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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与中央红军长征，有很多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相同点：转移的直接原因都是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经济困难是转移的重要原因；转移前都进行了较为周密的准备；国民党都采取了兵分两路围堵、清剿的策略；部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都转危为安。不同点：转移的战略意图不同；毛泽东在转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程度不同。
[关键词]红四军；井冈山；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长征；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3-0046-08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了井冈山，时隔五年多之后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通过深入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在党史、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着太多的相同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同点。然而，学界却较少有人将两者对照进行研究。适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通过对这两次重大军事行动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动党史、军史特别是红军长征史的研究。
一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与中央红军长征的相同之处是很多的，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直接原因都是国民党的重兵围剿
两次转移都是因为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猛烈军事进攻，即含有被迫的成分。
从1927年10月下旬到1928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先后对井冈山发动了四次“进剿”和两次“会剿”，结果都失败了。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这个消息迅速传到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对此非常生气，为防止朱毛红军“做大做强”，他下定决心，重新进行了兵力部署，向井冈山杀来。
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会剿”军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正式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纠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策划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1]P261“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2]P197此时的井冈山，朱毛红军有三个主力团，即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加上刚上山的红五军七八百人，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成为导致下山的直接原因。最后召开会议决定，除留部分兵力守山外，红四军主力不与敌人直接交锋而进行转移。
中央苏区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惊恐不安。随着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的结束，同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先后向中央苏区及其周边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于1933年下半年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还调集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其中围攻中央苏区的总兵力，达53个师又8个旅（不含福建十九路军所部）和5个航空队，总兵力达50余万人。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练新兵150至200个团，以不断补充其“进剿”军主力。[3]P1066此时，中央红军的主力已发展到8万多人，与国民党军的比例是一比六。可见，国民党派遣强大兵力、转变战术、准备充分，客观上导致中央红军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成为中央红军转移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困难是转移的重要原因
除了军事和政治原因外，经济困难也成为引发两次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
井冈山的经济容纳能力有限，加上国民党持续不断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难以养活大量的兵员，经济困难一直成为红军发展和壮大的最大制约因素。1928年4月底，朱德率领包括主力、湘南农军及其家属在内的一万余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然而巨大的喜悦迅速被现实问题冲散。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感到捉襟见肘，他在会师几天后便向中央诉苦：“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吃饭大难”[4]P30。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后，使原本的给养困难进一步恶化，粮食、药品、弹药等都奇缺。陈毅后来回忆：“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5]P4红四军前委在1929年3月20日给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更指出了红四军主力下山的根本原因：“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6]P290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使得后期经济工作出现了较大的困难，各项经济生产受到较大的限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土地政策。先是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后开展大规模的查田运动，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过分地打击了地主、富农，极大影响了农业生产。其二，工商业政策。先后通过了三部劳动法，如规定了过多的休息时间，过高的工资待遇和过高的福利要求等。照搬苏联的法律，不符合苏区的实际，导致大批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其三，财政政策。提高税收增加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负担。为筹集战争经费，又过多发行公债、纸币。其四，粮荒的频繁出现。在1934年1月23日二苏大通过的一项决定指出：“去年粮食恐慌的现象，现在又在威胁着我们”[7]P83，使得红军的军粮处于紧张之中。其五，政府工作人员的激增。在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口号下，原本精简的政府机关迅速膨胀，工作人员呈倍数增长。其六，过度扩红。在“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下，地方红军迅速改编为正规红军，据统计动员了近20万人参加红军。其七，未能有效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不鼓励商人从事赤白区的贸易。
邓小平曾经说：“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8]P97“左”倾领导的上述做法，正中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下怀，在战争的后期，苏区的经济资源已陷于枯竭之中。 （三）转移前都进行了较为周密的准备
两次转移都不是盲目而为，都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准备工作。
红四军主力下山突围前，对守山和下山都做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守山的准备，军事方面：将红军进行改编，红五军的部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任团长兼红四军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兼红四军副党代表。[9]P34人事方面：改组边界特委，以邓乾元为书记，统筹湘赣边界群众的战事准备和动员组织工作。从红四军中抽调一批在边界军民中有一定威信的军事、政治干部去充实守山部队领导。思想方面：向红五军官兵通报了敌情，作好迎战准备，在群众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动员。物资方面：组织部队和边界群众再次加固了工事并挑粮上山。[10]P359
