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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尤其离不开专业化职业农民的示范引领作用，职业农民专业化是解决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创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缺乏难题的有效举措。当前，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如具备一定的生长土壤，已经开始谨慎尝试;职业认同初步形成，职业素养有所提升;社会环境逐渐向好，政策氛围突显正能量;现有认知水准较高，未来意愿理性切实等。但是，职业农民专业化也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瓶颈，如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组织观念有待增强;市场竞争意识较弱，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环境优化尚有空间，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专业技能有待提高，开拓精神亟需弘扬等。要破解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困境，提升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质量，必须完善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组织条件，提高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素养水准，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环境氛围，增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
关键词：乡村振兴;职业农民;专业化
基金项目：铜仁学院科学研究重大招标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武陵山片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研究”（铜政发〔2018〕11号）
中图分类号：F32;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1-0040-08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则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助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重大举措。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就是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打造美丽乡村、幸福农民、活力農业为着力点，切实解决好“振兴什么”、“谁来振兴”、“怎么振兴”三个核心问题①。而解决这三个核心问题，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尤其离不开专业化职业农民的示范引领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武陵民族地区为例，探究包括广大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现状，并提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创新理路。
一般来说，职业农民的专业化会受到教育层次、专业类别、农业生产投入、认知态度、职业操守、市场环境、政策法规、保障措施、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充分了解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现状，我们将影响和观测职业农民专业化状况的各种因素归结为基础条件、素养水平、环境氛围、培育意愿四大类别，并紧扣这四大类别设置了45个问题。然后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实地考察与现场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湖北的恩施，湖南的吉首、怀化、娄底、邵阳，贵州的铜仁、遵义，重庆的酉阳等地的118个乡镇发放了2000份调查问卷。结果回收问卷1675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278份，问卷回收率与有效率分别为83.8%、63.9%。最后，我们用SPSS 23统计软件对所采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
一、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调查表明，从基础条件、素养水平、环境氛围、培育意愿等方面看，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基础条件：具备一定的生长土壤，已经开始谨慎尝试
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主要由职业农民的身体状况、来源特征、农业生产投入状况、组织化程度、技术使用情况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规模等因素构成。它是支撑职业农民专业化有效发展的基本要求，是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进程有效展开的核心制约因素。
调查发现，武陵民族地区大多数职业农民集中在30—59岁这个年龄段（占总人数的77.7%），男性职业农民明显居多（占总人数的62.4%），青壮年及男性职业农民居于主体地位。不仅如此，大多职业农民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61.7%）和高中（24.3%）层次;职业农民所学专业为农学类的占到了21.0%;96.4%的职业农民处于身体健康和非常健康状态;60.2%的职业农民是由长期务农的留守农民演变而来的。这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生长具备一定的土壤，这是其专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调查还发现，分别有22.8%、27.7%、22.6%和14.9%的职业农民经常使用农业机械、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些职业农民还参加了种植大户（45.8%）、养殖大户（24.3%）、家庭农场（36.3%）和专业合作社（24.6%）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但是，这些职业农民的农业生产投入总额主要集中在20万元以下（68.3%）、20—40万元（10.1%）等类别。他们参加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大多处于初期创业发展阶段，聘用期超过6个月的固定员工不足3人的占53.4%、3—5人的占28.2%，6—10人、11—15人、16—20人、20人以上的分别占9.9%、3.0%、1.9%和3.6%。这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已经开始起步，但还处于谨慎尝试期，呈现出典型的探索性发展特征。
（二）素养水平：职业认同初步形成，职业素养有所提升
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素养水平是通过职业认同以及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和市场意识等职业素养来加以体现的。
从职业认同来看，当问及“对于职业农民这一职业，您的个人认知是什么”时，有超过1/4（占比为26.4%）的调查对象认为“农民是一份较好的职业，具有好的发展前程”。当问到“职业农民的社会地位如何”时，有16.3%的调查对象认为职业农民的地位“较高”和“非常高”。与此同时，当问到“您是否愿意您的后辈继续当职业农民”时，有15.0%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当问到“您是否拥有职业农民资格相关证书”时，有22.9%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是”。这说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职业农民”这一新型职业正逐步被大家所认同。
从职业素养来看，职业农民已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和市场意识。一是管理能力成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关注要点。如，52.4%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了解“国家相关支农惠农政策”，13.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经常运用法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23.2%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能“较为精确地进行成本与收益核算”，分别有22.1%和21.8%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会把“重视农业生产设备更新”和“注重依托现代化农业科技”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重点。二是技术水平成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诉求目标。当问及“您是否获得过农业职业技能鉴定”时，有17.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是”。当问到“您对现代计算机或移动通讯互联网技术的掌握程度”时，也分别有7.0%和2.8%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较好”和“非常好”地掌握了现代计算机或移动通讯互联网技术。还有5.2%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能熟练运用最新科技”，有28.9%和2.7%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较好”和“非常好”地掌握了当前所应运用的农业生产技术。三是市场意识成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重要内容。当问到“如果面向市场生产，您的底线是什么”时，有37.8%和20.5%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按照市场标准规范农业生产”和“提供高于市场标准的高质量农产品”。当问到“您所生产的产品销售渠道是什么”时，16.6%和7.2%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通过合作社售卖”和“自己开店销售”。还有48.8%的调查对象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会选择“求助专业人员”。当问到“您认为品牌对于您当前所生产的产品来说重要性如何”时，也有47.6%和20.2%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重要”和“非常重要”。 （三）环境氛围：社会环境逐渐向好，政策氛围突显正能量
