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读者读到高贵和高尚

　　 何子英（以下简称“何”）：次仁罗布先生好！去年我们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红尘慈悲》反映良好，被选刊转载，然后进入《收获》和《扬子江评论》年度排行榜，并收入年选。祝贺您！您当初想到过这个作品发出来会得到业界如此好评吗？您觉得它的独特性在哪里？
　　 次仁罗布（以下简称“罗布”）：谢谢何主编的祝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应该是《长江文艺》的一次收获，正是因为主编的信任，编辑的认真编辑，加上《长江文艺》这个好平台，作品才能被更多的人读到，被更多的人所关注。
　　 《红尘慈悲》缘于我跟何主编在四川理塘的一次约稿，后来您一直催促，才使我静下心来进行创作。故事是以我之前驻过村的那个地方作为背景来写的，在那里我待了近半年时间。其中，有两个月是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偌大的藏式两层楼房里，与上面的住户和下面的村子都相隔着一段距离，它孤零零地坐落在中间。两座东西走向的山，從前后把村子挤压在下面，让人很压抑。在与村民的接触中，发现他们的生活很艰辛，土地贫瘠，主要经济收入靠卖点核桃和到别的地方去偷挖虫草来维持。村民们在这个闭塞的地方生活得既单纯却又小气，有时候让你无法了解他们的心思。之后，我们西藏作家白玛娜珍也到那里去驻村，她把村子里的好几个小孩弄到拉萨来学习绘制唐卡。这件事促使我要写那个地方的人和事。
　　 在创作过程中只想真实地呈现他们的那种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想法。至于这篇作品能得到业界的认可，可能缘于这故事来自于现实生活，把西藏最偏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心灵情境给记录了下来，读后能给人带来一些思考吧。
　　 何：今年6月适逢《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我们又在第6期头条推出您的新作《我的汉族爷爷》。这篇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汉族老红军，在长征途中因负伤被留在藏区，经寺庙活佛救治伤好后，试图寻找大部队而未果，从此永远生活在一个偏僻的藏族小县城。爷爷的人生传奇而悲壮。作品末尾，通过一个知情人的讲述，又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原来爷爷在战争中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作品中的叙述者——孙子丁真和爷爷没有血缘关系。读到这里，我真的落泪了，为爷爷苦难的人生境遇。能否谈谈您这篇作品的创作缘起？故事和人物有无原型？
　　 罗布：我是2011年9月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访学一年，期间有个社会实践活动，当时我设想的是从成都进入甘孜，再到香格里拉，然后去青海、甘南藏区考察。可是行程到香格里拉就被终止，又回到了北京。我从甘孜到香格里拉时，要途经一个叫乡城的县城，之前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甘孜州文联主席格绒追美给县文化局打招呼，请他们在那里接待我。细心的文化局领导们陪我参观了乡城的民居、寺院，还把当地的文化人召集起来进行了一次座谈。这样我对乡城的过往历史有了个粗略的认识，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红二方面军路过乡城这件事。当时寺院僧人和群众自发地去迎接他们，给红军食物与草料，将病人带到寺院进行救治……介绍完就觉得这是个极好的小说素材，只是由于对乡城的不熟悉，一直不敢下笔。前年中国作协组织作家重走长征路，我也作为其中的一名成员，从江西到了贵州，一路听到和看到了很多红军的故事和实物，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走的是红一方面军的路线，我要写的却是红二方面军。
　　 之后，我从网上搜查了很多红二方面军的资料，也翻阅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和红军相关的书籍，看过电视连续剧《长征》，我有了些写作的底气。在正式创作前也找了很多乡城的相关资料，这样我才敢动笔写这篇作品。当时听他们介绍时说乡城有几个留下来的红军伤员，很可惜的是当时时间紧没能去采访。
