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Guinevere L.Griest， Mudie’s Circulating Librar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atrick Brantlinger， The Reading Lesson： The Threat of Mass Literac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Fi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流动图书馆不仅改变了小说出版这一行业的经济形态，左右着19世纪的出版政策，而且，它全面决定了19世纪英国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一言以蔽之，19世纪的英国小说体现着流动图书馆所喜欢的篇幅、所偏爱的情节、所赞同的主题、所拥护的价值观。
假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可以逆时空传播，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和读者必定会深有感触——他们所依赖的流动图书馆这一媒介，是怎样决定了他们传达和接收的信息。英国小说兴起于18世纪，与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几乎同步。但小说创作空前繁荣起来，小说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是19世纪中后期的事。小说家与读者的数量迅疾增长，自然跟19世纪英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大众读写能力的普及有关，也和印刷出版技术的提高有关。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小说流通媒介——流动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站在了出版商与英国城乡庞大数量的普通读者之间。它扮演的社会角色举足轻重，曾是“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文学机构之一”[1]。但它的正负效应一言难尽。最初，它是一个公认的、令三方共赢的机制：它是出版商稳定的大客户，出版利润因它得到保障；它让广大读者读到最新最优质的小说，读者满意；图书馆本身在经营中获利。但是，最终，它一方面作为信息桥梁，加速了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大众中的传播；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不仅阻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作者与社会间的互动，也阻挠小说家自主追求艺术理想。
流动图书馆对19世纪小说的影响有多大？英国学者吉尼维尔·格里斯特在其专著《穆迪流动图书馆与维多利亚小说》[2]中表达的观点是，它不仅改变了小说出版这一行业的经济形态，左右着19世纪的出版政策，而且，它全面决定了19世纪英国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一言以蔽之，19世纪的英国小说体现着流动图书馆所喜欢的篇幅、所偏爱的情节、所赞同的主题、所拥护的价值观。当乔治·艾略特为新作的市场前景忧心忡忡时，出版商告知她流动图书馆的订购册数，她才感到安心。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大家查尔斯·狄更斯、梅克皮斯·萨克雷、威基·柯林斯、托马斯·哈代都因为流动图书馆对小说消费的绝对统治吃过苦头，乔治·莫尔还愤怒地撰写了一篇数十页的战斗檄文《被保育员照管的文学》（Literature at Nurse），向流动图书馆铸造和维护的枷锁发出声讨。
英国流动图书馆在19世纪晚期走向没落，在20世纪逐渐衰亡。衰亡的标志，是流动图书馆中的巨头穆迪精选图书馆在1937年的关门歇业。流动图书馆虽已寿终正寝，但它作为一种文化文学媒介的意义仍然值得探讨。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意义；它的兴衰实际上关涉着人们现在和未来都会不断争论的话题：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媒介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
小说利维坦：穆迪精选图书馆
在英国，流动图书馆最早出现于18世纪，原本是书商和出版商开辟的一个副业，兼具三个职能：租借图书盈利；推销新书；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服务于公益需求。早期的流动图书馆规模小，经营分散，主要因为这毕竟不是书商们的主业——租借图书的生意过好是对图书销售不利的，因此，精明的商人不会在借书业务上下大功夫。不舍得投入经营，租借的图书多是些档次不高的廉价读物，就无法吸引中上阶层光顾，其客户便只剩数量有限、需求不高的中低层百姓。1842年，查尔斯·爱德华·穆迪，一位年轻而老到的文具商加入这一行业，彻底改变了流动图书馆的面貌和历史。
穆迪把他的图书馆设在伦敦的国王街，距离新创建的伦敦大学不远。穆迪采用了两个突破性的营销策略。其一体现在他为图书馆所起的名字“穆迪精选图书馆”上。精选，意味着他有一个精确的市场定位——图书是精心挑选的，客户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也就是说，他主要面向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为他们提供有质量保证的阅读内容。穆迪自诩兼收并蓄，供租阅的图书有文学作品，也有大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但最受欢迎的无疑是小说。在平装本图书尚未普及的年代，一部精装本长篇小说价格不菲。而且，在19世纪的普通读者看来，小说是时髦玩意儿，是一次性消费品，和更为严肃、文学价值有历史做担保的诗集或戏剧作品比起来，购买小说很不经济。但小说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又是不言而喻的。穆迪看准了这一商机，打出“让更多人喜欢高尚文学”的口号，把小说当作租阅重点，由此招揽了大量客户。客户多，穆迪回报以廉价策略。他的第二个营销手段，就是采用收缴年费的会员制。规则是1基尼一年，一次可借一册书，但一年借阅的总册数不限。1基尼是什么意思呢？一套小说的售价是1.5基尼，穆迪的年费仅是其2/3。如果与竞争对手相比，当时通行的年费是4～10基尼，穆迪的要价可谓低得惊人。
