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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天安门广场，我都要去东交民巷，在金融出版社门口的汉白玉台阶上呆上一会儿，这座二层小楼是50年前司法部街唯一留下的建筑，司法部街是天安门广场西边的第一条大街，它安详地躺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的座下，如果司法部街老街坊们打算凭吊故园的话，这里绝对是最理想的通往时光隧道的入口。
当当电车
司法部大街南北走向，南起西交民巷，北接长安大街，长约二里；有轨电车沿街而过，是连结前门与西单的唯一交通工具。电车有两种：一种是带拖车的老式电车，还有一种解放后生产的单体瘦型电车。老式一般是黄颜色的，新式单体车一般是深紫色的。电车司机站在车头左边，一根磨得发亮的活动铁管儿把司机与乘客隔开来。司机是站着开车的，手握一只车速摇把，脚踩着车铃开车，“当当”作响。所以老北京给有轨电车取名曰“当当车”。电车顶上安着一长方形弹簧铜杆与一单根电线相接，电工称之为接火线，铁轨充当地线。夜里，电车行驶在高低不平的路段上，放出耀眼的电光，给孩子们留下极深的印象。车厢两侧有两排纵向长木座，车厢顶部固定着两排扶手，像当代地铁列车。当年的电车售票员是不允许坐座的，一律站着售票。他们用的是黄色翻毛牛皮售票包，黄皮包封口的铁夹子被磨得发亮，皮包里面放着一个木板，上面钉着不同价码的电车票。不管车内有多少乘客，售票员总能麻利地用红蓝铅笔把乘客下车的代号画在票上。
那时北京市人口不足200万，平日马路显得空荡，电车里有的是座位，乘客绝可免受如今被挤成“沙丁鱼”或“相片人”之苦。司法部街路宽人稀，驶出大栅栏的电车欢快地进入这条街，电车司机用脚轻轻打着拍子，得意地踩着点，那有节奏的铃声，惹得孩子们上课走神，为此，少不了挨飞来粉笔头的警告。
1958年前，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司法部街小学，四家占据街道西侧的绝大部分。一次，我去北大燕园拜访我国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先生。老人指着明清两代北京地图告诉我，司法部街在明朝时是前、后、左、右、中五军督门；清代则为太常寺所在地而自民国以来，高法大院则为北洋、民国、日伪和新中国历代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故取名曰司法部街。庄严雄伟的高法大楼屹立于大街的西侧，巨大的石狮傲视东方，威武的解放军警卫持枪肃立，给这条古老的大街蒙上一层庄严肃穆的气氛。
司法部街小学
司法部街小学是我的母校，乃上世纪初建立的一所小学。校园里，整齐的教室和走廊环绕四周，中间是个正方形大院，灰色花岗石台阶镶嵌四周，院内铺着清一色白瓷砖，解放前曾是北平法院的审判厅，它经历了几十年的日晒雨淋竟无一处损坏。瓷砖大院是女生跳猴皮筋、丢包和跳房子的乐园，临街大操场是我们男孩儿淘气的天地。下课铃一响，操场就开了锅：踢足球的，跳高的、跳远的、荡秋千的……最热闹的是在北沙坑摔跤。小男孩儿特别崇拜当年的天桥摔跤大王宝三大叔，课间仅有10分钟时间，还要去沙坑学着宝三扭打较劲儿，直滚成土孩儿，方才罢休。
学校北面是个狭长院子，音乐和美术教室及校图书室都设在这儿。我们在这方寸之地受了高尚的艺术熏陶。音乐老师人近中年，中等个儿，胖胖的，红脸膛，不管讲课还是弹琴总是挺着笔直的身板。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唱起歌来常常震得窗纸“嗡嗡”响，令同学们着迷。老师突破当时的音乐教材，教孩子们唱西方歌曲(当时只唱苏联歌)。我们头一回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渴望春天》，其中歌词有“快来吧春姑娘啊，快来吧春姑娘”。他唱得那样动听，神情那样陶醉，大家深深地被他感染了：像春风把我们送到莱茵河边的草地上，尽情地呼吸着春日的花香，沉醉在明媚的娇阳里。那节动人心弦的音乐课至今难以忘却。
杨公小庙
1958年前的共和国司法部在我们小学北面，两院一墙之隔。高检、高院的职工家属看病、洗澡来司法部必经杨公祠。小庙位于原司法部史良部长办公室西头几十米处，平时特僻静。
我记得小庙只有十平米左右，庙内摆一张方桌，青布铺其上，两边下垂带尖儿的黑带。我们这帮小学生，常趴在窗口，踮着脚尖好奇地朝里打望。晚上玩游戏时，还借此小庙讲神鬼故事。小男孩儿们为比谁胆儿大，互相打赌看谁敢摸黑去小庙一游，以在杨公祠窗台处写上自己名字为证。
