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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底的一天，一个身形高大的女子，匆匆走进汉口一元路上的第一临时保育院。院里大群孩子一见她便簇拥上来，七嘴八舌地叫着：“史良妈妈，史良妈妈。”
是时，刚满38岁的史良，大龄，未婚，无子。身为大律师、妇女救国运动急先锋、抗日救亡知名爱国人士，史良工作繁忙，活动众多，几乎从未与孩子打过多少交道。七七事变后，为救济日本侵华战火下流离失所的难童，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上被推举为理事并兼任保育会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史良，才成为保育院里孩子们见过次数最多、最受欢迎的“妈妈”。
很多人说，做了母亲，才是个真正的女人。史良终身都没成为真正的母亲，但她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急先锋，是抗日救亡统战的中坚手，民主宪政制度的呐喊者；她敢爱敢恨、感情生活令人荡气回肠；她是被许多人铭记在心的史良妈妈。哪个女性敢轻易说自己较史良而言，是一个更为真正的女人呢？
史家女汉子
史家是江苏常州八大名门之一，但到史良父辈时家道早已败落。史良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幼年时过的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幸亏史良天生体质强悍，才逃过了她三个姐妹早夭的命运。
所幸的是，她父亲史刚并没有惯常地重男轻女，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把大女儿送进新式学堂，自己也教别的未能入学的孩子学些四书五经。她母亲刘璇出自书香之家，在困苦生活里保有一份旧式大家女子的从容和大方。三月出生的史良，长在这样一个又贫穷又很富有的家庭，常常听父母讲的一些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的故事，慢慢地养成了春梅一样的气度风华，敢想敢为，意志顽强。
她14岁时，不顾已该结婚生子的旧俗，在她已毕业工作的大姐支持下，进入武进女子师范附小求学。她珍惜受教育机会，读书认真，又热心时事，敢于抗争不合理社会现象。1918年，任附小高小三年级级长的她，就领导同学掀起罢课学潮，成功撤换了一个不学无术的算术教员。五四运动时，她积极参与爱国宣传演讲，编发进步刊物，带领同学上街查抄日货当众焚烧。她的胆略和才华让她在诸多学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常州学潮运动的风云人物。
1922年春，常州保守的乡派势力把女师看成革命的大本营，欲与县署当局勾结，阴谋撤换女师校长并停办学校。史良带领同学撕毁当局停办告示，到县署要求知事姚绍枝与女师师生会谈。县署派兵对史良她们磨枪霍霍，但她们毫不畏惧，坚持晚上9点多才无奈散去。姚绍枝当夜派人将史良父亲抓去县署，叫他劝解史良别出头闹事。史良闻讯折返，声称一人做事一人当，责问姚绍枝凭什么抓她父亲。姚绍枝担心事态弄僵，只得备车将他们父女俩送回家。史良不畏强暴据理力争让县署知事偃旗息鼓的事儿，更让她一时名震常州。
自古以来，多一点柔韧的男子和多一点英气的女子，更容易昂扬世间，成就一番事业。史良在女师的同学大多说她成绩好，有威信，遇事样样抢在前头，很有男子气质。在家里，史良也是个好女儿，像男儿一样撑起史家的门户。1932年，史良在法租界开办律师事务所打赢首个案子赚得500大洋后，史良就像她大姐那样，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1933年，她父亲病逝后，史良索性把母亲、弟弟妹妹接到上海同住，并供两个妹妹到学校读书。
爱国女君子
史良少时家里6个姐妹，新文化运动后，史良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先天和后天更觉醒性的认识。1924年她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后，就因认为当时女子学政治难就业，在政治上也很难有前途，而改学更务实更能有所作为些的法律。