下山的准备，人事方面：将随军行动的边界前委，改为红四军前委，作为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将原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原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调任前委秘书长。宣传方面：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准备了《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革命标语。这些传单在下山途中进行了散发，既可以发动和争取山下的群众参加革命，又可以“暴露”自己的行踪，尽最大可能调动和牵制敌人。军事方面：对下山的部队组织了军事训练，布置了下山的路线、序列等，还带了十几天的伙食费和粮食。
同样，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并非“仓促的出动”[11]P18，而是经过大量的谋划和准备工作，具体表现如下。
军事方面：派出红七军团北上与红六军团西征，一路“调敌”，一路“探路”。派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部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借路的协议。兵员方面：从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共扩红8万余人。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征调了5000名夫子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准备随军行动。物资方面：为响应中央政府借谷筹粮的号召，苏区人民于1934年6、7月共筹军粮84万担、棉花8.6万斤、被毯2万多床、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中央外贸总局突击采购10万元中西药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充当军费。
组织方面：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成立了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办事处主任。舆论方面：1934年10月3日的《红色中华》第240期发表《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群众拿起武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行政方面：1934年7月在于都县城设立了赣南省，成立了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中央和粤赣省向赣南省调派干部。[12]P1132-1135
可见，在长征出发前，中央和“三人团”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序谋划，正如伍修权所言：“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13]P81
（四）国民党都采取了兵分两路围堵、清剿的策略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两次转移都实行全力围堵，而且对转移红军和根据地采取了分兵进攻的策略。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不久，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了行踪，急电蒋介石，报告了具体的部署，在1月21的电报中说道：“已饬第一、第五两路部队，向赣南跟踪追剿，认真截击；并令二、三、四各路部队向井冈山剿匪围剿。”[6]P454-455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月24日的新闻报道：“王、金两指挥据报后，乃令二十一旅李文彬部跟纵〔踪〕追剿，同时并令十四、三十五两旅向匪巢井冈山进击。想此势穷力蹙之共匪，当不难一鼓荡平也。”[6]P4512月14日，据《申报》记载：“何、金两总指挥得报告，以罗福嶂不亚于井冈山，苟不乘其喘息未定时，灭绝根株，势将养成燎原之祸。故饬令十五、二十一两旅穷追，务将朱毛截获。”[6]P453
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第三次反“会剿”失败。敌人占领井冈山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彭德怀于5月3日回到井冈山，看到的情景是“井冈山区群众被敌摧残得很厉害，湘赣两省白军在占领时，特别撤退时，进行了彻底破坏，烧光、抢光，屠杀也很惨；疟疾普遍流行，无药医治；无盐、无布等生活必需品。那时的井冈山，人口还不到两千，拨了两千银元救济老百姓”[4]P129。
1934年11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湘南地区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战略意图，即于是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司令，指挥“围剿”中央苏区中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之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其余兵力仍继续“围剿”中央苏区，加紧向中心区推进。[5]P182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不到两个月，敌人即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主要交通线，中央苏区基本沦陷。
11月下旬，以顾祝同为主任的国民党军“驻赣绥靖公署”成立，下辖8个绥靖区；另有陈诚的驻赣预备军总指挥部，加上本地的豪绅地主反动武装共同对中央苏区实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和血腥的阶级报复，中央苏区遭到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南北将领会议上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有可疑的就杀掉”，上至八旬老翁下至三岁孩童皆不幸免，据统计，整个中央苏区有80万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在“清剿”区内，“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6]P70。
（五）部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都转危为安
两次转移在前期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经过不懈努力，最终都化险为夷。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由于国民党的重兵追剿，兵马劳顿，加上所经之地的群众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因此打了很多败仗，处境极为不利。陈毅后来曾这样描述：
“一月二十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后在大柏地设伏，战斗虽然很惨烈，但将敌全部击溃，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才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5]P5。 1929年2月20日，红四军主力在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部队得到了及时的休整，伤病员得到了安置，另外也学习了东固革命根据地成功的斗争经验。在得知井冈山沦陷后，改变原计划，部队向闽、赣边境敌人力量薄弱地区游击，相机寻找新的落脚点。这样，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的创建。
中央红军长征后，由于准备较为充分，保密措施做得比较好，加上与陈济棠达成统战协议，所以突破国民党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但也受到一些损失，如突破第一道时红军牺牲1000余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然而在准备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却遭受严重的损失。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经历的第一场恶战，也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悲壮、最关键的一仗。虽然最终跳出了包围圈，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一军团损失过半，红五军团损失更为惨重，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次失利教育了广大干部，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对“左”倾领导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刘伯承后来回忆：“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7]
这才有了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央的领导，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18]P149总之，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
二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与中央红军长征虽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转移的战略意图不同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对井冈山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意义深信不疑，他多次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如1928年5月2日提出了“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4]P30。到了1928年11月25日，他又提出：“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8]P79-81