　　 何：是的，记得我们在理塘时也参观过一个叫作俄日寺的藏庙，当地人介绍说，这个寺庙的僧人当年也帮助过红军。我当时听了，颇为感动。因为那个寺庙如今显得荒凉也有些破败，但里面的僧人都非常友善。我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竟然和红军长征有关系。突然间就感觉到了长征并不遥远，也体会到了当年红军与藏族群众鱼水交融的亲密关系。您凭着作家的职业敏感，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这段历史，是很可贵的。如果您当时采访了那些老红军，这些人在藏区的生活可能会给小说提供更多真实的细节，这确实是个小遗憾。现在您只能靠作家的想象去弥补了。
　　 罗布：确实是这样的。如果当时要是能采访到其中幸存的红军战士，可能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素材，使小说的情节更加丰满，思想性会上一个新的层次。可惜人生就是这样，总会与很多东西擦肩而过，后来只能凭着曾经随中国作协重走长征路和相关资料上看到的文献，重新构织和想象那段岁月。
　　 要是没有重走长征路的这段经历和自己亲历乡城，我是不敢去写这篇小说的。这是一个作者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我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是要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何：今年也是建国七十周年和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我认为在此时间节点，您创作这部《我的汉族爷爷》的小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小说中的爷爷朗加泽仁（张华）参加过红军长征，在西藏发生的叛乱中又重新拿起武器维护和平，爷爷的一生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他以一己渺小的身躯，投身到时代的革命洪流中。正是有无数爷爷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在用无字的笔书写着中国的历史，影响着国家的命运。爷爷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在当下社会语境中具有何种意义？
　　 罗布：我写这篇作品正好赶上了建国七十周年和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这或许是冥冥中一股力量注定的吧，从有创作构思到真正动笔写作，中间有近六年多的时间，最终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应您的要求来完成了。爷爷这个形象虽然在小说里是指一个单一的个体，但在我的心里，在文本里是指向无数个爷爷的，小说的题目是《我的汉族爷爷》，内文里的小说题目却变成了《我的爷爷》，我想通过这样的细微差别，让读者读懂作者的用心，读懂那些曾经为了劳苦大众有个幸福的明天，而抛家弃子、献出生命的那些最普通的红军战士们。他们很多人现在没有人能回忆得起来，也没有人能再叫唤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润滑了历史齿轮的向前滚动，他们理应活存在文字里，理应被后人们铭记，我写这篇小说的意义可能就在这里吧。 　　 在当下文学更多关注现实利益书写的时候，我想读者也应该需要一些具有精神品质的作品，让读者读到高贵读到高尚。
　　 何：您说得太好了！是的，历史不应被忘记，作家有打捞历史、唤醒记忆、重塑民族精神的责任。
　　 罗布：作家的创作看起来是一个人孤独的劳动，其实，那期间他是在向内审视，抛开外界所有的喧嚣，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品质。通过笔下塑造的人物给读者最美好的东西，使读者在过往和现代的时空中，看到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说白了就是作为人的担当、责任与牺牲。正是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现在的辉煌。
　　

