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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上一篇关于海外作家陈谦的评论中，我说读陈谦的小说，第一个感觉是好看、抓人。读陈河的小说，也给人同样印象。这或许是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一个共同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往往都有自身戏剧性人生经历的折射，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都非常重视作品的可读性。与其他海外作家相比，陈河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一点不逊色。出生于1958年的陈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兵回来后一方面在国企上班，一方面从事写作，虽然生活安稳，写作也小有成就，却感觉看不到生活与写作的真正前景。1994年，陈河随亲戚到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有一次发生意外被武装人员绑架。在被关押后的第五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段经历用文筆记录下来。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重新开始创作，第一部作品《被绑架者说》就在2006年的《当代》发出，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中央电视台也曾以“被绑架的作家”为题讲述他的经历。十余年来，陈河基本做到每年出一部长篇或中短篇小说集，笔耕不辍，获奖无数，成就了自己的传奇艺术人生。
陈河的小说主要聚焦于三类题材，一类是当代中国人的海外传奇经历，比如他的长篇小说《致命的远行》《在暗夜中欢笑》，中篇小说《黑白电影的城市》《去斯可比的路》《义乌之囚》等;另外一类是东南亚抗日题材小说，比如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短篇《怡保之夜》等。第三类是其他历史题材作品，比如长篇小说《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中篇小说《天空之镜》等。
对于陈河来说，小说的可读性是非常重要的，写出好看的纯文学作品一直是他的追求，“我从骨子里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纯文学作家，也一直坚持用非常纯正的方法去写小说。但我始终觉得，不管写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的小说，首先一定要好看，不要搞得很晦涩，让读者看不进去。我们现在是一个商业社会，读者看你的书，不但要花钱买，还要花时间看，这些都是投入，如果到头来人家发现很不好看，也没有什么愉快的享受，从一个作家的职业道德角度来说，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写作时时刻刻都会提醒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要让人看得下去。当然一本书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很嗨，一个情节过后可以平静一下，但下一个情节还是要有它的精彩，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好看的小说不一定就是通俗的小说，好的纯文学小说也应该是好看的”。
因此，对于这三类作品，他都努力发掘其戏剧性与可读性。在第一类海外传奇作品中，首先在人物的设置上，他往往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设置为与自己经历有一定重合程度的人物，或者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这些人物及小说情节往往会使读者联系到作者及其周边海外人群，联想到他们海外经历的传奇性，从而产生好奇感与阅读的期待。陈河在文坛复出的第一部作品《被绑架者说》就是以自己在阿尔巴尼亚被绑架的经历为蓝本，带有自叙传与非虚构色彩。陈河的作品往往化用周边人群的经历或者将海外新闻的主角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些题材往往本身就具备很强的戏剧性，加上作者的润色改造，戏剧性更为突出，内涵更加深刻。比如中篇小说《碉堡》，“今年初，我在出版了长篇《外苏河之战》之后，想到要写一个中篇。我手头有几个初步的构思，都是想了几年没想出个头绪的‘烂尾楼’。走投无路间，又想起了阿尔巴尼亚的往事。上面说到虽然把那段经历的门关了，几年来都没打开这扇门，但是总觉得这个门里还有几个人物被关在里面，他们经常会在里面敲打着门扇。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是一个从国内被招到阿国的下岗大学生。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倒霉蛋。娶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姑娘，后来却被赶出家门。核心情节是他阿尔巴尼亚妻子在他回国时宣布他得萨斯（非典）死亡，把他的物品当街烧掉，他到地拉那后进不了家门。这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一直没让我忘记，我这些年还听到他的一些新的事情，说他最后在义乌生存了下去，开了家出口代理的公司”。这个小说人物原型的经历就颇具戏剧性。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么狠心的妻子，居然让远归的丈夫吃闭门羹，还宣布他的虚假死讯。