1932年，史良在上海律师执业后，常常免费代理穷人官司，有时她还倒贴杂费和当事人住宿费。结果前来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她只好让家里阿姨先拦一拦，看哪些是真蒙冤受屈。曾有一个衣衫褴褛的漂亮少妇，每天到史良家的厨房门口哭泣。家里阿姨看她确有冤屈的样子，就告诉了史良。史良了解到这个女子被有妇之夫所骗，就免费替她起诉那个始乱终弃连孩子抚养费也不给的无良男子，为这对贫弱母子争取到些生活费用。史良是女性律师，像这个少妇一样上门求助的女性很多，史良总是竭力争取胜诉。她也因此被赞誉为妇女代言人。
但史良并不止步于做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她在自己办公桌上摆放一面银盾，上刻“人权保障”四个大字，以提醒自己不断追求民主进步。在此精神下，史良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了中国共产党设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律师。她不顾个人安危，先后参与了贺龙妻子向元姑、熊瑾玎、艾芜等多位政治犯的辩护和营救工作。1933年7月，地下党员任白戈在上海家中被捕，互济会负责人告诉史良有特殊理由必须营救。史良深知国民党特务常常凌驾于司法程序之上，往往不经法院开庭律师辩护就秘密处理被捕人员。情况危急，史良根据案情和曾请法租界翻译人员陆殿栋赎过被捕者的经验，决定出奇制胜。她拜托法院熟人查到任白戈的关押地点，向当地警察分局提出此事属于误会申请保释。史良又请陆殿栋冒充任白戈表兄，探监时数落任白戈贪玩乱跑害得姑妈好著急。任白戈被捕时只被查抄出一些日文马列主义著作，警方还没掌握其他证据，又没料到会有人以这种方式直接营救重要人物，就收了保释款把人放了。但也有些案子，尤其是邓中夏案，她协同各方力量，想尽各种办法，仍未能营救成功。这让她明白，靠统治者的法律来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史良更加积极勇敢地投身到爱国运动中，成长为关心政治和民族命运的知名女政治活动家。
正是史良的胆识和热忱，让她在1935年12月成立的上海妇女救国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之后，史良投入大量心血主持上海救国会工作，常常在自己家里召开理事会，她的家成了妇救会之家，而她也成了公认的妇女抗日统战的中坚手。史良还积极投身于以沈钧儒为首的全国救国会的工作。1936年9月，在全国救国会组织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游行示威活动中，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史良，对荷枪实弹驱逐群众的军警特务怒斥：人们不能在自己国家的街道上走路吗？警察是保卫人民的还是迫害人民的？在军警特务镇压游行群众时多处受伤的史良，住院期间还忍痛写文发文，呼吁民众奋发雪耻。 1936年11月，救国会发动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罢工，日本驻沪领事机构要求国民党当局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七领袖，解散救国会和取缔罢工。23日凌晨2时许，法租界巡捕房应上海市公安局的请求，带人包围了史良的住所，砸门翻墙，叫嚣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早已预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史良，很从容地走出三楼门房，说等她穿好衣服就下来。是夜，救国会七领袖同时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入狱事件。
邹韬奋后来回忆到，他被押解进巡捕房时看见前面的史良态度从容，回头时脸上还带着微笑。当天，巡捕以防止畏罪自杀的名义要拿走他身上的皮夹子、皮带等东西时，史良还当起他的“辩护律师”，斥责巡捕我们无罪何来畏罪之说。结果史良自己也被取走腰带，幸亏她穿的是西裤，才行动无碍。在“七君子”暂获保释又被传到案时，史良从十分钦佩她敢于营救政治犯的法院熟人处得知消息，得以及时躲藏，为不连累其他6人无谓送死，史良决定等时局好转再去投案。国民党为此悬赏5万元捉拿她，史良毫无畏惧，还特意在上海爱文义路一张通缉她的布告下拍了一张照片，以嘲弄当局。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转变，为避免被抓获对救国会和自己都不利，她身着裘皮大衣乔装成贵妇人，坐小轿车去苏州高等法院投案。法院还以为来了什么大人物，都不敢置信史良是来投案。后来，在“七君子”案公诉中，检察官控诉救国会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时，史良从救国会给政府及傅作义等人的电报并未引发事变，辩诉到买刀的人用刀切菜或杀人，难道说用刀杀了人就该由刀店负责吗？当庭把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七君子”入狱事件中，史良是唯一的女性，但她表现得从容镇定，机智灵活，被称赞为女中大丈夫。看守所的女看守和犯人都对她满怀崇敬，称她为史先生，抢着帮她干活，连女看守长都经常给她做好吃的。
