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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一幅民国年间农村社会的风俗画卷在面前徐徐展开——遍布龙泉汤镇的作坊、商号、酒馆、妓院以及“人市”，积善人家的乐善好施以及买甲鱼放生的修为，农家孩子经“刀子匠”净身入宫所带来的命运跌宕，土匪啸聚山林背后的社会逼迫……种种之外，还兼及了诸如卦摊上“黄雀抽帖”的玄机、山寨版满汉全席的卖弄、勾栏瓦舍的无边春色、大烟土的制作诀窍与羼假使杂，还有对赌台上的豪赌与美梦成空，土匪绑票、踩点、打劫诸情节的生动场景描写……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也就是说人的性格往往可以决定他（她）的命运；其实反过来说，其逆命题也是成立的，即“命运即性格”。难道一个人的性格不是随着命运的走向而逐步形成，因命运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吗？对于文学创作尤其如此，作家一旦抓住了人物的命运，就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性格；一旦抓住了人物不同凡响的命运，就能塑造出人物独一无二的个性来。这性格鲜明的人物就会成为文学画廊里不可复制的画像。尤凤伟的近作，长篇小说《百合的江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似乎印证了上述说法。
小说的主角百合是一位“年轻俊俏”的乡村女子，家道殷实无忧无虑，又嫁给人称黄善人的财主做儿媳，日子过得原本是挺滋润的。她心地淳朴善良，单纯得近乎天真，每月都要到集市上花大价钱买一只乌龟（俗称“王八”），然后带回村边的池塘放生。不过，她这种平静如水的适意生活并没能维持多久，婆家竟因她好心雇佣过的短工驹子的出卖，而遭到土匪的洗劫；不仅公爹和丈夫死于非命，自己还被掳到山里当了压寨夫人。好在这个人称二爷的土匪头子，虽“采花”无数，却并未强迫百合，而是以讲了足足三夜关于自己的“传奇”故事，打动了百合纯真的心，逗起她的情欲并赢得了她的真爱。然而，就在她与夫婿回娘家省亲的时段，七爷夺走了寨主的宝座，并将回山的二爷囚禁起来。百合又以自己的“传奇”故事，来化解七爷心中的邪恶。尽管七爷未曾动心，却也放松了戒备，以致她和二爷得以顺利逃身。可女人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呢？一心想隐退江湖的二爷，却不料被双料春爷识破，不仅绑架了二爷，还先迫使百合给一个昏睡不醒的少爷“冲喜”，继而又把她卖了给一个佝偻人为妻，且不得不为延续赵氏香火而“借种”。于是，百合又与一个风流戏子结下了一段孽缘……
这就是百合的命运，也就是百合的江湖。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女人是属于江湖的，或者说，江湖是属于女人的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但凡是个中国的读者，没有不知道《水浒》里的十字坡，就有一个卖人肉包子的女人孙二娘。但孙二娘之流毕竟是个案，江湖分明就是男人聚啸的地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一旦蹚进江湖的浑水，“百合”也许就是她们共同的宿命。百合的善良正是出自她对他人的信任，出自她对人性的良好认知；然而命运却偏偏要一次又一次地作弄她，令她身不由己无所适从。她几乎习惯了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她最狠心的举动莫过于将烧烫了的金龟放到驹子的额头上了，那是因为她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欺骗！是的，她正是从驹子那儿看到了男人的欺骗，从七爷那儿看到了男人的残忍，从春爷那儿看到了男人的狠毒，从三爷那儿看到了男人的阴鸷；而最终让她失望的却又偏偏是两个女人——秦姑娘和长贵婆婆，她那善良的天性所必然导致的轻信，再一次让她被人利用，将自己真心挚爱的二爷送上了不归路。试问，这人性还值得信任么？这江湖还值得留恋么？百合、百合，百年好合，人间有这美好的愿望可不见得有这美好的现实，至少它已跟百合彻底无缘。百合不跟你们玩儿了，江湖也从此“没了百合的踪影”。她死了吗？百合的“意外”失踪，既是百合的性格使然，也是她思想成熟的标志，是作家为她的性格成长史所划上的圆满句号。
《百合的江湖》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几近荒诞不经的故事。作家在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同时，不仅借鉴了通俗文学的叙事章法，故事套故事，引人入胜；还揉进了许多显然是现代主义的先锋技巧，比如荒诞、超现实乃至黑色幽默，奇谲怪异，耐人寻味。小说几乎屏蔽了整个故事的时代背景，直到最后从“百合头一次看见怪模怪样的日本小鼻子兵”，我们才得知故事大致发生于民国，20世纪的30年代。这样一来，与为作者赢得盛誉的《中国1957》、《衣钵》和《生存》，乃至近年来颇受文坛好评的《风雪迷蒙》、《空白》和《残余时间》相比，《百合的江湖》无疑显得有些另类，从而又使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但作者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尤其是那占有极大篇幅的精彩对话和独白，又充分为我们展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底蕴，其对人性探索的深度似比以往更深。由此可见，尤凤伟小说深刻的社会性乃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他从不拘泥更不墨守，而是充分展示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将一个怪诞离奇的故事叙述得入情入理，并在荒诞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中为我们塑造了百合、二爷、七爷、春爷、曲路等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尤其是漂泊了一生的百合，波谲云诡的江湖给了她多舛的命运，而多舛的命运又造就了她丰满的性格。