职业农民专业化的有效推进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氛围。就武陵民族地区的职业农民而言，其专业化既需有利的发展环境，又需要切实的政策支持。
就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而言，当问及“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时，更多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与个体自身有关的“资金不足”（71.7%）、“个人技术能力不足”（52.8%）、“信息不足”（35.9%）、“土地规模过小”（34.2%）、“劳动力不足”（32.6%），选择与社会环境有关的“市场体系不完善”、“公共服务不足”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的分别只占26.3%、18.8%和16.3%。当问及“您所在地的非农业发展水平如何”时，有7.7%和1.4%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较高”和“很高”。当问及“您所在地的城镇化水平如何”时，有10.9%和1.5%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较高”和“很高”。当问到“您所在地的农技服务水平如何”时，也有10.3%和1.7%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较高”和“很高”。这说明，目前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市场经营环境、社会服务体系等已初步成型，能基本满足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要求。
就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氛围而言，当问及“您所接受的扶持情况”时，有42.9%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接受过技术支持，38.1%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接受过金融信贷方面的支持，36.7%的調查对象表示自己接受过税收优惠，30.2%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接受过信息方面的支持。当问到“您所在地的农村信贷服务情况如何”时，有17.3%和3.2%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较好”和“很好”。当问到“您所在地的社会保障措施是否健全”时，也有41.6%和3.0%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健全”和“很健全”。当问及“所在地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和“所在地政府的培训政策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时，分别有19.8%和35.5%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地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较高”和“所在地政府的培训政策比较符合实际需要”。这说明，当前的政策氛围突显的是正能量，有利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
（四）培育意愿：现有认知水准较高，未来意愿理性切实
培育意愿是判断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愿景的重要观测指标，它一般包含现有的认知水平和未来的发展意愿两大内容。这可以集中地从职业农民对培训工作的理解和期望上来观察。
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现有认知水平来看，当问及“您对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相关培训是否了解”时，分别有21.7%和1.8%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这说明当前武陵民族地区的部分职业农民是了解国家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所开展的有关工作的。不仅如此，当问到“您是否接受过农业系统的相关培训”时，也有34.5%的调查对象回答说自己接受过。当问到“您认为有效的培训方式是什么”时，有54.7%的调查对象认为“培养学习及创新能力”最为有效，然后是“跟踪指导服务与精确帮扶结合”和“生产实践与实用技术理论相结合”，分别占47.9%和45.2%。这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现有认知已达到较高水准，这为其专业化发展进程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
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未来发展意愿来看，分别有63.6%和61.3%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专项技术和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41.3%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1—7天之内的培训时长，其发展意愿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当问到“您愿意接受培训的内容”时，分别有64.8%和60.8%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而从培训地点来看，调查对象最为看重的仍然是田间地头或家中，其比例分别高达48.9%和41.2%。至于教学方式，则有72.3%的调查对象喜欢现场指导。这表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意愿比较理性，能结合现实情况和发展目标来科学规划自己的发展蓝图。
二、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困境及其成因
诚如上述，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正逐渐迈上新台阶，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研究同时也发现，该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还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瓶颈。
（一）基础条件：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组织观念有待增强
基础条件是支撑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基本要求。但研究发现，那些支撑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基础条件尚有许多亟待夯实和完善之处。
从经营规模层面来看，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农业生产投入总额大多在40万元以下（占78.4%）。不仅如此，当问到“您参与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多少聘用期超过6个月的固定员工”时，有53.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不足3人”，这说明当前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经营规模还比较小，亟待拓展和扩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及昂贵的物流成本增加了预算开支，压缩了职业农民的创业空间，降低了职业农民的创业信心。如，当问到“您参与了哪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时，选择“农产品加工与销售龙头企业”和“农产品仓储与物流龙头企业”的人数仅占4.1%和4.8%。另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相对单一的信息采集方式及产品销售渠道扼杀了职业农民向外拓展业务及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动机。再加上宗族、血亲、习俗、乡情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最终促成了这一经营格局的形成。
从组织观念层面来看，尽管分别有46.6%、24.8%、37.0%和25.0%的职业农民参加了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但也有许多职业农民未参加任何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占比最高的群体是那些长期在家务农的传统农民（59.6%）。这一现象不难理解，既然是传统农民，自然摆脱不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束缚，难免会表现出目光短浅、自私守旧、思想狭隘、自由散漫等性格特点。再加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类没有法律效力的民间组织，缺乏必要的组织凝聚力，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统一价格、质量、包装、销售等功效，结果致使许多农民走向了农产品自产自销的道路。这种组织化状况和观念与以增长方式集约化、生产绩效高优化、经营管理市场化、生产组织社会化等为外在表征的现代农业的要求格格不入，必然会严重影响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质量。因此，要实现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努力提升职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强化职业农民的组织观念势在必行。 （二）素养水平：市场竞争意识较弱，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当前，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素养水平离其专业化发展目标尚有一段距离。首先，职业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尚比较淡薄。如，当问及职业农民“面向市场生产时的底线”时，有19.3%和22.4%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无所谓，只要能赚钱”和“基本做到消费者不出事”。当问到“您所生产的产品销售渠道是什么”时，有43.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自己拿到附近集市售卖”。当问及“品牌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影响”时，有32.2%的调查对象认为品牌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不重要或无所谓。当问及“自己愿意接受的培训内容”时，也只有9.2%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接受“营销技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市场竞争方面的培训内容。还有90.1%的调查对象“基本不了解”和“一般了解”现代计算机或移动通讯互联网技术。上述种种，均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尚比较薄弱，没有上升到足够的认识高度。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其对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自身的市场主体意识尚没有完全觉醒。二是受较低文化素养等的影响，许多职业农民的思想不够解放，小农意识浓厚，内卷化现象严重，存在较严重的输血式依赖思想。三是职业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对资本和组织存在不正确认识，品牌意识尚处于萌芽阶段。