可见，毛泽东并未考虑过放弃井冈山，只是出现了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等诸多原因，才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其中含有主动出击的因素，红四军主力在下山的同时寻找战机，少部分兵力守山。从他的主观上看，下山的部队还是要回来的，只是暂时离开而已。后来，到了东固得知井冈山已经沦陷，才决定寻找新的落脚点。
对于长征而言，情况大不相同。据博古回忆，“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11]P109。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11]P17可见，中央最初的考虑是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后，并不回来，而是到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开辟新的苏区。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北上抗日。1934年7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共同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愿在过去的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7]P347-348。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时中日民族矛盾已非常激化，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并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15日，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收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P510。
党中央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7]P516。8月，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共同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7]P522。1936年10月，随着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从确立、坚持到最终实现，这也成为长征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后者与前者相比，除了对原有根据地的态度不同之外，还有北上抗日的因素，以与日益严峻的全国抗日形势相适应。
（二）毛泽东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毛泽东无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他的主导作用是无法替代和撼动的，这也表现在对红四军主力下山的具体安排上。
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和团特委常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于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了联席会议，着重研究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主持会议。这时会议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以守为攻说”“死守主义说”“抛弃边界说”，“前委以为死守主义、硬拼主义、自了主义，都是不对的”[20]P780-781，最后会议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即“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
怎么打法已经确定了。但是，主力向哪里出击，又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有的同志提议到湘南去，有的提议到湘鄂赣边界地区去，也有人提议到赣南去。[21]P71对这些意见，会议一一作了具体分析。会议经过认真讨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去赣南。可见，会议的议程一直都在毛泽东的主控下进行。 中央苏区时期前后六年时间，前三年时间一直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营，后三年由于与中央“左”倾领导的主导思想不一致，经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反“罗明路线”等党内斗争，毛泽东逐渐失去了权力，坐了三年冷板凳。他后来感慨：“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2]P333-334
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的情况，伍修权后来回忆道：“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13]P81-82可见，毛泽东差一点被留下，更谈不上发挥多大作用了。
长征初期的毛泽东抱着对党的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提出了挽救红军的一系列正确意见。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毛泽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直到中共七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
红四军下山，毛泽东全程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长征期间却比较复杂，他从被边缘化到逐渐重获大家信任，最终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三）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程度不同
井冈山斗争时期，曾经受到过“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三月失败”“八月失败”，根据地军民受到过重大的损失。此后，经过努力，根据地又得到了恢复和巩固。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决策的作出，是召开会议共同讨论的结果，是积极的策略，切合当时的实际。
中共中央“六大”于1928年7、8月在莫斯科召开，是年底，决议才送达井冈山。柏露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传达“六大”决议，其中《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有关于“对土匪的关系”问题的指示：“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22]P399该决议对井冈山原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非常不利。
据陈正人回忆，在会上，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死对头，主张杀。后来，主席做了许多工作，反复强调执行“六大”的决议，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应机械地执行。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23]P310
可见，对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左”倾错误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致命。
对于红军长征而言，“左”倾错误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特别是从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后，王明“左”倾错误得到全面推行。如政治方面，开始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使得许多人受到打击和迫害；经济方面，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过高的工资福利和休息时间，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土地方面，开始了查田运动，使苏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军事方面，抛弃了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取消极防御，同强敌打阵地战、拼消耗、短促出击；统战方面，对国民党内部出现的分裂处置失当，没有协助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导致红军的处境更为不利。
可见，正是由于“左”倾错误的直接领导，才导致本有希望打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红军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寻求生机。
因此，相对于“左”倾错误对前者具有一定影响而言，后者的负面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战事的失败，大好革命形势毁于一旦。