关注自己熟悉的这个民族

以及人的命运和那份尊严

　　 何：仁爱、勇气、慈悲、救赎好像是您的小说的关键词，也是您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的一个精神主题。您从小说《杀手》开始，到长篇《祭语风中》，一直在书写普通人的苦难与情意，困境中的坚韧和不泯的良善、悲悯的情怀，作品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形成鲜明的美学风格。我很好奇，您的这种作品主题和情感基调的来源是否与您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有关？
　　 罗布：您提到的这些可能跟我所受的教育有关。我读大学时考到了西藏大学藏文系，五年的时间里较系统地学习了藏族文学、藏族佛教、藏族历史等诸多课程，这些课程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学会了谦卑，学会了适可而止，学会了尊重他人，学会了敬畏，以致人变得懒散、无欲、淡泊。在创作作品时这种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当中，呈现在了自己的作品里，因此同国内许多作家的作品相比较，可能显示出了另外一种精神，其实这就是藏族文学一直要呈现的主题。
　　 藏族人在现实生活里，还有传统文化中，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所以我的作品里出现您所提到的那些元素，都只是我对藏族传统文学的一个继承和延续。
　　 何：最近我们杂志的“自由谈”专栏做了一组关于民族文学创作的话题讨论，其中有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学内卷化的问题，认为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书写本民族时将民族身份与文化、历史的书写静止化、风情化，形成一种封闭叙事的想象套路，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学书写范式上的模式化。您认同这个观点吗？您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有怎样的突破？
　　 罗布：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我以自己熟悉的西藏文学为例，我们很多作家的作品，只停留在呈现现实生活上，过多地停留在叙述生活细节，如房屋、穿着、饮食、环境的描摹上，缺少了对大的时代背景的掌握和在这种大的时代里个体命运的观照。以前，我自己在写小说时也常常陷在这种误区里，认为自己把这些细节性的展现出来就是民族的，是与别人不一样的。后来，我慢慢地发现，小说就是写人性，是写人的丰富性和所有的可能性，只要你把人的情感写到位了，自然就能引起共鸣。你无须刻意地去写一个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你只需把主人公当成一个人去写，把他在各种遭遇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人的高贵品质写出来，你也就为你的民族留下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我们西藏作家现在缺的就是这点上的突破，他们太专注于为民族而写民族。我们读辛格读肖洛霍夫读川端康成读福克纳，何时注意过他们在写以色列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印第安人，我们在阅读中只关注小说主人公的情感、命运，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人的那份尊严。
　　 我在创作中也秉持这种理念，来写我熟悉的这个民族。
　　 何：还有观点认为少数民族文学过于強调民族的族群标志和文化符号，强调民族认同感，表现出一种身份的焦虑，这会导致创作的窄化和现代性的不足，主张少数民族作家要在“重寻”之外，更应该着力于“重建”，从当下的现场资源中发掘新的审美资源，表现民族文化在时代新潮中所产生的新质。我觉得您的作品与学者们所称的民族文学作品有所不同，它们其实体现了这种时代感，比如《红尘慈悲》中觉如·云丹的出走，《那片白云处是你的故乡》思考的是藏族居民如何走出故土适应现代生活，都在寻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个平衡。所以我认为您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藏族作家。您是如何做到与时代同步的？
