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大批示威者闯入美国国会，导致严重骚乱，社交媒体被认为在这起暴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8日，脸书公司宣布将无限期冻结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脸书和Instagram账号，随后推特公司以“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行为的风险”为由宣布对特朗普账号进行永久封禁，并关闭了上千个被认为是“右翼宣传平台”的账号。随后，美国右翼群体转战其他社交媒体平台，Parler等部分非主流平台流量和注册量激增。1月12日，美互联网巨头亚马逊宣布将停止Parler平台赖以运营的云服务，导致Parler几乎所有代码、数据等数字资产和数千万用户账号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引发轩然大波。社交网络平台是否有权封禁国家领导人言论？是否有权破坏和没收数字资产？这些问题引发广泛争议。

美互联网平台独大引发各国担忧

　　对于此次封禁在任国家领导人账号的行为，推特与脸书等平台称其主要依据为在推特与脸书等平台注册账号时的平台用户规则，其中明确规定不得利用有关平台“煽动暴力”。用户在注册账号时点击同意，即代表用户应遵守该条款，无论其是否为国家领导人。虽然这一说辞得到了欧美主流媒体的认可，但仍旧引发了多方质疑。
　　1月1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表示，“言论自由是重要的基本权利，这项基本权利可以通过法律和立法机构进行限制，而不应受到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法国财长勒梅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亦声称：“监管数字空间是应该的，但不应由互联网巨头来做。”多国领导人对美国互联网平台的担忧，折射出了美互联网平台在全世界“独大”的影响力。像脸书、推特等已经成为在全球拥有20多亿用户的超级大平台，各国在获得社交网络便利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交网络除了社交功能外还发挥着公共辩论“场所”的职能，若这一场所为其他国家或机构所掌控，其后果不言而喻。
　　实际上，脸书、推特等美国社交网络巨头掌握的巨大政治影响力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警惕。2016年，“剑桥分析”丑闻引发全球舆论哗然。据媒体爆料，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自1994年起便藉由互联网干预他国选举获取巨额利润，涉及全球30多个国家。可以说，这一事件直接推动欧洲出台史上最严格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也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开始重视互联网企业“反垄断”问题。

带来社会治理难题

　　除了干预政治以外，当下社交网络生态亦带来了公共意见的分裂和网络极端思想的泛滥。尤其是社交网络群组引发的“回声室效应”以及由网络推送规则导致的“信息茧房”，进一步加剧了人们意见的分裂。
　　“回声室效应”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以夸张甚至扭曲的方式不断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人们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信息茧房”则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致使自己的思想像被蚕茧包裹似地束缚起来，并反映到言论与行为的方方面面。由于社交网络具有建立群组的功能，使得许多人依照兴趣和观点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群组，平台也设计了基于兴趣进行推送的算法机制。此类功能本意在于促进兴趣交流和信息获取，但是若涉及政治、族群等领域，就会带来政治与社会问题。
　　非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使得社交网络生态固有的“回声室效应”与“信息茧房”问题更加凸显。在过去十年里，非主流的社交网络平台持续发展，它们多标榜自己为主流社交网络平台的替代者，如Parler、NewsMax、Gab、Minds、Signal、MeWe、DLive、4Chan等。纵观这些网站平台，其大多观点偏激，如“白人至上”、“新纳粹”、气候变化怀疑论与极端环保主义、针对不同宗教与种族民族群体的极端排外主义等。一方面，通过加剧社会群体的意见分歧，社交网络平台能够获得不断增长的流量，从而得到资本青睐。另一方面，各种怀有极端思想的人以这些平台为“基地”聚集在一起，可以藉此扩大影响力。这就导致非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与极端思想之间出现了“共生共荣”和“相互促进”关系，其影响力也迅速向主流社交网络平台扩散。
　　社交网络的“部落化”与非主流社交媒体的发展也给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态带来了重大影响，使得部分国家的政党与政治势力开始通过迎合和利用这些网络群体的意见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2018年巴西总统大选期间，许多巴西右翼政治网页因违反网站仇恨言论规则而被封禁。为了继续进行政治宣传，这些网站的管理员开始推广Gab和Parler作为替代平台，以至于巴西人成为Gab和Parler用户的第二大群体。而英国脱欧、美国右翼政治的兴起，以及多国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风潮，背后可以说都有社交网络的推波助澜。
　　社交网络上极端思想的泛滥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近年美国、新西兰等地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乃至华人的枪击案、“独狼”袭击、杀人案与伤害事件等愈演愈烈，其背后多有社交网络上各种阴谋论推波助澜。在网络生态治理方面，中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并不代表相关问题与中国无关，中国亦是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阴谋论和污蔑言论的受害者。由于长期以来西方媒体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国外一些群体所认知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认知鸿沟”，社交媒体无序发展的弊端更加剧了这些群体对中国的偏见。
　　当下，国外主流社交网络平台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得不开始频繁采取“删帖”等舆论控制措施，试图控制极端言论，如启动事实核查程序、从算法推荐中删除违反规范的群组、使用机器学习系统来加强内容审核力度从而更迅速地检测仇恨言论和其他恶意内容等。一些新兴社交网络平台如Discord等还提出要建立“投票删帖”功能，将审核极端言论的权力交还给用户。美主流社交网络在监管方面的转变恰恰说明，其之前采取的过于宽松乃至无边界的“言论自由”政策是不可取的，只能带来分裂与动荡。
　　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各地对于网络社交的需求激增，使得社交网络几乎成为跨国、跨地区交流的“必需品”。在这一背景下，社交媒体无序发展带来的少数平台独大、数据过度集中问题，以及“回声室效应”等也引起了普遍关注。如何平衡互联网平台的商业属性和社交网络的政治與公益属性，对极端和有害言论进行治理，已经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话题。对此，国际社会应充分认识到社交网络上偏激言论的有害性，在多边主义与相关治理机制的框架下，摒弃政治偏见，一视同仁地进行社交网络的规范与治理，维护各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及国际社会的团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