不媚俗的风情
史良有难得的大气，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春梅一样凌然清贵。在她成为上海滩大律师后，一表人才却大龄未嫁的她，难逃流言蜚语。史良却心有定见，不为所动。她曾对记者说，独身并不是一件多高尚的事，结婚也不是一件多低微的事，高兴结就结，不愿结就不结。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良在重庆和武汉期间，和罗隆基的恋爱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但多才多情的罗隆基转为追求浦熙修时，史良立即结束了这段恋情。后来，史良与营救政治犯过程中相识的法租界巡捕房翻译陆殿栋确立恋爱关系，并于1940年结婚。据说，史良与陆殿栋虽早就认识，却是在宋庆龄的撮合下才成为恋人的，陆殿栋在史良的支持下留学哈佛6年期间也曾薄情别恋，差点不想回国。章诒和曾提到她父亲章伯钧私下评论陆殿栋并非史良的良配，恐怕有时史良一觉醒来，会发现自己泪湿枕衾。
但事实上，陆殿栋高大英俊，法语英语都很好，是史良营救政治犯时的亲密战友。史良肯下嫁比自己小7岁的陆殿栋，尽管没有像对罗隆基那样的仰慕和激情，但肯定还是有一份真挚的欣赏和感情的。陆殿栋是个非常讲究生活情调的人，年轻时经常陪史良去西餐厅、郊外骑马。新中国成立前夕史良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时，每一次转移、藏匿，都有陆殿栋共陪同共患难。新中国成立后陆殿栋对史良生活起居照顾有加，比保姆还要保姆。章诒和曾写到，和史良一家同去青岛的火车上，陆殿栋用自备的钉子布料，熟手熟脚地为史良搭好午休用的床帏；史良晚年多病，陆殿栋有专门的本子记录史良看病吃药的时间，把史良照顾得妥妥帖帖。史良曾对章诒和的母亲哭诉过：“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史良身居高位，并不缺照顾她生活的人，恐怕史良怀念陆殿栋，并不只是怀念一个贴心的保姆。
罗隆基1957年被钦定为极右派分子后，曾经和他十分亲密的好些恋人，都在当时的政治重压下纷纷出来批斗他。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史良，也曾高举批判的矛头狠狠刺向这个和她曾经无比亲密的恋人。但在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很多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史良却找有关方面说，把他们从政治上打倒就行了，不一定降低他们的工资待遇，剥夺他们政协委员的资格，以至于被认为是为章罗翻案，在“文革”中为此屡受批斗。在一次对她的批斗会中，一些民盟机关干部，把从罗隆基处搜罗到的史良曾写的情书拿出来当众宣读，并质问史良和这个大右派到底是什么关系。史良努力挺直被人压弯的腰，大声回答：“我爱他。”
在现场见到这一幕的章伯钧回家后说，那一刻他感觉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并感叹，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很了不起。确实，罗隆基风流多情负了史良，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她仍勇于承认曾对罗隆基的爱恋，那种真女人真性情的风情，令人荡气回肠。
不低头的风骨
史良生性倔强，像春梅不肯向寒风低头一样，不肯向不合理现象低头。1927年，她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期间，就因看不惯负责人刘伯龙的官僚作风当面顶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了两个月。哪怕后来史良阅世已深，她身上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豪气也屡屡可见。