价廉而物美，穆迪图书馆生意兴隆，刺激别人纷纷效仿，但穆迪始终一马当先，无人能望其项背。1852年，因业务扩张，穆迪图书馆搬到新牛津街，成为地标性建筑。其借阅大厅仿造大英博物馆阅读室格局，规模和形制与著名大学的图书馆相当。数年后，生意扩展到伦敦以外的大城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建起了图书馆分部。1864年，穆迪图书馆成为股份公司，总资产10万镑，穆迪个人就拥有一半。
随着产业的发展，穆迪对图书出版业和阅读大众的影响力日趋显著。穆迪的图书订购量十分庞大。凡是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他一次至少订购数千册。1855年，穆迪单单从朗文出版社订购的图书就达8吨。有时候，他甚至一次性买断一部新小说一个版次的全部印刷量，从而构成这一作品的垄断经营。到19世纪末，穆迪图书馆拥有750万册藏书，赫然成为流动图书馆史上最大的巨头。穆迪不仅向读者提供详尽的书目，而且还设置了一个图书借阅排行榜。此排行榜的作用近似于现在的畅销图书排行榜。借阅次数排名越靠前的书名声越大，读者们越是趋之若鹜。由此，穆迪排行榜的推广作用，竟超越了报纸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被列入穆迪图书馆目录，也成为出版商推销图书的最好广告。 对于小说而言，穆迪几乎一举改变了出版业态。小说可以借来读，购买者自然就越少，出版商对穆迪的依赖自然就越强。凭着他的强势地位，穆迪要求小说一律以三卷精装本的形式出版。一部小说拆分为三册，意味着图书馆可以把一个故事分借三人次，也就可以获利三倍。对于出版商而言，后果则是小说的零售价居高不下。买齐一部小说，要花1.5基尼，一册0.5基尼，折合成现在的金额，相当于20多镑钱。梅尔维尔的《白鲸》面世时，它在美国的售价是1.5美元；在英国出版，售价就变成了7.8美元。定价如此高昂，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的英国读者更少，小说出版商自然也就更加听命于穆迪图书馆的号令。
对于阅读大众一方，穆迪图书馆通过审查小说的主旨、审美取向和道德观念，通过甄选哪些书可以上架、哪些书必须撤架，实质上控制了读者的阅读喜好和阅读趣味。穆迪审查小说，根本目的自然是讨好最主流、数量最多的读者，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其审查标准，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认为“正确”和“体面”的审美观和道德观。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盛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福音主义信条。福音主义来自福音教派，福音教派（Evangelical）是英国国教的一支，当18世纪英国国教教会陷入腐败堕落之际，福音教派奋起充当“恢复基督教体面的突击队”[3]。作为17世纪清教徒的精神继承人，福音教派相信人类有堕落的天性，需要基督拯救。而个人要获得拯救，关键在于他是否以圣经文本作为个人生活的指导。严肃、认真、虔敬、自律、勤勉工作、节俭克己、忠于职守，这些都是福音主义推崇的道德规范。福音派相信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的。社会健全的前提是每个社会成员精神健全。为了拯救众生的灵魂，他们极力把他们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整个社会。凡是可能玷污灵魂纯洁性、可能诱惑人们丧失对上帝的敬畏、可能使他们沉迷而遗忘自我约束的事物，都是危险的，必须严加戒备。在他们看来，娱乐就是重大危险。小说不同于哲学或诗集，主要功能是娱乐而不是载道，因而有毒，解毒是必要的。
穆迪图书馆对小说实施福音主义道德审查，不可避免会带有福音教派的宣教特征：不容异端，武断。穆迪的审查意见通过出版商反馈给小说家，小说家如拒绝修改，穆迪将毫不留情地将其撤架。撤架的小说和未能通过穆迪审查被他拒绝的小说，实际上等同于“禁书”，因为不经穆迪认可，趋利的书商们也会谨慎对待。市面上不可见，小说家的辛劳付诸东流，出版商的印制成本都可能收不回来。对于小说艺术而言，毫无疑问，这样的审查是反智的。
审查产生的修改意见，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乔治·艾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描写莫斯太太，说她是一个“十分耐心的女人，身材因生儿育女变得肥胖松垮”，编辑责成她改成“一位耐心、子女多、富于爱心的女子”。哈代的《远离尘嚣》中，“淫荡”“放纵”和“好色”被改成“粗俗”“邪恶”“有罪”。《德伯家的苔丝》，编辑要求将诱奸一幕删除，代之以一场假结婚；安吉·克莱尔必须用小推车将牛奶女工运过水坑，而不能将她们抱过去。[4]这里透露的意思很清楚：凡是触及肉体特别是有关女性肉体和男女肉体接触的描述都是不干净的，需要避讳；性欲诱使灵魂堕落，万不能吸引读者对此产生丝毫遐想。福音主义的语言洁癖和伪道学，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翟尔斯先生绘声绘色地跟人描述他起床后的遭遇，刚说到穿衣服，“裤子”一词还没出口，有人打断他，提醒他现场有女人在听他讲故事，他当即改口“穿鞋子”。
穆迪的审查潜规则，可以通过《穆迪流动图书馆与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文献研究窥探一斑。杰拉尔丁·朱伊斯伯里是19世纪一位不知名的小说家，为本特利出版社当小说审读，其审读意见好坏、是否推荐出版，全以穆迪的要求为准。例如，由于女性读者在穆迪的客户中占一多半，那么小说主题最好与爱情有关，最好是多角恋爱，不过，无论婚姻出现怎样的问题，结尾一定要光明向上，给人以乐观希望。故事背景最好不要离开英国本土，因为普通读者更喜欢贴近其自身兴趣、处境和感受的作品。故事主角不能是商人，生意失败的商人就更不行，最好是上层人物，因为他们是各阶层仰慕和好奇的中心。如果小说涉及宗教，那么主角必须是忠实的国教信徒，只有一种情况允许主角信奉天主教，那就是为了保持历史真实性。很显然，穆迪的小说审查机制是一个混合体，既包含讨好英国大众的通俗化、商品化倾向，又包含拥护社会固有秩序、不容正面积极的主流价值观受质疑的倾向。