　　 罗布：从我个人来讲真的没有产生过这种身份焦虑，这可能跟我一直生活在拉萨、大学读的是藏文专业有关系吧。只要你熟悉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无需强调民族身份的。你在创作过程中，作品里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骨子里的东西呈现出来的，过分强调民族性反而桎梏了你，会让你畏手畏脚，不能自如地表达。
　　 民族作家需要把视线放得更高更远一些，唯有这样你才能融入到更大的圈子里，你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才会有共性，才能产生共鸣。这几年我自己的创作，也有从写过去，慢慢转向写当下，这样对自己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超越。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

让读者看到另外一种生存方式

　　 何：我发现您的很多小说中，人物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最后总是能找到一个出口，从信仰的层面解决问题。比如《祭语风中》的晋美旺扎，比如《红尘慈悲》中的觉如·云丹，《放生羊》中的老人年扎，还有这篇的汉族爷爷张华，他们都是借助宗教的力量，在精神上完成了救赎，在给予和帮助他者中，达到了心灵的自洽。汉族爷爷张华因受伤，被迫留在寺庙当马夫，以报答活佛的救命之恩。当活佛即将离世之际，要他入赘到新寡的藏族妇女斯朗却珍家，以帮助这位女子，同时也给张华一个家，张华怀着报恩的心情答应了活佛。从此一生帮助却珍养育孩子，支撑家庭。他把对故乡和部队的思念深埋于心底，从未提出过离开却珍，而把思念寄托在桑披林寺庙前的回望中。这是一种守信和承诺。所以他的思念和回望显得特别动人，特别感伤。我想知道，这种宗教救赎的方式是藏族人民遇到困境时普遍的解决途径吗？这是否是藏族的精神内涵和传统优秀文化的体现？这篇小说给当下身处滚滚红尘中的物欲化的人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罗布：在西藏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又是宗教，水乳交融一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吧。如一位老人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还好好地活着，就诵段经文来表示感恩，在这种感恩声中开始了他的新的一天;在路上遇到病人，或不幸的人，藏族人都会不自禁地脱口念诵嗡嘛呢呗咪哄。其实，这些都是多年养成的一个民族习惯，而非出于宗教的目的。正是这种文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浸润，藏民族对生死、对苦难有了自己的一套消解方法。在藏文里“却”指的是宗教，但它的原意极其简单，就是“改造”。改造什么？就是改造人心。通过改造自己的心，认识到这世界的变幻无常，从而面对喜怒哀乐时，能够淡定地接受一切，让心安静地驻留，坚守底线，坚守初衷。 　　 我的很多小说表现的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在物欲、利益盛行的时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看到另外一种生存方式，想到这世间还可以这样活着就足够了。
　　 《我的汉族爷爷》写的是一诺千金，这当中有爷爷的承诺，也有奶奶的承诺，更有贡布云丹活佛的承诺，正是这种坚守承诺，造就了这篇作品的魂。对于当下现实生活来讲，一切以利字当先，因而我们失去了以往很多的优秀品质。希望这篇小说能让读者看到，坚守承诺是何等地壮美，唤醒他们内心的这种意识。
　　 何：您说的在西藏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宗教，我特别认同。在藏区的时候，我看到藏族同胞每天虔诚地去到寺庙里转经，确实那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一种仪式。他们路上遇到陌生人，也会微笑着友好地问候一声“扎西德勒”。所以，当面对困顿时，他们比生活在热闹都市的人们更从容淡定。所以说大道至简，最朴素的生活也许就蕴藏着最深刻的道理。
　　 罗布：内地很多人把宗教想象得太复杂太神圣了，其实你每天的行为就是在修行，遇到不如意心不烦，对待别人要和善，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人等等，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中，让自己完善起来，成为对别人、对社会有益的一个人。之前，我在内地见过很多信徒，他们盲目地崇拜、信仰，在西藏一切是顺其自然，不会这样盲目的。

