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荒地贫的陕北,苦命的说书人一般没有多少文化,有文化就会求取功名,岂能“沦落”为社会底层的说书人?但是这些书匠中也有文化人,孙金福就是一个。
　　
　　上世纪80年代初,孙金福在他所生活的横山县的穷乡僻壤中是一个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乡村的高中生已经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他天资聪颖,如果能上大学,人生轨迹就会彻底改变了。但是天不遂人愿,孙金福早在7岁的时候,他的当矿工的父亲因为煤矿的一次透水事故而蒙难。母亲独自一人养活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人,孙金福是最小的一个,能够将他供到高中毕业,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母亲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说书这条路是孙金福自己选择的。孙金福本来就喜欢说书,他从小听了无数的书,心里也记下了不少。说来也巧,横山县当时有个曲艺队,队长就是孙金福的本家孙旺生,孙旺生是陕北说书一代尊师韩起祥的小舅子,也是韩的大弟子和秘书。于是孙金福就投奔到孙旺生门下当了弟子。孙金福天生是一块说书的料,任什么书,师傅说一遍他就能记下来。各种乐器也是一样,一教就会,丝毫不费力气。学到第三个月,孙金福的技艺已经成熟了,大场子都能撑下来。
　　但是独特天赋也好,艺术才情也罢,都没有转化为生活的福祉。按规矩,当学徒不仅不能挣钱,还要给师傅交学费,这对孙金福这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刚开始到乡下说书还好一些,都是包吃包住的,至少能混个肚饱。但是后来到城里说书,往往是食宿自理,只给钱,而钱都在师傅的口袋里,一个子儿都到不了他手中。没有钱,没有住宿的条件都无所谓,关键是没饭吃,他实在饿得不行,只得回家。
　　回到家,干什么?孙金福没有想好,学好的技艺丢掉又心有不甘。就在这时他碰到了说书大师张俊功的弟子贺治财。贺治财已经出师,在单独说书。他们两人本是同乡,又是同校的校友,话语分外投机,于是决定一块说书,挣来的钱贺治财拿大头,孙金福拿小头。从此后,孙金福终于可以靠着说书养活自己了。那时候,好多人其实是喜欢听古书的,但是孙金福从师傅那里学的全是新书,这个时候他就翻阅大量古书的说本,然后请教贺治财,看他是怎么将一本本古书说下来的。贺治财比孙金福大五六岁,这种亦师亦友的交往使孙金福受益匪浅。到后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古书的内容,只要贺治财讲述十几分钟,孙金福就能配合着他在台上完整地说下来。孙金福这种超常的天赋让贺治财大为吃惊。而贺治财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素养也让孙金福深感钦佩,直到几十年后,孙金福还是逢人就说:“贺治财是陕北说书人中书说得最好的。”
　　一般人学知识都是在学校里完成的,说书人的知识是通过说万卷书而获得的。孙金福勤勉好学、博闻强记,对历史地理、阴阳五行、民间杂学都烂熟于心。逐渐地,他和其他艺人有了区别,他成为说本的研究者、书词的诠释者,也成为说书艺术的评判者。如果不是后来生活的变故,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1986年,孙金福24岁,他借了一笔钱,可心可意找了一个米脂婆姨。两年生了两个男孩,喜和愁同时降临。靠着说书,眼看着一家人要饿肚子了,没有办法,只有改行。他和老婆摆地摊卖小吃,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每天都有收入,生活就可以稳定下来。然而,老孙并不着意于生活的稳定。那时候陕北各地贩卖羊绒成了一股风气,老孙找到了一个做羊绒生意的朋友,借了钱,贷了款,入了一股。不料,因为羊绒中间掺沙子作假,他的朋友坐了牢,他跟着一下子赔了个盆空碗空。老孙连结婚时候借的钱都没有还完,又欠下一屁股债,日子真的就要过不下去了。这时候他听说神府煤田大开发,淘金的人都往那里涌,于是举家迁到神木大柳塔卖小吃。没想到在那里一扎根就是20年。