小庙旁有株枯槐，此树是杨公在押时手植之物，早已枯死，树围特粗，两个小孩都搂不过来。枯木内嵌一方方石，镌刻着“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国，留得忠魂补”!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小庙竟是纪念明代大忠臣杨继盛的。杨大人遇害前被严嵩关在锦衣卫，400年前锦衣卫就设在此地。
杨继盛(字椒山)13岁才上学，30岁中了进士，在他从政6年的时间里，爱憎分明，执法如山。奸相严嵩对其又恨又怕，千方百计拉拢他，一年之内将杨提升三级，官至兵部选武司。杨继盛为保国家社稷，上任不足一月，就掌握了严嵩大量罪证，在皇殿之上怒斥严嵩“十大罪”和“五奸”之罪，可他最终却被昏庸的嘉靖皇帝治罪下狱了，关押在锦衣卫这座小庙里，受尽严刑拷打。杨继盛面对酷刑不屈不挠，杖百之后，十指被打掉，上下肢被打折，胳臂上的肌肉腐烂了。杨的好友送去蚺蛇胆为他止痛，杨却笑日：“椒山自有胆，何蚺蛇胆为?”说罢，将盛有蛇胆的瓷碗打碎，拾起碎片，将自己臂上腐肉刮掉、肉筋截去，直到露出生生白骨。为他执灯的狱卒视之全身战栗，油灯摇摇欲坠，背过身子掩面哭泣……
一次偶然机会，我得到一本70年前北京的旅游手册，书中记载了旧司法部院内的杨公祠。还附有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儿时玩耍的杨公小庙。
同桌“耗子”
学校斜对过有家早点铺，3分钱一个芝麻火烧、2分钱一个馃子、2分钱一碗豆浆。店虽小，擀面棍却敲得贼响，虚张了半天声势也不见招来几个顾客。
上小学时，家里每天给我5分钱买早点吃，这生活水平在班里算是“阔主儿”了，多数同学早上只能啃窝头就成菜。一个外号“耗子”的同学与我同桌，他长得又黑又瘦，小鼻尖布满了雀斑，平时总眯着那双红肿的肉泡儿眼。“耗子”家境贫寒，常饿着肚子上学，课堂上他那饥肠奏鸣曲，搅得我心神不安，所以常掰点烧饼给他充饥，因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耗子”功课特差，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还爱好金石，口不离颜柳，言必称苏黄。因家穷配不起眼镜，眼睛越发近视。每逢班里出墙报便是他大显手笔之机，神气极了，可惜眼神不佳影响了形象，枯瘦伶仃的小手捏着一支笔，趴在墙跟前，恨不能连 人带笔钻进墙里。“耗子”真像是一只瞎鼠在忙活。
小学毕业考试，我让他偷看试卷帮他过关。那年我考上名校——北京男四中，学校师生为我鸣鞭炮祝贺。事后，“耗子”悄悄把我拉到一边，从背心里摸出一枚大铜钱，有烧饼那么大，上面镌刻“康熙通宝”四个字，铜钱上滋着“耗子”的臭汗。“耗子”咬着我的耳朵小声说：“这是打家里箱底偷出来的，我妈说箱底有钱‘镇’着能发财。”看着哥儿俩就要分手，听着他这番情话，我的眼睛湿了。“耗子”指着铜钱的方孔给我讲述天圆地方的道理，瞧他那番高谈阔论的作派、那颇具考古学者的神采，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平日在他面前一向神气的我、好为人师的我，此时变成他谦恭的学生。我一边听他白话一边暗想：这家伙肚里真有货，指不定将来会成个大历史学家哩。倒霉的是，铜钱还没玩几天，就滚入马路边儿的臭沟里，当时气得我直跳。天哪，这可是“耗子”的心啊!
“疯子”货摊
烧饼铺往北走十余步是家小摊。屋子用木桩和碎砖头垒砌而成，像“大奔儿头”拱出在人行道上。屋里住着一位中年光棍汉，做洋铁活儿。门外摆满了他做的打油舀子、拔火筒、烧水汆子等物。屋里长年点着一个煤球火炉，炉里放着烙铁，炉旁摆着盛粥的黑锅。铁匠大头大手大胡子，腿有点瘸，面部总无表情，少言寡语，偶尔说话，嗓门儿特大，像吼人似的，孩子怕他，背后管他叫“疯子”。然而他摆的小摊，却成了我们的“乐园”。摊上有我们男孩喜欢的弹弓胶皮、蛐蛐罐、弹球用的“老子儿”、六十张一套的三国洋画，有女孩爱玩的五色羊拐、猴皮筋和她们最爱吃的果丹皮及脏得似黄土的酸枣面。
放学铃一响，学生们“叽叽喳喳”地冲出校门，或结伴去天安门广场踢球，或相约去前门的护城河边捞虫，欢声笑语驱散了司法部街的宁静，也给“疯子”的小摊送去了热闹。每到这会儿，“疯子”就放下手里的活儿，点上支烟，接待着一个又一个小顾客。虽然仍难得一笑，他的表情却变得和善了，那舒展开的眉头和闪光的眼睛释放出天性中的父爱。一天放学，为买橡皮筋，我在小摊前转来转去，翻了好一阵裤兜，蹦子儿没有，干着急。突然我的小手被一只大手掰开，塞进好几根鲜艳的猴皮筋。我惊恐地眨眼望着“疯子”。他只说声：“得，爷们儿，家去!”这生硬的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惊呆了。此时感到“受宠若惊”一词像是专门为我发明似的。多好的“疯子”大叔呀!