叙写那些最普通的人，

让他们在文字里永远存活

　　 何：我觉得您的小说叙事非常讲究，故事、人物、语言、结构和叙事的节奏都显得很精致考究，但又自然清新，没有匠气。小说的气韵独特。比如《我的汉族爷爷》这篇小说，您在小说的结构上有意避免线性叙事，对爷爷漫长的人生描绘采取倒叙、补叙、回忆、梦境、他人讲述等手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自由辗转腾挪，在时空交错和套中套的故事（丁真的小说）中，还原了爷爷的人生轨迹，却不沉闷刻板，文本节制，灵动洒脱。您是如何构筑您的小说世界的？您的小说写作理念是什么？
　　 罗布：小说越写越难写，这是我的一个深切体会，也是我作品少的原因。我每写一篇作品之前，都要想着怎样去写，这问题会困扰我很长时间。我希望自己每写一篇作品，都与前面发表过的作品有所不一样，这里说的是叙述手法上。但真正实现自我的不断突破和超越，其实很难很难，有时候为此要付出漫长的时间。但我愿意，也宁肯少写。
　　 《我的汉族爷爷》写作过程中，最后那段我重写了两遍，最后借用在小说里写小说来表现，觉得比平铺直叙地由“我”来讲述更真切，更易于展开，也更能规避很多的问题。
　　 我的小说创作理念是叙写那些最普通的人，让他们在文字里永远存活。
　　 何：每个成熟作家都会面临着重复自己的危险和突破的艰难。这可能也是创作的焦虑。记得亨利·米勒说过一个作家要在写作上有所突破，需要倾听自己的声音。在我看来，您的小说还是比较注重对人心的挖掘，虽然表达的精神主题是一贯的，但是在题材和叙事上都有不一样的追求，文本力求多样化。您说自己的作品写得少，也可能就是这种自省意识所致吧？
　　 罗布：这又得说到著名作家阎连科了。那是2004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当时阎连科老师过来给我们讲课，他在课堂上说的这么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阎连科老师说：“要是你寫不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干脆就不要写了。”最初这句话对我打击极大，感觉写作无法继续。那时我可是一名初写者，很多时候都是在学习和模仿中，自己怎么可能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呢。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深切地体会了这句话的含义，它就是要求写作者在叙事上要不断探索，开拓叙事上的多重可能性。我也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小说的叙事技巧，寻求新的突破。
　　 何：《我的汉族爷爷》无疑是一篇厚重之作，它不仅叙述了爷爷留在藏区的生活，而且在他去世后，孙子丁真带着他的骨灰魂归故里，在奔赴江西故乡的旅途中所遇的人和事，在不停地强化爷爷当初参加红军的历史背景和氛围，通过丁真这段辗转行走江西革命老区，描述了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既增加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和生活广阔度，也使整篇作品更饱满生动。您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困难？
　　 罗布：这是我第一次写红军，肯定挑战很大，困难也是重重的。之前计划中，是想通过主人公丁真去江西革命老区，然后追寻红二方面军的足迹，经贵州到云南，再到藏地，复原爷爷当时经历的许多战斗、走过的许多地方，以及跟他一同战斗的那些战友们。可是这样写来篇幅拉得很长，而且讲述中会有不断的反复。后来为了减少冗长的叙述，就借用陈胜利的短信，简洁明了地把这一过程交代过去。小说中对爷爷形象的塑造，放在了乡城的那一段故事里，这也是对前面两个章节的一个补充和交代。这是叙事层面的困难。
　　 从内容上来讲，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许多历史事件，经过的那些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城镇村庄的建筑等对我都是一个考验。只能通过网络和书本去搜寻。
　　 何：您的作品中总是有一些出走和逃离的人物，比如《红尘慈悲》中的云丹，这一篇中丁真的二哥降初，云丹的出走，使他有了觉悟，对女性的命运和祖辈生活有了反思。还有一种逃离，如《那片白云处是你的故乡》中的环卫工人，他们是不得已的迁徙和流离，政府为防止草场退化而将他们搬迁入城市，留下的是难以融入都市的尴尬和一抹乡愁。“逃离”其实是中外很多作家写作的一个主题，是一种精神上对已有秩序和现实生活的反叛，对新生活的追求。而《我的汉族爷爷》中丁真的二哥降初的出走，好像不具备这种精神意义，他在与爷爷的价值观不同，两者是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出走和逃离是否成为您打开自己写作空间的一种文学建构方式？是连接人物与他者或他乡的一个通道？
　　 罗布：您把这两篇作品中的出走联系到一起，给我提出“出走或逃离”，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之前我可没有想到。细想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出走，如《叹息灵魂》《杀手》《长满虫草的心》《神授》等，确实，这成为了我的另一种文学建构方式，成为了通向另一条道路的途径。这让我想起了福克纳说的那句话，大致意思是，往横向长的都是需要不断流浪和迁徙的，比如路、水。前面这些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这一类的。另外，还有一些向上长的，如房子、山、树等，我的作品里也有这种内容的创作，像《放生羊》《界》《八廓街》等，主要是向内审视，写人心的。 　　 《我的汉族爷爷》中二哥降初这一人物是为了与“我”对比而塑造的。我们都是爷爷的孙子，却在对待爷爷的态度上截然不一样。我是念着爷爷的恩情，愧疚于不曾了解爷爷的身世与经历;降初却因一个巴掌逃离乡城，直到爷爷去世也不回来，甚至认为爷爷是个可怜的人。通过这两个人物的言行举止，让读者去判断孰优孰劣。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两类人，一部分人感恩先辈们的舍生取义，为我们赢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另一部分却没有一点感激之情，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理所当然。
　　

