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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向只在上海停留一天的游客推荐观光地，十个上海人里面，想必有九个会推荐外滩。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也同样贯穿了整个城市的精神脉络和文化传统，远有巴黎的塞纳，法兰克福的美因，伦敦的泰晤士，近则需说上海的黄浦江。浦西的外滩是旧上海最奢华也最龌龊的地方，如今也保留了复杂难测的气质，它几乎可以讨喜每一个阶层的人：江边拍照留念的观光客挤出一身臭汗，花坛里散发着一股隐隐的尿骚味，而一街之隔，就是上海银行、商行的总部，还有上海最好，最干净，最上等的餐厅和酒吧，所有年龄段的潮人都会在这里消磨掉自己的一段时光。
当我再一次站在金陵东路外滩的江边，我只是再一次确认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浦西迷恋者。无法磨灭的童年记忆和文化基因在敲打着我，这一排近一个世纪前建造的万国建筑群，比古典建筑更简洁，比现代建筑更稳重。那些粗糙的石头里面，嵌着冒险家的灵魂，自由，开阔，不按常理，充满了生命力，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居然又被人错奉为经典的建筑范式。
我转过身，面对摩天大厦所勾勒出的陆家嘴的地平线，一刹那间，我忽然意识到我看到的是同一种东西，尽管人们习惯把浦西和浦东从各种层面加以对立，然而在楼宇间涌动的仍旧是冒险家的灵魂。当然，来处不再相同，气质却十分相类。我一直以为，浦东对我而言，仅止于研究意义上的吸引力，因为它太重要，太特别，几乎是上海社会研究的最佳切入，可作为一个从小在浦西长大的人，我对浦东并无血脉相依的留恋。站在知识分子习惯性的怀疑立场上，或许我对浦东还抱有一种轻率的否定，旧传统和习见仍旧在起着作用，而思想界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也让我无法对这个现代性最强烈的地方大加赞赏。
我在东昌路渡口渡江，轮渡的通行还是一枚塑料小圆牌，令人感到一阵亲切，不知这惯例能否保留下去，最后成为一种风俗?我的目的地，是新落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2008年的8月30日，该楼避开风头太健的北京奥运档期，在陆家嘴正式向公众开放，建筑屋顶高度达492米，继台北101大厦后，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参加过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回来又是惊叹，又是摇头，挣扎在理智与情感之间。越高的楼越好，听上去，总显得有些荒诞吧，然而当夜幕垂下，我终于走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脚下，我已经震惊得忘记了冷嘲热讽。这座太空来客般发着银白色光辉的流型建筑，似乎可以在一瞬间击破人的种种思维能力。相比于这座建筑的凌厉，强势，扭曲以及诡异，在一旁和它相拱而立的金茂就像个持重的中年人。
当然，摩天大楼对人的催眠能力也只限于一瞬间，很快我便恢复了清醒。夜幕下的环球金融中心让人眼睛发花，低层的若干办公室中已开始有人在办公，作为一个常常需要撰写经济评论的人，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这座楼的商业前景。自从2008年开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滑坡的危险，中国国内遭遇了高通胀和冷产出的双重难题，继股市大跌之后，房市也出现了拐点和回落，许多年初买房的投资者，都只能在深夜无人处默默地挠墙。在这种微妙的大背景下，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依旧逆势而为，新的环球金融中心的落成，意味着将开放更多的办公房源，而现在的上海商业界，是否已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这些日渐增多的商业设施呢?