除了市场竞争意识较弱之外，职业农民的经营管理水平也亟待提升。众所周知，政策的了解程度、法规的运用情况、成本的核算频率、生产的创新水平等均是衡量职业农民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观测指标②。但研究发现，有47.6%的调查对象不了解国家的相关支农惠农政策，愿意接受农业政策培训的调查对象仅为32.5%，53.1%的调查对象“从不”和“很少”运用法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愿意接受法律法规培训的调查对象仅占24.9%，38.4%的调查对象“从不核算”和“较少核算”生产成本与收益情况。另外，当问到“您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着重点在哪”时，有37.3%的调查对象表示会按照传统习惯组织生产，选择依托现代化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调查对象仅占21.8%，占比明显偏低。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经营管理水平尚不够理想。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因应该是政策层面的短板和自身层面的不足。其中，政策层面的短板有：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惠农政策在实施中被打了折扣;小微企業的认证工作较少辐射到家庭农场;帮扶政策并没有涉及到产业扶贫等。职业农民自身层面的不足包括：法律意识不强，较注重人情关系;市场意识不浓，只懂生产不懂经营;创新动力不强，只关注国家的项目帮扶等。
（三）环境氛围：环境优化尚有空间，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诚如上述，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是需要特定社会环境和政策氛围支撑的。虽然武陵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氛围总体上并不妨碍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但依然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83.6%的调查对象认为职业农民的社会地位“一般”和“十分低下”，43.3%的调查对象不愿意自己的后辈继续当职业农民，39.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的非农业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和“较低”，30.0%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和“很差”。不仅如此，当问及“您所在地的农技服务水平如何”时，有35.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的农技服务水平“相当落后”和“较低”，比认为自己所在地的农技服务水平“较高”和“很高”的调查对象多出了23.2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环境的改善还有较大的空间。
除此之外，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氛围也有待优化。如，有29.3%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的农村信贷服务水平“较低”和“很差”，出现了信贷政策不够灵活等问题。政府在技术支撑、销售以及后续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到位、难到位、少到位等现象，致使26.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很低”和“较低”，出现了“只管种，不管销”、“没有进行跟踪服务”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对职业农民的认可尚没有上升到足够的高度;二是职业农民的实际经济收益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三是农村的城镇化水平、农技服务水平等尚没有达到足够支撑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高度;四是农村的信贷政策、支农力度、社保措施等跟不上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要求。
（四）培育意愿：专业技能有待提高，开拓精神亟需弘扬
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亟需在专业技能和开拓精神等方面加大重视力度。统计表明，有82.7%的调查对象没有经过农业职业技能鉴定，52.8%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技术能力不足，16.1%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较差，63.6%和61.3%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专项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这说明，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进程面临着严重的专业技能不足之困扰。
不仅如此，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还受到开拓精神欠缺等因素的制约。如当问及“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使用情况”时，有64.5%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农业机械，64.4%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新品种，57.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新技术，59.4%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新设备。不仅如此，愿意接受创业培训的调查对象也仅占33.3%，愿意接受就业创业和经营管理技能培训的对象仅占27.2%和21.7%。这些均说明职业农民的创新精神尚待培育。
可见，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受到了专业技能不足和开拓精神欠缺等弊端的掣肘。而导致这些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文化水平不高和培训意愿不强等自身层面的原因，也有法规体系不健全、服务意识不浓厚等政府层面的因素，甚至还有市场竞争不规范、保障措施滞后等社会层面的影响。因此，如何提升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育职业农民的开拓精神等，成为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 1. 规范认定工作，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市场环境。要破除农民的身份属性，加强职业农民的认定工作。一是要本着政府主导、农民自愿和因地制宜、分类认定等原则，以职业素养水平、教育培訓情况、知识技能水准、生产经营规模和生产经营效益等为参考要素⑥，明确职业属性分类及不同层级的认定标准，全面完成农民由身份名称向职业名称的转变。二是以材料审核、建档立册、证书发放等组织服务工作为抓手，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等组织机构为实施主体，依托大数据资源平台，建立职业农民信息库及电子化认证流程，不断规范职业农民的认定程序。三是以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主体，建立认证工作协调机构，出台相关帮扶政策，确保认证工作的经费投入。同时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职业农民认证工作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四是构建扶持政策体系。要积极争取组织、人社、发改、财政、金融等部门的支持，探索构建职业农民扶持政策体系，将财政补贴资金、示范推广项目、土地流转政策、金融社保支持等与职业农民认定工作挂钩，提高认定工作的吸引力、含金量和认可度。⑦
2. 完善法规制度，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政策环境。要按照职业农民的职业属性，建立健全有助于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法规制度。一是建立健全职业农民专项法律法规，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统一城乡劳动用工制度，破解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无法可依的困境。二是建立目标考核制度，探索“能进能出”机制。要形成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农产品加工、信息化水平、绿色发展等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并通过网络化、数据化管理方式，定期对入库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情况进行核查、统计和更新，实行动态化管理。三是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进程，厘清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者的关系，确立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法律地位，为职业农民通过入股、抵押、担保和流转等形式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法律保障，进而帮助职业农民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营造有利于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法律环境。四是建立优先支持及利益共享驱动机制，推进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向职业农民倾斜。要在考察学习、项目申报、金融信贷、评奖评优、品牌认证等方面给予职业农民优先权。要通过旅游引领型、产业带动型、盘活存量型、股份合作型等利益共享模式，将村集体及农户自愿投入的各类资产折股量化，确保村集体及农户的资产收益。