除了直接干预小说的道德观、价值观，穆迪图书馆还间接影响了19世纪小说的形式。小说一律分三册，读者一次只能借一本，因此作者务必绞尽脑汁，要在每册书末尾写出一个小高潮，留下悬念和预告以吸引读者追下去。一部标准规格的三卷本小说约900页，共计15—20万单词。为填满这些页码，小说家不得不练就出极端细腻的笔触，用于繁复细致的景物描绘和细节描写。在结构方面，多线条情节和多层次布局是必需的。在人物刻画上，一方面，性格塑造的空间很从容，是好事；另一方面，作者不得不平地生波澜，无事生非，制造旁枝末节，加入冗长的议论，以维持读者的兴趣。这样的强制性小说格式，对于才华不足或不适宜写作长篇的小说家而言是折磨。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小说家身上，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出这一格式留下的烙印——一般而言，注水较多的是第二册，读起来最沉闷无趣；而第三册必须把前面散开的枝叶收拢结尾，常有牵强附会之笔。
穆迪王朝的鼎盛时期是1842—1894年。后期30年里，关于穆迪王朝独裁统治和审查制的争议越来越大，小说家和出版商的反抗从地下走向公开。1859年，乔治·梅瑞狄斯的首部重要小说《理查·弗维莱尔的苦难》被穆迪图书馆拒绝，他还只敢私下底向朋友发牢骚。1883年，乔治·莫尔的小说《现代情人》被穆迪所禁，他当即在《蓓尔美尔公报》上发表《对文学的新审查制》[5]一文，向穆迪发出公开谴责。1885年，莫尔出版《被保育员照管的文学》，系统抨击穆迪的“独裁政权”及其独裁手段——小说的三卷本规格标准。
我们的文学传统一直提倡的文学性格如力量、刚健、意志正在被慢慢消灭，以适应心胸狭隘的商人们的商业眼光。文学不再被允许运用人们的思想和理想来战斗，或者在人们的思想和理想范畴内战斗；相反，文学如今躺在图书管理员母亲般的怀抱里，它被摇晃着，直到陷入卑贱的睡眠。他（穆迪）赞同谁，就给谁喂好吃的；他把胸脯背转谁，谁就会像流浪儿一样被饿死。[6] 小说家为反抗中产阶级道德霸权、赢得艺术自主与穆迪斗争，与此同时，廉价小说和平装书的市场前景也促使出版商努力挣脱三卷精装本的束缚。在读者一方，19世纪末，英国社会面临现代化转型，阶级界限、趣味界限越来越模糊，此外，随着生活步伐的加快，读者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三卷本发行的漫长周期。终于，1894年，穆迪宣布修改购书条款，不再限定购买三卷精装本小说。这一决定，不仅带来了“三卷本小说”这一具有英国特色的小说格式的消亡，也促进了便宜的一卷或两卷式小说的跃进式发展。废除“三卷本”专制，对一部分小说家而言，等于从穆迪图书馆的奴役中得到解放，也就是从道德审查或各种外部干预中获得自由，他们的创作活力空前高涨。但这一决定也直接导致穆迪王朝的没落。
1850年，英国通过法案，确定将修建免费的公共图书馆。到19世纪末，公共图书馆在英国各地开放，穆迪这样的付费图书馆不再有吸引力。穆迪图书馆继续经营，只是光辉不再。1937年，当这个旧时的小说利维坦歇业时，消息仍在英国社会引发震动，《泰晤士报》还专门为此发表社论，感怀其既可敬又可叹的历史。
小说：药，还是毒药？
穆迪图书馆的死因是什么？综合前文，可以说，它死于小说家的艺术自治观的觉醒，死于三卷体小说的终结，死于公共图书馆的兴起。此外，不可否认，它也死于小说有毒论——小说有毒，必须详加审查，加以解毒、净化。
但是，小说有毒论其实并非穆迪的发明。依据维多利亚文学专家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7]的研究，对小说的疑虑和警惕，从小说这一文类诞生之日起便尾随其后。而且，持这一观点的并非平凡之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酷爱读小说，也乐此不疲地为报刊撰写小说评论，但他并不赞同全民都去读小说：“读小说的习惯一旦养成，到一定时候，就会摧毁一个人的心智。对于读者而言，读小说是纯粹亏本的买卖，与其被称作消磨时间，不如说是杀死时间。它……对提高智力毫无益处，只会把脑子填满自作多情和病态的情感，这与培养、激活和拓展高贵的理解力是背道而驰的。”[8]柯勒律治把他关于小说的负面意见认真地写进论文里，论文流芳百世，却恰好证明小说并没有损伤他的智力。文学家兼社会批评家马修·阿诺德不遗余力推动全民教育，宣传阅读对于增进个人修养、完善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但他似乎也不希望人们都把读书的时间用来读小说。1885年，他在给长女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慢慢养成自己的习惯，既不要放弃散步也不要放弃阅读。除了时下炙手可热的小说以外，总要读点什么。”[9]
扰乱心智、损害个人道德修养，这还只是精英知识分子对小说整体的一般性评价。至于19世纪盛行的哥特式传奇、低俗怪谈（penny dreadfuls）、犯罪小说、奇情小说（sensation novels），还有一切细节历历在目的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受到的抨击则更无情：侵腐读者的思维，诲淫诲盗，推销罪恶，颠倒文化标准，等等。小说有毒论是如此历史悠久、深入人心，我们甚至很容易从经典小说当中看到小说家的反小说态度。以《堂吉诃德》为例：堂吉诃德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故自封“唐·吉诃德·德·拉曼却”（德·拉曼却地区的守护者），拉着邻居桑丘·潘沙当仆人，四处“行侠仗义”，做出种种与时代相悖的荒唐事，结果四处碰壁，最终他从梦幻中苏醒过来，回到家乡后死去。作者塞万提斯在序言中明确表白“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塞万提斯的意图很明显：打击夸张的、不真实的中世纪骑士文学，为自己的现实主义小说树立合法性。其潜台词无非是：小说有好的类别也有坏的类别；特定类别的小说才有毒，我与它划清界限，我是无毒的。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第五章插入的一段作者议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心态：“我不想采取小说家通常采取的那种卑鄙而愚蠢的行径，明明自己也在写小说，却以轻蔑的态度去诋毁小说。他们同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串通一气，对这些作品进行恶语中伤，从不允许自己作品中的女主角看小说。……让他们使用那些充斥在报章上的种种陈词滥调去谈论每本新小说吧。我们可不要互相背弃，我们是个受到残害的整体。虽然我们的作品比其他任何文学形式给人们提供了更广泛、更真挚的乐趣，但是还没有任何一种作品遭到如此多的诋毁。