（四）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程度不同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虽然没有实现“围魏救赵”的既定目标，自己被围追堵截，打了不少败仗，而且井冈山也失守了；但是打开了思路，汲取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认识到山外有山，经过一路调查研究发现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此后不久，朱毛红军不仅扭转了被动的局面，而且开始了中央苏区的创建，从井冈山走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得到进一步的施展，一个崭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将出现。可见，这次转移的影响及于赣南、赣西南、闽西等地，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对于长征的意义而言，毛泽东已经给出了最经典的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18]P150-151
可见，长征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打破了十几个省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大大锻炼了革命队伍，聚集了革命力量，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非常巨大，并将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向全中国。
因此，前者的影响只限于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而后者通过跨越十几个省、近一年的时间，打破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直接推动了所经过地方革命事业的发展。
三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与中央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两次重要历史节点和转折，都在中国革命事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比较，可以得出以下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党的正确领导是两次转移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早期领导人经常受到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严重干扰甚至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就会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教条化的较量与斗争。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革命道路受到打击和排斥，但是经过革命的挫折和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指导，形成一个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二，只要不抛弃、不放弃，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一定能摆脱困境，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两次转移都非常危险，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几乎濒临失败的边缘，却能由被动转为主动，化危为机，最终都取得了成功。除了广大官兵有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发扬不怕流血和牺牲的精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时刻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紧密联系群众，才能依靠群众渡过一个个难关，这是血与泪得出的结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个浅显的道理至今仍未过时。
第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井冈山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他归纳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提出了人民军队的新型建军原则，还亲自领导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红军长征为其军事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与公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的运动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次次绝处逢生的战斗，让全党全军真正认识了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的正确，也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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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文赞）
[关键词]红四军；井冈山；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长征；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3-0046-08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了井冈山，时隔五年多之后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通过深入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在党史、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着太多的相同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同点。然而，学界却较少有人将两者对照进行研究。适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通过对这两次重大军事行动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动党史、军史特别是红军长征史的研究。
一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与中央红军长征的相同之处是很多的，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直接原因都是国民党的重兵围剿
两次转移都是因为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猛烈军事进攻，即含有被迫的成分。
从1927年10月下旬到1928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先后对井冈山发动了四次“进剿”和两次“会剿”，结果都失败了。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这个消息迅速传到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对此非常生气，为防止朱毛红军“做大做强”，他下定决心，重新进行了兵力部署，向井冈山杀来。
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会剿”军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正式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纠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策划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1]P261“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2]P197此时的井冈山，朱毛红军有三个主力团，即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加上刚上山的红五军七八百人，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成为导致下山的直接原因。最后召开会议决定，除留部分兵力守山外，红四军主力不与敌人直接交锋而进行转移。
中央苏区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惊恐不安。随着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的结束，同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先后向中央苏区及其周边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于1933年下半年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还调集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其中围攻中央苏区的总兵力，达53个师又8个旅（不含福建十九路军所部）和5个航空队，总兵力达50余万人。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练新兵150至200个团，以不断补充其“进剿”军主力。[3]P1066此时，中央红军的主力已发展到8万多人，与国民党军的比例是一比六。可见，国民党派遣强大兵力、转变战术、准备充分，客观上导致中央红军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成为中央红军转移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困难是转移的重要原因
除了军事和政治原因外，经济困难也成为引发两次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