3. 加大宣传力度，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舆论氛围。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舆论氛围，一是在社会舆论导向上予以适当倾斜，每年树立一批先进人物典型，将党和政府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法律、法规等传递给职业农民，让他们真心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之情。二是充分依托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在不断宣传职业农民队伍建设重要性及职业农民培训工作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上⑧，加强培训特色优势和办学成果的宣传，营造全社会重视、关注、办好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良好氛围。三是明晰职业农民定位，予以身份认可和职业认定。要从国家层面对职业农民进行身份确认，并对其专业范围、标准体系、职业责任、职业精神、道德规范等予以新的定义，在专业评定上给予一定的职称和荣誉，助推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⑨。
（四）增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
诚如上述，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进程受到其专业技能不足和开拓精神欠缺等弊端的掣肘，而这一弊端的产生与职业农民培训意愿不强有密切关联。因此，创新培训模式，增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显得十分重要。
1. 转变培训思路，增强培训对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吸引力。一是在培训定位上，要在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围绕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以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和懂农业、懂管理、懂市场的新农民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目标，建构集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于一体的新型培育体系，从顶层设计上做好职业农民培训的定位工作。二是在培训组织上，应建立由本地区农业主管部门牵头，人资社保、财政、共青团、工会、妇联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领导机构⑩，形成聚合培训机构、科研院所、技术推广机构、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多方面资源，能满足职业农民多层次、多形式、广覆盖、常态化培训需求的教育体系{11}。三是在培训内容上，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及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产业办班，根据市场设课，坚持按需施教，针对乡村新业态发展的关键技术及市场竞争的新形势，有选择地开展培训工作。四是在培训对象上，要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建立职业农民信息资源库，锁定重点关注对象，实行动态调控管理，为那些能起示范效应、带头作用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重点群体量身定制培训内容，进而通过培训吸引力的不断提升来促进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进程。
2. 创新培训手段，增强培训对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实效性。一是围绕乡村产业的发展来优化培训形式。可采取小班化、常态化、专题化等培训形式，依托产业主管部门开办基础培训、示范培训、专题培训等班次，使培养、服务与使用融为一体，真正实现立足产业、依托产业、服务产业的要求，进而有效避免和预防培训过程中的“高原现象”{12}。二是围绕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需求来创设培训模块。要针对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特点，以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农民田间学校等为依托，采取理论与实践、课堂教学与现场体验观摩相结合等方式，着力强化田间课堂，努力完善“菜单式”培训，积极开展典型引路式培训{13}，分层分类分级培训。三是围绕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成效来评判培训质量。可在培训工作结束后，利用微博、微信等在线交流工具，随机组织专家对培训对象进行跟踪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增进学员和培训老师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交流，提升培训工作的实效性。 四、结语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又是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大舉措。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专业化职业农民的担当，因为职业农民专业化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培育乡村振兴主体的有效途径，是国家精准脱贫成果可持续化及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只有实现了包括广大民族地区在内的职业农民的高度专业化，才能有效满足以绿色生态化等为特征的乡村新业态的发展需求及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裂变式变革的要求，解决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创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缺乏等问题，进而助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这就意味着，今后随着职业农民培养供给侧和农村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以及农村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工作的不断推进，必定会需求大批基于某一既定专业或某种专项技能，以“化”字为突破口，以纵向延伸上的“精且深”和横向拓展上的“宽且通”等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诉求的专业化的职业农民{14}。而完善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组织条件、提高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素养水准、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环境氛围、增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等，正是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能繁荣农村经济、振兴乡村社会、建设美丽家园的专业化职业农民，进而在大批熟悉现代农业基本特性和乡村价值体系、对农业农村具有深厚情感的专业化职业农民的不断供给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15}
注释：
① 梁成艾：《地方高校教育政策的价值意蕴及创新诉求——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之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② 梁成艾、陈俭：《武陵山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③ 松阳县农业局：《关于进一步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调研报告》，《松阳新闻网》2018年6月30日。
④ 梁成艾等：《德国高校案例式教学设计对中国“金课”教改的启示与借鉴》，《铜仁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⑤ 潘军：《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15日。
⑥ 高玉峰等：《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探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8年第10期。
⑦ 肖俊彦：《构建培育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框架》，《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21期。
⑧ 吴易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湖南省平江县和醴陵市的实证分析》，《职业技术教育》2014年第7期。
⑨ 罗青：《福建武夷山市星愿有机茶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一心委员：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中国农民合作社》2017年第4期。
⑩ 黄瑞玲、安二中：《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市民职业技术培训组织管理机制研究》，《职教论坛》2016年第12期。
{11} 刘丹、胡蝶：《略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湖北农业科学》2018年第9期。