1938年国民党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设立国民参政会，史良暂停律师业务，成为10名女参政员之一，为推行民主宪政、推进抗日救亡摇旗呐喊。1944年她在《现代妇女》发文直陈，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请来代为管理财产的公仆，主人有权更换有错误的仆人。比如一个穷老太婆，也会分辨出谁在照顾谁在损害她的财产。所以唯 其实行民主选举，才能真正铲除贪污。
1946年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剧迫害要求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爱国民主人士。昆明“一二一”惨案后，史良出钱租场地开追悼会，又公开敬献“统治者宰治，青年遭殃孰能忍；立法的毁法，民权扫荡真堪伤”的挽联。国民党对其非常仇视，相传重庆当局拟出的第二批暗杀名单史良首当其冲。但史良不惧白色恐怖，继续组织反对国民党暴行的活动，不怕她可能成为下一个追悼对象。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撤往台湾，劝诱史良归顺未果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公开追杀史良。就在她再次更换躲藏地点被特务盯上的危急关头，解放军打进上海，她才虎口脱险。新中国成立后，史良任司法部部长，因法律与政治亲近，许多非党人士都缩手缩脚不敢表态，史良却敢说敢做，和沈钧儒领导的最高人民法院密切合作，为新中国法官、律师、公证员等司法制度的建立健全，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创建性的工作。
“文革”结束后，重居高位的史良气度更为开阔，对曾经批斗过她的人不计前嫌；对遭受过磨难的人尽力帮助。她生性有仗义疏财的侠气，新中国成立前就把她在沪上当大律师赚的房产、地皮、煤矿等财产几乎全捐给了政府。史良高龄晚婚，流产两次后终身未育。她虽疼爱从她弟弟处收养过来的养子养女，但她去世时并没给亲友留下什么遗产。数年以后，她的子侄想她的首饰可能值钱，经组织同意拿去鉴定分割时，才知道史良佩戴的光鲜一时的戒指、项链等首饰，大多是假货。
史良，就是这样一个将假首饰带出了真品位的传奇女子；是一个青史上留下了几笔的傳奇女子。有人评论章诒和写史良行笔温和，是不愿毁了她少时一心倾慕的举止高雅、谈吐不俗的女性偶像。
是时，刚满38岁的史良，大龄，未婚，无子。身为大律师、妇女救国运动急先锋、抗日救亡知名爱国人士，史良工作繁忙，活动众多，几乎从未与孩子打过多少交道。七七事变后，为救济日本侵华战火下流离失所的难童，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上被推举为理事并兼任保育会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史良，才成为保育院里孩子们见过次数最多、最受欢迎的“妈妈”。
很多人说，做了母亲，才是个真正的女人。史良终身都没成为真正的母亲，但她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急先锋，是抗日救亡统战的中坚手，民主宪政制度的呐喊者；她敢爱敢恨、感情生活令人荡气回肠；她是被许多人铭记在心的史良妈妈。哪个女性敢轻易说自己较史良而言，是一个更为真正的女人呢？
史家女汉子
史家是江苏常州八大名门之一，但到史良父辈时家道早已败落。史良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幼年时过的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幸亏史良天生体质强悍，才逃过了她三个姐妹早夭的命运。
所幸的是，她父亲史刚并没有惯常地重男轻女，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把大女儿送进新式学堂，自己也教别的未能入学的孩子学些四书五经。她母亲刘璇出自书香之家，在困苦生活里保有一份旧式大家女子的从容和大方。三月出生的史良，长在这样一个又贫穷又很富有的家庭，常常听父母讲的一些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的故事，慢慢地养成了春梅一样的气度风华，敢想敢为，意志顽强。