井冈山的经济容纳能力有限，加上国民党持续不断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难以养活大量的兵员，经济困难一直成为红军发展和壮大的最大制约因素。1928年4月底，朱德率领包括主力、湘南农军及其家属在内的一万余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然而巨大的喜悦迅速被现实问题冲散。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感到捉襟见肘，他在会师几天后便向中央诉苦：“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吃饭大难”[4]P30。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后，使原本的给养困难进一步恶化，粮食、药品、弹药等都奇缺。陈毅后来回忆：“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5]P4红四军前委在1929年3月20日给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更指出了红四军主力下山的根本原因：“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6]P290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使得后期经济工作出现了较大的困难，各项经济生产受到较大的限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土地政策。先是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后开展大规模的查田运动，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过分地打击了地主、富农，极大影响了农业生产。其二，工商业政策。先后通过了三部劳动法，如规定了过多的休息时间，过高的工资待遇和过高的福利要求等。照搬苏联的法律，不符合苏区的实际，导致大批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其三，财政政策。提高税收增加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负担。为筹集战争经费，又过多发行公债、纸币。其四，粮荒的频繁出现。在1934年1月23日二苏大通过的一项决定指出：“去年粮食恐慌的现象，现在又在威胁着我们”[7]P83，使得红军的军粮处于紧张之中。其五，政府工作人员的激增。在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口号下，原本精简的政府机关迅速膨胀，工作人员呈倍数增长。其六，过度扩红。在“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下，地方红军迅速改编为正规红军，据统计动员了近20万人参加红军。其七，未能有效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不鼓励商人从事赤白区的贸易。
邓小平曾经说：“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8]P97“左”倾领导的上述做法，正中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下怀，在战争的后期，苏区的经济资源已陷于枯竭之中。 （三）转移前都进行了较为周密的准备
两次转移都不是盲目而为，都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准备工作。
红四军主力下山突围前，对守山和下山都做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守山的准备，军事方面：将红军进行改编，红五军的部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任团长兼红四军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兼红四军副党代表。[9]P34人事方面：改组边界特委，以邓乾元为书记，统筹湘赣边界群众的战事准备和动员组织工作。从红四军中抽调一批在边界军民中有一定威信的军事、政治干部去充实守山部队领导。思想方面：向红五军官兵通报了敌情，作好迎战准备，在群众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动员。物资方面：组织部队和边界群众再次加固了工事并挑粮上山。[10]P359
下山的准备，人事方面：将随军行动的边界前委，改为红四军前委，作为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将原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原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调任前委秘书长。宣传方面：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准备了《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革命标语。这些传单在下山途中进行了散发，既可以发动和争取山下的群众参加革命，又可以“暴露”自己的行踪，尽最大可能调动和牵制敌人。军事方面：对下山的部队组织了军事训练，布置了下山的路线、序列等，还带了十几天的伙食费和粮食。
同样，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并非“仓促的出动”[11]P18，而是经过大量的谋划和准备工作，具体表现如下。
军事方面：派出红七军团北上与红六军团西征，一路“调敌”，一路“探路”。派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部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借路的协议。兵员方面：从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共扩红8万余人。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征调了5000名夫子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准备随军行动。物资方面：为响应中央政府借谷筹粮的号召，苏区人民于1934年6、7月共筹军粮84万担、棉花8.6万斤、被毯2万多床、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中央外贸总局突击采购10万元中西药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充当军费。
组织方面：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成立了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办事处主任。舆论方面：1934年10月3日的《红色中华》第240期发表《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群众拿起武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行政方面：1934年7月在于都县城设立了赣南省，成立了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中央和粤赣省向赣南省调派干部。[12]P1132-1135
可见，在长征出发前，中央和“三人团”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序谋划，正如伍修权所言：“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13]P81
（四）国民党都采取了兵分两路围堵、清剿的策略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两次转移都实行全力围堵，而且对转移红军和根据地采取了分兵进攻的策略。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不久，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了行踪，急电蒋介石，报告了具体的部署，在1月21的电报中说道：“已饬第一、第五两路部队，向赣南跟踪追剿，认真截击；并令二、三、四各路部队向井冈山剿匪围剿。”[6]P454-455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月24日的新闻报道：“王、金两指挥据报后，乃令二十一旅李文彬部跟纵〔踪〕追剿，同时并令十四、三十五两旅向匪巢井冈山进击。想此势穷力蹙之共匪，当不难一鼓荡平也。”[6]P4512月14日，据《申报》记载：“何、金两总指挥得报告，以罗福嶂不亚于井冈山，苟不乘其喘息未定时，灭绝根株，势将养成燎原之祸。故饬令十五、二十一两旅穷追，务将朱毛截获。”[6]P453
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第三次反“会剿”失败。敌人占领井冈山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彭德怀于5月3日回到井冈山，看到的情景是“井冈山区群众被敌摧残得很厉害，湘赣两省白军在占领时，特别撤退时，进行了彻底破坏，烧光、抢光，屠杀也很惨；疟疾普遍流行，无药医治；无盐、无布等生活必需品。那时的井冈山，人口还不到两千，拨了两千银元救济老百姓”[4]P129。
1934年11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湘南地区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战略意图，即于是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司令，指挥“围剿”中央苏区中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之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其余兵力仍继续“围剿”中央苏区，加紧向中心区推进。[5]P182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不到两个月，敌人即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主要交通线，中央苏区基本沦陷。