{12} 罗超：《论教师培训的“高原现象”与应对策略——基于教师培训活动组织的视角分析》，《当代教育论坛》2019年第3期。
{13} 陈艽：《尊重农民学习习惯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创新》，《浙江农业科学》2014年第10期。
{14} 梁成艾：《“职业农民”概念的历史溯源与现代扩张——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之视角》，《农村经济》2018年第12期。
{15} 梁成艾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农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之视角》，《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梁成艾，铜仁学院教育学院教授，贵州铜仁，554300。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乡村振兴;职业农民;专业化
基金项目：铜仁学院科学研究重大招标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武陵山片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研究”（铜政发〔2018〕11号）
中图分类号：F32;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1-0040-08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则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助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重大举措。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就是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打造美丽乡村、幸福农民、活力農业为着力点，切实解决好“振兴什么”、“谁来振兴”、“怎么振兴”三个核心问题①。而解决这三个核心问题，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尤其离不开专业化职业农民的示范引领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武陵民族地区为例，探究包括广大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现状，并提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创新理路。
一般来说，职业农民的专业化会受到教育层次、专业类别、农业生产投入、认知态度、职业操守、市场环境、政策法规、保障措施、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充分了解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现状，我们将影响和观测职业农民专业化状况的各种因素归结为基础条件、素养水平、环境氛围、培育意愿四大类别，并紧扣这四大类别设置了45个问题。然后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实地考察与现场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湖北的恩施，湖南的吉首、怀化、娄底、邵阳，贵州的铜仁、遵义，重庆的酉阳等地的118个乡镇发放了2000份调查问卷。结果回收问卷1675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278份，问卷回收率与有效率分别为83.8%、63.9%。最后，我们用SPSS 23统计软件对所采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
一、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调查表明，从基础条件、素养水平、环境氛围、培育意愿等方面看，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基础条件：具备一定的生长土壤，已经开始谨慎尝试
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基础条件主要由职业农民的身体状况、来源特征、农业生产投入状况、组织化程度、技术使用情况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规模等因素构成。它是支撑职业农民专业化有效发展的基本要求，是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进程有效展开的核心制约因素。
调查发现，武陵民族地区大多数职业农民集中在30—59岁这个年龄段（占总人数的77.7%），男性职业农民明显居多（占总人数的62.4%），青壮年及男性职业农民居于主体地位。不仅如此，大多职业农民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61.7%）和高中（24.3%）层次;职业农民所学专业为农学类的占到了21.0%;96.4%的职业农民处于身体健康和非常健康状态;60.2%的职业农民是由长期务农的留守农民演变而来的。这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生长具备一定的土壤，这是其专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调查还发现，分别有22.8%、27.7%、22.6%和14.9%的职业农民经常使用农业机械、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些职业农民还参加了种植大户（45.8%）、养殖大户（24.3%）、家庭农场（36.3%）和专业合作社（24.6%）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但是，这些职业农民的农业生产投入总额主要集中在20万元以下（68.3%）、20—40万元（10.1%）等类别。他们参加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大多处于初期创业发展阶段，聘用期超过6个月的固定员工不足3人的占53.4%、3—5人的占28.2%，6—10人、11—15人、16—20人、20人以上的分别占9.9%、3.0%、1.9%和3.6%。这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已经开始起步，但还处于谨慎尝试期，呈现出典型的探索性发展特征。
（二）素养水平：职业认同初步形成，职业素养有所提升
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素养水平是通过职业认同以及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和市场意识等职业素养来加以体现的。
从职业认同来看，当问及“对于职业农民这一职业，您的个人认知是什么”时，有超过1/4（占比为26.4%）的调查对象认为“农民是一份较好的职业，具有好的发展前程”。当问到“职业农民的社会地位如何”时，有16.3%的调查对象认为职业农民的地位“较高”和“非常高”。与此同时，当问到“您是否愿意您的后辈继续当职业农民”时，有15.0%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当问到“您是否拥有职业农民资格相关证书”时，有22.9%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是”。这说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职业农民”这一新型职业正逐步被大家所认同。
从职业素养来看，职业农民已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和市场意识。一是管理能力成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关注要点。如，52.4%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了解“国家相关支农惠农政策”，13.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经常运用法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23.2%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能“较为精确地进行成本与收益核算”，分别有22.1%和21.8%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会把“重视农业生产设备更新”和“注重依托现代化农业科技”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重点。二是技术水平成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诉求目标。当问及“您是否获得过农业职业技能鉴定”时，有17.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是”。当问到“您对现代计算机或移动通讯互联网技术的掌握程度”时，也分别有7.0%和2.8%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较好”和“非常好”地掌握了现代计算机或移动通讯互联网技术。还有5.2%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能熟练运用最新科技”，有28.9%和2.7%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较好”和“非常好”地掌握了当前所应运用的农业生产技术。三是市场意识成为职业农民专业化的重要内容。当问到“如果面向市场生产，您的底线是什么”时，有37.8%和20.5%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按照市场标准规范农业生产”和“提供高于市场标准的高质量农产品”。当问到“您所生产的产品销售渠道是什么”时，16.6%和7.2%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通过合作社售卖”和“自己开店销售”。还有48.8%的调查对象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会选择“求助专业人员”。当问到“您认为品牌对于您当前所生产的产品来说重要性如何”时，也有47.6%和20.2%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重要”和“非常重要”。 （三）环境氛围：社会环境逐渐向好，政策氛围突显正能量
职业农民专业化的有效推进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氛围。就武陵民族地区的职业农民而言，其专业化既需有利的发展环境，又需要切实的政策支持。