解馋
司法部街唯一的小饭馆离“疯子”的小摊不远，在司法部的对面。门口挂着一个红灯笼似的幌子，随风招摇，屋里被烟熏得发黑，摆着几张旧桌子。放学路过这里，总见门口停着三轮车、胶皮排子车。随着伙计的吆喝声、“叮当”的炒勺声、沙哑的划拳声，饭馆里飘出香喷喷的炒面味儿和浓烈的烧酒香，肚子一饿便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诱人的香味。家里来客，母亲总让我到这儿打啤酒，可就是没尝过馆子的饭菜。
这家合作社，是本街唯一的国营商店，店的门楣上画着上下两个相吻的钩，以示“合作”，负责供应全街居民的口粮及副食。我是家里的长子，买粮买米打油灌醋诸事自然交给我来办，所以经常出入于合作社。那年，大概上四年级，见合作社柜台里的海宝罐盛着金色的哈密瓜干，溢出了诱人的蜜汁，盯着它，我垂涎欲滴，只是价格太贵，没敢纠缠母亲。于是只得在我那5分钱的早点费上打主意了。暗下狠心，非尝尝它不可。我背着大人，残忍地克扣早点费，为加快“筹资”进度，还把姐姐的半截牙膏挤个精光，用牙膏皮换得3分钱。如此恶作剧，现在想来真该狠揍。就这样，一分一分地积攒了好久，终于如愿以偿，买了一大块哈密瓜干，领着妹妹躲在杨公小庙里美餐一顿。虽说行为荒唐，但苦尽甜来，算得上是儿时一大快事。
小人书摊
高法高检大院的院墙用水泥铁栅栏制成，漆成绿色。院墙东南角有一爿书摊。主人是个小老头儿，那几块能移动的木板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木板上布着好几排小钉，上面挂着一排排小人书，小人书用牛皮纸包起来。这个书摊儿是天安门西侧地区儿童们的欢乐天堂。
一到放学，孩子们就聚集在这里，付100元(1954年前的旧币，相当于1分钱)租一本儿小人书，付钱的小孩儿高傲地端坐在小凳上主宰翻书，身边三个蹭书伙伴搂着他，八只眼睛齐齐投向小人书。我的书款是平日用旧报纸和牙膏皮换得的小钱，为享眼福，甘心情愿地全都消费在这个书摊上。《敏豪生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太阳山》，不少小人书还是建国前的精品。小人书画得太生动太夸张了：勇敢的敏豪生从大炮中被射出，搂着弹头飞向太空；白眉毛徐良大侠更有绝活儿，一动脑袋便从后颈处射出七量镖，制敌于死命；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神力让小子们瞧得扬眉大喊，而花和尚将那伙企图捉弄他的混混们飞脚踢入菜园粪坑的画面，逗得小子们疯笑得前仰后合，眼泪口水四处飞溅。
我的故园
我的家在高法高检大院里。据说高法高检大楼是民国初年建造的，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大理院。楼高四层，南北长百余米，东西宽六十余米。大楼朝东，中央镶着一块大钟；大楼南、北两端各有一座圆顶塔楼，特像清真寺。北面塔楼离西长安街不到百米，是国庆节、五一节时机关干部观礼的绝好地方。鸟瞰高法大楼，呈标准日字型；楼内两个开阔的天井，每个足容下两个篮球场。我上初一时，还在这里让弟弟妹妹高举着竹竿习练撑竿跳高。大楼中厅，宽阔精致的红木楼梯环周而上，环抱着一个大约20平米的小天井，小天井四周悬挂着铁网，以防止人员坠落。大自然的光芒透过这三个天井照进大楼的每个角落。
高法高检大楼共有八个门，正面三个，南北各一个，楼背后正中是地下室出口，自1956年大楼修整后，这里成了机关职工上下班的必经通道。楼后两侧各建一座外裸式的盘旋钢铁楼梯，既是进出楼的通道，还能紧急情况下疏散人员。夏日里，酷热难熬，钢梯常有穿楼凉风，习习而过，小哥儿们经常聚集此地，边听蝉鸣边做暑期作业。国庆节和五一节天安门广场西边的礼花大多是在高法大院里用迫击炮射向夜空的。在那炮声隆隆、天空五彩缤纷的时刻，我们这帮孩子谁也无心观赏礼花，一个个借着耀眼的光芒在院里像小鸡啄米似地捡滋花(即礼花弹落下的残留火药，其状呈方块形，约一厘米大小)和上树够降落伞。这时钢梯便成了争相攀登的“圣地”。大伙儿把捡来的滋花码在钢梯上排列成行燃放，五颜六色的耀眼光芒映照着孩子无比兴奋的笑脸。这是一年里我们里最高兴的时候。
主楼的中厅宽阔明亮，门前上空有座巨形华盖，马路穿棚而过。当年敬爱的董必武院长，每 天从这里走下汽车，步入二楼中央大厅办公。我印象极深的是：每逢国庆节前，花匠把四大盆桂花树摆在中厅两侧，那颗颗金米粒般的桂花，给楼里送去缕缕幽香，告诉大家，金秋已经来临。一条紫红地毯沿楼梯一直铺上二楼，在董老办公室门前形成一个红色小型“广场”。现在想来，那阵子我怎么那么可恶、那么不懂规矩，如此庄严的地方，我竟把弟妹们驮在背上，在地毯上爬滚嬉戏。
中厅门前有一喷水池，四周种着鲜花。大院东南角是一排整齐的花屋，花匠是位健壮的小伙子。记得花匠端花盆时，他那古铜色的粗壮的胳膊和发达的肌肉，令我们男孩羡慕不已。花匠人健壮，花儿也伺弄得艳丽动人，中厅的桂花便是他的得意之作。
内院中央是个巨大的养鱼池，中间有座假山。以鱼池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出四条青砖铺成的小路，分别通向大厦地下室出口、小南楼、小西楼和大北楼。这四条砖路将内院分成四块场地，东南为灯光球场，西北为网球场兼电影放映场地。在鱼池边还围着四个圆形花池，相间于砖路之间。假如把鱼池当作太极，那么四条砖铺小路便处乾、坤、坎、离卦位，将内院分成四个象位；而鱼池边的四个花池，则处于震、艮、兑、巽卦位。原来内院是个标准的“八卦图”哇!