这里显然涉及到跨国婚姻背后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所造成的戏剧性。既然涉及到隔阂问题，作者将主人公所藏身的地点设置在废弃的碉堡里面，围绕碉堡又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系列戏剧性情节：男主人公阿礼与女主人公秀莲在碉堡里的私会、秀莲老公四德报警后阿礼在碉堡被抓、阿礼回国经商成功后在中国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碉堡等等。“碉堡”本身所寓含的孤独、隔膜等内涵与作品的戏剧性情节巧妙地融合为一体，“我一直注重写有现代气息的小说，总要在小说里植入某种象征或者隐喻。而我运气不错，这个隐喻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存在，那就是他藏身的碉堡。一九九四年我到阿尔巴尼亚经商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大街上和居民区里到处可见的水泥碉堡。对于碉堡我是熟悉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有句话叫备战备荒为人民，全国都在挖防空洞挖战壕。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好朋友阿尔巴尼亚，他们学习中国，而且做得更夸张，把碉堡修得遍地都是。我去那里时阿国社会制度已经改变了，不再和西方国家为敌。碉堡已经用不上了，但是拆不掉，成了丢弃垃圾的地方，个别改成厕所。事隔这么多年，我没想到会用‘碉堡’这两个字作为我小说的题目。这样小说就有了一个副题，就是这个世界是充满隔膜的，人和人，家庭和家庭，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每一个体都自成碉堡。”
《丹河峡谷》的故事素材既有作者自己亲眼所见，也有来自新闻的题材。这篇作品主要表现华人在海外生存立足艰难的一面，“他的事会让我想起移民毕竟是一件悲伤的事，尽管那些暴发富豪可以买下温哥华多伦多豪华大宅，一掷千金，但你还是一个失去家园背井离乡的人，本质上和一两百年前头上留着长辫子到美国淘金修铁路的华工没区别。我亲眼看见过刚刚到达多伦多的一家人，男主人第一天就以头撞墙痛哭，说自己干吗要移民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这不算严重的，有几年我总是看到一些新移民自杀案例，连续看到有新移民从高楼上跳下来。其中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美国名牌大学核物理学博士跳下401公路大桥自杀，更引起很大的社会舆论关注”。新闻中的核物理学博士在小说中化身为一个在加拿大混得很不如意的博士奚百岭，高不成低不就，在国外无法获得专业方面的认可，回国又不甘心，最后选择了悲剧性的结局。小说的另外一个主人公，“我”也属于在国外不得意的人群，本来是金融高管，到国外却只能从事非自己专业的房产销售，而且做得不好，最终选择了加入加拿大军队，通过他国军人这一尴尬的身份来谋求生存、立足。这些或来自作者亲历、或作者眼见为实、或来自新闻的海外华人传奇性经历自然能够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二
陈河看重作品的可读性，但绝不满足于此。经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浪潮的陈河不可避免地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康拉德、卡夫卡、卡尔维诺等诸多现代主义大师的影响，力求作品的象征性与深度表达。作为一个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陈河的思想底蕴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世界想象”情结，这种情结以不同形式沉淀在陈河的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在今时今日则以一种“不合时宜”的英雄主义展现出来。借助于新的文化视野以及对时代精神症候的深层次理解，陈河将内心的“世界想象”情结转化为一种当今时代稀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使得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往往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色彩，但却又自有其动人的魅力。
在谈到自己重新写作的契机时，除了被绑架时的想法，陈河还特别提到他在阿尔巴尼亚看到的少女米拉雕像，“但是在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比如《脚印》《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所以到了阿尔巴尼亚总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到阿尔巴尼亚第一年，有一次去边境的城市，那个城市跟希腊挨着。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结果去了以后，进入那个城堡以后看到那边有一棵树，下面有一个少女的雕像，后来我问说这个少女雕像是什么意思，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少女雕像就是《宁死不屈》米拉的塑像，就是电影里主人公的原形。当时为这个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宁死不屈》这个电影，当时在七十年代就看过，那是一个很远的记忆，我1994年的时候到了国外，又接触到电影里的原型，当时觉得蛮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他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就提到这段经历。