究“一般商品和货币”的目的，并非“一般意义”的经济学考察，而是为了解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体。马克思明确提出，他所反思的对象不是“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而是“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性”，即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容不是在交换、流通、消费领域中产生的，而是在现实的“工厂”中产生的。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否定了“交换、流通、消费”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特别重视蕴含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形式与资本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这种“形式”决定了“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必须指出的是，《资本论》第二、三卷强调资本生产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而不仅仅是第一卷的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限于“生产领域”，更要从“实现形式”的角度来探索资本主义运行的秘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显然，通过《资本论》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逐步深化、连续推进的论证和批判，马克思重述并深化了《共产党宣言》有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点，以科学的姿态宣布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最终被“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所替代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只有深入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逻辑”，才可能真正触及“资本时代”运动的真正内核。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反思就不能仅仅框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更要扩展到整个世界;不能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批判上，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条件下，深度挖掘“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之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深刻意义。显然，这是社会主义时代性、世界性、实践性的一个崭新命题。
二、 如何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单向锁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多次使用了“文明”“文明时代”“文明民族”“资产阶级文明”“资本的文明化”等术语，以此指认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状态”。“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文明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类似观点见童世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见上海社联编：《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亦参见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不论“资本”呈现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4页。亦参见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所谓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其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页。显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确实只存在着“单维”的资本主义，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命运必然与资本主义命运相关联。这一讨论范式符合那个时代的现实性。就当代语境而言，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推进程度的日趋深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现实”中，“资本=资本主义”“资本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之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业已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至今依然有许多工人、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在“资本英雄”被追逐、渴慕的时代，究竟该如何摆脱“敬畏资本”“崇拜资本”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学会“要与不要”的实践辩证法。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度认识资本的“文明化”及其发展限度，如果无法深度解构“资本=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就无法真正致力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任何可能，无法推进人类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市场社会主义”或者“自由的社会主义”、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及法国调节学派、北欧的福利国家理论等等，其共享的经典逻辑理路，就是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公正+市场经济效率”的新可能、新现实。“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如何发展自身，完全由市场经济机制所决定，而“政府”作为“公共行为主体”，则专注于计划和调控。这里的典型代表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南斯拉夫、匈牙利。苏东剧变后，该模式则更多地以北欧福利国家为典型代表。当然，二者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是政府计划优先，后者则是市场公正优先。就实践效果看，前者并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后者没有解决福利陷阱、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这里的“逻辑症结”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其不在于管理、决策和价值选择的一厢情愿，而在于其必须具有内在的、贯穿于“市场与社会”的中心线索，即必须针对经济共同行动的“资本逻辑”达成一种“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市场经济的“边界问题” 的讨论，其实质就在于“资本主体”的行为边界、行动逻辑的“制度确认”，而非单纯自发的“市场经济规律”的“奖惩机制”本身。