由于傲慢、无知或赶时髦的缘故，我们的敌人几乎和我们的读者一样多。”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诺桑觉寺》本身也隐含着对哥特小说这一类型的批判——伊莎贝拉引导凯瑟琳看哥特小说，结果证明伊莎贝拉用心险恶的情节，这等于将哥特小说的“邪恶”特性人格化了。严肃小说参与大众诋毁小说的大合唱并非英国小说史上的个别现象。菲尔丁的《莎梅拉》、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乃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都隐约有一条“反小说”旋律。它们或者戏仿前人的名作借以证明前人观念的迂腐、情节的不真实、创作方法的幼稚，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或者，它们对喜爱小说的虚构人物加以无情反讽——读小说会上瘾、纯属浪费时间，小说是不入流的消遣，等等。后者体现小说家的自我揶揄和自我否定自不待言。就前者来说，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主义小说攻击中世纪传奇“不真实”、现代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不真实”，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发展史的主题。而纵观这部历史，用布兰特林格的话说，每一代小说家表现出对“真实”的绝对追求，恰恰构成了“真实”价值在小说史上、在小说的各种类别之间没完没了的相对化。
小说家这种自我揭发的态度，有两重意味。一是现代小说自出生便有低人一等的情结，杰出的小说家也难以克服；二是包括小说家在内的文化精英有一个共同的焦虑——用王尔德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生活模仿艺术，后果会怎样？
现代小说有一个“道德原罪”，即它是用文字还原个人私生活，包括个人的情感世界、性活动等隐私。在它诞生以前，没有哪种文体能如此深入细致地探察一个普通人的内心，又能如此准确地模仿建造出错综复杂的生活情境。但文学的真与道德的善并不总是同步。还原逼真，不仅会触动人们的羞耻感，令人不适，也会让阿诺德这样的精英文化人惊疑不定：大众阅读作为一种启蒙手段会不会走向它的反面？ 现代小说还有一个“经济原罪”，即它是史上第一种商品化的文学形式。作者仰赖大众的青睐，便可以此为生，因此，它与诗歌、戏剧等小众化文体不同，它是天生大众化、偏向于娱乐化的。文学从一种人类提升精神境界、自我完善的手段变成纯粹的娱乐，这对于老派的道德家和文人而言，近乎于堕落，难以接受。
小说有毒论，难免使我们联想到柏拉图欲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立场。在柏拉图眼里，文学低哲学一等，故而在理想国没有容身之所。从那以后，诗人们为文学辩护了千余年，方才在人们心目中根植下文学审美价值的神圣性、永恒性观念，营造出“诗人是人类的先知”这样的神话。而现代小说诞生后，诗人和感到心虚的小说家同时对其发难，要将其逐出文学理想国，归根结底是他们认为小说的大众文化身份——其通俗性、娱乐性，特别是审美价值的不确定性——可能动摇文学殿堂的神圣地位，可能使诗人们千余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如果由这里说回到作为19世纪主流小说传播媒介的穆迪图书馆，不难看出，它的小说审查机制背后正是这种强大的文学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小说有毒，还是无毒？其实我们可以借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斐德若篇》关于药的讨论反其道而用之。文字发明到底是疗救记忆的药，还是毒害记忆的药？对于每个人来说，毒性和药性显然各不相同。对于记忆力已然有缺损的人来说，其疗效肯定大过毒性。小说亦可如是观之。现实生活的缺憾无处不在，小说的审美和道德疗救效果很可能远远大于它可能产生的毒害。堂吉诃德虽然中了骑士小说的毒，疯疯癫癫，然而，他追求正义、不惧危险和凡俗眼光的精神不依然高贵吗？这些高贵的东西正是来自让他中了毒的骑士小说。
注释
[1]Paul D.Herring， “Review of Mudie’s Circulating Librar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The Library Quarterly， Vol.41， No.2 （Apr.1971）， p.177.
[2]Guinevere L.Griest， Mudie’s Circulating Librar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8.
[3]原话为“storm troopers of Christian decency”，出自Charles Forster， An Errand of Mercy： The Evangelical United Front， 1790—1837，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 p.30.
[4]Richard D.Altick，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 Norton， 1973， pp.194—195.
[5]“The New Censorship of Literature，” Pall Mall Gazette， 10 Dec.1884： 1—2. Reprinted in Coustillas.
[6]George Moore， Literature at Nurse， or Circulating Morals， London： Vizetelly， 1885， p.18. Reprinted in Coustillas.
[7]Patrick Brantlinger， The Reading Lesson： The Threat of Mass Literac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Fi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8]Samuel Taylor Coleridge， Seven Lectures On Shakespeare And Milton，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7， p.3.