可以说，米拉的雕像唤醒了陈河的“革命”记忆，她所寓含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成为他此后小说创作的精神基调，贯穿在他后来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或者说，我们可以将陈河的作品理解为，海外传奇或战争奇观为本，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为底，这也是为什么陈河认为战争文学中最重要的不是战争的原因，比如他表现一代年轻人参加抗美援越战争的长篇小说《外苏河之战》就以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为重心，以人物的心路历程为重心，战争只是表现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载体，“如果《外苏河之战》写成像《高山下的花环》那样一个战斗英雄的故事，没什么意思。以前我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觉得那几个漂亮姑娘在和德国人战斗的时候一个个死去，这个表现非常有人性。但是后来再去看，觉得还是太煽情了，而且很不真实，并没有深刻之处。《西线无战事》也非常经典，但是它完全否定战争，写成一个荒诞的错误，我也不能像它那样写，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不像他们，是有理想的。所以最后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从一个年轻人——主人公赵淮海的成长的角度去写，战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战争无非是小说的背景”。
陈河的中篇小说新作《天空之镜》基本上以作者近年到玻利维亚寻访格瓦拉牺牲之地的真实经历为底本，穿插当年格瓦拉及其战友牺牲的真实经过。无论是对格瓦拉，还是对他的战友，带有中国人血统的奇诺，陈河的叙述态度更多是欣赏、仰慕他们身上焕发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光芒，而不是针对其具体行为是否合理。同样，在《义乌之囚》中，主人公查理在生意成功后却要做格瓦拉式的英雄，自有其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动人光芒与悲剧魅力。
三
对于自己所要表现的素材，陈河总要沉淀一段时间，寻求最合适的叙述方式与作品题旨的凝聚，希望借助作品意象或人物形象表达更深层次的哲理意蕴。比如《碉堡》，通过寻求到“碉堡”这一意象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隔膜的主题意蕴，也表达了人作为孤独个体生存在世间的哲理思考。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往往都曾经对存在主义哲学着迷不已，尼采、克尔凯郭尔、萨特、波伏娃等人激发了一代人对人生选择的不确定性与人性的悖谬的思考。陈河也不例外，包括他的出国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他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潜在影响而做出的人生选择。存在主义哲学的迷人之处正在于一方面承认人这一个体的有限性与存在的悖谬性，另一方面又鼓励人面对存在的悖谬做出主动的选择，并认为作为个体的这一主动选择与担当表现了人性的一种尊严。陈河的作品中也常常借助人物表达这种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思考与抉择，从而给予读者更深层次的审美满足。比如，在《丹河峡谷》的创作谈里，陈河说道：“事实上，我很早就有想把這几个故事写出来的打算，有过好几个构思，但总是觉得困难重重。我觉得我面对的题材里有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对自由和生死的探讨，你得往深处写，而不是去写一些离奇故事，写一个新闻串烧。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方案，总还是力不从心，无法完成这个小说。思考了十年之后，我的思路并没有高明起来。但我有一天想通了，就顺着人物本身的行为趋势去写吧，也不要想表现太多的东西。这样把目标降低了，倒为小说的完成提供了可能性。我把上面所提到的人物放到一个故事里，他们都是‘不合时宜’的人。我尽量让人物根据内心或者说是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激情，在面对困境时做出选择。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说你这不是在玩存在主义那一套吗？说得没错，我的确是想在小说里注入一些哲学的思考，只是做得还不够好。加缪《局外人》那样的境界，一般作者是达不到的。”陈河不满足于提供一个简单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小说，他希望通过作品完成对人物命运的深层次思考，完成对生与死、爱与恨、人的价值感、尊严感、幸福感等重大人生命题的思考。
他做到了。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文学评论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篇小说选刊》2014—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评委、汪曾祺文学奖评委。主编“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在场丛书、海南作家实力榜丛书、“锐势力”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丛书。