这样一来，最关键的问题就转化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以资本家作为行动者）能否突破“资本主义整体主义”或“资本主义普遍主义”的框架？在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视角下，“个体资本≠资本主义”“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思想已经成为“共识”。但马克思认为，只有将个体与其所在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相联系起来，才是问题的实质。撇开资本主义来谈论“资本”，这本身就是一种臆想和不切实际。资本主义以“现代文明”的名义，占据了“文明逻辑”的制高点，形成自我言说、自我论证的完全自洽的“闭环逻辑”。“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这恰恰是前面“资本形而上学”特征的最集中体现。正是在这个角度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论证了“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最深刻”的逻辑实质。其内在的所谓致力于普遍化的甚至超越“狭隘人类”的“基督教精神”，依然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最深层土壤和最有分量的“普世性”表达。尤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恶”后，现代西方文明确实已经开启了更为彻底的“清洗”自身罪恶的“工作”，例如福利社会、女性主义、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政治等等，促使自身以“创新文明”的姿态登临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并始终占据着、充当着人类文明的“主角”。因此，我们认为，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顺滑”的逻辑演绎，恰恰是现代西方文明得以普遍化的深层根源。深度认识、反思、解构现代西方文明“资本—资本主义”的“结构大厦”， 从逻辑上彻底批判其中的“有机联系”（以现代西方文明为代表），则是我们真正能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资本论”的最直接的理论资源。
1.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内驱动力”
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布，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全面彻底地深省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历史所具有的“超出之前全部历史总和”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存在着亚述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极其庞大的“帝国文明”形态，但这依然是一种基于狭隘“观念和体制”构建出来的“自我复制”的文明形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文明最突出的特点，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第3335页。帝国等级制和帝国权威是帝国文明最鲜明的特征。但是，“资本来到人间”，从小商品经济、高利贷、商人和地主分化出来的“资本家”，必须致力于“资本主义”而不是“个别资本”的“世界实现”。作为现代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在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神学思想时，把“资本—世俗的幸福”作为粉碎“旧世界”的强大的“斗争武器”。但是，只有当“资本”从“个别自发状态”进入到整体性的“客观物质力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资本主义的“阶级实现”才得以实现。击溃前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武器，其实就是普遍化的世界市场、到处安家落户的商品投资（投机），这里的商业力量、工业力量汇聚在一起，成为“资本文明”最鲜明、最充分的表达。“新的工业的建立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要在制造业上取得优势，就有可能彻底打破旧有狭隘、封闭的生产和生存状态，成为现实文明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②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机制，能够按照其自身的样式创造出一个“新世界”。这样一来，只有把“资本”演化为“资本主义”的绝对主体，才可能完成一个“创始者”的神话，建构出一个趋于“世界历史”的新文明的塑造者和执行者。
我们认为，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确实具有其内在的“绝对根据”。这意味着只有成为“制度实现”的“绝对主体”，才可能最大化地激发“资本价值”，通过普遍化的商品、货币市场，摧毁任何阻碍资本发育、发展的一切制度、体制和文化。试想，如果“资本”仅仅偏安于一隅，必然无法突破封建主义的窠臼。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具有决定性或转折性意义。相对于“新大陆”而言，欧洲大陆是一个陈旧的、死气沉沉的世界，即使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或城市共和国，但其力量依然不足以抵御强大的封建势力。这也就是作为“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必然起源于荷兰、英格兰岛屿的根本原因。可见，“资本现实”和“资本主义现实” 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区域实现和制度诉求。 2.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财富革命”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大众最日常、最真实、最持久的普遍追求。“资本”演变成“资本主义”的最强大的逻辑力量和巨大的文明魅力，不仅在于宏观和抽象的逻辑论证，更在于善于利用“资本—财富增值”的无限效用，建构起“资本—财富—美好生活”的逻辑承认和现实追随。将个别化的“资本现象”转向由大众化、制度化保障和支持的“致富欲望”，被认为是推动国民财富能力迅速提升的内在元素，亦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最重要元素。这样一来，致力于“发财致富”已经成为“个人和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最持久的根据，并最终转化为这样一个命题，即：财富如何生成、被理解、被熟知和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本—资本主义”接受方式的世俗化过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其金融系统所遵循的“放任”政策依然没有变化，依旧不断“合法化”地创造着虚拟财富。当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财富追逐现象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时，当“致富欲”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符号”时，这些皆以“美国梦”为象征和代表。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确实引发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存在革命”。正是基于无数大众“财富梦想”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以致整个社会生活乃至“一切因素”皆被囊括在“资本逻辑”之中。大众财富梦想必须与“资本化”的自然、社会生活等紧密相关，最终促使“虚拟财富”成为最主流的财富形式，也促使“财富机制”极度完备起来，形成了被“财富梦想”所掌控的“文明世界”。即使在遇到严重的生态灾难、人道危机时，许多精明的财富梦想家也很善于将其转变为一种投资和竞争的新领域。
我们认为，商品、市场和资本的充分发育、发展和壮大的深刻的社会根据，就在于广大民众真实的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在于深谙此道，即善于激发和迎合广大民众的“致富欲”。问题在于，这种“致富欲”的充分催发和普遍化，实质上只承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而拒绝任何“非资本条件下”的可能。实际上，资本主义“文明化”最厉害、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善于将“普遍的致富欲”与资本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出资本主义财富文明的幻象。显然，“资本财富”与“资本主义财富”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范畴，其实现程度和范围存在着本质差异。
3.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绝对自由”