[9]转引自James Willcox Alsop， Mr.Matthew Arnold as Critic and Poet， Liverpool： D.Marples & Co.， Limited， 1879， p.4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
Patrick Brantlinger， The Reading Lesson： The Threat of Mass Literac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Fi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流动图书馆不仅改变了小说出版这一行业的经济形态，左右着19世纪的出版政策，而且，它全面决定了19世纪英国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一言以蔽之，19世纪的英国小说体现着流动图书馆所喜欢的篇幅、所偏爱的情节、所赞同的主题、所拥护的价值观。
假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可以逆时空传播，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和读者必定会深有感触——他们所依赖的流动图书馆这一媒介，是怎样决定了他们传达和接收的信息。英国小说兴起于18世纪，与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几乎同步。但小说创作空前繁荣起来，小说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是19世纪中后期的事。小说家与读者的数量迅疾增长，自然跟19世纪英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大众读写能力的普及有关，也和印刷出版技术的提高有关。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小说流通媒介——流动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站在了出版商与英国城乡庞大数量的普通读者之间。它扮演的社会角色举足轻重，曾是“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文学机构之一”[1]。但它的正负效应一言难尽。最初，它是一个公认的、令三方共赢的机制：它是出版商稳定的大客户，出版利润因它得到保障；它让广大读者读到最新最优质的小说，读者满意；图书馆本身在经营中获利。但是，最终，它一方面作为信息桥梁，加速了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大众中的传播；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不仅阻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作者与社会间的互动，也阻挠小说家自主追求艺术理想。
流动图书馆对19世纪小说的影响有多大？英国学者吉尼维尔·格里斯特在其专著《穆迪流动图书馆与维多利亚小说》[2]中表达的观点是，它不仅改变了小说出版这一行业的经济形态，左右着19世纪的出版政策，而且，它全面决定了19世纪英国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一言以蔽之，19世纪的英国小说体现着流动图书馆所喜欢的篇幅、所偏爱的情节、所赞同的主题、所拥护的价值观。当乔治·艾略特为新作的市场前景忧心忡忡时，出版商告知她流动图书馆的订购册数，她才感到安心。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大家查尔斯·狄更斯、梅克皮斯·萨克雷、威基·柯林斯、托马斯·哈代都因为流动图书馆对小说消费的绝对统治吃过苦头，乔治·莫尔还愤怒地撰写了一篇数十页的战斗檄文《被保育员照管的文学》（Literature at Nurse），向流动图书馆铸造和维护的枷锁发出声讨。
英国流动图书馆在19世纪晚期走向没落，在20世纪逐渐衰亡。衰亡的标志，是流动图书馆中的巨头穆迪精选图书馆在1937年的关门歇业。流动图书馆虽已寿终正寝，但它作为一种文化文学媒介的意义仍然值得探讨。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意义；它的兴衰实际上关涉着人们现在和未来都会不断争论的话题：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媒介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
小说利维坦：穆迪精选图书馆
在英国，流动图书馆最早出现于18世纪，原本是书商和出版商开辟的一个副业，兼具三个职能：租借图书盈利；推销新书；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服务于公益需求。早期的流动图书馆规模小，经营分散，主要因为这毕竟不是书商们的主业——租借图书的生意过好是对图书销售不利的，因此，精明的商人不会在借书业务上下大功夫。不舍得投入经营，租借的图书多是些档次不高的廉价读物，就无法吸引中上阶层光顾，其客户便只剩数量有限、需求不高的中低层百姓。1842年，查尔斯·爱德华·穆迪，一位年轻而老到的文具商加入这一行业，彻底改变了流动图书馆的面貌和历史。
穆迪把他的图书馆设在伦敦的国王街，距离新创建的伦敦大学不远。穆迪采用了两个突破性的营销策略。其一体现在他为图书馆所起的名字“穆迪精选图书馆”上。精选，意味着他有一个精确的市场定位——图书是精心挑选的，客户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也就是说，他主要面向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为他们提供有质量保证的阅读内容。穆迪自诩兼收并蓄，供租阅的图书有文学作品，也有大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但最受欢迎的无疑是小说。在平装本图书尚未普及的年代，一部精装本长篇小说价格不菲。而且，在19世纪的普通读者看来，小说是时髦玩意儿，是一次性消费品，和更为严肃、文学价值有历史做担保的诗集或戏剧作品比起来，购买小说很不经济。但小说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又是不言而喻的。穆迪看准了这一商机，打出“让更多人喜欢高尚文学”的口号，把小说当作租阅重点，由此招揽了大量客户。客户多，穆迪回报以廉价策略。他的第二个营销手段，就是采用收缴年费的会员制。规则是1基尼一年，一次可借一册书，但一年借阅的总册数不限。1基尼是什么意思呢？一套小说的售价是1.5基尼，穆迪的年费仅是其2/3。如果与竞争对手相比，当时通行的年费是4～10基尼，穆迪的要价可谓低得惊人。