在上一篇关于海外作家陈谦的评论中，我说读陈谦的小说，第一个感觉是好看、抓人。读陈河的小说，也给人同样印象。这或许是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一个共同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往往都有自身戏剧性人生经历的折射，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都非常重视作品的可读性。与其他海外作家相比，陈河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一点不逊色。出生于1958年的陈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兵回来后一方面在国企上班，一方面从事写作，虽然生活安稳，写作也小有成就，却感觉看不到生活与写作的真正前景。1994年，陈河随亲戚到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有一次发生意外被武装人员绑架。在被关押后的第五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段经历用文筆记录下来。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重新开始创作，第一部作品《被绑架者说》就在2006年的《当代》发出，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中央电视台也曾以“被绑架的作家”为题讲述他的经历。十余年来，陈河基本做到每年出一部长篇或中短篇小说集，笔耕不辍，获奖无数，成就了自己的传奇艺术人生。
陈河的小说主要聚焦于三类题材，一类是当代中国人的海外传奇经历，比如他的长篇小说《致命的远行》《在暗夜中欢笑》，中篇小说《黑白电影的城市》《去斯可比的路》《义乌之囚》等;另外一类是东南亚抗日题材小说，比如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短篇《怡保之夜》等。第三类是其他历史题材作品，比如长篇小说《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中篇小说《天空之镜》等。
对于陈河来说，小说的可读性是非常重要的，写出好看的纯文学作品一直是他的追求，“我从骨子里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纯文学作家，也一直坚持用非常纯正的方法去写小说。但我始终觉得，不管写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的小说，首先一定要好看，不要搞得很晦涩，让读者看不进去。我们现在是一个商业社会，读者看你的书，不但要花钱买，还要花时间看，这些都是投入，如果到头来人家发现很不好看，也没有什么愉快的享受，从一个作家的职业道德角度来说，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写作时时刻刻都会提醒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要让人看得下去。当然一本书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很嗨，一个情节过后可以平静一下，但下一个情节还是要有它的精彩，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好看的小说不一定就是通俗的小说，好的纯文学小说也应该是好看的”。
因此，对于这三类作品，他都努力发掘其戏剧性与可读性。在第一类海外传奇作品中，首先在人物的设置上，他往往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设置为与自己经历有一定重合程度的人物，或者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这些人物及小说情节往往会使读者联系到作者及其周边海外人群，联想到他们海外经历的传奇性，从而产生好奇感与阅读的期待。陈河在文坛复出的第一部作品《被绑架者说》就是以自己在阿尔巴尼亚被绑架的经历为蓝本，带有自叙传与非虚构色彩。陈河的作品往往化用周边人群的经历或者将海外新闻的主角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些题材往往本身就具备很强的戏剧性，加上作者的润色改造，戏剧性更为突出，内涵更加深刻。比如中篇小说《碉堡》，“今年初，我在出版了长篇《外苏河之战》之后，想到要写一个中篇。我手头有几个初步的构思，都是想了几年没想出个头绪的‘烂尾楼’。走投无路间，又想起了阿尔巴尼亚的往事。上面说到虽然把那段经历的门关了，几年来都没打开这扇门，但是总觉得这个门里还有几个人物被关在里面，他们经常会在里面敲打着门扇。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是一个从国内被招到阿国的下岗大学生。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倒霉蛋。娶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姑娘，后来却被赶出家门。核心情节是他阿尔巴尼亚妻子在他回国时宣布他得萨斯（非典）死亡，把他的物品当街烧掉，他到地拉那后进不了家门。这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一直没让我忘记，我这些年还听到他的一些新的事情，说他最后在义乌生存了下去，开了家出口代理的公司”。这个小说人物原型的经历就颇具戏剧性。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么狠心的妻子，居然让远归的丈夫吃闭门羹，还宣布他的虚假死讯。这里显然涉及到跨国婚姻背后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所造成的戏剧性。