如何致力于实现最充分、普遍化的资本、竞争、市场和商品化呢？显然，这需要激发“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这里的“最彻底”的实质和内容，并非“物”的商品化，而是“人”的商品化、资本化。将人的劳动能力称作人的资本化，即“人力资本”，这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概括。更确切地说，这是庸俗经济学的专业术语。马克思明确批判这一说辞是“把不同类言辞”“混为一谈”。即使该概念成立，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在这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025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把劳动能力理解为工人的资本”是极其荒谬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自启蒙运动以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只有当我们把“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一种无须给予任何前提的存在理由时，人的位置才可能被放置于一个至高無上的地位。“对于人本身的内在价值的尊重，这一价值超越任何有关国家的绝对概念。”克洛德·德尔马：《欧洲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试想一个本身极其脆弱的“个人价值”竟然超越“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在“世俗世界”无论如何是不可理喻的。显然，这种论证范式颇具神学或“最高形而上学”的特征，以至于“天赋人权”（或简称为“人权”）被视为一种“天然道义”，任何人绝对不敢质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问题是否就此终结了呢？任何“抽象”都必然需要“实体”作为支撑。而这里的“实体”，则是“资本”。只有将资本“实体化”或“形而上学化”之后，才可能支撑起“资本主义”的全部抽象观念和原则;只有意识到“资本形而上学=资本主义合法性”等式的秘密，才可能真正解构西方现代文明（全部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的真正根基。唯有如此才可能得到有分量的、批判性的审查。俞吾金：《资本诠释学》，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吴晓明教授更是将“资本形而上学”上升到“资本主义性质”的原则高度，认为任何舍弃资本形而上学的批判都必然是虚假的、辩护性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吴晓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我们认为，这种“资本”充分社会化、普遍化、形而上学化的“资本主义”，抽象掉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实质内容。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描述了被誉为“西方文明灯塔”的美国政治社会之乱象，大致包括家族政治抬头、否决政治僵局、金钱政治腐败等。这说明当“资本”发展到极致，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条件下，并非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极度发展和实现;恰恰相反，而是一种在充分“自由平等”的外表下的“资本家们”或“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彻底批判“资本”的形而上学特征，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形而上学”的真正现实底座，才可能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所谓内在的必然的逻辑演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消费时代、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避开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诅咒”，社会越来越围绕着“资本逻辑”来建构自身的总体性。我们认为，这些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确实体味到了“资本形而上学”的强大社会威力，以至于善于寻找各种“突围策略”（如文化阵地战策略、边缘化策略、否定策略、碎片化策略、非中心化策略、大拒绝策略、感性解放策略、交往理性策略、承认策略等等），这成为其重要思想内容。
4.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进步主义” 从“个别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往往被认为是“进步主义”的极致状态，是一切“终结逻辑”的内在根据。对“进步观念”的最好总结，可能莫过于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的表述。孔多塞将六个观念融合为一个综合的“进步文明观念”，即进步发生于一切领域、进步伸展于未来、反对悲观主义、进步文明的未来趋于无限的善、进步线性历史观、进步的未来的可计算性和不可避免性。见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6205页。近代日本转身为“东洋”国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在于，其最终选择了欧洲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坚持以“西洋文明为标准”，这是“世界通论”。 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进步主义”的最终确立，必须以强大的、作为客观“进步力量”的“科技进步”来做实质性的支撑。“进步主义”之所以盛行并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力量，并非依赖于抽象、高尚和执着的“科学精神”，而是通过近乎无限大的“资本价值”的加固和维持。现代西方经济学通过“进步主义”学术范式，构建起一个“资本增值” 普遍合法性、合理性的学科体系。其最终的功能和目的，就是培养出一批“精通资本科学”“为资本服务”的专家、学者、一般职员，并弘扬“资本价值”的合法性。因此，我們认为，追求“进步与科学”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进步主义”外衣之下滋长并持续繁荣的“资本普遍性”诉求，导致“资本化的科学研究领域”已经成为最显著的“科学创新”增长点。只有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单一选择路径，才可能真正“解放科学”，并使科学承担起“人类希望”之守护者的责任，真正为人类幸福服务。
由此可见，通过现代西方文明逻辑演绎中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区隔分析，可以断定“资本≠资本主义”本身并非一道简单的“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问题，而是关涉现实生活、社会实践内容的全部。资本主义将自身的“特殊资本”泛化为或转化为无须特定约束条件下的“一般资本”，抽掉了资本实现的“特殊形式”，只强调“一般内容”，“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资本主义文明化、总体化的精要之处，就在于善于打造出“资本=资本主义”的“有机逻辑体系”和社会事实关系。也就是说，一定不能把资本等同于“物”，进而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这类“物”之价值实现的现实根据。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流行着一种庸俗的、天真的“资本观”，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承担者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7878页。马克思明确指出，专注于“物”而忽视背后的关系、逻辑，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这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性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页。就现实国际化的资本运动及其关系的实现而言，一方面，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积淀，现代西方文明尽管经历了多次危机和大战，依然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典文明范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解构“资本=资本主义”，而将“反资本主义=反资本”“超越资本主义=超越资本”“资本剥削=资本主义剥削”“资本规则=资本主义规则”等教条视为真理，必然会在越来越激烈（甚至惨烈）的国际资本竞争中丧失主动性，错失制定“资本游戏规则”的机会，最终不仅导致国民经济受损，也失去了掌控未来的真正实力和可能。
三、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资本文明”逻辑
