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广播里在不断地讲着社交时代才会发生的趣事：
　　某公司女职员因为请病假事假最终被公司以旷工次数太多而开除，最终双方对簿公堂。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微信上屡晒国内外游玩的照片将其被开除的理由坐实，最终导致败诉；
　　某男跟妻子声称公司出差到某地，但手机的定位系统却让妻子发现他在同一时间其实是停留在了同城的某快捷酒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热心的司机师傅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复读机似地跟我重复，那情景让我想起了一句广告词：“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可是，大哥我又不聋。
　　说实话，我怕堵车的原因之一就是怕司机唠叨。作为一个标榜的文化人，就没学会粗暴而冷漠地面对热情的嘘寒问暖以及没话找话。
　　我是去见我的一位作者，她的书稿已经编辑得差不多了，但是因为版税问题尚需“进一步沟通”。在约定的咖啡厅里，素来以文会友的彼此这次改变了打法，开始试探性地讨价还价。我的使命是严守领导要求的底线，同时还要在作者的决绝与回旋之间，找到生意和友谊之间的平衡。对于一个文编来说，这不亚于蜀道之难。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有一种“太难了不干了”的想法。但对比来对比去，还能有什么工作比现在更惬意呢！老板不要求你朝九晚五，在严格了绩效考核之后，每年也只需要我策划几本不赔钱的书而已。
　　图书编辑不是我的第一职业，严格来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事业单位的一个文职人员。大学刚毕业时，基于稳定和安逸的想法，从上百人的竞争大军中杀将而出，坐上了令人艳羡的实木大办公椅。虽然每天朝九晚五，但写完那些只需要变换时间和地点要素的发言稿后，其余的时间就都属于自由主义的黄昏了。闲暇之余我发现，办公室里落满尘土的书架上，除了公文写作之外竟然还有几摞的三联版书籍，这种惊喜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段时间对于书籍的饕餮之享，比期末考试时背笔记还要热衷几分。
　　福兮祸之所伏，对业余阅读生活的偏重也成了我人生第一次失业的伏笔。按照我一位同窗的话说，书读多了脑子自然就坏掉了。虽然我现在读的还不算太多，但无疑是走在脑子坏掉的路上。然后，就再也装不下一颗不安的心。每周雷打不动的早会，我对主任滔滔不绝的演讲，从羡慕到怀疑，从怀疑到鄙夷，最终互相吹胡子瞪眼地表达不满。终于在主任按捺不住怒气地对我说“你变了”和“想不想干了”之后，我递上了辞职信。
　　对，就是这么洒脱。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还是要讲一下，那就是如果你没有存款，然后还没找好下一份工作之前，意气用事地辞职实在是太冲动了。为此，我啃了好几个月的馒头，至今不愿闭眼回味蛋白质的香甜味道。
　　英国作家西蒙·凡·布伊说：“对有些人来说，生活就是不断破墙而出的过程，而对另外一些人，生活是在为自己建起一座座的围墙。”回头看去，每一步路似乎都是破墙与筑墙的过程，只是深处其中的人并不自知。甚至有的时候，墙内与墙外的人并不能清晰地界定彼此的区隔。
　　有必要区分吗？其实我也不太明了。人各有志，有时候我眼中的墙，已经成了同僚们眼中幸福的网。我们每次会面，都不特别地区谈现状与未来。这些场合，我们叙及的大多是那简短、迷茫又真实的历史。这才是没有疑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