既然涉及到隔阂问题，作者将主人公所藏身的地点设置在废弃的碉堡里面，围绕碉堡又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系列戏剧性情节：男主人公阿礼与女主人公秀莲在碉堡里的私会、秀莲老公四德报警后阿礼在碉堡被抓、阿礼回国经商成功后在中国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碉堡等等。“碉堡”本身所寓含的孤独、隔膜等内涵与作品的戏剧性情节巧妙地融合为一体，“我一直注重写有现代气息的小说，总要在小说里植入某种象征或者隐喻。而我运气不错，这个隐喻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存在，那就是他藏身的碉堡。一九九四年我到阿尔巴尼亚经商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大街上和居民区里到处可见的水泥碉堡。对于碉堡我是熟悉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有句话叫备战备荒为人民，全国都在挖防空洞挖战壕。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好朋友阿尔巴尼亚，他们学习中国，而且做得更夸张，把碉堡修得遍地都是。我去那里时阿国社会制度已经改变了，不再和西方国家为敌。碉堡已经用不上了，但是拆不掉，成了丢弃垃圾的地方，个别改成厕所。事隔这么多年，我没想到会用‘碉堡’这两个字作为我小说的题目。这样小说就有了一个副题，就是这个世界是充满隔膜的，人和人，家庭和家庭，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每一个体都自成碉堡。”
《丹河峡谷》的故事素材既有作者自己亲眼所见，也有来自新闻的题材。这篇作品主要表现华人在海外生存立足艰难的一面，“他的事会让我想起移民毕竟是一件悲伤的事，尽管那些暴发富豪可以买下温哥华多伦多豪华大宅，一掷千金，但你还是一个失去家园背井离乡的人，本质上和一两百年前头上留着长辫子到美国淘金修铁路的华工没区别。我亲眼看见过刚刚到达多伦多的一家人，男主人第一天就以头撞墙痛哭，说自己干吗要移民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这不算严重的，有几年我总是看到一些新移民自杀案例，连续看到有新移民从高楼上跳下来。其中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美国名牌大学核物理学博士跳下401公路大桥自杀，更引起很大的社会舆论关注”。新闻中的核物理学博士在小说中化身为一个在加拿大混得很不如意的博士奚百岭，高不成低不就，在国外无法获得专业方面的认可，回国又不甘心，最后选择了悲剧性的结局。小说的另外一个主人公，“我”也属于在国外不得意的人群，本来是金融高管，到国外却只能从事非自己专业的房产销售，而且做得不好，最终选择了加入加拿大军队，通过他国军人这一尴尬的身份来谋求生存、立足。这些或来自作者亲历、或作者眼见为实、或来自新闻的海外华人传奇性经历自然能够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二
陈河看重作品的可读性，但绝不满足于此。经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浪潮的陈河不可避免地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康拉德、卡夫卡、卡尔维诺等诸多现代主义大师的影响，力求作品的象征性与深度表达。作为一个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陈河的思想底蕴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世界想象”情结，这种情结以不同形式沉淀在陈河的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在今时今日则以一种“不合时宜”的英雄主义展现出来。借助于新的文化视野以及对时代精神症候的深层次理解，陈河将内心的“世界想象”情结转化为一种当今时代稀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使得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往往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色彩，但却又自有其动人的魅力。
在谈到自己重新写作的契机时，除了被绑架时的想法，陈河还特别提到他在阿尔巴尼亚看到的少女米拉雕像，“但是在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比如《脚印》《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所以到了阿尔巴尼亚总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到阿尔巴尼亚第一年，有一次去边境的城市，那个城市跟希腊挨着。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结果去了以后，进入那个城堡以后看到那边有一棵树，下面有一个少女的雕像，后来我问说这个少女雕像是什么意思，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少女雕像就是《宁死不屈》米拉的塑像，就是电影里主人公的原形。当时为这个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宁死不屈》这个电影，当时在七十年代就看过，那是一个很远的记忆，我1994年的时候到了国外，又接触到电影里的原型，当时觉得蛮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他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就提到这段经历。