优秀的作家，

让人看到小说的无限可能性

　　 何：在您的写作经历中，您是否受到过哪些作家或者经典作品的影响？我觉得您的写作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不过于强调自己的族裔身份。您的这种意识来自哪里？您认为阅读学习对提升作家个人的创作有怎样的意义？
　　 罗布：有很多的作家对我产生过影响，如莫泊桑、海明威、福克纳、川端康成、鲁尔福、略萨、鲁迅等等，从他们那里不仅学习了叙事技巧，还学到了小说结构的设计，甚至遣词造句等。这些优秀的作家，让你看到了小说的无限可能性。
　　 我个人刚开始写作，也是很注意民族性的，但是后来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改变了之前的这种写作观念。无论你作为何种民族，你笔下写的都是人，写他们的情感和命运，世界上的情感是不分民族、不分肤色的，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是能直指灵魂深处的。所以，我在创作时没有想过民族的身份，只是把主人公当成一个人来写。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读书是必不可少的。之前，主要读文学作品，后来开始涉猎历史、哲学、自然、宗教等，范围越来越广泛。书读多了，越发觉得懂得太少。读书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是不断完善自我的一个过程。
　　 何：谈到阅读和写作，我知道您最近在西藏民族大学当驻校作家。最近几年，全国很多高校都在聘请驻校作家，您觉得驻校作家的意义何在？给当下大学的文学教育带来怎样的影响？当下大学生对写作持怎样的态度？作为80年代的大学生，您重回今天的大学校园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罗布：我是四年前被聘为西藏民族大学驻校作家的，好像这也是西藏民族大学的首个驻校作家。我是一名编辑，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能够成为驻校作家对《西藏文学》这个刊物非常有利，我们能够借用民族大学的文学研究资源，为更多的西藏作家服务，其中包括对作品的点评，研究文章，甚至可以请他们从宏观上指导西藏文学的创作，指出跟国内的差距和应该奋斗的方向。从另外一点来讲，在大学生中点燃文学火种是很有益的，通过个人的成长、藏族文学的现状、文学的作用等，让更多的大学生知道文学的意义和它的功能。
　　 我重回大学，感受自然很多，但作为刊物编辑，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可能会有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们深信时间会给我们回报的，一定会出来几位能撑起西藏文学一片天的作者。
　　 何：《杀手》是您的一篇重要作品，它获得过很多荣誉，万玛才旦导演根据您这部小说和他的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最近已经上映了。您对这部电影有何评价？您对电影中的司机和杀手这两个人物形象满意吗？
　　 罗布：万玛才旦导演的《撞死一只羊》，改编自我的短篇小说《杀手》，这段时间正在全国上映。我也跑到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心里感到很高兴。这是我的第一部被拍成电影的作品，期间虽然有三四篇小说被改成了剧本，最后都因为审查总是过不了关。另外，还高兴的是，这部电影中万玛才旦的风格正在发生着变化，今后值得期待！
　　 《撞死一只羊》把两个小说糅合得恰到好处，关于命运、救赎展示得也很有分寸，也具有象征的意义，如茶碗里漂浮的一根茶杆，后来画面里变成两根。总体来讲，万玛确实拍出了一部表现藏族心灵的好作品。
　　 杀手和司机这两个人物中让我选择的话，我更喜欢那个司机。杀手缺少了我在小说里塑造的那个人物身上应有的苍凉、无助、韧性的东西。
　　 何：我也观看了这部电影，认同您的看法。但杀手终于见到仇人后泪流满面的镜头，还是很震撼的。我认为您的小说不一定适合拍电视剧，但确实适合拍电影，因为您的小说含蓄、深沉、宁静，笔触是指向人的精神内部的，您的小说气质契合电影的叙事特点，给电影导演提供了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希望以后能看到您更多的小说在银幕上呈现出来。
　　 罗布：感谢何主编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感谢多年来帮助和扶持我的所有刊物，同时也给喜欢阅读我作品的那些读者送去更好的精神食粮。今后，争取有更多的作品能被拍成电影。
　　 何：您好像正在进行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可否透露一下进展情况？
　　 罗布：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乌斯藏》进展还算顺利，上半年可以全部完稿。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讲述吐蕃王朝分崩离析后，西藏成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地方，各个势力相互征战，民众痛不欲生。佛教各种流派悄然兴起，抚慰民众受伤的心灵。宗教成为一股新兴的势力，引导和占据藏民族的心灵。此时，蒙古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派兵到西藏，经过血腥的杀戮，西藏人惶恐不安，无力抵抗蒙古人的铁骑，最终决定议和。这个责任落在了萨迦寺寺主贡嘎坚参身上，这位六十三岁的老者，为了西藏众生的福祉，不顾路途的遥远，带着十岁的八思巴和八岁的恰纳多吉（两个侄子）前往西夏的涼州，与蒙古人商谈西藏归入元朝版图的事宜。以及后来发生的故事。
　　 何：哦，那一定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看来您对历史进程中的人物和细节充满兴趣。期待早日读到您这部新作。
　　 罗布：对于藏地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从那开始改变了历史的书写。自己能写这样的作品感到自豪和荣幸，但最后能写成什么样，心里还真是没有底。只能继续努力再努力！
　　 何：最后，对于《长江文艺》这本有七十年历史的文学刊物，您有什么寄语？
　　 罗布：希望《长江文艺》“擎文学之大旗，润读者之心田”。
　　 何：谢谢！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