所幸现在的主流声音，基本上表现出相当的乐观。房地产公司高纬物业(Cushman＆Wakefield)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认为，写字楼地产处于繁荣期的观念是如此地深入人心，这使得上海可能最终会与上世纪80年代“大爆炸”时期的伦敦相媲美。当时，金融自由化使伦敦金融区的规模在10年内扩大了一倍。汤普森甚至认为上海有潜力成为亚洲的纽约，前提是进一步大幅放松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管制，包括最终实现人民币全面可兑换。
当然，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森浩先生才是那个最操心的人。说起来，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还和浦东渊源颇深。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甘冒风险进入中国投资，第一个项目建在大连。1994年浦东开发开放刚起步，又在浦东建造了上海森茂国际大厦，后被汇丰香港银行收购，当时，他的商界友人都认为他过于草率鲁莽，可森浩先生却用成功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不过环球金融中心的建造也真称得上命运多舛。1997年打桩之初，日本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于次年被迫停工。2003年，森大厦株式会社依然投资热情不减，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他们重返工地，恢复桩基工程，并根据全球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新国际化标准对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虽然森浩先生承认当下国际经济形势的确不容乐观，可他对上海的高档商务楼宇的需求却仍抱信心，随着世博会的召开，陆家嘴金融中心的确立，越来越多大公司的总部都会集中到这里。他预计将在12年后收回环球金融中心的总投资87亿元人民币。
不过，对普通市民来说，环球金融中心落成的象征意义可能更大于经济意义。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的制高点就从浦西的国际饭店转移到了浦东，并再也没有离开过。无论是曾轰动一时的东方明珠，还是随后卓然众楼的金茂大厦，陆家嘴地区的资金流和楼层高度一起蹭蹭地向上飞窜。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社会隐喻呢?
用新民周刊沈嘉禄的话来说，“建筑的高度以一种锐度鲜明的象征意义，提升了一个群体对某种地位的确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又急于确认什么样的地位?我不禁联想到二十年前浦东的荒凉偏僻。如果说浦东这块土地上还游荡着过去农耕阶段的幽灵，那么摆脱幽灵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越来越尖锐的现代化姿态，来巩固对身份转换的确认。这不禁使我想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中提到的问题。调查显示，近几年是1985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然而城乡居民的收入绝对差距达9646元，收入比扩大到3.33：1，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家嘴金融区建筑风格的激进，超越，奢侈，时不我待的姿态，或许正是在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和城市间巨大张力的具象化表达。在环球金融中心100层的透明地板上驻足片刻，脚下的超级大城市——上海呈现出一种虚幻，流动，眩晕的后现代范式。个体和城市之间无所障碍，却又彼此安全隔绝，我不禁想起了社会学大师理查德·桑内特的理论，当代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原是如此暧昧，变动，超越我们最大胆的想象。
当我再一次站在金陵东路外滩的江边，我只是再一次确认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浦西迷恋者。无法磨灭的童年记忆和文化基因在敲打着我，这一排近一个世纪前建造的万国建筑群，比古典建筑更简洁，比现代建筑更稳重。那些粗糙的石头里面，嵌着冒险家的灵魂，自由，开阔，不按常理，充满了生命力，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居然又被人错奉为经典的建筑范式。
我转过身，面对摩天大厦所勾勒出的陆家嘴的地平线，一刹那间，我忽然意识到我看到的是同一种东西，尽管人们习惯把浦西和浦东从各种层面加以对立，然而在楼宇间涌动的仍旧是冒险家的灵魂。当然，来处不再相同，气质却十分相类。我一直以为，浦东对我而言，仅止于研究意义上的吸引力，因为它太重要，太特别，几乎是上海社会研究的最佳切入，可作为一个从小在浦西长大的人，我对浦东并无血脉相依的留恋。站在知识分子习惯性的怀疑立场上，或许我对浦东还抱有一种轻率的否定，旧传统和习见仍旧在起着作用，而思想界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也让我无法对这个现代性最强烈的地方大加赞赏。
我在东昌路渡口渡江，轮渡的通行还是一枚塑料小圆牌，令人感到一阵亲切，不知这惯例能否保留下去，最后成为一种风俗?我的目的地，是新落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2008年的8月30日，该楼避开风头太健的北京奥运档期，在陆家嘴正式向公众开放，建筑屋顶高度达492米，继台北101大厦后，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参加过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回来又是惊叹，又是摇头，挣扎在理智与情感之间。越高的楼越好，听上去，总显得有些荒诞吧，然而当夜幕垂下，我终于走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脚下，我已经震惊得忘记了冷嘲热讽。这座太空来客般发着银白色光辉的流型建筑，似乎可以在一瞬间击破人的种种思维能力。相比于这座建筑的凌厉，强势，扭曲以及诡异，在一旁和它相拱而立的金茂就像个持重的中年人。
当然，摩天大楼对人的催眠能力也只限于一瞬间，很快我便恢复了清醒。夜幕下的环球金融中心让人眼睛发花，低层的若干办公室中已开始有人在办公，作为一个常常需要撰写经济评论的人，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这座楼的商业前景。自从2008年开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滑坡的危险，中国国内遭遇了高通胀和冷产出的双重难题，继股市大跌之后，房市也出现了拐点和回落，许多年初买房的投资者，都只能在深夜无人处默默地挠墙。在这种微妙的大背景下，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依旧逆势而为，新的环球金融中心的落成，意味着将开放更多的办公房源，而现在的上海商业界，是否已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这些日渐增多的商业设施呢?
