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商黑洞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z111111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扫我。”做微商的这三年里,刘飒每逢见到新面孔,第一件事就是邀请对方扫描他的微信二维码。
  像所有的微商一样,由于没有传统渠道,唯有打开微信朋友圈,别人才能瞥见这家公司及其产品的面目。
  从2012年,随着微信的崛起,朋友圈成为电子商务的一个新集散地。诸多淘宝卖家开始转战朋友圈,腾讯还因此与淘宝有过交恶。之后,一些卖家尝试过基于微信的微店,却不温不火。
  没想到,微信上的电商最终却以一种病毒式的、争议极大的形式迅速蔓延。
  如果总结微商的几大特征,大致如此:以日化类用品为主;通过女性在熟人圈子里传播;买家也多为女性。
  至于其产品质量,央视等媒体在2015年上半年连续曝光的添加了违禁激素的三无面膜或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其整体状况。
  “朋友圈只是一个渠道,至于卖什么产品,以什么方式卖,是微商对自身定位和商业道德的选择。并不是所有微商都卖三无产品,都搞类传销。但现在微商几乎成了传销和毒面膜的代名词。”刘飒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担心且无奈。
  颠覆传统
  做微商之前,刘飒已在电商圈子里打拼了整十年。这十年间,他从混迹在易趣网里的第一拨人,升至一家电商公司的区域总经理。
  基于移动端生存并高速扩张的微商突然出现,让刘飒受到了冲击。2012年,他决定转战微商,并由服装改做美妆。
  在他看来,现阶段的微商与早期电商的最大相似之处,即交易建立在买卖双方的信任之上:“即便是大额交易,买家也会直接转账打款,无需第三方担保。”
  就这样,依靠“熟人经济”建立起来的商业生态圈,让微商渠道显示出极高的沟通效率——大量资金的进出在短时间内完成流通,交易变得更加频繁。
  “微商的出现,让美妆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至少下降10岁。”刘飒感慨道。
  在微商的江湖中,搭建销售网络和渠道比电商时代更快,新品牌几个月就能发展几百个全国各地的代理商。而传统品牌商线下完成这样的积累需要近10年。
  “过去品牌商每年要开一两次展会,还要去全国各地拜访下级代理商。现在借助微信,全都能在线上完成,线上办展会和发布会,甚至能做到每天一场。”刘飒说。
  相较于传统渠道及电商渠道,微商的投入更小、门槛更低。刘飒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大厂商在现有渠道的垄断。
  也正因此,微商近两年来发展迅速,尤其受到创业者与低成本投资者的青睐。
  微商的影响力与成就到底有多大,按照微博易创始人徐扬的说法:阿里巴巴做到2000亿元交易额需要8年,微商只用1年的时间就做到了1500亿元。
  失序的市场
  刘飒供职公司的主营产品是一款洗发水。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是总部设在深圳的一家美妆产品公司,其董事长纪存曦与品牌创始人许雅妍,是一对自微商发家的80后夫妻。
  作为与俏十岁同期起步的第一波微商,纪存曦曾经历过最早期的日进斗金,也遭遇了此后疯狂的品牌更迭战。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早一批做面膜起家的美妆微商,半年赚几百万的都属常见,因此突然闯入微商投机、捞钱的人越来越多,恶性竞争也就开始了。
  2014年下半年起,突然爆发式增长的品牌数量,让纪存曦目瞪口呆,“9月到第二年1月,新品牌扎堆冒出来,几乎一天一个,微商的门槛越降越低,尤其以面膜产品为例,任何人跑一趟广州美博城,只要押下几万块成本,都能做出一个面膜品牌。”
  于是,大批人突然闯入,多少赚到一笔钱便迅速闪人,品牌也随之消失。
  更有甚者,多个热销品牌的仿造品顷刻间遍地都是,加之部分代理商乱价现象严重,产品价值更随价格一降到底。
  之后,微商更大的危机随即凸显。此时,活跃在微商里的大小品牌商,不约而同地选择调高产品定价,虚高的定价促使分层代理制度介入,如同金字塔般的代理商体系随即形成。这也就是类传销的体系基础。
  而今,包括纪存曦在内,本刊记者所采访的多位微商品牌负责人均表示:微商或已开始走下坡路。
2015年3月8日,广州,首届中国微商博览会上的模特

  传销之辨
  2015年5月23日,央视报道,国内首例微信传销案告破,自称“亚洲催眠大师”的陈志华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刑8年,罚款10万元。
  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先后聚焦微商,“传销”也力压此前的“售假”、“诈骗”等关键词,成为微商最新的标签。
  有未经证实的数据称,目前微商从业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业内人士表示,微商平台原本被各界普遍看好的发展前景,或将最终葬送在“传销”阴影之下。
  微商普遍采用的分级代理制度被质疑最多。多数微商虽无需代理缴纳加盟费用,但要以购买产品为前提;购买产品的多少可影响或决定代理商级别,高级别代理商拿货数通常过万。更重要的是,高级别代理需要发展次级代理(即下线)。
  一位日化企业内部人士告诉本刊,设置这种代理制度,将直接促使代理商会转向以发展下线,而非以卖产品为获得利润的主要方式。
  传销所具备的另一鉴别特征是,销售的是否为“虚拟”产品。有业内人士向本刊透露,早在陈志华前,已经发生过“微传销”案例——代理商们采用预售的方式卖“期货”,当销售额越来越大时,品牌商已经不见踪影。
  事后,该代理商联合多位受害者向有关部门联合举报该品牌商涉嫌传销。但受限于举证困难,无据可查,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微商大会却仍在各地开花,规模巨大、场面奢华。一位曾参与过两届万人微商大会的代理商黄真真告诉本刊记者,口号、呐喊、欢呼,声贯全场,每个人都被煽动得情绪极度高涨。
  2015年5月19日,第二届万人微商大会在上海举行,高达1680元的门票很快被抢空。
  监管盲区维权难
  2015年上半年,早在央视新闻关注并报道微商之前,《人民日报》便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微商不是法外之地,诈骗让朋友圈沦陷”。
  实际上,微商至今仍然处于监管真空。
  以美妆微商产品为例,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食药监局)尚未正式参与到微商渠道品牌的产品质量把关中去。随着不法商家在朋友圈里出售“毒面膜”的诸多案例先后被媒体曝光,期待食药监局等有关部门介入微商产品监管的呼声越发高涨。
  同时,腾讯作为微信平台提供商,至今都未出台有效的监管方案。
  一位互联网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对电商业务一路受挫的腾讯来说,微商可谓是微信带来的“意外收获”,腾讯还需要时间思考如何将之纳入自己的业务体系。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提示消费者,当下微商缺乏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卖家伪造产品销量、评价、转账记录等问题严重,切不可轻信朋友圈的宣传内容。