她14岁时，不顾已该结婚生子的旧俗，在她已毕业工作的大姐支持下，进入武进女子师范附小求学。她珍惜受教育机会，读书认真，又热心时事，敢于抗争不合理社会现象。1918年，任附小高小三年级级长的她，就领导同学掀起罢课学潮，成功撤换了一个不学无术的算术教员。五四运动时，她积极参与爱国宣传演讲，编发进步刊物，带领同学上街查抄日货当众焚烧。她的胆略和才华让她在诸多学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常州学潮运动的风云人物。
1922年春，常州保守的乡派势力把女师看成革命的大本营，欲与县署当局勾结，阴谋撤换女师校长并停办学校。史良带领同学撕毁当局停办告示，到县署要求知事姚绍枝与女师师生会谈。县署派兵对史良她们磨枪霍霍，但她们毫不畏惧，坚持晚上9点多才无奈散去。姚绍枝当夜派人将史良父亲抓去县署，叫他劝解史良别出头闹事。史良闻讯折返，声称一人做事一人当，责问姚绍枝凭什么抓她父亲。姚绍枝担心事态弄僵，只得备车将他们父女俩送回家。史良不畏强暴据理力争让县署知事偃旗息鼓的事儿，更让她一时名震常州。
自古以来，多一点柔韧的男子和多一点英气的女子，更容易昂扬世间，成就一番事业。史良在女师的同学大多说她成绩好，有威信，遇事样样抢在前头，很有男子气质。在家里，史良也是个好女儿，像男儿一样撑起史家的门户。1932年，史良在法租界开办律师事务所打赢首个案子赚得500大洋后，史良就像她大姐那样，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1933年，她父亲病逝后，史良索性把母亲、弟弟妹妹接到上海同住，并供两个妹妹到学校读书。
爱国女君子
史良少时家里6个姐妹，新文化运动后，史良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先天和后天更觉醒性的认识。1924年她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后，就因认为当时女子学政治难就业，在政治上也很难有前途，而改学更务实更能有所作为些的法律。
1932年，史良在上海律师执业后，常常免费代理穷人官司，有时她还倒贴杂费和当事人住宿费。结果前来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她只好让家里阿姨先拦一拦，看哪些是真蒙冤受屈。曾有一个衣衫褴褛的漂亮少妇，每天到史良家的厨房门口哭泣。家里阿姨看她确有冤屈的样子，就告诉了史良。史良了解到这个女子被有妇之夫所骗，就免费替她起诉那个始乱终弃连孩子抚养费也不给的无良男子，为这对贫弱母子争取到些生活费用。史良是女性律师，像这个少妇一样上门求助的女性很多，史良总是竭力争取胜诉。她也因此被赞誉为妇女代言人。
但史良并不止步于做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她在自己办公桌上摆放一面银盾，上刻“人权保障”四个大字，以提醒自己不断追求民主进步。在此精神下，史良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了中国共产党设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律师。她不顾个人安危，先后参与了贺龙妻子向元姑、熊瑾玎、艾芜等多位政治犯的辩护和营救工作。1933年7月，地下党员任白戈在上海家中被捕，互济会负责人告诉史良有特殊理由必须营救。史良深知国民党特务常常凌驾于司法程序之上，往往不经法院开庭律师辩护就秘密处理被捕人员。情况危急，史良根据案情和曾请法租界翻译人员陆殿栋赎过被捕者的经验，决定出奇制胜。她拜托法院熟人查到任白戈的关押地点，向当地警察分局提出此事属于误会申请保释。史良又请陆殿栋冒充任白戈表兄，探监时数落任白戈贪玩乱跑害得姑妈好著急。任白戈被捕时只被查抄出一些日文马列主义著作，警方还没掌握其他证据，又没料到会有人以这种方式直接营救重要人物，就收了保释款把人放了。但也有些案子，尤其是邓中夏案，她协同各方力量，想尽各种办法，仍未能营救成功。这让她明白，靠统治者的法律来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史良更加积极勇敢地投身到爱国运动中，成长为关心政治和民族命运的知名女政治活动家。