就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而言，当问及“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时，更多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与个体自身有关的“资金不足”（71.7%）、“个人技术能力不足”（52.8%）、“信息不足”（35.9%）、“土地规模过小”（34.2%）、“劳动力不足”（32.6%），选择与社会环境有关的“市场体系不完善”、“公共服务不足”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的分别只占26.3%、18.8%和16.3%。当问及“您所在地的非农业发展水平如何”时，有7.7%和1.4%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较高”和“很高”。当问及“您所在地的城镇化水平如何”时，有10.9%和1.5%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较高”和“很高”。当问到“您所在地的农技服务水平如何”时，也有10.3%和1.7%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较高”和“很高”。这说明，目前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市场经营环境、社会服务体系等已初步成型，能基本满足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要求。
就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氛围而言，当问及“您所接受的扶持情况”时，有42.9%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接受过技术支持，38.1%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接受过金融信贷方面的支持，36.7%的調查对象表示自己接受过税收优惠，30.2%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接受过信息方面的支持。当问到“您所在地的农村信贷服务情况如何”时，有17.3%和3.2%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较好”和“很好”。当问到“您所在地的社会保障措施是否健全”时，也有41.6%和3.0%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健全”和“很健全”。当问及“所在地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和“所在地政府的培训政策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时，分别有19.8%和35.5%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在地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较高”和“所在地政府的培训政策比较符合实际需要”。这说明，当前的政策氛围突显的是正能量，有利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
（四）培育意愿：现有认知水准较高，未来意愿理性切实
培育意愿是判断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愿景的重要观测指标，它一般包含现有的认知水平和未来的发展意愿两大内容。这可以集中地从职业农民对培训工作的理解和期望上来观察。
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现有认知水平来看，当问及“您对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相关培训是否了解”时，分别有21.7%和1.8%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这说明当前武陵民族地区的部分职业农民是了解国家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所开展的有关工作的。不仅如此，当问到“您是否接受过农业系统的相关培训”时，也有34.5%的调查对象回答说自己接受过。当问到“您认为有效的培训方式是什么”时，有54.7%的调查对象认为“培养学习及创新能力”最为有效，然后是“跟踪指导服务与精确帮扶结合”和“生产实践与实用技术理论相结合”，分别占47.9%和45.2%。这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现有认知已达到较高水准，这为其专业化发展进程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
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未来发展意愿来看，分别有63.6%和61.3%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专项技术和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41.3%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1—7天之内的培训时长，其发展意愿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当问到“您愿意接受培训的内容”时，分别有64.8%和60.8%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而从培训地点来看，调查对象最为看重的仍然是田间地头或家中，其比例分别高达48.9%和41.2%。至于教学方式，则有72.3%的调查对象喜欢现场指导。这表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意愿比较理性，能结合现实情况和发展目标来科学规划自己的发展蓝图。
二、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困境及其成因
诚如上述，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正逐渐迈上新台阶，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研究同时也发现，该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还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瓶颈。
（一）基础条件：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组织观念有待增强
基础条件是支撑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基本要求。但研究发现，那些支撑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基础条件尚有许多亟待夯实和完善之处。
从经营规模层面来看，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农业生产投入总额大多在40万元以下（占78.4%）。不仅如此，当问到“您参与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多少聘用期超过6个月的固定员工”时，有53.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不足3人”，这说明当前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经营规模还比较小，亟待拓展和扩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及昂贵的物流成本增加了预算开支，压缩了职业农民的创业空间，降低了职业农民的创业信心。如，当问到“您参与了哪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时，选择“农产品加工与销售龙头企业”和“农产品仓储与物流龙头企业”的人数仅占4.1%和4.8%。另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相对单一的信息采集方式及产品销售渠道扼杀了职业农民向外拓展业务及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动机。再加上宗族、血亲、习俗、乡情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最终促成了这一经营格局的形成。
从组织观念层面来看，尽管分别有46.6%、24.8%、37.0%和25.0%的职业农民参加了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但也有许多职业农民未参加任何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占比最高的群体是那些长期在家务农的传统农民（59.6%）。这一现象不难理解，既然是传统农民，自然摆脱不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束缚，难免会表现出目光短浅、自私守旧、思想狭隘、自由散漫等性格特点。再加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类没有法律效力的民间组织，缺乏必要的组织凝聚力，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统一价格、质量、包装、销售等功效，结果致使许多农民走向了农产品自产自销的道路。这种组织化状况和观念与以增长方式集约化、生产绩效高优化、经营管理市场化、生产组织社会化等为外在表征的现代农业的要求格格不入，必然会严重影响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质量。因此，要实现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努力提升职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强化职业农民的组织观念势在必行。 （二）素养水平：市场竞争意识较弱，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当前，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素养水平离其专业化发展目标尚有一段距离。首先，职业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尚比较淡薄。如，当问及职业农民“面向市场生产时的底线”时，有19.3%和22.4%的调查对象分别选择了“无所谓，只要能赚钱”和“基本做到消费者不出事”。当问到“您所生产的产品销售渠道是什么”时，有43.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自己拿到附近集市售卖”。当问及“品牌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影响”时，有32.2%的调查对象认为品牌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不重要或无所谓。当问及“自己愿意接受的培训内容”时，也只有9.2%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接受“营销技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市场竞争方面的培训内容。还有90.1%的调查对象“基本不了解”和“一般了解”现代计算机或移动通讯互联网技术。上述种种，均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尚比较薄弱，没有上升到足够的认识高度。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其对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自身的市场主体意识尚没有完全觉醒。二是受较低文化素养等的影响，许多职业农民的思想不够解放，小农意识浓厚，内卷化现象严重，存在较严重的输血式依赖思想。三是职业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对资本和组织存在不正确认识，品牌意识尚处于萌芽阶段。