11月下旬，以顾祝同为主任的国民党军“驻赣绥靖公署”成立，下辖8个绥靖区；另有陈诚的驻赣预备军总指挥部，加上本地的豪绅地主反动武装共同对中央苏区实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和血腥的阶级报复，中央苏区遭到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南北将领会议上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有可疑的就杀掉”，上至八旬老翁下至三岁孩童皆不幸免，据统计，整个中央苏区有80万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在“清剿”区内，“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6]P70。
（五）部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都转危为安
两次转移在前期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经过不懈努力，最终都化险为夷。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由于国民党的重兵追剿，兵马劳顿，加上所经之地的群众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因此打了很多败仗，处境极为不利。陈毅后来曾这样描述：
“一月二十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后在大柏地设伏，战斗虽然很惨烈，但将敌全部击溃，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才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5]P5。 1929年2月20日，红四军主力在东固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部队得到了及时的休整，伤病员得到了安置，另外也学习了东固革命根据地成功的斗争经验。在得知井冈山沦陷后，改变原计划，部队向闽、赣边境敌人力量薄弱地区游击，相机寻找新的落脚点。这样，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的创建。
中央红军长征后，由于准备较为充分，保密措施做得比较好，加上与陈济棠达成统战协议，所以突破国民党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但也受到一些损失，如突破第一道时红军牺牲1000余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然而在准备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却遭受严重的损失。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经历的第一场恶战，也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悲壮、最关键的一仗。虽然最终跳出了包围圈，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一军团损失过半，红五军团损失更为惨重，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次失利教育了广大干部，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对“左”倾领导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刘伯承后来回忆：“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7]
这才有了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央的领导，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18]P149总之，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
二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与中央红军长征虽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转移的战略意图不同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对井冈山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意义深信不疑，他多次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如1928年5月2日提出了“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4]P30。到了1928年11月25日，他又提出：“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8]P79-81
可见，毛泽东并未考虑过放弃井冈山，只是出现了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等诸多原因，才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其中含有主动出击的因素，红四军主力在下山的同时寻找战机，少部分兵力守山。从他的主观上看，下山的部队还是要回来的，只是暂时离开而已。后来，到了东固得知井冈山已经沦陷，才决定寻找新的落脚点。
对于长征而言，情况大不相同。据博古回忆，“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11]P109。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11]P17可见，中央最初的考虑是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后，并不回来，而是到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开辟新的苏区。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北上抗日。1934年7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共同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愿在过去的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7]P347-348。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时中日民族矛盾已非常激化，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并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15日，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收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P510。
党中央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7]P516。8月，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共同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7]P522。1936年10月，随着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从确立、坚持到最终实现，这也成为长征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后者与前者相比，除了对原有根据地的态度不同之外，还有北上抗日的因素，以与日益严峻的全国抗日形势相适应。
（二）毛泽东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毛泽东无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他的主导作用是无法替代和撼动的，这也表现在对红四军主力下山的具体安排上。
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和团特委常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于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了联席会议，着重研究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主持会议。这时会议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以守为攻说”“死守主义说”“抛弃边界说”，“前委以为死守主义、硬拼主义、自了主义，都是不对的”[20]P780-781，最后会议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即“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
怎么打法已经确定了。但是，主力向哪里出击，又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有的同志提议到湘南去，有的提议到湘鄂赣边界地区去，也有人提议到赣南去。[21]P71对这些意见，会议一一作了具体分析。会议经过认真讨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去赣南。可见，会议的议程一直都在毛泽东的主控下进行。 中央苏区时期前后六年时间，前三年时间一直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营，后三年由于与中央“左”倾领导的主导思想不一致，经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反“罗明路线”等党内斗争，毛泽东逐渐失去了权力，坐了三年冷板凳。他后来感慨：“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2]P333-334
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的情况，伍修权后来回忆道：“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13]P81-82可见，毛泽东差一点被留下，更谈不上发挥多大作用了。