可以说，米拉的雕像唤醒了陈河的“革命”记忆，她所寓含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成为他此后小说创作的精神基调，贯穿在他后来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或者说，我们可以将陈河的作品理解为，海外传奇或战争奇观为本，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为底，这也是为什么陈河认为战争文学中最重要的不是战争的原因，比如他表现一代年轻人参加抗美援越战争的长篇小说《外苏河之战》就以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为重心，以人物的心路历程为重心，战争只是表现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载体，“如果《外苏河之战》写成像《高山下的花环》那样一个战斗英雄的故事，没什么意思。以前我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觉得那几个漂亮姑娘在和德国人战斗的时候一个个死去，这个表现非常有人性。但是后来再去看，觉得还是太煽情了，而且很不真实，并没有深刻之处。《西线无战事》也非常经典，但是它完全否定战争，写成一个荒诞的错误，我也不能像它那样写，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不像他们，是有理想的。所以最后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从一个年轻人——主人公赵淮海的成长的角度去写，战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战争无非是小说的背景”。
陈河的中篇小说新作《天空之镜》基本上以作者近年到玻利维亚寻访格瓦拉牺牲之地的真实经历为底本，穿插当年格瓦拉及其战友牺牲的真实经过。无论是对格瓦拉，还是对他的战友，带有中国人血统的奇诺，陈河的叙述态度更多是欣赏、仰慕他们身上焕发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光芒，而不是针对其具体行为是否合理。同样，在《义乌之囚》中，主人公查理在生意成功后却要做格瓦拉式的英雄，自有其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动人光芒与悲剧魅力。
三
对于自己所要表现的素材，陈河总要沉淀一段时间，寻求最合适的叙述方式与作品题旨的凝聚，希望借助作品意象或人物形象表达更深层次的哲理意蕴。比如《碉堡》，通过寻求到“碉堡”这一意象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隔膜的主题意蕴，也表达了人作为孤独个体生存在世间的哲理思考。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往往都曾经对存在主义哲学着迷不已，尼采、克尔凯郭尔、萨特、波伏娃等人激发了一代人对人生选择的不确定性与人性的悖谬的思考。陈河也不例外，包括他的出国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他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潜在影响而做出的人生选择。存在主义哲学的迷人之处正在于一方面承认人这一个体的有限性与存在的悖谬性，另一方面又鼓励人面对存在的悖谬做出主动的选择，并认为作为个体的这一主动选择与担当表现了人性的一种尊严。陈河的作品中也常常借助人物表达这种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思考与抉择，从而给予读者更深层次的审美满足。比如，在《丹河峡谷》的创作谈里，陈河说道：“事实上，我很早就有想把這几个故事写出来的打算，有过好几个构思，但总是觉得困难重重。我觉得我面对的题材里有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对自由和生死的探讨，你得往深处写，而不是去写一些离奇故事，写一个新闻串烧。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方案，总还是力不从心，无法完成这个小说。思考了十年之后，我的思路并没有高明起来。但我有一天想通了，就顺着人物本身的行为趋势去写吧，也不要想表现太多的东西。这样把目标降低了，倒为小说的完成提供了可能性。我把上面所提到的人物放到一个故事里，他们都是‘不合时宜’的人。我尽量让人物根据内心或者说是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激情，在面对困境时做出选择。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说你这不是在玩存在主义那一套吗？说得没错，我的确是想在小说里注入一些哲学的思考，只是做得还不够好。加缪《局外人》那样的境界，一般作者是达不到的。”陈河不满足于提供一个简单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小说，他希望通过作品完成对人物命运的深层次思考，完成对生与死、爱与恨、人的价值感、尊严感、幸福感等重大人生命题的思考。
他做到了。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文学评论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篇小说选刊》2014—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评委、汪曾祺文学奖评委。主编“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在场丛书、海南作家实力榜丛书、“锐势力”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