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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就有人针对“修身”科目发表议论说：“教科书，死者也；教员，活者也。与其常对学生作死语，不如常对学生作活语”、“教员之一言以动，修身教科书也，学生之一言一动，修身教科书之材料也。同在学校中，无时不可讲修身，无事不可讲修身，或严厉以戒之，或谈笑以导之，或慷慨悲怨以感悟之，苟得其宜，收效无形”（庄俞《论小学教育》，1909）。假设倒退一百年，湖南新化县上梅镇北渡小学杨建一校长的举动是当之抛隗的德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