从发生逻辑上看，社会主义是在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目的之合法性恰恰在于，它不是为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幸福，而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认为，面对马克思所反复批判和警惕的强大的资本力量、资本逻辑，我们对其的态度不是逃避、摒弃和简单否定，而是必须承认财富、利润、竞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承认“资本”的重要文明作用，否则中国经济就无法走向全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原则，将资本置于“客体”地位，善于驾驭资本，大力激发资本的积极性，利用资本为提升人民的福祉服务。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最大动力和实现机制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试图提出人的主体性发展、自由追求、财富价值、生活逼迫、市场经济机制等等答案。但是，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该如何对待“资本”这个现代性难题。
发端于1978年末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以至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至全国。1982年，第一个“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纪要》，明确承包到组、到户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开启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万宝瑞：《农村改革的光辉历程与基本经验》，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23日。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后），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体系”，乡镇企业得到进一步转型、发展。1999年后，农村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发展，减轻了农民负担。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通过以上简单梳理，可以发现，最初由“小岗村”开启的“承包模式”，主要是发挥“劳动力和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基础作用，符合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是，农业本身是一个“弱质产业”，一旦“单干”与“大市场”相结合，就必然出现农业生产的无法预测的波动和风险，触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可以说，农村改革从最初拥有强大的积极性到此后长期徘徊不前，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全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广大农村经营规模化程度不足、市场反应不灵敏、公共服务能力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必然就会连续出现。 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认为，其最根本的措施就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总抓手、总任务，是“三农问题”的最新解决方案和政策升华。一方面，我们必须鼓励“资本下乡”，促使“资本和农业”的紧密结合，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促使“产业兴旺”，分享全产业链价值增值效益;另一方面，又要在乡村治理、事务管理、乡村规划、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和领域，警惕和防范“资本主义”，防止被“资本权力”所绑架，保证城乡融合、乡村文明之正道，促使广大农村能够“共享发展”。也就是说，农村改革需要“资本”的积极介入和参与，但农村改革的主体依然主要是“农民”，而不是“资本”本身。
如果从我们资本发育、深入发展的另一个逻辑起点即股份制的沿革看，股改以及由此推动的广泛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也是中国开始进入“资本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84年10月，党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也就是说，当农村改革进入正轨之后，城市改革必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但是，究竟“如何改”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实践难题。当时存在着“吴市场”和“厉股份”的激烈争论。就实践而言，放开价格、实施价格双轨制，是城市改革的重点;而股份制一直是个禁区，因为其津津乐道的“经典案例”和现实参照，无一不是私有制。显然，从外在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通过“双轨制”来激发和激活城市市场，是当时最突出的政策选择。只有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后，股份制才逐渐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最重要方式。
这里，与西方经济学对股份制的定义截然不同，我们所选择的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再是“笼统地”、不分差异地看待一切“股份分权”的所有制属性，而是首先区分公私性质，强调“抓大放小”的公有制性质前提和价值约束。正是通过股份制，才实现了多元资本参与下的市场经济可能，也激发了多种“资本类型”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的“社会主义资本”新运行模式，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农村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资本动力机制”这个“严肃事实”——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资本市场的发育、发展程度标志着市场经济的存在程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需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如果從理论教训的角度看，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往往与没有深刻意识到“资本”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紧密相关。尽管在逻辑和历史上，“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并非仅仅具有纯粹的经济属性，而是善于与某种政治形式、生活方式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特征。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给世界经济定规则的“资本文明”时代，在诸多“资本运作”的实际过程中，“资本”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实现风险依然存在。我国农村改革和股份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强有力的、稳定的“共产党的领导”，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吸纳世界文明成果，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积极成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关键问题或者核心要义，不在于任何抽象的资本批判，而在于我们能否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健全领导、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等真正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让“资本”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逻辑，可以将其归结为三个主要特征：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道”