院里的大人喜欢种树，宿舍楼前植满了海棠、丁香、桃树、草莓树、桑树等。一到暑假，我们就养起了蚕，每天到中灶食堂前采桑叶养蚕，还借此机会打摘桑椹，个个吃得大蓝嘴巴，像喝了墨水。大院里唯一的古典式建筑长廊，把办公大楼与大西楼宿舍连接起来，职工上下班免受日晒雨淋，下雨天还能防止将泥巴带入楼内。大院东面和南面沿街院墙，是用铁制的矛形栅栏构成，涂着绿色油漆，典型的西欧式围墙。
前些时候，去胡同口磨刀，与师傅攀谈起来，不知何故聊到了司法部街。这位年近七十，走街串巷的老人感慨地说：“唉，可惜司法部街那个院子拆没了，那可是大衙门，够气派!”
和“老虎”探险
高法高检大楼中间的塔楼东、南、北三个方向镶着三面大钟。其形与现在人民大会堂南面的中国人民银行老楼大钟大致相似。
幼时，我家世交黄力群(“老虎”)曾带我去大钟表作过一次难忘的探险：那天中午，穿过一道道狭窄的小门，曲里拐弯好不易登上楼顶，这时头顶青天，大钟表突现面前。大钟表下面有个小窗口，窗口位于一个狭窄的台阶上，台阶与楼顶间，横着条近一米宽的“天堑”。蹦到对面，对9岁的我来说，也够玩命的了，一步失足，来它个高楼自由落体，后果可想而知。“老虎”比我小两，岁，他玩儿似的轻轻一跃跳到了对面的台阶。男子汉的自尊激励着我，豁出去了!用力一蹬，也过去了。哥儿俩钻进窗口，缘墙而下，钻进大钟表“腹”内。这神奇的殿堂里挂满了铁链、铁杠，还有巨型的齿轮及铁砣。屋里布满了陈年的积土，脚踩到哪，手挨到哪，就扬起迷眼灰尘，在射进来的阳光照耀下形成一根巨大耀眼的光柱。我跟在“老虎”后面，提心吊胆地迈着小碎步，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屋子里四处瞭望。屋里响着“滴嗒”“滴嗒”的声音，吓得我心里直发憷。想着回去时还得再跳一次“天堑”，直犯愁，就盼着赶紧回去，结束这种难熬的“观光”。可“老虎”还四平八稳地东瞧瞧西看看，津津有味地问我：“哥，这是啥呀?干吗用的?哥，那是啥?”多烦人哪!我又不是大人，哪懂得那么多，只好胡乱应付。40年过去了，“老虎”戴着的那棕色航空帽，圆圆的天真的笑脸，那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一切还那么历历在目。
孟家老铺
司法部街北面有户姓孟人家开的杂货铺。
当时，我的父亲在高检院当处长，他的办公室在北塔楼下面，我常去他办公室捡信封集邮，顺窗望下，能看见孟家内院摆着许多加盖儿的大瓮，可能是酒醋大酱之类的酿品。老店紧挨着机关存车棚儿。店铺里高高的柜台被岁月磨得油光锃亮，一看便知是个百年老铺。夏日时分，热浪袭人，孟老爷子最怕热，袒露着肚皮，痛苦地摇着芭蕉扇，那额头上成片的寿斑围着那双特大的眼睛。真邪门儿了，老爷子那双特大的眼睛不走样地遗传给下代老少爷们儿。
铺子里摆着各式酒坛，上面扣着红布裹成的酒盖，酒坛边放着一排大小不一的酒舀子。货架上还摆着洋蜡和草纸等日用杂品。下酒的菜是五香花生米、油炸开花蚕豆、素丸子，还有我最爱吃的绿豆糕。光顾小店的尽是些上年纪的闲汉，一坐就是大半天，边喝烧酒边吃小菜，操着地道的京腔聊个没完。
孟老板是个中年人，话语不多，总穿着整洁的衣服，庄重地站在柜台边和蔼地接待顾客。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不难看出终年操持一家生计的辛劳；摆放整齐的大缸和一尘不染的柜台显示出孟老板的精明与敬业。因为其儿子和我同班，又是街坊邻居，孟老板对我特好。每次来店买东西不是给我块绿豆糕就是塞把油炸开花蚕豆。稍一推让，他便弯下身子，摇着头皱着眉，假装生气地问我：“怎么?不敢吃孟叔的东西?”将得我不得不伸手接过东西。
后来，公私合营了，店主不吃香了，孟老爷子摘掉那顶水獭帽，换上干部帽，那副不伦不类的样子特逗人。老也老了，他还非赶个时髦。一次，我带孟老板的儿子去高院地下室打乒乓球，送他回家的路上，小孟撅着嘴嘟哝着：西林，你多有福，我爸要是干部该多好。听了这话，我黯然不语。
“文革”初期，我已是位海军军官了。曾经看着红卫兵抄家时用皮带抽打满脸淌血、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资本家、小店主，那时竟动恻隐之心，暗为孟老板一家祈祷平安，可马上又自我批判阶级立场的错误。人就是这样奇怪，在感情的漩涡里、在爱憎的天平上，总是难以自拔和平衡，好像天下凡对自己好的人就是好人。
曾经的悲声
“要报——纸我买”这是来自久远年代的叫声。