所幸现在的主流声音，基本上表现出相当的乐观。房地产公司高纬物业(Cushman＆Wakefield)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认为，写字楼地产处于繁荣期的观念是如此地深入人心，这使得上海可能最终会与上世纪80年代“大爆炸”时期的伦敦相媲美。当时，金融自由化使伦敦金融区的规模在10年内扩大了一倍。汤普森甚至认为上海有潜力成为亚洲的纽约，前提是进一步大幅放松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管制，包括最终实现人民币全面可兑换。
当然，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森浩先生才是那个最操心的人。说起来，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还和浦东渊源颇深。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甘冒风险进入中国投资，第一个项目建在大连。1994年浦东开发开放刚起步，又在浦东建造了上海森茂国际大厦，后被汇丰香港银行收购，当时，他的商界友人都认为他过于草率鲁莽，可森浩先生却用成功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不过环球金融中心的建造也真称得上命运多舛。1997年打桩之初，日本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于次年被迫停工。2003年，森大厦株式会社依然投资热情不减，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他们重返工地，恢复桩基工程，并根据全球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新国际化标准对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虽然森浩先生承认当下国际经济形势的确不容乐观，可他对上海的高档商务楼宇的需求却仍抱信心，随着世博会的召开，陆家嘴金融中心的确立，越来越多大公司的总部都会集中到这里。他预计将在12年后收回环球金融中心的总投资87亿元人民币。
不过，对普通市民来说，环球金融中心落成的象征意义可能更大于经济意义。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的制高点就从浦西的国际饭店转移到了浦东，并再也没有离开过。无论是曾轰动一时的东方明珠，还是随后卓然众楼的金茂大厦，陆家嘴地区的资金流和楼层高度一起蹭蹭地向上飞窜。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社会隐喻呢?
用新民周刊沈嘉禄的话来说，“建筑的高度以一种锐度鲜明的象征意义，提升了一个群体对某种地位的确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又急于确认什么样的地位?我不禁联想到二十年前浦东的荒凉偏僻。如果说浦东这块土地上还游荡着过去农耕阶段的幽灵，那么摆脱幽灵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越来越尖锐的现代化姿态，来巩固对身份转换的确认。这不禁使我想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中提到的问题。调查显示，近几年是1985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然而城乡居民的收入绝对差距达9646元，收入比扩大到3.33：1，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家嘴金融区建筑风格的激进，超越，奢侈，时不我待的姿态，或许正是在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和城市间巨大张力的具象化表达。在环球金融中心100层的透明地板上驻足片刻，脚下的超级大城市——上海呈现出一种虚幻，流动，眩晕的后现代范式。个体和城市之间无所障碍，却又彼此安全隔绝，我不禁想起了社会学大师理查德·桑内特的理论，当代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原是如此暧昧，变动，超越我们最大胆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