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反潮流的新闻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闻学理论。美国“公共新闻之父”、纽约大学的Jay Rosen教授最先提出了“公共新闻”的理论。他认为:“新闻记者还应该包含這样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者观看这些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众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Rosen教授呼吁新闻媒体在现实生活中担当起更为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改善公共生活。
　　在我国,2004年,江苏卫视的《1860新闻眼》栏目,率先打出“公共新闻”旗号,以其特殊的新闻报道方式得到了观众的青睐。AC尼尔森调查显示其平均收视率稳定在2.5以上,最高冲到了6.8,刷新了全国省级卫视媒体同时段收视率多项记录,创造了品牌,做到了高收视率上的社会效益大丰收。此后,《1860新闻眼》开始为国内同行关注和效仿,如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2005年全新改版的《公共新闻网》即称要以“新闻公共化”为特点,着眼“后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领域延伸。“公共新闻”开始受到多方关注,学者们也纷纷撰文介绍西方“公共新闻”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案例。之所以“公共新闻”这个舶来品受到媒体和学界的热捧,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公共新闻在中国被引进及随之兴起与民生新闻有很大关系。由于曾经大受欢迎的民生新闻逐渐陷入琐碎化和媚俗的困境,正欲谋求改革发展,公共新闻刚好有助于民生新闻品质的提升。其次,从社会视角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利益分配不公、公民权益遭受侵害、行业风气不正等公共问题及社会矛盾大量产生,并由此激发了社会不同群体对于公共生活的关心,日益强化了公众的公共意识,而公共新闻从理念上关注的正是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问题。再次,中共十六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新的执政理念,强调亲民、爱民、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并提出和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措施,这些都激发和引导着新闻界进行相应的改革,而公共新闻正好吻合了新闻改革在这方面的诉求。
　　和传统的新闻形式相比,“公共新闻”中媒体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由单纯地报道新闻事实变成了信息的发布者和诠释者。“公共新闻”的目的不仅在于受众的知晓,更包括公众的讨论和参与。因此信息的收集和发布过程中,媒体所要做的不只是对于单个新闻事件的披露,而是将新闻事实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下,对新闻场景进行宏观的分析和考察,展示新闻事件的复杂性和连续性,并协助公众去了解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责任和义务,从而积极地关注和投身于公共事务中。因此,诠释新闻内容无疑比单纯发布更为重要。媒体关注的不再是新闻内容本身,而是新闻报道的目的所在。媒体既是新闻信息的组织者,还成为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它承担的是更社会化、更公共化的角色。其次是公共论坛。由于“公共新闻”的传播诉求点是“公众的声音”,传播的目的在于激励公众的参与意识,因此,它必定要提供一个平台来作为公众的话语讨论空间。其中既有政府的声音,也有来自其他各方的声音。这使媒体在宣传党的政策中不再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传话筒”角色,同时也将底层百姓的声音反馈到政府,既深化了群众对于政策的了解认识程度,又使政府听到了“民声”,并针对群众的意见对政策进行调整和充实。从而打破了以往媒体对于受众单向传播的桎梏,反映出多元的声音,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公共精神,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沟通党和政府与基层群众的桥梁。再次是舆论引导者。“公共新闻”以新闻为由头,提供的“公共领域”在保证政府声音的同时,也赋予了百姓平等的话语权,使舆论引导和政府监督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最后是社会组织者。“公共新闻”的报道强化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要求它以一个公关活动者的身份来协调政府、社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美国新闻媒体有许多“公共新闻”的案例都是有关媒体怎样在公共事务中穿梭活动,发挥更大的公关效果。这种社会的公关协调和组织,大部分是通过引导社会舆论来完成,有些则是媒体以社会组织的身份亲自完成。这些公关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媒体相关报道的进行,增强相关内容传播的效果,而且提高了媒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媒体在以后的新闻报道中更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出,“公共新闻”中,虽然公众参与媒体讨论的机会增多了,但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因为公共讨论和调研的内容是由媒体确定的,整个报道过程也是由媒体组织并控制的。也就是说,“公共新闻”的主导者是媒体,公众只是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参与者。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这种新闻形式也逐渐显示出它的先天不足。由于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受“把关人”的限制,这就决定了“公共新闻”的议程设置中不可能每次都能将公众最感兴趣和最关心的问题作为讨论和报道的对象。另外,“公共新闻”的实践也证明,并不是每次公众参与的讨论都能促成问题的圆满解决,反而有时候公众成了被炒作的手段。这就使公众对“公共新闻”产生了怀疑。最关键的因素是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对“公共新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新兴媒体日益发展的今天,受众可以一改往日在新闻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被动地位,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中来。他们不再被大众传媒所设置的议程牵着鼻子走,对于重要的新闻信息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如2008年11月26日名为“魑魅魍魉2009”的网友在网上贴出《我无意中捡到的某市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之后迅速引起很多网友跟帖,然后传统媒体才进行了追踪报道,进而再一次引发政府下文明令禁止利用公款出国游玩。由此可见,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公众可以将自己关注或者经历的事件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方式进行公开报道,或对已经公开报道的事件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进而形成舆论,最终促成事件的解决。这时候,媒体已经又退出舆论引导者的角色,而回归到传统的新闻报道者角色。这样,即使没参与到公共新闻中的受众也更乐于接受相关信息。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同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网友们交流时说道:“网友们在网上发给我的帖子,我会认真地去阅读、去研究。”“网友们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这一讲话,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公众、对公众话语权的极大尊重,也激发了公众关注公共事务的兴趣,进而极大地提高了网友通过网络来反映民意,最终促成公共事务解决的信心。毫无疑问,这里“网民朋友关心的问题、看法”是关涉公共领域的而非一些休闲型娱乐性领域。这同时也对公众发言的质量提出了要求。即公众的话语是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公众声音,而将只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不顾群体利益的宣泄个人情绪的声音排除在外了。也可以说,公共新闻中的发言质量将直接决定公共新闻的质量。这使我们注意到,传统新闻报道中,我们的记者也许并不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因此在报道的时候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公共新闻的发展促使某些受众的智慧得到更多关注,弥补了传统新闻报道的不足。
　　我们相信,随着民主政治和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以及公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媒体、公众和政府三者在“公共新闻”中将不再处于强弱鲜明的失衡状态,而是在媒介创建的平台上追求三方权利的均衡,为实现公共空间内的和谐创造有利条件,这将与我们目前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不谋而合。“公共新闻”也将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内涵出现。
　　参考文献:
　　1.郑保卫、樊亚平:《我国公共新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闻记者》,2008(8)。
　　2.蔡雯、郭翠玲:《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试析西方国家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变化》,《新闻记者》,2008(8)。
　　3.刘扬、招志蕴:《试论公共新闻中的媒体角色》,《新闻界》,2005(2)。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