放学后我总去兵部洼的一家药店为久患重病的父亲取药，常在一家棺材铺前撞上一个收破烂的人。他是位瘦小黑面的汉子，穿着破旧的黑衣，肩上挂着个黑褡裢。数九寒天，只穿着一件单薄破旧的小棉袄迎着冬日的寒风，蜷着身子，哆嗦着，边走边敲着小鼓扯着嗓子喊“要报——纸我买”。他那扭歪了的脸，那苍凉的吆喝，像是对苍天哭诉他苦难的人生。催人泪下的吆喝伴着呼啸的北风和电线的嗡鸣，时隐时现，像幽灵在司法部街上空飘荡。寒来暑往，事隔半个世纪，许多故事早已忘却，而这叫卖声，却恍若在昨日响起。
编辑 任 娟
当当电车
司法部大街南北走向，南起西交民巷，北接长安大街，长约二里；有轨电车沿街而过，是连结前门与西单的唯一交通工具。电车有两种：一种是带拖车的老式电车，还有一种解放后生产的单体瘦型电车。老式一般是黄颜色的，新式单体车一般是深紫色的。电车司机站在车头左边，一根磨得发亮的活动铁管儿把司机与乘客隔开来。司机是站着开车的，手握一只车速摇把，脚踩着车铃开车，“当当”作响。所以老北京给有轨电车取名曰“当当车”。电车顶上安着一长方形弹簧铜杆与一单根电线相接，电工称之为接火线，铁轨充当地线。夜里，电车行驶在高低不平的路段上，放出耀眼的电光，给孩子们留下极深的印象。车厢两侧有两排纵向长木座，车厢顶部固定着两排扶手，像当代地铁列车。当年的电车售票员是不允许坐座的，一律站着售票。他们用的是黄色翻毛牛皮售票包，黄皮包封口的铁夹子被磨得发亮，皮包里面放着一个木板，上面钉着不同价码的电车票。不管车内有多少乘客，售票员总能麻利地用红蓝铅笔把乘客下车的代号画在票上。
那时北京市人口不足200万，平日马路显得空荡，电车里有的是座位，乘客绝可免受如今被挤成“沙丁鱼”或“相片人”之苦。司法部街路宽人稀，驶出大栅栏的电车欢快地进入这条街，电车司机用脚轻轻打着拍子，得意地踩着点，那有节奏的铃声，惹得孩子们上课走神，为此，少不了挨飞来粉笔头的警告。
1958年前，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司法部街小学，四家占据街道西侧的绝大部分。一次，我去北大燕园拜访我国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先生。老人指着明清两代北京地图告诉我，司法部街在明朝时是前、后、左、右、中五军督门；清代则为太常寺所在地而自民国以来，高法大院则为北洋、民国、日伪和新中国历代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故取名曰司法部街。庄严雄伟的高法大楼屹立于大街的西侧，巨大的石狮傲视东方，威武的解放军警卫持枪肃立，给这条古老的大街蒙上一层庄严肃穆的气氛。
司法部街小学
司法部街小学是我的母校，乃上世纪初建立的一所小学。校园里，整齐的教室和走廊环绕四周，中间是个正方形大院，灰色花岗石台阶镶嵌四周，院内铺着清一色白瓷砖，解放前曾是北平法院的审判厅，它经历了几十年的日晒雨淋竟无一处损坏。瓷砖大院是女生跳猴皮筋、丢包和跳房子的乐园，临街大操场是我们男孩儿淘气的天地。下课铃一响，操场就开了锅：踢足球的，跳高的、跳远的、荡秋千的……最热闹的是在北沙坑摔跤。小男孩儿特别崇拜当年的天桥摔跤大王宝三大叔，课间仅有10分钟时间，还要去沙坑学着宝三扭打较劲儿，直滚成土孩儿，方才罢休。
学校北面是个狭长院子，音乐和美术教室及校图书室都设在这儿。我们在这方寸之地受了高尚的艺术熏陶。音乐老师人近中年，中等个儿，胖胖的，红脸膛，不管讲课还是弹琴总是挺着笔直的身板。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唱起歌来常常震得窗纸“嗡嗡”响，令同学们着迷。老师突破当时的音乐教材，教孩子们唱西方歌曲(当时只唱苏联歌)。我们头一回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渴望春天》，其中歌词有“快来吧春姑娘啊，快来吧春姑娘”。他唱得那样动听，神情那样陶醉，大家深深地被他感染了：像春风把我们送到莱茵河边的草地上，尽情地呼吸着春日的花香，沉醉在明媚的娇阳里。那节动人心弦的音乐课至今难以忘却。
杨公小庙
1958年前的共和国司法部在我们小学北面，两院一墙之隔。高检、高院的职工家属看病、洗澡来司法部必经杨公祠。小庙位于原司法部史良部长办公室西头几十米处，平时特僻静。
我记得小庙只有十平米左右，庙内摆一张方桌，青布铺其上，两边下垂带尖儿的黑带。我们这帮小学生，常趴在窗口，踮着脚尖好奇地朝里打望。晚上玩游戏时，还借此小庙讲神鬼故事。小男孩儿们为比谁胆儿大，互相打赌看谁敢摸黑去小庙一游，以在杨公祠窗台处写上自己名字为证。