  对此,法律人士也呼吁,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合理有序的规范办法。当然,微商也应该加强自律,遵守法规,维护微商整体的商业信誉。
其他文献
虽然日漫、美漫的二次元模式早已有之,然而中国的“二次元经济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  经过此前一年的资本布局,2016年,人们期待着“二次元经济”有更为实际的作为。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5年中国二次元用户报告》,中国的二次元消费者已达到2.6亿人,其中97.3%是90后和00后。分析机构易观智库则预计,未来中国整个二次元消费市场潜力可达上千亿美元。  二次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但是如
7月21日,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稿。  条例发布后,瞬间引爆此前已长期受到关注的高速公路收费话题。多数媒体及公众将该条例规定解读为“高速公路拟长期收费”并大加传播,引起一波舆论狂潮。  本次事件的舆情传播具备“传播规模较大、传播量高峰期较短、舆情持续期较长”等特点。由于《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直接关系到百姓生活,在新闻发布会召开当日就迅速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和热
海外生活的岁月里,如有闲暇时间,跳蚤市场总是一个让你能找到无穷乐趣的地方。从多年的小古董,到家传的老家具,从二手自行车,到孩子的玩具衣服,只要生活里用得上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淘到。  在伦敦周边,只要是有一片空草地或一个学校操场,都可以在周末成为规模不一的跳蚤市场所在地。不太冷的每年4~10月,如果不下雨,周末几乎总有集市可逛。  要去卖东西,也不用提前申请,只要当天提前到场,交上十几镑(一百多元
综观万亿俱乐部成员的经验,其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高度契合也再次印证了,五大发展理念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根本之道  2015年,杭州成为中国第十个GDP总量跨越万亿元的城市。至此,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和杭州这十座城市以全中国百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和十分之一的人口,实现了超过全国GDP总量五分之一多的生产总值。  对于经济总量超过万亿元的城市
940公里的大外环,名称、走向和具体线位,几经变化  提起北京七环,家住北京市密云区的顾京(化名)说:“几年前就听说过,不过一直没见修。”  如今,七环即将变为现实。    日前,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高金浩在京津冀三省市区域交通一体化统筹协调小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表示,2016年年内,大外环河北段850公里将全线通车。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周正宇7月1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2016年底,将启动
犹记得姜文《让子弹飞》的大结局:一帮草寇“革命”成功之后的愿望,就是简单的三个字---“去上海”。  其实想去上海的,不只是中国人。在西方人心里,上海一直是一座摩登到让人膜拜的大都市。  有西方历史学家总结说,“上海”两字的根本意义,即是“现代性”。BBC在最近拍摄的一部广播纪录片《上海:回望一座世界城市》中用“超级摩登”(ultramodern)这个词来概括上海---这个评价,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以市场为导向还是以理想为导向?这一直是中国民办教育面对的终极问题  2016年9月,陈飞(化名)离开了他供职一年多的某民办高中。  为了压缩师资成本,他所在的民办高中每年通过招收新教师替换掉有经验的老教师。而由于对招生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教学质量,学校关心的只有如何保证在校学生不中途退学,以免学校受到经济损失。  “说是办教育,但赚钱却被摆在第一位。想做一位好教师,在这里根本无法实现理想。”陈飞在接受
国家审计署日前发布2015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跟踪审计结果。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共有5.89万户家庭不符合条件但依靠弄虚作假等手段依然成功获得保障房,涉及住房3.77万套、补贴6000万元。  骗取保障房的行为侵犯了社会困难群体的利益,然而严格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骗取保障房而承担刑责。  骗取保障房该不该入罪?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堵住保障房的漏洞?
一听到“中日关系”,我们常常想到政治。但是,从中日关系的全局来看,政治关系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而且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我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里,感觉中国朋友中专业人士或政治关注者会与我讨论参拜靖国神社等政治问题,但更多普通中国人关心的,是去日本旅游、吃日本料理以及日本人怎么生活。    很多不会说日语的普通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社会的熟悉程度,常常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比如,和中国朋友吃饭出游时,不
据本刊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底,全国已有13省份修订了计生条例  “二孩”政策仍在热议的时候,上海版“三孩”方案已尘埃落定。安徽合肥市科企社区“家有二宝体验馆”开馆,有意向生二孩家庭里的“大宝”在学习育婴知识  2016年2月23日上午,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以下称“《上海条例》”)。在《上海条例》中,明确了再婚夫妻能否再次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问题,即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