除了市场竞争意识较弱之外，职业农民的经营管理水平也亟待提升。众所周知，政策的了解程度、法规的运用情况、成本的核算频率、生产的创新水平等均是衡量职业农民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观测指标②。但研究发现，有47.6%的调查对象不了解国家的相关支农惠农政策，愿意接受农业政策培训的调查对象仅为32.5%，53.1%的调查对象“从不”和“很少”运用法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愿意接受法律法规培训的调查对象仅占24.9%，38.4%的调查对象“从不核算”和“较少核算”生产成本与收益情况。另外，当问到“您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着重点在哪”时，有37.3%的调查对象表示会按照传统习惯组织生产，选择依托现代化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调查对象仅占21.8%，占比明显偏低。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经营管理水平尚不够理想。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因应该是政策层面的短板和自身层面的不足。其中，政策层面的短板有：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惠农政策在实施中被打了折扣;小微企業的认证工作较少辐射到家庭农场;帮扶政策并没有涉及到产业扶贫等。职业农民自身层面的不足包括：法律意识不强，较注重人情关系;市场意识不浓，只懂生产不懂经营;创新动力不强，只关注国家的项目帮扶等。
（三）环境氛围：环境优化尚有空间，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诚如上述，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是需要特定社会环境和政策氛围支撑的。虽然武陵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氛围总体上并不妨碍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但依然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83.6%的调查对象认为职业农民的社会地位“一般”和“十分低下”，43.3%的调查对象不愿意自己的后辈继续当职业农民，39.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的非农业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和“较低”，30.0%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和“很差”。不仅如此，当问及“您所在地的农技服务水平如何”时，有35.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的农技服务水平“相当落后”和“较低”，比认为自己所在地的农技服务水平“较高”和“很高”的调查对象多出了23.2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环境的改善还有较大的空间。
除此之外，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氛围也有待优化。如，有29.3%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的农村信贷服务水平“较低”和“很差”，出现了信贷政策不够灵活等问题。政府在技术支撑、销售以及后续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到位、难到位、少到位等现象，致使26.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地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很低”和“较低”，出现了“只管种，不管销”、“没有进行跟踪服务”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对职业农民的认可尚没有上升到足够的高度;二是职业农民的实际经济收益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三是农村的城镇化水平、农技服务水平等尚没有达到足够支撑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高度;四是农村的信贷政策、支农力度、社保措施等跟不上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要求。
（四）培育意愿：专业技能有待提高，开拓精神亟需弘扬
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亟需在专业技能和开拓精神等方面加大重视力度。统计表明，有82.7%的调查对象没有经过农业职业技能鉴定，52.8%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技术能力不足，16.1%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较差，63.6%和61.3%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专项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这说明，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进程面临着严重的专业技能不足之困扰。
不仅如此，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还受到开拓精神欠缺等因素的制约。如当问及“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使用情况”时，有64.5%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农业机械，64.4%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新品种，57.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新技术，59.4%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新设备。不仅如此，愿意接受创业培训的调查对象也仅占33.3%，愿意接受就业创业和经营管理技能培训的对象仅占27.2%和21.7%。这些均说明职业农民的创新精神尚待培育。
可见，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受到了专业技能不足和开拓精神欠缺等弊端的掣肘。而导致这些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文化水平不高和培训意愿不强等自身层面的原因，也有法规体系不健全、服务意识不浓厚等政府层面的因素，甚至还有市场竞争不规范、保障措施滞后等社会层面的影响。因此，如何提升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育职业农民的开拓精神等，成为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 1. 规范认定工作，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市场环境。要破除农民的身份属性，加强职业农民的认定工作。一是要本着政府主导、农民自愿和因地制宜、分类认定等原则，以职业素养水平、教育培訓情况、知识技能水准、生产经营规模和生产经营效益等为参考要素⑥，明确职业属性分类及不同层级的认定标准，全面完成农民由身份名称向职业名称的转变。二是以材料审核、建档立册、证书发放等组织服务工作为抓手，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等组织机构为实施主体，依托大数据资源平台，建立职业农民信息库及电子化认证流程，不断规范职业农民的认定程序。三是以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为主体，建立认证工作协调机构，出台相关帮扶政策，确保认证工作的经费投入。同时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职业农民认证工作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四是构建扶持政策体系。要积极争取组织、人社、发改、财政、金融等部门的支持，探索构建职业农民扶持政策体系，将财政补贴资金、示范推广项目、土地流转政策、金融社保支持等与职业农民认定工作挂钩，提高认定工作的吸引力、含金量和认可度。⑦
2. 完善法规制度，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政策环境。要按照职业农民的职业属性，建立健全有助于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法规制度。一是建立健全职业农民专项法律法规，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统一城乡劳动用工制度，破解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无法可依的困境。二是建立目标考核制度，探索“能进能出”机制。要形成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农产品加工、信息化水平、绿色发展等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并通过网络化、数据化管理方式，定期对入库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情况进行核查、统计和更新，实行动态化管理。三是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进程，厘清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者的关系，确立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法律地位，为职业农民通过入股、抵押、担保和流转等形式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法律保障，进而帮助职业农民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营造有利于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法律环境。四是建立优先支持及利益共享驱动机制，推进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向职业农民倾斜。要在考察学习、项目申报、金融信贷、评奖评优、品牌认证等方面给予职业农民优先权。要通过旅游引领型、产业带动型、盘活存量型、股份合作型等利益共享模式，将村集体及农户自愿投入的各类资产折股量化，确保村集体及农户的资产收益。