小庙旁有株枯槐，此树是杨公在押时手植之物，早已枯死，树围特粗，两个小孩都搂不过来。枯木内嵌一方方石，镌刻着“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国，留得忠魂补”!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小庙竟是纪念明代大忠臣杨继盛的。杨大人遇害前被严嵩关在锦衣卫，400年前锦衣卫就设在此地。
杨继盛(字椒山)13岁才上学，30岁中了进士，在他从政6年的时间里，爱憎分明，执法如山。奸相严嵩对其又恨又怕，千方百计拉拢他，一年之内将杨提升三级，官至兵部选武司。杨继盛为保国家社稷，上任不足一月，就掌握了严嵩大量罪证，在皇殿之上怒斥严嵩“十大罪”和“五奸”之罪，可他最终却被昏庸的嘉靖皇帝治罪下狱了，关押在锦衣卫这座小庙里，受尽严刑拷打。杨继盛面对酷刑不屈不挠，杖百之后，十指被打掉，上下肢被打折，胳臂上的肌肉腐烂了。杨的好友送去蚺蛇胆为他止痛，杨却笑日：“椒山自有胆，何蚺蛇胆为?”说罢，将盛有蛇胆的瓷碗打碎，拾起碎片，将自己臂上腐肉刮掉、肉筋截去，直到露出生生白骨。为他执灯的狱卒视之全身战栗，油灯摇摇欲坠，背过身子掩面哭泣……
一次偶然机会，我得到一本70年前北京的旅游手册，书中记载了旧司法部院内的杨公祠。还附有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儿时玩耍的杨公小庙。
同桌“耗子”
学校斜对过有家早点铺，3分钱一个芝麻火烧、2分钱一个馃子、2分钱一碗豆浆。店虽小，擀面棍却敲得贼响，虚张了半天声势也不见招来几个顾客。
上小学时，家里每天给我5分钱买早点吃，这生活水平在班里算是“阔主儿”了，多数同学早上只能啃窝头就成菜。一个外号“耗子”的同学与我同桌，他长得又黑又瘦，小鼻尖布满了雀斑，平时总眯着那双红肿的肉泡儿眼。“耗子”家境贫寒，常饿着肚子上学，课堂上他那饥肠奏鸣曲，搅得我心神不安，所以常掰点烧饼给他充饥，因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耗子”功课特差，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还爱好金石，口不离颜柳，言必称苏黄。因家穷配不起眼镜，眼睛越发近视。每逢班里出墙报便是他大显手笔之机，神气极了，可惜眼神不佳影响了形象，枯瘦伶仃的小手捏着一支笔，趴在墙跟前，恨不能连 人带笔钻进墙里。“耗子”真像是一只瞎鼠在忙活。
小学毕业考试，我让他偷看试卷帮他过关。那年我考上名校——北京男四中，学校师生为我鸣鞭炮祝贺。事后，“耗子”悄悄把我拉到一边，从背心里摸出一枚大铜钱，有烧饼那么大，上面镌刻“康熙通宝”四个字，铜钱上滋着“耗子”的臭汗。“耗子”咬着我的耳朵小声说：“这是打家里箱底偷出来的，我妈说箱底有钱‘镇’着能发财。”看着哥儿俩就要分手，听着他这番情话，我的眼睛湿了。“耗子”指着铜钱的方孔给我讲述天圆地方的道理，瞧他那番高谈阔论的作派、那颇具考古学者的神采，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平日在他面前一向神气的我、好为人师的我，此时变成他谦恭的学生。我一边听他白话一边暗想：这家伙肚里真有货，指不定将来会成个大历史学家哩。倒霉的是，铜钱还没玩几天，就滚入马路边儿的臭沟里，当时气得我直跳。天哪，这可是“耗子”的心啊!
“疯子”货摊
烧饼铺往北走十余步是家小摊。屋子用木桩和碎砖头垒砌而成，像“大奔儿头”拱出在人行道上。屋里住着一位中年光棍汉，做洋铁活儿。门外摆满了他做的打油舀子、拔火筒、烧水汆子等物。屋里长年点着一个煤球火炉，炉里放着烙铁，炉旁摆着盛粥的黑锅。铁匠大头大手大胡子，腿有点瘸，面部总无表情，少言寡语，偶尔说话，嗓门儿特大，像吼人似的，孩子怕他，背后管他叫“疯子”。然而他摆的小摊，却成了我们的“乐园”。摊上有我们男孩喜欢的弹弓胶皮、蛐蛐罐、弹球用的“老子儿”、六十张一套的三国洋画，有女孩爱玩的五色羊拐、猴皮筋和她们最爱吃的果丹皮及脏得似黄土的酸枣面。
放学铃一响，学生们“叽叽喳喳”地冲出校门，或结伴去天安门广场踢球，或相约去前门的护城河边捞虫，欢声笑语驱散了司法部街的宁静，也给“疯子”的小摊送去了热闹。每到这会儿，“疯子”就放下手里的活儿，点上支烟，接待着一个又一个小顾客。虽然仍难得一笑，他的表情却变得和善了，那舒展开的眉头和闪光的眼睛释放出天性中的父爱。一天放学，为买橡皮筋，我在小摊前转来转去，翻了好一阵裤兜，蹦子儿没有，干着急。突然我的小手被一只大手掰开，塞进好几根鲜艳的猴皮筋。我惊恐地眨眼望着“疯子”。他只说声：“得，爷们儿，家去!”这生硬的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惊呆了。此时感到“受宠若惊”一词像是专门为我发明似的。多好的“疯子”大叔呀!