价廉而物美，穆迪图书馆生意兴隆，刺激别人纷纷效仿，但穆迪始终一马当先，无人能望其项背。1852年，因业务扩张，穆迪图书馆搬到新牛津街，成为地标性建筑。其借阅大厅仿造大英博物馆阅读室格局，规模和形制与著名大学的图书馆相当。数年后，生意扩展到伦敦以外的大城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建起了图书馆分部。1864年，穆迪图书馆成为股份公司，总资产10万镑，穆迪个人就拥有一半。
随着产业的发展，穆迪对图书出版业和阅读大众的影响力日趋显著。穆迪的图书订购量十分庞大。凡是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他一次至少订购数千册。1855年，穆迪单单从朗文出版社订购的图书就达8吨。有时候，他甚至一次性买断一部新小说一个版次的全部印刷量，从而构成这一作品的垄断经营。到19世纪末，穆迪图书馆拥有750万册藏书，赫然成为流动图书馆史上最大的巨头。穆迪不仅向读者提供详尽的书目，而且还设置了一个图书借阅排行榜。此排行榜的作用近似于现在的畅销图书排行榜。借阅次数排名越靠前的书名声越大，读者们越是趋之若鹜。由此，穆迪排行榜的推广作用，竟超越了报纸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被列入穆迪图书馆目录，也成为出版商推销图书的最好广告。 对于小说而言，穆迪几乎一举改变了出版业态。小说可以借来读，购买者自然就越少，出版商对穆迪的依赖自然就越强。凭着他的强势地位，穆迪要求小说一律以三卷精装本的形式出版。一部小说拆分为三册，意味着图书馆可以把一个故事分借三人次，也就可以获利三倍。对于出版商而言，后果则是小说的零售价居高不下。买齐一部小说，要花1.5基尼，一册0.5基尼，折合成现在的金额，相当于20多镑钱。梅尔维尔的《白鲸》面世时，它在美国的售价是1.5美元；在英国出版，售价就变成了7.8美元。定价如此高昂，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的英国读者更少，小说出版商自然也就更加听命于穆迪图书馆的号令。
对于阅读大众一方，穆迪图书馆通过审查小说的主旨、审美取向和道德观念，通过甄选哪些书可以上架、哪些书必须撤架，实质上控制了读者的阅读喜好和阅读趣味。穆迪审查小说，根本目的自然是讨好最主流、数量最多的读者，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其审查标准，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认为“正确”和“体面”的审美观和道德观。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盛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福音主义信条。福音主义来自福音教派，福音教派（Evangelical）是英国国教的一支，当18世纪英国国教教会陷入腐败堕落之际，福音教派奋起充当“恢复基督教体面的突击队”[3]。作为17世纪清教徒的精神继承人，福音教派相信人类有堕落的天性，需要基督拯救。而个人要获得拯救，关键在于他是否以圣经文本作为个人生活的指导。严肃、认真、虔敬、自律、勤勉工作、节俭克己、忠于职守，这些都是福音主义推崇的道德规范。福音派相信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的。社会健全的前提是每个社会成员精神健全。为了拯救众生的灵魂，他们极力把他们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整个社会。凡是可能玷污灵魂纯洁性、可能诱惑人们丧失对上帝的敬畏、可能使他们沉迷而遗忘自我约束的事物，都是危险的，必须严加戒备。在他们看来，娱乐就是重大危险。小说不同于哲学或诗集，主要功能是娱乐而不是载道，因而有毒，解毒是必要的。
穆迪图书馆对小说实施福音主义道德审查，不可避免会带有福音教派的宣教特征：不容异端，武断。穆迪的审查意见通过出版商反馈给小说家，小说家如拒绝修改，穆迪将毫不留情地将其撤架。撤架的小说和未能通过穆迪审查被他拒绝的小说，实际上等同于“禁书”，因为不经穆迪认可，趋利的书商们也会谨慎对待。市面上不可见，小说家的辛劳付诸东流，出版商的印制成本都可能收不回来。对于小说艺术而言，毫无疑问，这样的审查是反智的。
审查产生的修改意见，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乔治·艾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描写莫斯太太，说她是一个“十分耐心的女人，身材因生儿育女变得肥胖松垮”，编辑责成她改成“一位耐心、子女多、富于爱心的女子”。哈代的《远离尘嚣》中，“淫荡”“放纵”和“好色”被改成“粗俗”“邪恶”“有罪”。《德伯家的苔丝》，编辑要求将诱奸一幕删除，代之以一场假结婚；安吉·克莱尔必须用小推车将牛奶女工运过水坑，而不能将她们抱过去。[4]这里透露的意思很清楚：凡是触及肉体特别是有关女性肉体和男女肉体接触的描述都是不干净的，需要避讳；性欲诱使灵魂堕落，万不能吸引读者对此产生丝毫遐想。福音主义的语言洁癖和伪道学，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翟尔斯先生绘声绘色地跟人描述他起床后的遭遇，刚说到穿衣服，“裤子”一词还没出口，有人打断他，提醒他现场有女人在听他讲故事，他当即改口“穿鞋子”。
穆迪的审查潜规则，可以通过《穆迪流动图书馆与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文献研究窥探一斑。杰拉尔丁·朱伊斯伯里是19世纪一位不知名的小说家，为本特利出版社当小说审读，其审读意见好坏、是否推荐出版，全以穆迪的要求为准。例如，由于女性读者在穆迪的客户中占一多半，那么小说主题最好与爱情有关，最好是多角恋爱，不过，无论婚姻出现怎样的问题，结尾一定要光明向上，给人以乐观希望。故事背景最好不要离开英国本土，因为普通读者更喜欢贴近其自身兴趣、处境和感受的作品。故事主角不能是商人，生意失败的商人就更不行，最好是上层人物，因为他们是各阶层仰慕和好奇的中心。如果小说涉及宗教，那么主角必须是忠实的国教信徒，只有一种情况允许主角信奉天主教，那就是为了保持历史真实性。很显然，穆迪的小说审查机制是一个混合体，既包含讨好英国大众的通俗化、商品化倾向，又包含拥护社会固有秩序、不容正面积极的主流价值观受质疑的倾向。