　　那时候老孙夫妇拼命赚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将欠债还清。所以,无论他们赚多少钱,生活都是一贫如洗。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孙金福夫妇才将欠账全部还清。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卖小吃,生意越来越火,短短几年时间,不仅买了住宅,还买了门面房。有了自己的门面房,老孙就挂出了一个招牌:书匠饭馆。这时候,老孙给贺治财打了一个电话,叫老贺来一趟。老贺提个三弦来了,以为是有书说。老孙瞒着老婆悄悄给老贺1万块钱说:“做个买卖吧!”他知道老贺日子难过,老贺书说得再好,五个孩子靠他说书要喝西北风。老孙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当年和老贺合作,老贺没有亏待他,他就一辈子念着老贺的好。老贺没说什么,知道这是兄弟的一份心意,那时候的1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老贺用这些钱买了一个机动三轮车去延安贩菜,可惜他财运不好,赔了钱,后来只好继续说书。
　　
　　老孙的书匠饭馆不算大,但是名声不小,它成为陕北说书人的集散地。南来北往的艺人们到老孙的饭馆,老孙吃住全包。用贺治财的话说,老孙这个人爱穷人!当然,老孙其实也还爱着说书,说书、听书成了老孙补养精神的特殊方式。有时候他撇下饭馆,摇身一变,又成了说书人,他酣畅淋漓地和各路书匠们一起说几天书,过一过瘾,好像惟有如此,日子才过得踏实。参与说书活动,对老孙来说早已不是为了赚钱,好多时候他都是贴着钱。有一次横山盲艺人鲁锋找到老孙,要借2万块钱,他说没这个钱,儿子娶媳妇娶不到家。老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老孙多年接济过不少日子窘迫的艺人,他的慷慨众所周知。
　　几年前,师傅孙旺生找到了老孙,这让老孙吃了一惊。原来说书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几个国家组成的采风团到榆林来调查陕北说书,找了横山的好多说书人座谈前朝古代的事情,那些艺人们都是一问三不知。他们又找到孙旺生,想了解一二,不料孙旺生懂得也多是新书,对于古书并没什么了解。于是年过七十的孙旺生带着考察的专家们找到了徒弟孙金福。青出于蓝的孙金福肚子里的确有货,他将说书的文化讲得头头是道,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政府要求孙金福在榆林市表演说书,孙金福硬是要拉上贺治财,众人不了解老贺,不同意。老孙说,没有老贺说不成。于是老孙、老贺再次合作,到了市上,几场书下来就说红了。政府每年正月搞文化活动都要叫他们去捧场。
　　延安大学要搞一本说书的集成,他们搜集了不少资料,因为错误甚多,典故庞杂,书词难辨,就找到孙金福帮忙,把他聘为特约顾问。从此,老孙牛气起来,穿一件黑色风衣,俨然一个说书的学者。他的手机铃声就是一段说书,走在哪里别人一听到三弦声音响起,就知道老孙来了。老孙来了,少不了就要聊聊说书的事情。现在,他进出大学校园讲课、说书,参加各种说书比赛和学术会议,甚至跑到广州、西安去交流民间曲艺。
　　老孙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他认为在当代真正能称得上陕北说书大师的有三个人,他们是韩起祥、张俊功和王学师,碰巧的是,他们都是横山人。老孙为此感到无比骄傲。老孙步着大师们的足迹,总结出了说书的基本要领、说书艺术的评判标准等等,他正由一个说书艺人转变为说书评论家。而且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他要对说书进行巨大的改革,把曲艺形式改为戏剧形式,并将其称为说书剧。为此他搞策划、拿方案,四处游说,但是至今没有寻找到真正的支持。
　　老孙一心想把陕北说书搞成一个像陕北民歌一样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产业,但是以他的一己之力是难以成就大业的。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气馁,一条路不通,他走另一条。他利用广泛的人脉资源,搜罗了100多本从民国到明代说书的说本,这些说本中仅小段就有1000多个。一个台湾商人看上了他的书本,想出20万将它们全部买断,精明的老孙说,他才不卖呢!老孙现在的饭馆每天收入上千元,他不缺钱。实际上,陕北民间文化需要一大批像孙金福这样的搜集整理者和并非学院式的评判者。至少,说书有了他这样的人,应该是这门艺术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