解馋
司法部街唯一的小饭馆离“疯子”的小摊不远，在司法部的对面。门口挂着一个红灯笼似的幌子，随风招摇，屋里被烟熏得发黑，摆着几张旧桌子。放学路过这里，总见门口停着三轮车、胶皮排子车。随着伙计的吆喝声、“叮当”的炒勺声、沙哑的划拳声，饭馆里飘出香喷喷的炒面味儿和浓烈的烧酒香，肚子一饿便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诱人的香味。家里来客，母亲总让我到这儿打啤酒，可就是没尝过馆子的饭菜。
这家合作社，是本街唯一的国营商店，店的门楣上画着上下两个相吻的钩，以示“合作”，负责供应全街居民的口粮及副食。我是家里的长子，买粮买米打油灌醋诸事自然交给我来办，所以经常出入于合作社。那年，大概上四年级，见合作社柜台里的海宝罐盛着金色的哈密瓜干，溢出了诱人的蜜汁，盯着它，我垂涎欲滴，只是价格太贵，没敢纠缠母亲。于是只得在我那5分钱的早点费上打主意了。暗下狠心，非尝尝它不可。我背着大人，残忍地克扣早点费，为加快“筹资”进度，还把姐姐的半截牙膏挤个精光，用牙膏皮换得3分钱。如此恶作剧，现在想来真该狠揍。就这样，一分一分地积攒了好久，终于如愿以偿，买了一大块哈密瓜干，领着妹妹躲在杨公小庙里美餐一顿。虽说行为荒唐，但苦尽甜来，算得上是儿时一大快事。
小人书摊
高法高检大院的院墙用水泥铁栅栏制成，漆成绿色。院墙东南角有一爿书摊。主人是个小老头儿，那几块能移动的木板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木板上布着好几排小钉，上面挂着一排排小人书，小人书用牛皮纸包起来。这个书摊儿是天安门西侧地区儿童们的欢乐天堂。
一到放学，孩子们就聚集在这里，付100元(1954年前的旧币，相当于1分钱)租一本儿小人书，付钱的小孩儿高傲地端坐在小凳上主宰翻书，身边三个蹭书伙伴搂着他，八只眼睛齐齐投向小人书。我的书款是平日用旧报纸和牙膏皮换得的小钱，为享眼福，甘心情愿地全都消费在这个书摊上。《敏豪生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太阳山》，不少小人书还是建国前的精品。小人书画得太生动太夸张了：勇敢的敏豪生从大炮中被射出，搂着弹头飞向太空；白眉毛徐良大侠更有绝活儿，一动脑袋便从后颈处射出七量镖，制敌于死命；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神力让小子们瞧得扬眉大喊，而花和尚将那伙企图捉弄他的混混们飞脚踢入菜园粪坑的画面，逗得小子们疯笑得前仰后合，眼泪口水四处飞溅。
我的故园
我的家在高法高检大院里。据说高法高检大楼是民国初年建造的，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大理院。楼高四层，南北长百余米，东西宽六十余米。大楼朝东，中央镶着一块大钟；大楼南、北两端各有一座圆顶塔楼，特像清真寺。北面塔楼离西长安街不到百米，是国庆节、五一节时机关干部观礼的绝好地方。鸟瞰高法大楼，呈标准日字型；楼内两个开阔的天井，每个足容下两个篮球场。我上初一时，还在这里让弟弟妹妹高举着竹竿习练撑竿跳高。大楼中厅，宽阔精致的红木楼梯环周而上，环抱着一个大约20平米的小天井，小天井四周悬挂着铁网，以防止人员坠落。大自然的光芒透过这三个天井照进大楼的每个角落。
高法高检大楼共有八个门，正面三个，南北各一个，楼背后正中是地下室出口，自1956年大楼修整后，这里成了机关职工上下班的必经通道。楼后两侧各建一座外裸式的盘旋钢铁楼梯，既是进出楼的通道，还能紧急情况下疏散人员。夏日里，酷热难熬，钢梯常有穿楼凉风，习习而过，小哥儿们经常聚集此地，边听蝉鸣边做暑期作业。国庆节和五一节天安门广场西边的礼花大多是在高法大院里用迫击炮射向夜空的。在那炮声隆隆、天空五彩缤纷的时刻，我们这帮孩子谁也无心观赏礼花，一个个借着耀眼的光芒在院里像小鸡啄米似地捡滋花(即礼花弹落下的残留火药，其状呈方块形，约一厘米大小)和上树够降落伞。这时钢梯便成了争相攀登的“圣地”。大伙儿把捡来的滋花码在钢梯上排列成行燃放，五颜六色的耀眼光芒映照着孩子无比兴奋的笑脸。这是一年里我们里最高兴的时候。
主楼的中厅宽阔明亮，门前上空有座巨形华盖，马路穿棚而过。当年敬爱的董必武院长，每 天从这里走下汽车，步入二楼中央大厅办公。我印象极深的是：每逢国庆节前，花匠把四大盆桂花树摆在中厅两侧，那颗颗金米粒般的桂花，给楼里送去缕缕幽香，告诉大家，金秋已经来临。一条紫红地毯沿楼梯一直铺上二楼，在董老办公室门前形成一个红色小型“广场”。现在想来，那阵子我怎么那么可恶、那么不懂规矩，如此庄严的地方，我竟把弟妹们驮在背上，在地毯上爬滚嬉戏。
中厅门前有一喷水池，四周种着鲜花。大院东南角是一排整齐的花屋，花匠是位健壮的小伙子。记得花匠端花盆时，他那古铜色的粗壮的胳膊和发达的肌肉，令我们男孩羡慕不已。花匠人健壮，花儿也伺弄得艳丽动人，中厅的桂花便是他的得意之作。
内院中央是个巨大的养鱼池，中间有座假山。以鱼池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出四条青砖铺成的小路，分别通向大厦地下室出口、小南楼、小西楼和大北楼。这四条砖路将内院分成四块场地，东南为灯光球场，西北为网球场兼电影放映场地。在鱼池边还围着四个圆形花池，相间于砖路之间。假如把鱼池当作太极，那么四条砖铺小路便处乾、坤、坎、离卦位，将内院分成四个象位；而鱼池边的四个花池，则处于震、艮、兑、巽卦位。原来内院是个标准的“八卦图”哇!
院里的大人喜欢种树，宿舍楼前植满了海棠、丁香、桃树、草莓树、桑树等。一到暑假，我们就养起了蚕，每天到中灶食堂前采桑叶养蚕，还借此机会打摘桑椹，个个吃得大蓝嘴巴，像喝了墨水。大院里唯一的古典式建筑长廊，把办公大楼与大西楼宿舍连接起来，职工上下班免受日晒雨淋，下雨天还能防止将泥巴带入楼内。大院东面和南面沿街院墙，是用铁制的矛形栅栏构成，涂着绿色油漆，典型的西欧式围墙。
前些时候，去胡同口磨刀，与师傅攀谈起来，不知何故聊到了司法部街。这位年近七十，走街串巷的老人感慨地说：“唉，可惜司法部街那个院子拆没了，那可是大衙门，够气派!”