正是史良的胆识和热忱，让她在1935年12月成立的上海妇女救国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之后，史良投入大量心血主持上海救国会工作，常常在自己家里召开理事会，她的家成了妇救会之家，而她也成了公认的妇女抗日统战的中坚手。史良还积极投身于以沈钧儒为首的全国救国会的工作。1936年9月，在全国救国会组织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游行示威活动中，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史良，对荷枪实弹驱逐群众的军警特务怒斥：人们不能在自己国家的街道上走路吗？警察是保卫人民的还是迫害人民的？在军警特务镇压游行群众时多处受伤的史良，住院期间还忍痛写文发文，呼吁民众奋发雪耻。 1936年11月，救国会发动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罢工，日本驻沪领事机构要求国民党当局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七领袖，解散救国会和取缔罢工。23日凌晨2时许，法租界巡捕房应上海市公安局的请求，带人包围了史良的住所，砸门翻墙，叫嚣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早已预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史良，很从容地走出三楼门房，说等她穿好衣服就下来。是夜，救国会七领袖同时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入狱事件。
邹韬奋后来回忆到，他被押解进巡捕房时看见前面的史良态度从容，回头时脸上还带着微笑。当天，巡捕以防止畏罪自杀的名义要拿走他身上的皮夹子、皮带等东西时，史良还当起他的“辩护律师”，斥责巡捕我们无罪何来畏罪之说。结果史良自己也被取走腰带，幸亏她穿的是西裤，才行动无碍。在“七君子”暂获保释又被传到案时，史良从十分钦佩她敢于营救政治犯的法院熟人处得知消息，得以及时躲藏，为不连累其他6人无谓送死，史良决定等时局好转再去投案。国民党为此悬赏5万元捉拿她，史良毫无畏惧，还特意在上海爱文义路一张通缉她的布告下拍了一张照片，以嘲弄当局。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转变，为避免被抓获对救国会和自己都不利，她身着裘皮大衣乔装成贵妇人，坐小轿车去苏州高等法院投案。法院还以为来了什么大人物，都不敢置信史良是来投案。后来，在“七君子”案公诉中，检察官控诉救国会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时，史良从救国会给政府及傅作义等人的电报并未引发事变，辩诉到买刀的人用刀切菜或杀人，难道说用刀杀了人就该由刀店负责吗？当庭把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七君子”入狱事件中，史良是唯一的女性，但她表现得从容镇定，机智灵活，被称赞为女中大丈夫。看守所的女看守和犯人都对她满怀崇敬，称她为史先生，抢着帮她干活，连女看守长都经常给她做好吃的。
不媚俗的风情
史良有难得的大气，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春梅一样凌然清贵。在她成为上海滩大律师后，一表人才却大龄未嫁的她，难逃流言蜚语。史良却心有定见，不为所动。她曾对记者说，独身并不是一件多高尚的事，结婚也不是一件多低微的事，高兴结就结，不愿结就不结。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良在重庆和武汉期间，和罗隆基的恋爱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但多才多情的罗隆基转为追求浦熙修时，史良立即结束了这段恋情。后来，史良与营救政治犯过程中相识的法租界巡捕房翻译陆殿栋确立恋爱关系，并于1940年结婚。据说，史良与陆殿栋虽早就认识，却是在宋庆龄的撮合下才成为恋人的，陆殿栋在史良的支持下留学哈佛6年期间也曾薄情别恋，差点不想回国。章诒和曾提到她父亲章伯钧私下评论陆殿栋并非史良的良配，恐怕有时史良一觉醒来，会发现自己泪湿枕衾。
但事实上，陆殿栋高大英俊，法语英语都很好，是史良营救政治犯时的亲密战友。史良肯下嫁比自己小7岁的陆殿栋，尽管没有像对罗隆基那样的仰慕和激情，但肯定还是有一份真挚的欣赏和感情的。陆殿栋是个非常讲究生活情调的人，年轻时经常陪史良去西餐厅、郊外骑马。新中国成立前夕史良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时，每一次转移、藏匿，都有陆殿栋共陪同共患难。新中国成立后陆殿栋对史良生活起居照顾有加，比保姆还要保姆。章诒和曾写到，和史良一家同去青岛的火车上，陆殿栋用自备的钉子布料，熟手熟脚地为史良搭好午休用的床帏；史良晚年多病，陆殿栋有专门的本子记录史良看病吃药的时间，把史良照顾得妥妥帖帖。史良曾对章诒和的母亲哭诉过：“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史良身居高位，并不缺照顾她生活的人，恐怕史良怀念陆殿栋，并不只是怀念一个贴心的保姆。