要知道，资本以及实现“资本价值”的市场经济机制，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资本主体”分化的利益博弈逻辑及其发展路径。尤其是庞大的乡村人口决定了我国资本化、城市化发展不可能采取“完全市场化”、高消费的模式，人口、资源、环境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决定了资本逻辑必然存在着自身鲜明的约束条件。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文明”之道的实质问题，体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文明”的关系问题。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引导、利用、驾驭、制约资本力量，才有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文明属于两类“外在对立”的文明类型，而在于：要真正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量，并不能仅仅依靠纯粹的理性或理想，而是要强化生产力标准，强化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将“资本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逻辑的内部，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程度和范围，使社会主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最亮丽的风景。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度”
从逻辑内涵看，“资本文明”的合法性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做大蛋糕，并最大公平地分好蛋糕。问题在于，即使通过纯粹的资本逻辑，市场经济其实也无法实现功利主义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大资本、小资本、无资本三者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是“数量差异”，而是一种“本质差异”，属于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在强调“私有制”固化和物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领域，阶层固化、两极分化、娱乐至上、时尚陷阱等等，都需要我们对之进行理论警惕与实践批判。我们的“度”其实就是我们的主体活动的范围，须时刻警惕资本主体化的倾向，始终把资本放置于“客体”的角度和立场，将资本限制于“人民主体”的行动逻辑之内。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资本文明”的发展区间、程度控制、社会正义等诉求的内在必然性。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内在机理，就在于其给出了一个文明发展的新逻辑、新可能、新范式，试图彻底改变西方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所谓的“资本之恶”的逻辑预设，并通过激发强大的人民主体性、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力量，实现人类文明的最大限度的“共同体的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迥异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理想被识别、被追求并被实践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其给出的是一个“不忘初心、永远奋斗”的“共同体的善”，而不是“恶”。这个“善”并非道德判断，而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历史、当下现实和美好未来的一个逻辑必然要求。尽管以“恶”为根源进行各种制度设计和设想，可以更好地杜绝和防范各种可能的“偶然性”，更好地符合理性预期，但这是一种无奈的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文明”则致力于建构“善”，给予这个世界以“希望”。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如此，倡导“一带一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如此。 四、 进入新时代的“资本文明”实践诉求
我们认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逻辑，就体现为立足新时代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布局与安排。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载《求是》，2019年第10期。这两句话是如此重要，我们可以将其概述为“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实践辩证思想。为解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不平衡、不协调的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为解决国家、民族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充分发挥好“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重要作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我国资本的全球配置的能力，使我国成为全球资本枢纽、全球创新“策源地”，成为积极参与资本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资本创新能力的竞争者。
其实践诉求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资本广度和范围方面，大幅度放宽资本市场准入。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寬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放宽一系列制造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等等。
第二，在资本环境方面，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投资的条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第三，在资本创新能力方面，加强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时代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通过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四，在全球化大潮下，主动提升“资本质量”。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并相当幅度降低汽车以及其他产品的进口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而且在环保技术、人工智能、空间物理等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进行“正常合理”的贸易，提升我国资本诉求的质量和水平。只有提升资本发展质量，才可能真正持久地赢得世界的尊重，促进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
最后归结起来，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在于其越发使得“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我们认为，特朗普连续发动“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关键因素或许在于他看不到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既然这样，“贸易战”则必然成为除军事战争之外的最重要选择方案，必然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支持。针对西方文明发展所造成的“资本”与社会、文化、传统、“人”之间的巨大对抗，其所谓的“资本=资本主义”已经越发显示出其历史范围和时代局限，绝非永恒、绝对和普遍之物。因此，只有解构“资本=资本主义”的封闭、单维的结构和通道，意识到“财富资本主义化”所具有的巨大局限时，基于“资本神话”“资本形而上学”的“资本主义”威力，才可能有所消减、退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时代使命”和“历史担当”，回答了“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难题。或许只有在充分意识到中国特色文明发展的“时代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才可能在理性认知及其实践诉求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新观点、新举措，拓展“资本价值”的逻辑认知深度、广度，进而做出契合时代价值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综合判断”和积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