和“老虎”探险
高法高检大楼中间的塔楼东、南、北三个方向镶着三面大钟。其形与现在人民大会堂南面的中国人民银行老楼大钟大致相似。
幼时，我家世交黄力群(“老虎”)曾带我去大钟表作过一次难忘的探险：那天中午，穿过一道道狭窄的小门，曲里拐弯好不易登上楼顶，这时头顶青天，大钟表突现面前。大钟表下面有个小窗口，窗口位于一个狭窄的台阶上，台阶与楼顶间，横着条近一米宽的“天堑”。蹦到对面，对9岁的我来说，也够玩命的了，一步失足，来它个高楼自由落体，后果可想而知。“老虎”比我小两，岁，他玩儿似的轻轻一跃跳到了对面的台阶。男子汉的自尊激励着我，豁出去了!用力一蹬，也过去了。哥儿俩钻进窗口，缘墙而下，钻进大钟表“腹”内。这神奇的殿堂里挂满了铁链、铁杠，还有巨型的齿轮及铁砣。屋里布满了陈年的积土，脚踩到哪，手挨到哪，就扬起迷眼灰尘，在射进来的阳光照耀下形成一根巨大耀眼的光柱。我跟在“老虎”后面，提心吊胆地迈着小碎步，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屋子里四处瞭望。屋里响着“滴嗒”“滴嗒”的声音，吓得我心里直发憷。想着回去时还得再跳一次“天堑”，直犯愁，就盼着赶紧回去，结束这种难熬的“观光”。可“老虎”还四平八稳地东瞧瞧西看看，津津有味地问我：“哥，这是啥呀?干吗用的?哥，那是啥?”多烦人哪!我又不是大人，哪懂得那么多，只好胡乱应付。40年过去了，“老虎”戴着的那棕色航空帽，圆圆的天真的笑脸，那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一切还那么历历在目。
孟家老铺
司法部街北面有户姓孟人家开的杂货铺。
当时，我的父亲在高检院当处长，他的办公室在北塔楼下面，我常去他办公室捡信封集邮，顺窗望下，能看见孟家内院摆着许多加盖儿的大瓮，可能是酒醋大酱之类的酿品。老店紧挨着机关存车棚儿。店铺里高高的柜台被岁月磨得油光锃亮，一看便知是个百年老铺。夏日时分，热浪袭人，孟老爷子最怕热，袒露着肚皮，痛苦地摇着芭蕉扇，那额头上成片的寿斑围着那双特大的眼睛。真邪门儿了，老爷子那双特大的眼睛不走样地遗传给下代老少爷们儿。
铺子里摆着各式酒坛，上面扣着红布裹成的酒盖，酒坛边放着一排大小不一的酒舀子。货架上还摆着洋蜡和草纸等日用杂品。下酒的菜是五香花生米、油炸开花蚕豆、素丸子，还有我最爱吃的绿豆糕。光顾小店的尽是些上年纪的闲汉，一坐就是大半天，边喝烧酒边吃小菜，操着地道的京腔聊个没完。
孟老板是个中年人，话语不多，总穿着整洁的衣服，庄重地站在柜台边和蔼地接待顾客。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不难看出终年操持一家生计的辛劳；摆放整齐的大缸和一尘不染的柜台显示出孟老板的精明与敬业。因为其儿子和我同班，又是街坊邻居，孟老板对我特好。每次来店买东西不是给我块绿豆糕就是塞把油炸开花蚕豆。稍一推让，他便弯下身子，摇着头皱着眉，假装生气地问我：“怎么?不敢吃孟叔的东西?”将得我不得不伸手接过东西。
后来，公私合营了，店主不吃香了，孟老爷子摘掉那顶水獭帽，换上干部帽，那副不伦不类的样子特逗人。老也老了，他还非赶个时髦。一次，我带孟老板的儿子去高院地下室打乒乓球，送他回家的路上，小孟撅着嘴嘟哝着：西林，你多有福，我爸要是干部该多好。听了这话，我黯然不语。
“文革”初期，我已是位海军军官了。曾经看着红卫兵抄家时用皮带抽打满脸淌血、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资本家、小店主，那时竟动恻隐之心，暗为孟老板一家祈祷平安，可马上又自我批判阶级立场的错误。人就是这样奇怪，在感情的漩涡里、在爱憎的天平上，总是难以自拔和平衡，好像天下凡对自己好的人就是好人。
曾经的悲声
“要报——纸我买”这是来自久远年代的叫声。
放学后我总去兵部洼的一家药店为久患重病的父亲取药，常在一家棺材铺前撞上一个收破烂的人。他是位瘦小黑面的汉子，穿着破旧的黑衣，肩上挂着个黑褡裢。数九寒天，只穿着一件单薄破旧的小棉袄迎着冬日的寒风，蜷着身子，哆嗦着，边走边敲着小鼓扯着嗓子喊“要报——纸我买”。他那扭歪了的脸，那苍凉的吆喝，像是对苍天哭诉他苦难的人生。催人泪下的吆喝伴着呼啸的北风和电线的嗡鸣，时隐时现，像幽灵在司法部街上空飘荡。寒来暑往，事隔半个世纪，许多故事早已忘却，而这叫卖声，却恍若在昨日响起。
编辑 任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