罗隆基1957年被钦定为极右派分子后，曾经和他十分亲密的好些恋人，都在当时的政治重压下纷纷出来批斗他。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史良，也曾高举批判的矛头狠狠刺向这个和她曾经无比亲密的恋人。但在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很多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史良却找有关方面说，把他们从政治上打倒就行了，不一定降低他们的工资待遇，剥夺他们政协委员的资格，以至于被认为是为章罗翻案，在“文革”中为此屡受批斗。在一次对她的批斗会中，一些民盟机关干部，把从罗隆基处搜罗到的史良曾写的情书拿出来当众宣读，并质问史良和这个大右派到底是什么关系。史良努力挺直被人压弯的腰，大声回答：“我爱他。”
在现场见到这一幕的章伯钧回家后说，那一刻他感觉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并感叹，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很了不起。确实，罗隆基风流多情负了史良，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她仍勇于承认曾对罗隆基的爱恋，那种真女人真性情的风情，令人荡气回肠。
不低头的风骨
史良生性倔强，像春梅不肯向寒风低头一样，不肯向不合理现象低头。1927年，她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期间，就因看不惯负责人刘伯龙的官僚作风当面顶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了两个月。哪怕后来史良阅世已深，她身上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豪气也屡屡可见。
1938年国民党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设立国民参政会，史良暂停律师业务，成为10名女参政员之一，为推行民主宪政、推进抗日救亡摇旗呐喊。1944年她在《现代妇女》发文直陈，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请来代为管理财产的公仆，主人有权更换有错误的仆人。比如一个穷老太婆，也会分辨出谁在照顾谁在损害她的财产。所以唯 其实行民主选举，才能真正铲除贪污。
1946年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剧迫害要求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爱国民主人士。昆明“一二一”惨案后，史良出钱租场地开追悼会，又公开敬献“统治者宰治，青年遭殃孰能忍；立法的毁法，民权扫荡真堪伤”的挽联。国民党对其非常仇视，相传重庆当局拟出的第二批暗杀名单史良首当其冲。但史良不惧白色恐怖，继续组织反对国民党暴行的活动，不怕她可能成为下一个追悼对象。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撤往台湾，劝诱史良归顺未果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公开追杀史良。就在她再次更换躲藏地点被特务盯上的危急关头，解放军打进上海，她才虎口脱险。新中国成立后，史良任司法部部长，因法律与政治亲近，许多非党人士都缩手缩脚不敢表态，史良却敢说敢做，和沈钧儒领导的最高人民法院密切合作，为新中国法官、律师、公证员等司法制度的建立健全，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创建性的工作。
“文革”结束后，重居高位的史良气度更为开阔，对曾经批斗过她的人不计前嫌；对遭受过磨难的人尽力帮助。她生性有仗义疏财的侠气，新中国成立前就把她在沪上当大律师赚的房产、地皮、煤矿等财产几乎全捐给了政府。史良高龄晚婚，流产两次后终身未育。她虽疼爱从她弟弟处收养过来的养子养女，但她去世时并没给亲友留下什么遗产。数年以后，她的子侄想她的首饰可能值钱，经组织同意拿去鉴定分割时，才知道史良佩戴的光鲜一时的戒指、项链等首饰，大多是假货。
史良，就是这样一个将假首饰带出了真品位的传奇女子；是一个青史上留下了几笔的傳奇女子。有人评论章诒和写史良行笔温和，是不愿毁了她少时一心倾慕的举止高雅、谈吐不俗的女性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