除了直接干预小说的道德观、价值观，穆迪图书馆还间接影响了19世纪小说的形式。小说一律分三册，读者一次只能借一本，因此作者务必绞尽脑汁，要在每册书末尾写出一个小高潮，留下悬念和预告以吸引读者追下去。一部标准规格的三卷本小说约900页，共计15—20万单词。为填满这些页码，小说家不得不练就出极端细腻的笔触，用于繁复细致的景物描绘和细节描写。在结构方面，多线条情节和多层次布局是必需的。在人物刻画上，一方面，性格塑造的空间很从容，是好事；另一方面，作者不得不平地生波澜，无事生非，制造旁枝末节，加入冗长的议论，以维持读者的兴趣。这样的强制性小说格式，对于才华不足或不适宜写作长篇的小说家而言是折磨。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小说家身上，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出这一格式留下的烙印——一般而言，注水较多的是第二册，读起来最沉闷无趣；而第三册必须把前面散开的枝叶收拢结尾，常有牵强附会之笔。
穆迪王朝的鼎盛时期是1842—1894年。后期30年里，关于穆迪王朝独裁统治和审查制的争议越来越大，小说家和出版商的反抗从地下走向公开。1859年，乔治·梅瑞狄斯的首部重要小说《理查·弗维莱尔的苦难》被穆迪图书馆拒绝，他还只敢私下底向朋友发牢骚。1883年，乔治·莫尔的小说《现代情人》被穆迪所禁，他当即在《蓓尔美尔公报》上发表《对文学的新审查制》[5]一文，向穆迪发出公开谴责。1885年，莫尔出版《被保育员照管的文学》，系统抨击穆迪的“独裁政权”及其独裁手段——小说的三卷本规格标准。
我们的文学传统一直提倡的文学性格如力量、刚健、意志正在被慢慢消灭，以适应心胸狭隘的商人们的商业眼光。文学不再被允许运用人们的思想和理想来战斗，或者在人们的思想和理想范畴内战斗；相反，文学如今躺在图书管理员母亲般的怀抱里，它被摇晃着，直到陷入卑贱的睡眠。他（穆迪）赞同谁，就给谁喂好吃的；他把胸脯背转谁，谁就会像流浪儿一样被饿死。[6] 小说家为反抗中产阶级道德霸权、赢得艺术自主与穆迪斗争，与此同时，廉价小说和平装书的市场前景也促使出版商努力挣脱三卷精装本的束缚。在读者一方，19世纪末，英国社会面临现代化转型，阶级界限、趣味界限越来越模糊，此外，随着生活步伐的加快，读者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三卷本发行的漫长周期。终于，1894年，穆迪宣布修改购书条款，不再限定购买三卷精装本小说。这一决定，不仅带来了“三卷本小说”这一具有英国特色的小说格式的消亡，也促进了便宜的一卷或两卷式小说的跃进式发展。废除“三卷本”专制，对一部分小说家而言，等于从穆迪图书馆的奴役中得到解放，也就是从道德审查或各种外部干预中获得自由，他们的创作活力空前高涨。但这一决定也直接导致穆迪王朝的没落。
1850年，英国通过法案，确定将修建免费的公共图书馆。到19世纪末，公共图书馆在英国各地开放，穆迪这样的付费图书馆不再有吸引力。穆迪图书馆继续经营，只是光辉不再。1937年，当这个旧时的小说利维坦歇业时，消息仍在英国社会引发震动，《泰晤士报》还专门为此发表社论，感怀其既可敬又可叹的历史。
小说：药，还是毒药？
穆迪图书馆的死因是什么？综合前文，可以说，它死于小说家的艺术自治观的觉醒，死于三卷体小说的终结，死于公共图书馆的兴起。此外，不可否认，它也死于小说有毒论——小说有毒，必须详加审查，加以解毒、净化。
但是，小说有毒论其实并非穆迪的发明。依据维多利亚文学专家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7]的研究，对小说的疑虑和警惕，从小说这一文类诞生之日起便尾随其后。而且，持这一观点的并非平凡之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酷爱读小说，也乐此不疲地为报刊撰写小说评论，但他并不赞同全民都去读小说：“读小说的习惯一旦养成，到一定时候，就会摧毁一个人的心智。对于读者而言，读小说是纯粹亏本的买卖，与其被称作消磨时间，不如说是杀死时间。它……对提高智力毫无益处，只会把脑子填满自作多情和病态的情感，这与培养、激活和拓展高贵的理解力是背道而驰的。”[8]柯勒律治把他关于小说的负面意见认真地写进论文里，论文流芳百世，却恰好证明小说并没有损伤他的智力。文学家兼社会批评家马修·阿诺德不遗余力推动全民教育，宣传阅读对于增进个人修养、完善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但他似乎也不希望人们都把读书的时间用来读小说。1885年，他在给长女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慢慢养成自己的习惯，既不要放弃散步也不要放弃阅读。除了时下炙手可热的小说以外，总要读点什么。”[9]
扰乱心智、损害个人道德修养，这还只是精英知识分子对小说整体的一般性评价。至于19世纪盛行的哥特式传奇、低俗怪谈（penny dreadfuls）、犯罪小说、奇情小说（sensation novels），还有一切细节历历在目的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受到的抨击则更无情：侵腐读者的思维，诲淫诲盗，推销罪恶，颠倒文化标准，等等。小说有毒论是如此历史悠久、深入人心，我们甚至很容易从经典小说当中看到小说家的反小说态度。以《堂吉诃德》为例：堂吉诃德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故自封“唐·吉诃德·德·拉曼却”（德·拉曼却地区的守护者），拉着邻居桑丘·潘沙当仆人，四处“行侠仗义”，做出种种与时代相悖的荒唐事，结果四处碰壁，最终他从梦幻中苏醒过来，回到家乡后死去。作者塞万提斯在序言中明确表白“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塞万提斯的意图很明显：打击夸张的、不真实的中世纪骑士文学，为自己的现实主义小说树立合法性。其潜台词无非是：小说有好的类别也有坏的类别；特定类别的小说才有毒，我与它划清界限，我是无毒的。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第五章插入的一段作者议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心态：“我不想采取小说家通常采取的那种卑鄙而愚蠢的行径，明明自己也在写小说，却以轻蔑的态度去诋毁小说。他们同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串通一气，对这些作品进行恶语中伤，从不允许自己作品中的女主角看小说。……让他们使用那些充斥在报章上的种种陈词滥调去谈论每本新小说吧。我们可不要互相背弃，我们是个受到残害的整体。虽然我们的作品比其他任何文学形式给人们提供了更广泛、更真挚的乐趣，但是还没有任何一种作品遭到如此多的诋毁。由于傲慢、无知或赶时髦的缘故，我们的敌人几乎和我们的读者一样多。”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诺桑觉寺》本身也隐含着对哥特小说这一类型的批判——伊莎贝拉引导凯瑟琳看哥特小说，结果证明伊莎贝拉用心险恶的情节，这等于将哥特小说的“邪恶”特性人格化了。