长征初期的毛泽东抱着对党的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提出了挽救红军的一系列正确意见。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毛泽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直到中共七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
红四军下山，毛泽东全程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长征期间却比较复杂，他从被边缘化到逐渐重获大家信任，最终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三）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程度不同
井冈山斗争时期，曾经受到过“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三月失败”“八月失败”，根据地军民受到过重大的损失。此后，经过努力，根据地又得到了恢复和巩固。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决策的作出，是召开会议共同讨论的结果，是积极的策略，切合当时的实际。
中共中央“六大”于1928年7、8月在莫斯科召开，是年底，决议才送达井冈山。柏露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传达“六大”决议，其中《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有关于“对土匪的关系”问题的指示：“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22]P399该决议对井冈山原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非常不利。
据陈正人回忆，在会上，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死对头，主张杀。后来，主席做了许多工作，反复强调执行“六大”的决议，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应机械地执行。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23]P310
可见，对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左”倾错误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致命。
对于红军长征而言，“左”倾错误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特别是从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后，王明“左”倾错误得到全面推行。如政治方面，开始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使得许多人受到打击和迫害；经济方面，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过高的工资福利和休息时间，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土地方面，开始了查田运动，使苏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军事方面，抛弃了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取消极防御，同强敌打阵地战、拼消耗、短促出击；统战方面，对国民党内部出现的分裂处置失当，没有协助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导致红军的处境更为不利。
可见，正是由于“左”倾错误的直接领导，才导致本有希望打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红军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寻求生机。
因此，相对于“左”倾错误对前者具有一定影响而言，后者的负面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战事的失败，大好革命形势毁于一旦。
（四）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程度不同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虽然没有实现“围魏救赵”的既定目标，自己被围追堵截，打了不少败仗，而且井冈山也失守了；但是打开了思路，汲取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认识到山外有山，经过一路调查研究发现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此后不久，朱毛红军不仅扭转了被动的局面，而且开始了中央苏区的创建，从井冈山走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得到进一步的施展，一个崭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将出现。可见，这次转移的影响及于赣南、赣西南、闽西等地，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对于长征的意义而言，毛泽东已经给出了最经典的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18]P150-151
可见，长征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打破了十几个省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大大锻炼了革命队伍，聚集了革命力量，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非常巨大，并将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向全中国。
因此，前者的影响只限于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而后者通过跨越十几个省、近一年的时间，打破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直接推动了所经过地方革命事业的发展。
三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与中央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两次重要历史节点和转折，都在中国革命事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比较，可以得出以下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党的正确领导是两次转移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早期领导人经常受到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严重干扰甚至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就会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教条化的较量与斗争。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革命道路受到打击和排斥，但是经过革命的挫折和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指导，形成一个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二，只要不抛弃、不放弃，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一定能摆脱困境，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两次转移都非常危险，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几乎濒临失败的边缘，却能由被动转为主动，化危为机，最终都取得了成功。除了广大官兵有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发扬不怕流血和牺牲的精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时刻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紧密联系群众，才能依靠群众渡过一个个难关，这是血与泪得出的结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个浅显的道理至今仍未过时。
第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井冈山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他归纳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提出了人民军队的新型建军原则，还亲自领导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红军长征为其军事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与公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的运动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次次绝处逢生的战斗，让全党全军真正认识了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的正确，也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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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文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