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drix,university in China sign pact汉德瑞克斯与中国的大学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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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瑞克斯学院的师生很快将获得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机会。
其他文献
人们可以用“国家”这个概念指称很多不同的对象,因此,有效的国家理论必须包含多重维度,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加以分别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例如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指现代国家的所有形式和特点;而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则把资本积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逻辑。
哲学的任务在于帮助人们选择一种“审慎的生活”,过程哲学强调自然世界的时间性和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其优越性在于能够促进传统与现代的沟通。现代社会的暴力、冲突、衰退、贫困等都是缺少真正沟通的结果,过程哲学恰恰可以用来建设一种“创造性的和谐”。
汤普森思想的本质是一种伦理激进主义,他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英国本土许多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尽管其理论存在某些模糊性,汤普森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及其对民主辩论的倡导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而其思想遗产的消散既是巨大的理论损失,也是巨大的政治损失。
在1978-1979年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福柯引入了“管治能力”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基督教的牧师形象。由此出发,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福柯对自由主义持一定的赞赏态度。福柯和马克思都参与了宏大叙事的一般构架的建立,但他们的政治和哲学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根植于自然法的传统走向革命,福柯则继承了英国激进主义传统走向反抗。这两种传统是可以进行深入对话的。
文章探讨发展出一种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民主在此意味着“由人民做主”,即人民真正地参与影响其生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决策。这可能采取任何可能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或者直选式民主。民主也意味着对于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私人权利以及选举自由的保护。民主涉及到过程,但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所实践的生活方式。
科学被想象为纯粹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的追求。但是事实上在科学和精神性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可以用来改变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在20世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加强了精神性和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之间的联系。在经济学领域,只有少数学者,尤其是亨利·乔治和约翰·凯恩斯发展了关系的有机视角。他们的整体的或者精神的视角是他们能够找到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新办法,而这些新的办法用还原主义的分析方法是无法充分表述的。因此,精神性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或者内在的经验,而且具有通过智慧成果带来社会和谐的巨大潜力。
文章以生态足迹为其分析工具,探讨了城市可持续性的内涵及其发展。生态足迹概念的提出,拓宽了人们对城市与区域关系的认识,指明城市必须依托于更大范围的区域而持续。同时,文章也建议为了保持城市生态系统,城市应该向乡村进行补偿。
物质主义者对物质生产的偏见影响了对城市及其经济问题的思索。事实上,城市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中心,而且还是进行知识与精神方面交换的中心。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交换的多重维度,就会导致新的商业主义的复苏,制造商因此会享有特殊的权力,而财富的分配也会更加不平等。亨利·乔治的哲学为避免商业主义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重新系统阐述基本原则的起始点。
陈汉生和安乐哲对中国思想的哲学解释,尤其是对庄子的解释,其特点在于解读上的显著不足。陈汉生从分析哲学,安乐哲从后现代主义的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出发,对庄子进行了不恰当的解释。为了理解一个特定的中国思想家,我们必须在每种情况下对应于特定的思想家而开发出一种解读方式。以庄子的情况为例,我们的任务是发展出一种能够理解庄子的非理解的诠释学。我们的解读方式应该顺着一个特定的文本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它不应该被一个一般的理论所规定。
人们认为跨文化的哲学对话能够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因为哲学对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此作者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文化差异”这个观念将很快过时。在他看来,哲学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本质上反应的而不是自主的学科。文章对海德格尔式的关于技术和现代性关系的解释提出批评,并给出一种杜威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