严肃小说参与大众诋毁小说的大合唱并非英国小说史上的个别现象。菲尔丁的《莎梅拉》、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乃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都隐约有一条“反小说”旋律。它们或者戏仿前人的名作借以证明前人观念的迂腐、情节的不真实、创作方法的幼稚，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或者，它们对喜爱小说的虚构人物加以无情反讽——读小说会上瘾、纯属浪费时间，小说是不入流的消遣，等等。后者体现小说家的自我揶揄和自我否定自不待言。就前者来说，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主义小说攻击中世纪传奇“不真实”、现代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不真实”，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发展史的主题。而纵观这部历史，用布兰特林格的话说，每一代小说家表现出对“真实”的绝对追求，恰恰构成了“真实”价值在小说史上、在小说的各种类别之间没完没了的相对化。
小说家这种自我揭发的态度，有两重意味。一是现代小说自出生便有低人一等的情结，杰出的小说家也难以克服；二是包括小说家在内的文化精英有一个共同的焦虑——用王尔德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生活模仿艺术，后果会怎样？
现代小说有一个“道德原罪”，即它是用文字还原个人私生活，包括个人的情感世界、性活动等隐私。在它诞生以前，没有哪种文体能如此深入细致地探察一个普通人的内心，又能如此准确地模仿建造出错综复杂的生活情境。但文学的真与道德的善并不总是同步。还原逼真，不仅会触动人们的羞耻感，令人不适，也会让阿诺德这样的精英文化人惊疑不定：大众阅读作为一种启蒙手段会不会走向它的反面？ 现代小说还有一个“经济原罪”，即它是史上第一种商品化的文学形式。作者仰赖大众的青睐，便可以此为生，因此，它与诗歌、戏剧等小众化文体不同，它是天生大众化、偏向于娱乐化的。文学从一种人类提升精神境界、自我完善的手段变成纯粹的娱乐，这对于老派的道德家和文人而言，近乎于堕落，难以接受。
小说有毒论，难免使我们联想到柏拉图欲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立场。在柏拉图眼里，文学低哲学一等，故而在理想国没有容身之所。从那以后，诗人们为文学辩护了千余年，方才在人们心目中根植下文学审美价值的神圣性、永恒性观念，营造出“诗人是人类的先知”这样的神话。而现代小说诞生后，诗人和感到心虚的小说家同时对其发难，要将其逐出文学理想国，归根结底是他们认为小说的大众文化身份——其通俗性、娱乐性，特别是审美价值的不确定性——可能动摇文学殿堂的神圣地位，可能使诗人们千余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如果由这里说回到作为19世纪主流小说传播媒介的穆迪图书馆，不难看出，它的小说审查机制背后正是这种强大的文学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小说有毒，还是无毒？其实我们可以借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斐德若篇》关于药的讨论反其道而用之。文字发明到底是疗救记忆的药，还是毒害记忆的药？对于每个人来说，毒性和药性显然各不相同。对于记忆力已然有缺损的人来说，其疗效肯定大过毒性。小说亦可如是观之。现实生活的缺憾无处不在，小说的审美和道德疗救效果很可能远远大于它可能产生的毒害。堂吉诃德虽然中了骑士小说的毒，疯疯癫癫，然而，他追求正义、不惧危险和凡俗眼光的精神不依然高贵吗？这些高贵的东西正是来自让他中了毒的骑士小说。
注释
[1]Paul D.Herring， “Review of Mudie’s Circulating Librar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The Library Quarterly， Vol.41， No.2 （Apr.1971）， p.177.
[2]Guinevere L.Griest， Mudie’s Circulating Librar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8.
[3]原话为“storm troopers of Christian decency”，出自Charles Forster， An Errand of Mercy： The Evangelical United Front， 1790—1837，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 p.30.
[4]Richard D.Altick，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 Norton， 1973， pp.194—195.
[5]“The New Censorship of Literature，” Pall Mall Gazette， 10 Dec.1884： 1—2. Reprinted in Coustillas.
[6]George Moore， Literature at Nurse， or Circulating Morals， London： Vizetelly， 1885， p.18. Reprinted in Coustillas.
[7]Patrick Brantlinger， The Reading Lesson： The Threat of Mass Literac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Fi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8]Samuel Taylor Coleridge， Seven Lectures On Shakespeare And Milton，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7， p.3.
[9]转引自James Willcox Alsop， Mr.Matthew Arnold as Critic and Poet， Liverpool： D.Marples & Co.， Limited， 1879， p.4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