3. 加大宣传力度，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舆论氛围。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舆论氛围，一是在社会舆论导向上予以适当倾斜，每年树立一批先进人物典型，将党和政府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法律、法规等传递给职业农民，让他们真心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之情。二是充分依托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在不断宣传职业农民队伍建设重要性及职业农民培训工作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上⑧，加强培训特色优势和办学成果的宣传，营造全社会重视、关注、办好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良好氛围。三是明晰职业农民定位，予以身份认可和职业认定。要从国家层面对职业农民进行身份确认，并对其专业范围、标准体系、职业责任、职业精神、道德规范等予以新的定义，在专业评定上给予一定的职称和荣誉，助推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⑨。
（四）增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
诚如上述，武陵民族地区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进程受到其专业技能不足和开拓精神欠缺等弊端的掣肘，而这一弊端的产生与职业农民培训意愿不强有密切关联。因此，创新培训模式，增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显得十分重要。
1. 转变培训思路，增强培训对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吸引力。一是在培训定位上，要在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围绕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以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和懂农业、懂管理、懂市场的新农民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目标，建构集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于一体的新型培育体系，从顶层设计上做好职业农民培训的定位工作。二是在培训组织上，应建立由本地区农业主管部门牵头，人资社保、财政、共青团、工会、妇联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领导机构⑩，形成聚合培训机构、科研院所、技术推广机构、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多方面资源，能满足职业农民多层次、多形式、广覆盖、常态化培训需求的教育体系{11}。三是在培训内容上，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及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产业办班，根据市场设课，坚持按需施教，针对乡村新业态发展的关键技术及市场竞争的新形势，有选择地开展培训工作。四是在培训对象上，要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建立职业农民信息资源库，锁定重点关注对象，实行动态调控管理，为那些能起示范效应、带头作用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重点群体量身定制培训内容，进而通过培训吸引力的不断提升来促进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进程。
2. 创新培训手段，增强培训对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实效性。一是围绕乡村产业的发展来优化培训形式。可采取小班化、常态化、专题化等培训形式，依托产业主管部门开办基础培训、示范培训、专题培训等班次，使培养、服务与使用融为一体，真正实现立足产业、依托产业、服务产业的要求，进而有效避免和预防培训过程中的“高原现象”{12}。二是围绕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需求来创设培训模块。要针对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特点，以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农民田间学校等为依托，采取理论与实践、课堂教学与现场体验观摩相结合等方式，着力强化田间课堂，努力完善“菜单式”培训，积极开展典型引路式培训{13}，分层分类分级培训。三是围绕职业农民专业化的发展成效来评判培训质量。可在培训工作结束后，利用微博、微信等在线交流工具，随机组织专家对培训对象进行跟踪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增进学员和培训老师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交流，提升培训工作的实效性。 四、结语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又是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大舉措。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专业化职业农民的担当，因为职业农民专业化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培育乡村振兴主体的有效途径，是国家精准脱贫成果可持续化及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只有实现了包括广大民族地区在内的职业农民的高度专业化，才能有效满足以绿色生态化等为特征的乡村新业态的发展需求及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裂变式变革的要求，解决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创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缺乏等问题，进而助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这就意味着，今后随着职业农民培养供给侧和农村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以及农村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工作的不断推进，必定会需求大批基于某一既定专业或某种专项技能，以“化”字为突破口，以纵向延伸上的“精且深”和横向拓展上的“宽且通”等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诉求的专业化的职业农民{14}。而完善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组织条件、提高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素养水准、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环境氛围、增强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培育意愿等，正是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能繁荣农村经济、振兴乡村社会、建设美丽家园的专业化职业农民，进而在大批熟悉现代农业基本特性和乡村价值体系、对农业农村具有深厚情感的专业化职业农民的不断供给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15}
注释：
① 梁成艾：《地方高校教育政策的价值意蕴及创新诉求——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之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② 梁成艾、陈俭：《武陵山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③ 松阳县农业局：《关于进一步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调研报告》，《松阳新闻网》2018年6月30日。
④ 梁成艾等：《德国高校案例式教学设计对中国“金课”教改的启示与借鉴》，《铜仁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⑤ 潘军：《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15日。
⑥ 高玉峰等：《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探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8年第10期。
⑦ 肖俊彦：《构建培育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框架》，《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21期。
⑧ 吴易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湖南省平江县和醴陵市的实证分析》，《职业技术教育》2014年第7期。
⑨ 罗青：《福建武夷山市星愿有机茶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一心委员：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中国农民合作社》2017年第4期。
⑩ 黄瑞玲、安二中：《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市民职业技术培训组织管理机制研究》，《职教论坛》2016年第12期。
{11} 刘丹、胡蝶：《略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湖北农业科学》2018年第9期。
{12} 罗超：《论教师培训的“高原现象”与应对策略——基于教师培训活动组织的视角分析》，《当代教育论坛》2019年第3期。
{13} 陈艽：《尊重农民学习习惯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创新》，《浙江农业科学》2014年第10期。
{14} 梁成艾：《“职业农民”概念的历史溯源与现代扩张——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之视角》，《农村经济》2018年第12期。
{15} 梁成艾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农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之视角》，《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梁成艾，铜仁学院教育学院教授，贵州铜仁，554300。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