她显然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是尤凤伟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一个经历独特别具一格的中国女性。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也就是说人的性格往往可以决定他（她）的命运；其实反过来说，其逆命题也是成立的，即“命运即性格”。难道一个人的性格不是随着命运的走向而逐步形成，因命运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吗？对于文学创作尤其如此，作家一旦抓住了人物的命运，就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性格；一旦抓住了人物不同凡响的命运，就能塑造出人物独一无二的个性来。这性格鲜明的人物就会成为文学画廊里不可复制的画像。尤凤伟的近作，长篇小说《百合的江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似乎印证了上述说法。
小说的主角百合是一位“年轻俊俏”的乡村女子，家道殷实无忧无虑，又嫁给人称黄善人的财主做儿媳，日子过得原本是挺滋润的。她心地淳朴善良，单纯得近乎天真，每月都要到集市上花大价钱买一只乌龟（俗称“王八”），然后带回村边的池塘放生。不过，她这种平静如水的适意生活并没能维持多久，婆家竟因她好心雇佣过的短工驹子的出卖，而遭到土匪的洗劫；不仅公爹和丈夫死于非命，自己还被掳到山里当了压寨夫人。好在这个人称二爷的土匪头子，虽“采花”无数，却并未强迫百合，而是以讲了足足三夜关于自己的“传奇”故事，打动了百合纯真的心，逗起她的情欲并赢得了她的真爱。然而，就在她与夫婿回娘家省亲的时段，七爷夺走了寨主的宝座，并将回山的二爷囚禁起来。百合又以自己的“传奇”故事，来化解七爷心中的邪恶。尽管七爷未曾动心，却也放松了戒备，以致她和二爷得以顺利逃身。可女人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呢？一心想隐退江湖的二爷，却不料被双料春爷识破，不仅绑架了二爷，还先迫使百合给一个昏睡不醒的少爷“冲喜”，继而又把她卖了给一个佝偻人为妻，且不得不为延续赵氏香火而“借种”。于是，百合又与一个风流戏子结下了一段孽缘……
这就是百合的命运，也就是百合的江湖。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女人是属于江湖的，或者说，江湖是属于女人的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但凡是个中国的读者，没有不知道《水浒》里的十字坡，就有一个卖人肉包子的女人孙二娘。但孙二娘之流毕竟是个案，江湖分明就是男人聚啸的地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一旦蹚进江湖的浑水，“百合”也许就是她们共同的宿命。百合的善良正是出自她对他人的信任，出自她对人性的良好认知；然而命运却偏偏要一次又一次地作弄她，令她身不由己无所适从。她几乎习惯了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她最狠心的举动莫过于将烧烫了的金龟放到驹子的额头上了，那是因为她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欺骗！是的，她正是从驹子那儿看到了男人的欺骗，从七爷那儿看到了男人的残忍，从春爷那儿看到了男人的狠毒，从三爷那儿看到了男人的阴鸷；而最终让她失望的却又偏偏是两个女人——秦姑娘和长贵婆婆，她那善良的天性所必然导致的轻信，再一次让她被人利用，将自己真心挚爱的二爷送上了不归路。试问，这人性还值得信任么？这江湖还值得留恋么？百合、百合，百年好合，人间有这美好的愿望可不见得有这美好的现实，至少它已跟百合彻底无缘。百合不跟你们玩儿了，江湖也从此“没了百合的踪影”。她死了吗？百合的“意外”失踪，既是百合的性格使然，也是她思想成熟的标志，是作家为她的性格成长史所划上的圆满句号。
《百合的江湖》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几近荒诞不经的故事。作家在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同时，不仅借鉴了通俗文学的叙事章法，故事套故事，引人入胜；还揉进了许多显然是现代主义的先锋技巧，比如荒诞、超现实乃至黑色幽默，奇谲怪异，耐人寻味。小说几乎屏蔽了整个故事的时代背景，直到最后从“百合头一次看见怪模怪样的日本小鼻子兵”，我们才得知故事大致发生于民国，20世纪的30年代。这样一来，与为作者赢得盛誉的《中国1957》、《衣钵》和《生存》，乃至近年来颇受文坛好评的《风雪迷蒙》、《空白》和《残余时间》相比，《百合的江湖》无疑显得有些另类，从而又使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但作者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尤其是那占有极大篇幅的精彩对话和独白，又充分为我们展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底蕴，其对人性探索的深度似比以往更深。由此可见，尤凤伟小说深刻的社会性乃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他从不拘泥更不墨守，而是充分展示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将一个怪诞离奇的故事叙述得入情入理，并在荒诞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中为我们塑造了百合、二爷、七爷、春爷、曲路等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尤其是漂泊了一生的百合，波谲云诡的江湖给了她多舛的命运，而多舛的命运又造就了她丰满的性格。她显然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是尤凤伟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一个经历独特别具一格的中国女性。